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崎保積

1931年春，尾崎秀實受楊柳青的委託，參加了由中國共產黨組織的幾次“飛行集會”。 這樣，尾崎秀實就與日支反戰同盟的兩位中國革命家建立起同志式的關係。 尾崎秀實所做的一切，極大地幫助了中國的抗戰。

大崎保積其實就是尾崎秀實，生於1901年，佐爾格間諜案中的重要人物。他曾長期隨父親居住在台灣，從小就對中國問題感興趣。1922年，他進入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政治學科，開始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並成為一名真誠的共產主義者。1926年，他離開校園到朝日新聞社工作。從1928年11月到1932年2月，他任《朝日新聞》常駐上海的特派員。在上海3年多的時間裡，除新聞報導之外，他撰寫有《暴風雨中的中國人》、《現代中國論》等政論性著作
作為《朝日新聞》特派記者，尾崎秀實在上海結識許多中國左翼文化人士，並為“左聯”活動提供幫助，在此期間他與魯迅成為至交
1928年11月的一天，尾崎秀實攜妻子廣瀨英子登上了從神戶開往上海的輪船。尾崎秀實是作為日本《朝日新聞》特派記者前往上海的。尾崎夫婦來到憧憬已久的中國，最初是住在上海日租界的崑山路義豐里一家服裝店的樓上。在這裡，尾崎首要的工作是，從政治、經濟和文化等各個方面，具體而仔細地考察、了解中國社會的實際情況。為此，他每天至少利用幾個小時時間，認真翻閱上海發行的中、英、日文各類報紙，並做好記載。《朝日新聞》上海支局設在北四川路上，相距不遠便是中國左翼文藝組織創造社的辦公處。辦公處樓下是出售書籍、小冊子和雜誌的書店，二樓是供讀者休閒的咖啡館，左翼文化人士經常在此聚會交流。
1928年底，尾崎開始出入這裡的書店。對初來乍到的尾崎來說，能夠在此買到包括中、英、法、德、俄和日文的左翼文獻，感到非常驚奇。尾崎在這裡更大的收穫，是和創造社的同仁彭康、夏衍、馮乃超、鄭伯堅、陶晶孫、郁達夫、田漢和成仿吾等建立了親密的關係。隨後，尾崎秀實用白川次郎或歐佐起的筆名，在《大眾文藝》雜誌先後發表了《日本的勞動運動》、《英國的左翼文藝運動為什麼落後》等數篇論文。
1930年3月，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與此同時，尾崎與魯迅結識，他立即被魯迅的人格魅力所深深吸引。此後，尾崎與陶晶孫、夏衍、山上正義等人合作，出版了日文版的魯迅作品集，此書被收入日本四六書院的《國際無產者叢書》，於1931年10月出版。當時出版的魯迅作品集第一部作品是《阿Q正傳》，譯者是林守仁（山上正義筆名）和歐佐起（尾崎秀實筆名）。魯迅以極大的熱情支持幫助了這項工作，他還親自校對了《阿Q正傳》的日文譯文。尾崎秀實在《阿Q正傳》的一文前，撰寫《論中國左翼文化戰線的現狀》一文，文章展望了中國無產階級文學運動的發展前景，描述了這場運動受到迫害的情況，並全文引用了左聯的聲明，以表示對反動勢力的強烈反抗。
