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浦[江蘇省連雲港港前身]

大浦,現位於連雲港市海州區猴嘴街道。舊稱大浦港,兼有海、河運輸之便,為淮鹽集散地之一。1905年,大浦作為海州的商埠開放。 1921年2月,大浦以“膠海關海州分關”的名稱,正式對外開放。1925年7月1日,隴海鐵路徐海段通車至新浦、大浦。新浦和大浦兩相依託,河海雙向聯運,促進經濟繁榮和城市建設的發展。

然而大浦港所在的臨洪口是沭河的主要入海口。歷史上受黃河奪淮的影響,極易淤塞。1933年臨洪口淤塞更為嚴重,又不值得全力疏浚,重新在孫家山、老窯(今連雲港港)另築新港。

1933年隴海鐵路延伸到連雲港,1934年連雲港港口的一號碼頭投入使用,大浦30年發展繁榮,開始漸衰,解放初設立大浦鎮,1958年劃歸猴嘴鎮,成立大浦社區。

歷史背景

《馬關條約》、《辛丑條約》的簽訂,是帝國主義對中國侵略政策的根本轉變,即中國由一個商品輸出國變為一個資本輸出國,富了外國,窮了中國。《馬關條約》第四條:“日本臣民在中國通商口岸城邑,任便從事各項工藝製造,又得將各項機械任便裝運進口,只交所訂進口稅。”由於“利益均沾”各殖民國家都可照此辦理,中國民族危機日益加重。為保護本國利益,中國新生的資產階級,要求政府制定政策,挽回利權。清政府正是在割地、賠償、權益瓜分的情勢下,被迫採取的開放通商口岸、設廠自救的國策。新浦的發展和繁榮,臨洪口的自行開放,大浦港的建設正是在這一政治背景下產生的新生事物。

地理優勢

由於海勢東遷,原在新浦附近(今沈圩橋以東)入海的臨洪河口,東遷至遠離新浦十幾里的大浦,流經我市的薔薇河、臨洪河在大浦匯流入海,形成一個寬達1.5公里、水深7米的入海口,成為一個河海交匯的自然港。從臨洪口溯河而上,大船可到海州西門外沙板橋,小船可直抵今東海至沭陽的三盪。通過烏龍河和薔薇河相連,舟楫方便。溯河而下,經臨洪口,海運可與上海、天津、青島、煙臺相聯接。其聯海通陸的優越的地理條件,是決定作為開放海港的重要條件。

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板浦口以下漸近淤塞,海潮不通,黑風口至孔望山一線,脫離海境,“潮漲無路、潮落方通”,成為灘涂,鹽業運輸受到影響。因此,向北新開卞家浦,以利鹽斤運輸。時隔不久,“嘉慶三年(1798年)。淮北鹽商以卞家浦海戽淤墊,捐挑戽河。”嘉慶三年鹽商捐資戽河的河就是由海州東流入海的新浦河,它的入海口就是“新浦口”。新浦至此出海問世。但這個新浦不是今連雲港市新浦區,其地址在今連雲港市海州區玉帶河下游紗廠工農橋附近。清嘉慶九年海州知州唐仲冕在《甲子河記》中具體地記敘了這一滄海桑田的巨變:“此州十年來,潮漸北徙。故恬風渡最險惡,已成平陸,朐山以東,郁州以西,得沙田數千頃。”這一個由質變到量變的過程,是1786-1804僅僅十年的時間。今天連雲港的市政中心新浦也是在這一時間脫離海境,由灘涂漸變成陸地。新浦由海變陸,也僅僅只有200年歷史。由灘涂變為漁村,由漁村變成集鎮,完全是由於新浦河海通航商業和海運的發展。

上世紀80年代,在全市文物普查中,在新浦公園發現幸得保存的刻於民國六年(1927年)由東海縣臨洪市新浦商會公立的一塊《創建新浦天后宮紀》碑。可以說這塊碑對新浦的開發和崛起作了歷史的記述。今摘錄一段如下:

新浦據薔薇河下游南岸,上沿沭河,為運河尾閭,河流所及之,土貨泛而至焉。渤海商舶,因是翔集,而交易成然。余童年至此,茅屋星星,帆檣環立。而廟東則荒冢累累,於蒿萊一望間而已。至是廟落成後,商業日興,經營乃有今日,聞諸父老言,新浦之興自有天后宮始。

這塊碑記中所記之“新浦”可不是前文所說的位於紗廠工農橋附近的“新浦口”。而是今日新浦。由於泥沙淤積,各個河口灘涂日長,繼卞家口淤塞後新浦口也相繼淤塞,海潮不通。為了鹽斤運輸需要,西鹽河於光緒初年又繼續向北開挖伸延至今新浦與後河相接,成為海州漕運及臨洪、興莊兩鹽場重要的鹽斤運輸的航道。其中河流貫穿,航運極為發達。東有龍尾河,西有運鹽河,前河從今市化路東行和龍尾河相接,後河從臨洪口入海。這樣一個河海交接、交通便利的新淤灘地,遂名“新浦”。從清光緒十八年以前已經得到了開發。“新浦之興自有天后宮始。”天后宮興,是海運發達的標誌。是物流帶動了人流的匯集。新浦由一個漁村變成一個港口集鎮。

隨著新浦集鎮的開發和商業的發展,選擇和開闢通商口岸遂為海州、新浦地區包括沈雲霈等一批有識之士的重視。

兩江總督周馥 兩江總督周馥

光緒三十一年八月二十四日(1905年9月22日),時任兩江總督的周馥在海州紳商的籲請下,向清光緒帝上奏:“海州居膠州上海之中,為航路往來必經之道。本地商人早欲自雇商輪試行販運,惟築壩疏河需費甚巨,應俟部議作為自開商埠後,將應辦各項工程料理粗妥,再行奏明訂期設關收稅。現在各工未興,關員未設,尚無開關之期。該州紳商迭來陳請,擬自雇小輪裝運貨物來往行駛。查與內港行輪章程相符,自應照準。”

奏摺上朱批“欽此”,得到了皇帝的同意,這一自開的商埠港口就是臨洪口的大浦港和新浦。據原連雲港市博物館館長劉洪石蒐集的資料顯示:大浦港從1905年開放到1932年鼎盛,最興旺的時候,同時停靠著14艘千噸級輪船,轉運公司多達80多家,這段時間正好也是新市區(新浦民主路)繁榮之時。

民國九年,即公元1920年,沈雲沛的錦屏礦務有限公司成立,在大浦建貯礦石7000噸左右的貨棧20餘間,所採礦石均由薔薇河運至大浦,然後裝海輪,運銷日本。這一舉動成為大浦“崛起”的一個肇端。據當年年底統計,因為沈雲沛的功勞,大浦當年進出口船隻達8380隻,吞吐量為145815噸。

作為開放口岸的一個重要特徵是設立海關。海州分關設立於1931年1月,辦公地址在今東跳外,原鹽場醫院內。原屬上海關管轄,並在大浦、墟溝、柘汪、燕尾港設分卡。後又增添新洋港卡所。1932年8月9日劃歸膠海關(青島)管轄,成為“膠海關海州分關。”1935年連雲港築成,墟溝卡所合併到連雲港辦事處。

1921年2月,大浦以“膠海關海州分關”的名義,正式對外開放。1925年7月1日,隴海鐵路徐海段通車至新浦、大浦。大浦港經過多年的建設,開埠時已有五座碼頭,3000噸的貨輪可以停泊。

步入繁榮

在大浦開過分廠的久大精鹽公司生產的食鹽 在大浦開過分廠的久大精鹽公司生產的食鹽

據《鹽政實錄》,1926年自新公司、公益公司在大浦建成,年銷量達4392000擔。比1921年至1925年的平均銷量提高了14.3%,又有福泰公司、聚興公司、大陸公司在大浦建立,當時徐州、蚌埠、潼關的商人,在此設立各種土產專運公司。

