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紹
五大道簡介
具體範圍在天津市和平區成都道以南，馬場道以北，西康路以東與南京路交口以西長方形地區內的成都道、重慶道、常德道、大理道、睦南道、馬場道地區，共有22條馬路，總長度為17公里，總面積1.28平方公里。
五大道擁有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建成的英、法、意、德、西班牙不同國家建築風格的花園式房屋2000多所，占地面積60多萬平方米，總面積100多萬平方米。其中風貌建築和名人名居有300餘處，被公認為天津市獨具特色的萬國建築博覽會。
五大道濃厚的歷史感也是特有的，五大道地區作為近現代天津歷史的一個體現，蘊藏著豐富的文化內涵。多少近現代名人在這裡留下了他們的足跡，每幢建築里都蘊含著故事，充分展現了近代中國百年風雲。包括大總統曹錕、徐世昌以及北洋內閣六位總理、愛國人士張學銘、起義將領高樹勛、20年代短跑世界冠軍李愛銳、美國31屆總統胡佛、國務卿馬歇爾等上百位中外名人曾居住於此。
五大道現在仍保持著幽雅別致安靜的風貌，來到五大道會讓我們遠離了喧鬧的浮華世界，象走進安靜的萬國建築博物館。
馬場道
馬場道是五大道地區修築最早、最寬、最長的馬路。19世紀末，英租界董事長德璀琳在佟樓“養牲園”一帶修建別墅和賽馬場。此後在馬場以東修了一條通向賽馬場的道路，這就是今日馬場道的前身。路長3.2公里，寬約20米，並設街心花壇。賽馬場在1900年的義和團運動中被毀。1901年，英租界當局對賽馬場進行了重建，同時對舊有的道路進行了翻修，並將這條道路正式命名為Race Course Road，即馬場道。
馬場道121號小洋樓，原為英僑學者達文士居住，稱“達文士樓”，這座典型的西班牙花園別墅，是五大道上最早的建築。坐落在馬場道上的還有原北疆博物院和工商學院。北疆博物院是中國早期博物館之一，創建於1922年，建築為平面“工”字形，具有羅馬建築風格。工商學院建於1925年，主樓三層帶地下室，外檐大塊蘑菇石牆面，曼塞爾式瓦頂，圓形大鐘，為法國羅曼式建築風格。
睦南道
睦南道，長2.08公里，有風貌建築74幢，名人故居22處，市級文物保護單位4處。道路兩旁綠樹掩映著風格各異的小洋樓，漫步其間，使人感到路、房、樹的空間尺度恰到好處。
睦南道20號為孫殿英舊宅。建於1930年，為三層帶地下室的西洋古典公館，頗為豪華氣派。24號為中國近代外交家顏惠慶舊居，建築具有歐洲古典建築風格。28號的羅馬柱廊意式公館為天津八大家“李善人”的後代李叔福舊居，李曾任天津殖業銀行經理。50號為張學良二弟張學酩舊居，紅磚清水牆，坡瓦頂，具有英國庭院別墅風格。
由來
五大道的發展是隨著天津近代化的步伐發展起來的。從城市發展的悠久歷史意義上講，天津是一個年輕的城市。鴉片戰爭以前的600餘年，天津由一個普通的軍事寨堡和漕糧運轉中心，發展成為運河北部的新興商業城市，成為繁華的 “畿輔首邑”，在開埠以後的幾十年里，又迅速成長為工商業大都會，這在中國傳統的城市系統中是不多見的。當時之天津“去神京二百餘里，當南北往來之沖”，可以起到“通舟楫之利，聚天下之粟，致天下之貨，以利京師”的作用，正所謂“當河海之沖，為畿輔之門戶”。特殊的地理位置賦予天津特殊的政治作用——護衛京都，特別是在中國近代史上，許多大事都和天津有關，正如近人金鉞在《天津政俗沿革記》序中說：“數十年來，國家維新之大計，擘劃經營，尤多發韌於是邦，然後漸及於各省，是區區雖為一隅，而天下興廢之關鍵系焉。”