1931年2月7日，國民黨淞滬警備司令部殘酷殺害了殷夫等24位革命青年。對此，左聯向反動當局發表了抗議聲明。尾崎秀實默默地反覆讀著這個聲明，他決定把這一聲明譯成日文，並滿懷悲憤，描述了這24位烈士壯烈犧牲的情形：“他們先被迫挖好自己的墓穴，然後一些士兵被命令將他們活埋，有五名革命青年就這樣被活埋了，這種方法連行刑的士兵看了也覺得慘不忍睹。其餘的犧牲者被槍殺，他們的屍體被扔在前面五個人的上面。據獄中的其他囚犯說：這二十四人是7日夜半前被押解出去的，當士兵來到時，男女同志都唱起了《國際歌》，歌聲不斷從牢房牆壁的對面傳來，接著就響起了槍聲，隨著歌聲稍停；又響起了六個人的歌聲，這悲壯的歌聲斷斷續續，消逝在最後的六聲槍響中。”尾崎秀實還懷著滿腔悲憤，用日語翻譯了24烈士之一、詩人殷夫在犧牲前兩年創作的詩歌《讓死的死去吧》。
1930年9月17日，尾崎秀實與美國進步新聞記者史沫特萊應邀出席了魯迅50壽辰的慶祝會。魯迅曾對史沫特萊這樣評價尾崎秀實：“是位德文很好的新聞記者，知識面很寬，為人也很忠實可靠。”從魯迅說的有關尾崎秀實的話語中可以看出，他視尾崎為志同道合的朋友，對尾崎充滿了信任感。魯迅與尾崎的個人交往，確實也發展到了這種程度，這在魯迅1931年至1934年的日記中均有記載。
夏衍在他的《懶尋舊夢錄》中，還專門介紹了尾崎秀實等日本友人在這方面的事跡，並且寫道，他專門“補寫了這一段，為的讓中國讀者不要忘記在我們最困難的時候，還有那樣熱愛中國人民的日本朋友。”
日本發動的侵華戰爭，不僅使中國人民遭受極大災難，也給日本人民帶來浩劫，尾崎秀實聯合在華日本人士，以日支反戰同盟為陣地，自覺投入到反戰鬥爭行列
尾崎秀實特別關注並與之接觸的另一個團體是日（日本）支（支那）反戰同盟。日支反戰同盟成立的大致經過是：1930年7月，以《上海周報社》的田中忠夫和中國社會科學家聯盟的王學文（中共黨員）等人為核心，組織了一個讀書會。以後，該讀書會從最初進行研究活動逐漸轉向實際鬥爭。日支反戰同盟成員有：小松重雄（滿洲鐵道有限公司職員）、西里龍夫（上海日報記者）、楊柳青（中共黨員）、川合貞吉（上海日報記者）、王學文（中共黨員）和侯朝宗（台灣人）等。日支反戰同盟受中國外兵委員會和中國反帝同盟領導。
同年秋天，尾崎秀實經人介紹，會見了中共黨員、日支反戰同盟成員楊柳青。二人一見如故，當即約定從左翼的立場出發，相互交換情報。以後為此目的他們頻繁地進行聯絡。1931年春，尾崎秀實受楊柳青的委託，參加了由中國共產黨組織的幾次“飛行集會”。舉行這種集會需要有一些其他部門的人了解其實際情況，所以楊柳青覺得與別人不相識的尾崎秀實是合適的人選。尾崎秀實隨時將“飛行集會”的情況向楊柳青匯報。與此同時，楊柳青還介紹尾崎與王學文見了面。王學文在日本留學時曾受教於日本著名的馬列主義理論家河上肇。因此，尾崎從初次見到王學文起，就視其為百年知己。二人常在市區的小飯館裡見面，交換對日本形勢和中國情況的看法。
這樣，尾崎秀實就與日支反戰同盟的兩位中國革命家建立起同志式的關係。在此期間，尾崎秀實還向楊柳青提供了經濟資助，並通過楊柳青，每月向中國共產黨提供數目可觀的活動經費，使處於困難時期黨組織的經濟窘況得到緩解。
1931年夏，根據中國共產黨的意見，川合貞吉、小松重雄等向尾崎秀實學習情報工作，並於同年10月接受尾崎秀實、佐爾格（共產國際重要成員）、史沫特萊的領導，開始蒐集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戰爭的情報。尾崎秀實、川合貞吉與佐爾格、史沫特萊等人一起，從1931年到1941年整整十年里，在法西斯恐怖下，奔走於東北地區、北京、天津、上海與日本各地，調查日、蔣、汪三方關係變化及關東軍動向等情報。尾崎秀實、川合貞吉認為，這是他們當時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戰爭所能採取的惟一最有效的辦法。