大宗的花生、黃豆、豆餅、芝麻、糧食和“幫豬”在此裝運,轉海路北上青島、上海等地。錦屏山的磷灰石也是從這裡運至青島再運至日本。1932年春,大浦火車站設立港務段,專門負責大浦碼頭管理、使用及組織疏浚。自1925年,隴海鐵路由新浦延伸至大浦,就相繼建起了隴海、裕興永、大振三座木質碼頭,以及豫海(2310m2)、大振(14077m2)、大久(976m2)三個與碼頭配套的倉庫。同時還修有兩座棧橋,與此同時,河北岸的太平莊也成為臨洪口的海運碼頭。

如此盛景,無疑吸引了不少外地大公司到此投資,這其中就包括遠負盛名的久大精鹽公司。這座由著名實業家范旭東在1915年開辦的製鹽公司,為侯德榜創設的永利鹼廠,及李燭塵創設的黃海化學工業研究社提供了雄厚的資金、技術和人才支持,是中國化學工業“永、久、黃”團體中歷史最悠久的一脈。

1930年,范旭東又在連雲港市開辦了久大大浦分廠,除設海水制精鹽的鹽場外,還自辦電廠發電。直到抗戰爆發,該分廠遷到四川。當時還專門修建了商用鐵路,(但到了上世紀60年代,那條鐵路已被棄置良久,周邊廠房被流民占據。某年夏天,有一家五口在鐵軌上乘涼睡覺,不想突然一輛火車駛過,五口人全被軋死。此後這條鐵路就給拆了)。

從1926年至1933年的8年時間,大浦港初具規模,貨物堆積如山,市面繁榮,火車、輪船進進出出,大浦磷礦石出口日本,煤炭外運,雜糧南下,成為日雜貨的集散地。大浦固定住戶4000戶。在沿街兩側,有京廣雜貨店18家,飲食店20多家,雲台、高長、山東等多家旅社生意興隆。大浦港進入了一個高度繁榮的時期。

據當時的膠海關統計資料顯示,僅1932年大浦港進口就達22941噸,大浦港出口為88968噸。自1930年夏以後,由於蔣閻內戰激烈,交通阻塞,隴海鐵路西不能逾歸德,津浦路北不能達濟南。浦口至徐州間,火車又忙于軍運,致使中興煤礦(棗莊煤礦)日產的3000噸煤無法運銷各地,只能經隴海鐵路轉至大浦港裝船,出臨洪口抵運上海,由此更促進了大浦港的運輸繁榮。

新浦共榮

商品經濟是港口存在的基礎,經濟腹地和海外貿易是港口興盛的兩大支柱。新浦和大浦兩相依託,河海雙向聯運,更促進經濟繁榮和城市建設的發展。海州官商沈雲霈,捷足先登,殷、葛、楊、謝四大姓,也相繼在新浦建鋪經商。贛榆許鼎霖在新浦創辦“海豐麵粉公司”(原警備區)、“贛豐油餅廠”(原解放路國小)。外地客商也紛紛至新浦經商。有以福聚東土產行為首的山東的安徽幫,有以經營鹽號為主的河南幫。以經營亞細亞、美孚、德士古等煤油公司的外商資本也插足新浦地區的商業開發。位於前河和後河的河底,市中大街(民主路)應運而生,成為新浦這座城市的“血脈”和“生長點”。從西跳到東跳,一條依河而建的商業街區逐步建成。它的每一座建築都是各地商家請原籍的建築技師設計修建的,每一座建築都有自己的建築特點和風格,成為新浦地區體現地域文化特色建築一條街。是新浦近代城市崛起的歷史記錄。新浦從1929年至1939年,僅僅經過10年開發、建築,已由一個集鎮發展為一個近代的商業城市。人口由原來的約100人,到1938年前已有30000多人。