自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北京條約》簽定之日起，天津被迫闢為通商口岸，同時也出現了外國租界。到二十世紀初，天津先後出現了九國租界，成為近代中國租界最多的城市。各國租界侵占時間，最長的達八十餘年，最短的也有十幾年。從城市發展階段來看，天津被迫開放，從此天津從傳統期步入轉型期，也就是由一個封建性的交通樞紐和商業城市，逐步走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近代工商業港口和貿易城市。
五大道所體現的是天津這個城市骨子裡的氣息。雖然很難用一兩句話概括出天津的地域文化，但無疑，這種文化的形成和發展與天津城市的發展歷程息息相關，而天津的人口聚集在天津城市的發展過程以及文化形成過程中又起著極為重要的作用。
古代天津人口有兩次大的聚集過程，一次是在明永樂初年天津建衛設城後，調有官、軍二籍充實城衛，這些人在天津定居後，繁衍後代，構成了天津城居人口的主要部分。另一次是在清代康雍年間。這源於天津城市經濟的發達，吸引了大批外地人口來這裡定居。
近代是天津城市發展的高峰期也是天津城市人口發展的高峰期。在20世紀後的20多年內，天津政治地位空前提高，經濟職能迅速增強，社會環境相對穩定，城市基礎設施和城市建築日趨完善和發展，對周圍地區的吸引力大大增強，促使天津城市人口的劇增。1925年天津市區人口超過百萬。
大量遷移人口的到來，也給天津帶來了各地文化，使得天津的社會職業結構和組織結構都極為複雜。天津原本的傳統文化根基因為大量的遷移人口和港口地理極易受到衝擊，並不深厚。天津近代的城市文化更是呈現出多元化、多層次發展特點。中國近代城市文化一方面是傳統文化與近代西方文明互相衝擊、滲透的結果，一方面又是鄉村文化與市民文化互相融和的產物。租界這個傳播西方文明的視窗，到本時期已經存在了半個多世紀。尤其是民國以後，租界內中國人口的大量增長，租界與華界的進一步結合以及近代大眾傳播媒介的迅速發展，使西方文化對城市社會的影響越來越大。就傳統文化而言，儘管天津的傳統文化基礎並不十分深厚，但是直到本世紀為至，它對城市文化結構的影響力仍然很大。尤其是來自北京的文化影響。20年代，頻繁來往於天津的清遺老遺少和軍閥們便是傳播這種文化影響的一個主要媒介。另外，來自華北地區尤其是河北農村的大量移民，使內地鄉村文化隨之不斷匯入城市，並逐步演變成為城市文化的組成部分。
而二三十年代的天津，文化藝術呈現出一派興旺的景象。形形色色的文化流派，多種多樣的藝術形式紛紛出現，或流行於一時，或存在於一隅，形成多種文化並存的複雜結構。新文學與通俗言情、武俠小說並存，話劇、圖書館、博物館、美術館雖然存在，但觀眾甚少，而同時，各種各樣的改良音樂也不斷出現，如將經過修改的崑曲做為新式婚禮的專門樂曲，用絲竹樂隊演奏西洋音樂……總之，近代天津音樂文化的特徵是多種形態並存，相互滲透、影響。這也恰如當時的天津文化一樣，多種形態、多種理念並存。
建築文化
五大道和小洋樓是天津的“城中之城”。天津由於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政治影響，在近代社會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天津開埠以後，外國侵略者紛紛在天津建立租界。早期天津洋樓，是學香港和印度的結構和造型，用中國建築材料建築成砌體的。紫竹林教堂、望海樓教堂、大清郵局等都是這種“洋樓”的代表。隨著帝國主義侵略的加劇，英國和各國商人紛紛在當時法國打通的 “中街”和英國的“維多利亞路”兩側建築洋行、商店、旅館及其它公共建築。滙豐銀行大樓和開灤煤礦大樓都是當時的典型代表。近代中國幾多崢嶸歲月，幾多鐵血紛爭，幾多戰火硝煙，鴉片戰爭、洋務運動、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軍閥混戰……清王朝覆亡了，清室的遺老遺少們來到天津；北洋軍閥江山輪流坐，大大小小的政客們攜家眷也來到天津租界，在動盪不安的年代，任何勢力都不可能也不敢把觸角伸到外國租界，於是這裡便成了中國北方最大的“安全島”。而他們所建的花園別墅和西式住宅，便被統稱為“天津小洋樓”。
