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天德軍，初名大安軍（一作天安軍），隸屬於唐關內道豐州，其兩處治所皆位於今內蒙古巴彥淖爾市陰山山脈南麓，與前套地區的振武軍為中晚唐時期（755年—907年）唐朝北方邊疆的重要軍事機構。安史之亂後，回鶻汗國一直未能對唐朝造成較大威脅，故而天德軍與振武軍的防禦任務不重，駐軍量也較西北地區的西套銀川平原少，主要是回鶻對唐朝威脅遠不如吐蕃嚴重。天德軍置有都防禦使之職，因駐軍量是唐朝河套軍鎮中最少的一個軍鎮，實力也比河套東部平原的振武軍弱，一直也未能像振武軍一樣升格為節度。最早的天德軍節度使，始見於911年的五代後梁時期。唐朝前期，河套內外駐防城群體盡歸朔方節度使統管，後期駐防城群體分別劃歸於靈鹽 、夏州 、天德軍和振武軍四個方鎮統轄，成為區域社會穩定的基石。歷史
唐天德軍
天德軍最初治所在北城（內蒙古烏梁素海土城子），749年張齊丘於可敦城（今內蒙古烏拉特中旗溫根鎮南狼山山區）置橫寨軍，同年，自中受降城遷安北都護府治所於此城，可敦城乃可賀敦城之誤，為突厥語皇后城之意。753年安思順與郭子儀奏棄橫塞軍，請於大同川以西築一城置軍為朔方根本，並擬以中受降、東受降城連振武軍為左翼，以西受降城連天德軍、定遠軍為右臂，作為東西一線的河套防禦體系，755年築畢置軍，唐玄宗賜名大安軍，為其軍鎮治所，即故天德軍城。不久因安史之亂，郭子儀奉調征討，只留老弱守此城，為燕將宋星星攻破，縱火焚毀，故將天德軍都防禦使遷駐西受降城，改名天德軍，臨時安置軍馬於永清柵（一作永濟柵，今內蒙古烏梁素海南岸），北城遂廢棄。813年由於河套泛濫，西受降城城南被黃河河水沖毀。天德軍都防禦使周懷義上表請修築，修費為21萬貫。圍繞著修城還是遷徙，官臣們發生了爭執。814年在李吉甫的建議下，因遷城費比起修城費要少得多，只留天德軍1千人守西受降城內城及月城，將余軍及防禦使往駐天德故城，又以3萬餘家遷移至北城城內，此後，天德軍一直駐在北城，直到唐末。
920年遼太祖耶律阿保機領軍攻天德軍城，節度使宋瑤投降，遼更其名為為應天軍，班師。不久，宋瑤復叛，阿保機再次出兵，俘宋瑤，遷其家屬及天德軍吏民於東陰山山脈的大青山南麓。因遼對經營後套地區頗感困難，不得不將其統治範圍向東收縮，將故豐州和天德軍治所遷至前套地區（今內蒙古呼和浩特附近）。
遼天德軍
916年遼置西南路招討司，920年豐州東遷後，為其治所，隸屬於西京道，此後又在豐州以遠設定了一些州、軍，形成了遼在西南地區的統治網。遼在該地也置有天德軍節度使，第一任節度使頹刺於983年在率兵出擊党項（時為定難節度使）時與其子戰死。儘管遼對河套統治範圍向東收縮，對西南防務方面也感到了困難。1122年在金兵的進攻下，遼天祚帝出京向西逃亡，曾反覆經過天德軍，其路線大致從今大同市經呼和浩特過漁陽嶺然後進入夾山。經濟
安史之亂後，回鶻汗國對唐朝威脅遠不如吐蕃嚴重，故而在中晚唐時期出現了北疆河套地區戰事反較西套的銀川平原少。在這種情況下，唐朝就看上了後套地區這裡廣袤萬里的良田以求發展農業，對經濟有很大發展。但後套地區距中原腹地懸遠人煙稀少，也是歷來唐朝免死配流之處，並以此來保證這裡一定數量的居民，因此這也是農業不發展的一個重要的原因。後套地區占據著相對優越的地勢條件與自然環境。以河曲外圍駐防城而言，前有賀蘭山，陰山山脈作為巨大的天然屏障，後有黃河天塹作為依託，山河之間土地平衍而肥沃，水利資源豐饒，自古受唐朝人好評，並反映了豐州城、西受降城、天德軍城等駐防城所處軍事地理條件與自然環境之適宜。天德軍地處回鶻汗國之要衝，也是草原絲綢之路的必經之地，唐朝在新宥州至天德軍設有新館11所，對使者南下夏州和靈州提供便利。此外，由於回鶻汗國地處草原絲路的中心，作為絲綢之路的樞紐與中轉站，來自東、西方的商旅都要在這裡停留，因此從中獲利不少，並給予社會增加了巨額財富。回鶻人以馬匹向唐朝換取絲綢，從而也就刺激了畜牧業生產的迅速發展，此後興起了經商之風，足跡遠至契丹和中原地區，並且在那裡長住下來。大批粟特商人，來唐朝進貢的西方使者和到西域去的唐朝商旅和使節以此為中轉站，回鶻也便同時吸收東、西文化，為躋身到定居式民族行列起了重要作用。
遺址
故天德軍城
故天德軍城的具體位置在今內蒙古額爾登布拉格蘇木北境，烏梁素海東側的土城子古城，1933年因洪水被淹沒在烏梁素海下，今天已不能看到，據原住在該地老人，其城甚大，當地人稱之為土城子。安史之亂期間，該城被賊將宋星星所毀，因天德軍城瘡痰未復，遂移駐西受降城，所部兵馬安置在永清柵，即隋大同城（今內蒙古烏拉特前旗北部烏梁素海南岸），直至814年，重建天德軍城，都防禦使遂回駐舊城。1976年考古隊在該地附近發現了一座唐墓，墓志銘文記死者名王逆修，生前任天德軍防禦都虞侯，段後葬於天德軍城南原五里。張郁在《內蒙古文物考古》1981年刊載的《唐王逆修墓志銘考釋》 依據1976年的實地調查結果，首次確定烏梁素海東岸的土城子為故天德軍城遺址的具體所在。
銘文記載了墓誌主人於823年因染疾放家人從良的事情，所放4人為51歲的漢婢張淨德，為前使金吾李大夫賞得，及其10歲女不弱；契丹婢蕃名信的鈴，此婢漢名王春燕，14歲，與墓主妻賈氏為女；男春子12歲，改名王昌鉉，與墓主第三子王昌럹為弟。墓誌主人疾篤而釋放奴婢從良，意在積陰德修來世，又恐死後子孫反覆，請人將解放奴婢事預先記錄於自己的墓誌。若有放良糾紛，可讓原奴婢張淨德等掘出入葬墓誌為放免的依據去告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