1933年,中央大學地理系胡煥庸教授偕同年輕的助教樓同茂、李旭旦來新浦專程考察時,在其《兩淮鹽政考察報告》中記錄下這座新興的城市的繁榮:“新浦水陸輻湊,商鋪林立,是新興的商業碼頭,商民儼然以‘小上海’自詡,其前景正方興未艾”。

開始衰落

衰敗的大浦老街 衰敗的大浦老街

1930年,一艘英輪及日本“白鶴丸”號在大浦口先後沉沒於臨洪河口航道,此後船舶經常在此擱淺,航運界開始“視為畏途”,也預示著大浦港命運的衰微。這背後的原因實際要歸責於大浦港的“短板”———易於淤淺。

1933年臨洪口淤塞更為嚴重,又不值得全力疏浚,不得不在孫家山、老窯另築新港。

1934年,隨著連雲港的一號碼頭投入使用,大浦30年的發展繁榮,終於退出了歷史舞台。新浦繁榮與發展也不得不遲緩了步伐,進入了城市衰微期。

衰敗原因

地理因素

《隆慶海州志》記載:“海州境內瀕臨大海,潮汐往來,易於淤墊,潮帶泥沙,湧入各河,水退沙停,薔薇等河淤墊尤甚。”薔薇河是沭河的下游,到達大浦附近又稱臨洪河,臨洪口是沭河的主要入海口。歷史上受黃河奪淮的影響,薔薇河口上游的青伊、桑墟諸湖,日漸淤淀。每當夏秋山洪暴發,客水過境,在原湖區大肆泛濫,致使臨洪口與秦山之間形成攔門沙,河水下瀉,再遇潮汐頂托,交融“凝絮”,極易“海漲沙淤”。1933年臨洪口淤塞更為嚴重,又不值得全力疏浚,不得不在孫家山、老窯另築新港。1934年隨著連雲港口的一號碼頭投入使用,大浦30年發展繁榮,終於退出了歷史舞台。新浦繁榮與發展也不得不遲緩了步伐,進入了城市衰微期。

城址遷移

連雲港瀕臨大海,北從嵐山頭南到連雲港,全長135公里的海州灣可利用水面400平方公里。不僅有著北從繡針河南到灌河口長約162公里的海岸線,岩質、砂質、淤泥質海岸齊備,是江蘇744公里海岸帶最精彩的部分。基岩海岸是建設海港的重要條件,已經成陸多年的海灘是建設東部城區的理想用地。沿岸的數條河流入海,不僅成為聯絡內陸的河流入海口———河港,而且可以成為東部城區獨特的濱河景觀。如此得天獨厚的自然優勢,在很長的時間連雲港並沒有造就海港城市的特色,凸現海港城市的優越。其原因是城市發展的戰略、城市規劃沒能適應這一動態的港口的變遷。連雲港這種城市的特質,在全國諸多沿海城市中也是少見的。蘇州建城2500年,原地未動,而連雲港遠的不講,從南宋至今,作為州級的政治中心,屢有遷徙,從朐城到龍苴,從龍苴到海州,從海州到新浦,這是一座中心城址會移動的城市。而這一原因完全是由港址的遷移,造成了城隨港走,形成了港城一體。從新浦港的衰落,到大浦港的興起;從大浦港的衰落到老窯大港的崛起。自明代以來,特別自清末至今,隨著港址的轉換,作為政治中心也逐步由西向東屢有遷徙。這個轉移的決定性因素就是連雲港的海岸變遷。揭示這一城市的地理特徵和它發展的規律,為探討連雲港口在新的社會條件下的城市建設發展,提供歷史的借鑑。