但在實際上，天津那么多小洋樓的主人中洋人卻是極少的一部分，大多數是中國人出資蓋的，其中商人、企業家並不多，最多的是倒台的皇族，下野的總統，失勢的督軍，落魄的官僚。這些人從全國各地攜巨資來到租界，蓋起了洋樓，雖然失去了天時，但總算占了地利，交通方便，可進可退。而這正如時人所評論的：“津埠密邇京師，交通便利，十里洋場一般。政客官僚，多以此為安樂地。無心問世者視之為世外桃源，熱衷政局者，視之為終南捷徑”。從小洋樓昔日的社會身份來說，它為上層社會所擁有。由於小洋樓的地帶——租界的權利獨立於皇權之外，它便成了中國政治生活中一個優越的、神秘的、深邃難測的空間，重大事件的後台，世外桃源與世間桃源，那些形形色色特殊人物的種種幕後活動與隱私，填滿了這裡的各種各樣曲折而美麗的建築里。這些在今天看來只不過是千奇百怪的房屋，其中許多都是近代史上舉足輕重的棋子。
從建築意義來講，各種各樣的小洋樓本身就是一座“萬國建築博覽會”。這些小洋樓的建築風格從古典復興式、羅曼式、哥德式、巴洛克風格、新藝術派、折衷主義、摩登式，直到當代後期摩登主義，依稀可辨，又都帶著天津味兒。由於多國租界並存，天津的建築文化呈現出多樣性、豐富性、複雜性。如袁乃寬奧租界金湯二馬路宅邸，其建築風格具有尼德蘭建築的特點，角亭又吸取了義大利建築特點；載振英租界39號路的“慶王府”占地七畝多，共有房120多間圍繞著中央大廳，是一座中西合璧式的建築，外檐用中式青磚砌築，樓房四周設有西洋列柱式迴廊，富有歐洲風味。大樓東面的小花園，有一座中國傳統式的六角涼亭。
在這些千奇百怪的小洋樓里，發生了許許多多的故事。溥儀在天津“拉攏過一切”他“想拉攏地軍閥”，而他的客人則“只要拿著‘聯絡軍人，擁護復辟’這張‘門票’便可以進入張園”。特別是從一九二六年起，一批批的光桿司令和失意政客湧進了租界。溥儀的“門客更是有增無減”。“靜園”不靜，也就是在靜園，溥儀和文繡離婚，後又被土肥脅持到東北當了偽滿的皇帝。段祺瑞號稱“北洋三虎”之一，1926年來天津居住，後來又搬到日租界宮島街的寓所，而1924年段祺瑞曾在這裡與張作霖、馮玉祥開過“天津會議”，沒幾天他就當上了中華民國臨時執政。這裡是日租界，距離日本駐屯軍司令部比較近，又經常有日本軍政官員來訪，並不是一個清靜的場所。這些發生在小洋樓里的故事，給天津的小洋樓賦予了神秘的歷史文化色彩。
歷史名人
天津五大道歷史風貌建築區已有近百年歷史，是天津“小洋樓”最為集中的地區。該區占地137公頃，現有異國風情風格的各類歷史風貌建築400餘幢，享有“萬國建築博覽會”之譽，在國內外有相當影響。五大道歷史風貌建築區有以下明顯特點：第一個特點是居住區功能的完整性和規劃理念的先進性。強調居住環境舒適。整體規劃布局合理,路網布置和道路尺度、配套設施（如：醫院、學校、教堂、花園、體育場等）體現先進設計理念。第二個特點是建築風格的多樣性。該區內房屋具有哥特、巴洛克、古羅馬、折衷主義、中西合璧等多種建築風格。第三個特點是居住在此的近代名人多。據統計，居住在五大道的各界名人近百位，有愛國人士張學銘、起義將領高樹勛、20年代短跑世界冠軍李愛銳、民國總統徐世昌、曹錕等。
