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郭十里古李渠

”但“在其核心的地區敷設的李渠，用渠道水溉田的農圃約200頃，即與全縣相比，也占溉田總面積的8%。 在南宋的寶慶三年（公元1227年）還有過一次大的疏浚，足見在整個宋代，李渠的作用還是非常大的。 李渠的最後一次疏浚是清光緒八年（公元1882年），不久它便從人們的視野中消失了。

唐元和四年（809年），李將順就任袁州刺史。由於城內用水靠井，或向汲取秀江水的販賣者購買，因此火災頻發。因為供水不足、排水不暢導致的飲用水不衛生、水荒現象也時有發生。於是李將順率眾將發源於城西仰山的清瀝江（南山水，又稱古江）下游的官陂及其支流沙陂水，引至城西北郊麟橋與秀江合流，又在位於宜春城西之扇狀盆地的扇頭處陂頭設堰取水，使江水灌溉西郊200餘頃田地，同時又修渠疏導入城，使之成為城內供水水源，下水通道。最後在城東門外的赤板橋重入秀江，一舉而改善了袁州城內的供水狀況，這就是李渠。關於這條水渠的詳細情況，我們可以在一位日本學者的著作中讀到。這位名叫斯波義信的日本人在他的《宋代江南經濟史研究》一書中以大量的史料，逐一分析了李渠的歷史，它的構造和規模（包括城外渠道和城內渠道），它的維護組織以及李渠建設的社會經濟背景。特別是有關城內的部分，這位學者寫道：“主流從古渠東進在州學向前南拐，然後流入人口稠密低洼的市街地，屈曲迂迴，一度又流入市場，再進入城東北區，東進從貢院的北隅穿越城壁放水流入秀江。”他引《李渠志》說：“城內李渠附屬的水利交通組織有：減水溝3條，接水溝3條，大小斗門37座，大小橋27座。”他還寫道：“減水溝是放水渠道。其一在州學前的獎廉坊（鐵爐巷）的東邊，通過民居，從北面的通泉坊（鮮魚巷）流入秀江；其二在市中心，穿越大街，經流阜通坊，善利坊，注入秀江；其三從縣治東的育材坊穿越大街，向北拐彎，再從育林坊注入秀江。”“接水溝相當於李渠的支流，一在州學西的桂遷坊，一在積慶坊，一在熙春坊”，“為了疏浚、汲水、灌溉的便利，（李渠）一律代之以明溝，這一部分的寬幅、深度均定為丈余（3.3米）。在那裡當然有架設橋樑的必要，里巷的好事者爭先恐後願意出力，用朱漆白堊粉刷，架起有白石朱欄煥然一新的橋樑，清流緩緩圍繞城市”。這是一幅何等動人的水城情景啊。李渠在袁州城內穿街過巷，水網交錯，清澈的水流淌過那些白石朱欄的橋樑，耳邊是方言俚語，市聲喧鬧。鐵爐巷、鮮魚巷、阜通坊、善利坊、桂遷坊、積計坊……一個個似曾熟識卻又陌生的地名進入視野，一陣陣熱鬧而又濕潤的鄉音撲面而來，使你想起《清明上河圖》，想起麗江古城。最令人驚奇的是，斯波信義作為一個外國人，只是憑著他所擁有的厚實的史料，有如一位生於斯長於斯的長者，如數家珍，從容道來，引導我們在一條歷史的河流中自由穿行而流連忘返，讓我們不能不敬佩他那敏銳的歷史洞察力和爛熟於胸的對於中國社會民情的了解。
修建李渠的初衷是為了防火，隨著渠道的使用，它在供水排水、水田灌溉、交通方面的作用日見顯露。斯波信義說，儘管“要證明城市化以及與其相伴隨的向城市及其核心移民，尚不太容易。”但“在其核心的地區敷設的李渠，用渠道水溉田的農圃約200頃，即與全縣相比，也占溉田總面積的8%。”他還說，在宋代，包括城西郊30餘戶在內約200戶市民獲益於渠水，渠水流經市中心的部分屈曲迂迴地灌溉密集地塊。郊區除60餘戶用水農戶外，在冬季施工時，每日還有來自近鄰的數千名役夫參加李渠修竣工程。因此“除地區總人口增加外，肯定存在著以修渠為必需且足以使資本、勞役的動員成為可能的密集人口的存在有關。”斯波義信已經把修渠對經濟的影響乃至導致人口稠密化（雖還不是城市化）的後果納入自己的考量視野了。
李渠自修成至今已經1200年了。歷史上先後疏浚過16次。其中比較大的疏浚發生在北宋的至道三年（公元997年）和天禧三年（公元1019年），主要目的還是用於防火，也兼有灌溉功能。在南宋的寶慶三年（公元1227年）還有過一次大的疏浚，足見在整個宋代，李渠的作用還是非常大的。此後直到清代的道光四年（公元1824年）才又有過一次大的疏浚，此次修浚與上一次大規模疏浚已有600年之久，其目的是什麼，也不甚了解。李渠的最後一次疏浚是清光緒八年（公元1882年），不久它便從人們的視野中消失了。不過，對於長期生活在宜春城裡的人來說，20世紀70年代，還能看到位於大北門（今袁州大橋側）和今天重桂路臨河處的兩個出口，用城磚砌成的水道其寬大雄偉足以讓人想起巴黎的下水道，即便在今日也是值得稱道的。我們或許不知道潛伏於自己腳下的這些下水道是如何流向的，但據說這些下水道的很大一部分即是由當年的李渠改造而成。果若如此，我們就不能不驚嘆於先人的想像力了。他們使明流變成暗流，使之既能防火，又能最大限度利用土地，這對於人口日漸增加的宜春而言，已不失為一道良策。
李渠，這條流淌了千年的人工之河，直至今天，它還在默默地發揮效能，這是何等偉大的智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