字樣學

說：“由中國文字學的歷史來看，《說文》、《字林》以後，可以分成五大派：一、俗文字學；二、字樣學：三、《說文》學；四、古文字學；五、六書學。 屬於近代文字學，後三派屬於古文字學，在文字學裡都是不可少的。 ”經過半個多世紀的發展，古文字學、《說文》學、俗文字學、六書學均已得到極大的發展，而

字樣學，一般而言，指隋唐時期興起的規範楷書形體筆畫所擬定的用字標準的學科。唐蘭在《中國文字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4頁)中 說：“由中國文字學的歷史來看，《說文》、《字林》以後，可以分成五大派：一、俗文字學；二、字樣學：三、《說文》學；四、古文字學；五、六書學。前兩派 屬於近代文字學，後三派屬於古文字學，在文字學裡都是不可少的。”經過半個多世紀的發展，古文字學、《說文》學、俗文字學、六書學均已得到極大的發展，而 字樣學的研究卻始終處於相對滯後的局面。整個漢語文字學的發展，迫切要求字樣學這一支儘快發達起來。
隋唐科舉制度的興盛，使得整個社會對於文字書寫高度重視。唐宋政府十分重視刊正字型，先後出現了顏師古《字樣》(佚)、顏元孫《乾祿字書》、張參《五經文字》、玄度《九經字樣》、郭忠恕《佩觽》等專為糾正字型的字樣學專書，在當時起到了減少異體字、規範定形字型，促進文字統一的作用，是漢字形體發展史上重要的變革。
唐宋以降，字樣學研究成果除了《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之外，主要集中在清末民國初年，羅振玉撰有《(乾祿字書)箋證》、孫祖同和俞鴻籌撰有《(乾祿字書)箋證補》。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台灣曾榮汾、大陸施安昌等學者才又重新打破了字樣學研究沉寂多年的局面，並為兩地字樣學研究做了許多開創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