蔡成勛（1871—1946），字虎臣，行伍出身，直隸天津縣人。1900年從北洋武備學堂畢業。1912年升任陸軍第一師師長。1917年馮國璋在南京代理大總統後，被封為綏遠特別區域都統，成為直系骨幹。1921年5月14日靳雲鵬正式任國務總理組閣時，蔡成勛任陸軍總長，至1921年12月25日被鮑貴卿所取代。1922年6月15日，蔡成勛奉曹錕命，率部接江西督軍陳光遠的班，節制全省軍隊，並於當年9月2日正式上任江西督理一職，直到1924年12月14日免職。1922年蔡成勛還任將軍府將軍，為五名濟威將軍之一。蔡成勛還兩次兼任江西省長一職。第一次是李廷玉於1922年10月4日離職後，蔡於當日自兼省長。第二次是1923年12月11日暫兼省長職，直至1924年12月1日被免。
蔡成勛輾轉返回家鄉天津後，在英租界五大道蓋了寓所和祠堂，過上了寓公生活。他不僅在房地產及實業投資上下了些功夫，在慈善事業上也進行過投入。他是1931年天津市慈善事業委員會委員，1931年天津市救濟水災委員會幹事，記錄檔案中均以蔡虎臣名義出現。
坐落於舊英租界新加坡道即33號路（今和平區大理道1號），是當年蔡成勛的寓所和祠堂。該建築是一座公館式建築，中西合璧建築風格。院落寬敞，圍牆高闊，朱褐色大門有一種豪華和森嚴的氣派。院內的主樓即寓所為三層磚木結構的西式建築，風格為法國羅曼式。建築面積達2100平方米，樓正門兩側為對稱式，樓房外檐為青磚牆體，以白色窗楣為飾，樓房的第三層配有凸出檐的平台。
主樓的內裝修也是中西特色兼具。樓內是大開間型，各居室功能不同，均為硬木地板、護牆板，樓梯也是硬木質地。其中一樓的隔斷牆有紅木落地透雕隔扇，月亮門造型，屬精雕細刻的罕見精品。進入樓內的突出感覺是典雅高貴和豪華安適。
陳光遠（1872-1939），字秀峰，直隸武清（今屬天津）人。在天津租界的北洋寓公中，是首屈一指的百萬富翁。他19歲入天津北洋武備學堂，畢業後歷任武衛右軍隊官、北洋常備軍軍政司總務處總辦、步隊統領、北洋第四鎮第八協統領。1918年馮國璋代理總統後，他被任命為江西督軍，與江蘇督軍李純、湖北督軍王占元合稱長江三督，是直系軍閥的重要骨幹。1922年被免職，來天津作寓公。在天津，他通過親家龔心湛在北洋企業中大量投資，購買了啟新洋灰公司、開灤礦務公司、華新紗廠、耀華玻璃廠等企業的股票，約計100萬元左右。1939年8月，陳光遠病故於天津博羅斯道寓所（今和平區煙臺道62號）。
陳光遠寓所位於和平區大理道48號。是一所大門樓、高台階、歐式現代風格建築。黃色硫缸磚牆體，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二層凸出於三層，二層上有一大型露台，三層樓頂有一八角涼亭，建築風格獨出心裁，端莊氣派中透著豪華壯觀。
鹿鍾麟（1884-1966），字瑞伯，西北軍著名將領，二級陸軍上將。自北洋新軍學兵營與馮玉祥相識後，隨馮戎馬生活近四十年，成為馮的主要助手。鹿足智多謀，善於隨機應變，有“鹿小鬼”的綽號。在“北京政變”中，率部先行入城，不費一槍一彈，僅三天就控制北京全城。接著，帶領軍警等二十餘人，直入清室，將中國末代皇帝溥儀驅逐出宮，廢為平民。北伐後，曾任南京軍事委員會委員、軍政部次長及代理部長、河北省主席、兵役部部長等要職。馮玉祥和蔣介石鬧翻後，鹿鍾麟從北京回到天津，過著隱居的生活，直到天津解放。
鹿鍾麟故居坐落於和平區大理道18號。建於民國時期，為一座磚木結構，紅瓦坡頂，坐北朝南的英式二層樓房。該建築為高台階，圓拱形大門。院中樹木茂盛，整體布局美觀，樸實而幽雅大方。現為居民住宅。