抗日戰爭的烽火歲月里，以尾崎秀實為代表的一批反戰志士站到中國人民一邊，在隱蔽戰線為反法西斯鬥爭作出了重要貢獻
尾崎秀實從上海回國後，仍在朝日新聞社工作，就日本和東亞問題發表大量評論。這些評論在日本引起轟動。尾崎秀實從日本新聞界的“中國通”一躍而成為社會各界公認的中國問題專家。 鑒於尾崎紮實的功底與敏銳的洞察力，1937年6月，尾崎秀實成為近衛文磨首相的“囑託”（顧問）兼私人秘書，可以自由出入首相官邸，參加首相的智囊團會議。他的主要任務是提供有關中國的情況，提出對中國事務的處理意見。這使他不但對日本政府的決策非常熟悉，而且能施加一定的影響。
在抗戰最艱苦的年代，中國共產黨領導機構，能及時了解日軍統帥部的某些戰略決策、日本天皇御前會議內容、日軍作戰部署、日本和汪精衛勾結情況，以至軍用作戰地圖等情報，尾崎秀實功不可沒。對於這些重大戰略情報，尾崎主要通過在上海的日籍共產黨員中西功發往延安。看到這些有戰略價值的情報，簡直就等於參加了日本最高層的決策會。尾崎秀實所做的一切，極大地幫助了中國的抗戰。毛澤東曾對這些“國際同志”的貢獻作出了極高評價。對於尾崎秀實，周恩來曾經贊之為“國寶”。
1941年夏，德國進攻蘇聯後，日本南進還是北進成為史達林和中共中央最關注的問題。毛澤東認為，如果日本北上攻蘇，中國抗戰處境將更艱苦。值此關鍵時刻，作為佐爾格“拉姆扎”小組核心成員的尾崎秀實，在得知日本決心同英美開戰的情報後，通過德籍蘇聯情報員佐爾格及時告知莫斯科，使史達林決心西調遠東軍20個精銳師，在莫斯科危急時刻扭轉了戰局。
佐爾格後來談起尾崎秀實時說：“尾崎是我的第一個、也是最重要的助手……我們的關係，無論是私交還是工作交往都非常融洽。他從日本人那裡為我搞到了許多準確、全面而又有價值的信息。他所提供給我的日方情報，占了我的情報來源的四分之一。尾崎是個非常了不起的人。”
1941年10月中旬，佐爾格的真實身份敗露，尾崎秀實等30多人先後被日本軍部逮捕。
東京法庭宣判時稱尾崎秀實為：“彼等不怕犧牲，積極努力，用巧妙之手段，長期進行偵察活動，其於帝國聖業、國家安全、大東亞戰爭及友邦勝負，危害之大，令人戰慄。”
尾崎秀實一直對日本侵略中國懷有反感，對反抗殖民侵略的中國人民充滿同情。他並非不熱愛自己的祖國，尾崎秀實堅信，只有制止日本侵華戰爭，才能使日華人民從毀滅性的災難中解脫出來，實現日華和平與日華人民世代友好，這是兩國人民的莫大幸福和根本利益所在。正是出於這種理念，尾崎秀實與帝國主義的間諜完全不同，提供情報完全出於信仰而從不要報酬，黨組織困難時還以個人積蓄傾囊相助。這種高尚的風格也證明，代表正義的、先進的共產主義信仰具有強大吸引力！
1944年11月7日，感到日末途窮的日本軍國主義分子特意選擇十月革命27周年紀念日，將尾崎秀實等人秘密絞死。在電影《東風.雨》片頭有一段他臨行前的遺言：請將眼睛睜大點，請看清我們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