19世紀末20世紀初,由於江海通航、五口通商的刺激,原來以農村商品糧為流通商品的主體、現在代之而起的是畜產品、手工業加工產品和糧油加工產品以及鹽、礦產品都在積極尋找消費市場。為了適應這一發展的勢頭,一個以海州、青口為中心,以蘇北和魯南經濟區的集散地的糧油為主體商品的淮海經濟區在19世紀末已經形成。它突破了以淮安關為經的封閉式區域市場的界限,而逐漸形成了以商品糧為紐帶的國內統一市場。其基本的特點是:以蘇北、魯南、豫東、皖東南不發達地區的糧食和畜產品同東南沿海殷富之區的手工業品及工業加工品的交換;以其地方的礦藏———磷灰石和鹽出口日本,輸入金屬、砂糖、木材、洋油、肥皂等物資的新的流通商品的經濟渠道正在形成。其時,不僅海州、沭陽、贛榆一路所產黃豆由陸路運往青口出口海外,其南來雜貨亦由青口而入。綢緞布匹、茶葉、紙張連檣南下,大半航海。安徽鳳陽、穎州等處所出豆餅亦由洪湖蔣壩、三河南下,不至淮關投納。就連徐、邳地區的豆餅也運至青口出海,或去牛莊(營口)或瀏河、青島。而山東沿海諸縣糧油由登萊處就近航海南下,再加持洋單運貨絡繹不絕,淮安關到光緒末年實際上關存實亡,已無稅可收了。因而早在同治七年九月十九日,淮安關監督連志就曾上書要求在邵伯鎮、青口鎮分別設口,徵收貨稅。光緒十七年淮安關監督廣英再次上書皇太后要求將“永豐口移駐青口,照淮安關則例收稅。”而戶部卻沒有洞察這已經變化、形成了事實的形勢,不能因勢變通,而以“驟設關無裨國課有礙商民”為由,予以駁否。而國內海運通航及海外貿易的發展,迫切地希望尋找新的口岸,而此時青口淤塞嚴重,入海口已移至下口。使濱臨大海的“新浦口”逐漸成為新興集鎮,交通運輸便捷。新浦因時而起,代替了青口。港口的興起,商品經濟的流通,造就了新浦的崛起,加入了近代城市的行列。

然而好景不長,臨洪河航道淤塞,出海口移到了大浦,“後河”、“前河”也逐漸淤墊,新浦已完全失去了河海交匯、河港眾多的優勢。人們不得不把眼光移向大浦,另闢新港,大浦作為新的出海口而繁榮興盛於一時。大浦港的衰落是連雲港崛起的重要因素。古海州的經濟中心已明顯的東移,從一個以小農經濟為主要經濟形態的封閉性的縣城向以海洋經濟為主要形態的轉換,城市由封閉而轉向開放。

意義

構想1932年,大浦港所在的臨洪河口沒有淤淺之虞,隴海鐵路的東端不一定那么急於穿過孫家山而至老窯(連雲港),當時,大浦港還要有一個大發展的過程。遺憾的是,臨洪河口逐漸淤淺,載重船舶無法靠岸,不得不另覓新址;連雲港在1932年、1933年建成一、二號碼頭,在當時生產力條件下,只能選擇墟溝作為新港的依託,在墟溝街上形成了新市區(今連雲區),及至抗日戰爭爆發,延緩了新浦的發展進程。

以後大浦衰落,連雲興起,與新浦相距30公里,這較之原來大浦———新浦之間6公里,正好是五倍。新浦鞭長莫及,從此港與城脫節,港口越投入,對依託城市的需求越大,城市越“欠賬”,後來在新浦、海州之東邊另劃出一個連雲就是想改變這種情勢的一個行政措施。所謂“一市雙城”即由此而來。

大浦港的衰落是連雲港崛起的重要因素。古海州的經濟中心已明顯東移,從一個以小農經濟為主要經濟形態的封閉性的縣城向以海洋經濟為主要形態的轉換,城市由封閉而轉向開放。

為適應這一新的港址遷徙的需要,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江蘇省政府第662次會議決議,提出一份《省政府決議規劃連雲港埠市政案》。

之後,民國政府為更好地開發港口,決定在東部鄰近港口的五羊湖(今市開發區)建立一個普通市———連雲市。大浦港就此正式被歷史風塵掩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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