王占元(1861—1933)字子春，山東館陶人。初讀私塾，成年後投身卒伍，後被選送北洋武備學堂第一期畢業。歷任淮軍哨官，新建陸軍工程營隊官，第七營管帶，以後累升新軍第三協協統。1911年任第二鎮統制。辛亥革命後，“鎮”改稱“師”，繼任師長。1913年率部調往湖北，因鎮壓“二次革命”有功，1915年晉級壯威將軍。1916年授襄武將軍督理湖北軍務。袁世凱死後，任湖北督軍，一度兼任省長。1920年任兩湖巡閱使。1921年直奉兩系爭權矛盾日趨緊張，國務總理靳雲鵬召集曹錕、張作霖、王占元等三巡閱使商討時局於天津，時稱“四巨頭”會議。同年因湖北境內多次兵變，再加湘鄂戰起，鄂軍敗北，被迫辭職，匿居天津。1922一1924年兩次直奉戰爭，企圖東山再起，終以直系失敗而未果。後回天津從事工商企業活動。先後在北京、天津、大連、保定、濟南、館陶等地購有大宗房地產和私人住宅，在天津萬德莊、東馬路、估衣街、南市、河東、舊英租界等地有出租房產三千多間；並投資於紡織、麵粉、金融、電力、煤礦等企業。如在中國、交通、鹽業、金城等銀行均有巨額投資。在天津東亞毛呢紡織公司、慶豐麵粉公司、三星麵粉公司、華北製冰廠以及敬記、永順興、乾祥厚等茶莊也擁有股份。
王占元在津幾次遷址，上世紀30年代居住在英租界博羅斯道(煙臺道畜產公司)，現該房已改建。大理道64--70號3幢格局—樣的英式混合結構樓房，是王占元為其3個兒子建的，但在他故去後的1940年建成。每幢樓平面布局為非對稱式，首層的前方突出部位為半圓形玻璃花廳，其上前部為陽台，2層屋頂上則探出混凝土製大涼棚，陽台後半部為局部3層居室。
張伯苓（1876—1951）名壽春，字伯苓，以字行，天津人。北洋水師學堂畢業，任海軍士官生。親睹甲午覆師、威海易幟之辱，奮然立教育救國之志。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應嚴修之聘，教其子弟，遂與嚴修成為天津最早提倡民辦教育者。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又兼教鹽商王奎章家館。光緒三十年（1904年）隨嚴修赴日考察教育。歸國後合併嚴、王二館，辦起一所中學，定名“私立中學堂，1907年校名改為“私立南開中學堂”。
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張伯苓代表直隸赴美參觀漁業博覽會並考察教育。宣統元年（1909年）創辦“南開新劇團”。1917年他赴美國入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研究教育並考察私立大學組織設施。翌年回國，與嚴修等人在南開學校南面窪地建大學部講堂（即南開大學），1919年10月17日南開大學正式成立。1923年在現南開體育場南端成立南開女子中學，1928年在南開四馬路成立南開國小。1929年去歐美國家考察教育。1936年在重慶沙坪壩建南渝中學。
1937年7月29、30日，侵華日軍炸毀南開大學，並占領校園，學校被迫南遷長沙，繼遷昆明，與北大、清華合組西南聯合大學，張伯苓任校務委員會常委。1938年任國民參政員並選為副議長，1945年出席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為中央監察委員，1948年出任南京政府考試院院長。1949年11月他在重慶迎接解放並慨然要把重慶南開中學獻給國家。1950年春，張伯苓希望北歸；張伯苓在抗戰勝利後返回天津時，先後住在南開區南門外大街272號（現為天津市無線電六廠）及和平區南海路5號（現為1號）。1950年9月15日，張伯苓夫婦回到天津，與三子張錫祚一家租住大理道87號（現為和平區大理道39號）。1951年2月14日，張伯苓突患腦溢血，23日下午謝世，享年76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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