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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一般把1931年1月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到1935年1月在遵義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期間的路線錯誤，稱為第三次“左”傾機會主義。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主要就是對這一時期中央的領導路線問題，作出正式的結論。這個《決議》使用了“陳紹禹（即王明――引者注）同志領導的新的'左’傾路線”、“第三次統治全黨的、以教條主義分子陳紹禹、秦邦憲（即博古――引者注）二同志為首的、錯誤的'左’傾路線”兩種提法。在此之前，關於第三次“左”傾錯誤路線的提法有一個不斷演變的過程。
遵義會議決議著重批判了軍事路線上的“左”傾錯誤，但認為黨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1936年12月，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第一次提出“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的'左’傾機會主義”，但沒有用路線錯誤的提法。1940年12月4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首次對蘇維埃後期極左的政策作出判斷，認為這實際上是路線上的錯誤，“所以遵義會議決議須有些修改”。面對張聞天等人的反對，毛澤東稍稍調整了自己的言論。12月25日，他在以後以《論政策》之名發表的黨內指示中，第一次宣布，中共在蘇維埃運動後期犯了“左”傾機會主義錯誤。1941年，毛澤東在《駁第三次“左”傾路線》一文中，使用了“從'九一八’至遵義會議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提法。
根據現已公開的史料，毛澤東第一次使用“王明路線”這一概念始於1949年3月13日《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的總結》。他說：“內戰時期的錯誤路線，講完全一點是王明、博古路線，簡單一點稱王明路線也可以。”“王明路線在內戰時期是'左’，在抗戰時期是右，但它的陣容起了一些變化。”（《毛澤東文集》第五卷P263－264）從此，“王明路線”的提法深入人心。在官方的宣傳中，“王明路線”不僅有錯，甚至有罪。1965年，由時任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肖華創作的《長征組歌》中，就有“王明路線滔天罪”這樣的歌詞，相信這不僅僅是肖華個人的認識，應當是得到了毛澤東的首肯。
全文內容
《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的總結》《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的總結》
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的統一
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的統一，應該這樣提法，這樣提法較好。而不應該像王明同志的提法，說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具體運用和發展”，這種提法不妥當。因為照王明的提法，則有點劃分“市場”的味道。世界上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範圍很寬，一划分開，就似乎是說，史達林只管那些工業發展的地方，而殖民地半殖民地就歸我們管，那豈不就把馬克思主義的“市場”分割了嗎?而且，我們說殖民地半殖民地歸我們，可是有那么一個國家，提出不買你的貨，而要直接到莫斯科去買貨，這又怎么辦呢?另外，如果是真理那它就有點普遍性，就不能不超過一定的範圍。比如，拿日本來說，按照王明的提法，它現在算歸我們，將來美帝國主義撤走以後，它又該歸史達林管了，這豈不是笑話?當然，我們不要忙於想寬了，先把中國自己的事情做好。如果有可以運用到其他國家的經驗，自然會有人運用的。所以，不要做這種定義。史達林做列寧主義的定義，是在對第二國際機會主義和季諾維也夫等的鬥爭中產生的。那時候在俄國，有馬克思、列寧的影響，還有季諾維也夫及第二國際機會主義的影響，所以要那樣提。馬、恩、列、斯在中國的威信很高，中國不發生這種問題。
為什麼不應當將中國共產黨人和馬、恩、列、斯並列呢?我們要普遍宣傳馬克思主義，同時不反對也不應當反對宣傳中國的東西。但我們比較缺乏的是馬、恩、列、斯的理論，我們黨的理論水平低，雖然也翻譯了很多書，可是實際上沒有對馬、恩、列、斯著作做很好的宣傳。所以現在應當在全中國全世界很好地宣傳馬、恩、列、斯關於唯物主義、關於黨和國家的學說，宣傳他們的政治經濟學等等，而不要把毛與馬、恩、列、斯並列起來。我們說，我們這一套是一個國家的經驗，這樣說法就很好，就比較好些。如果並列起來一提，就似乎我們自己有了一切，似乎主人就是我，而請馬、恩、列、斯來做陪客。我們請他們來不是做陪客的，而是做先生的，我們做學生。對科學的東西不能調皮，不能比國家的大小，不能因為保加利亞小，蘇聯也只有兩萬萬人口，而我們國家大，一下就搞了四萬萬多人口，就應該占先。在這裡，數量不等於質量。如果硬要比較，那末馬克思的祖國，那裡今天還沒有革命，那又應當怎么看呢?
有人說，史達林的思想之稱為學說，不稱主義，是史達林的謙虛。我看不是的，不能解釋為謙虛，而是因為蘇聯已經有了一個列寧主義，而史達林的思想是合乎這一主義的，並且把它貫徹到實際政策中去了。不然，有一個列寧主義，再有一個史達林主義，那就有了兩個主義。同樣，中國革命的思想、路線、政策等，如再搞一個主義，那末世界上就有了幾個主義，這對革命不利，我們還是作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分店好。
關於十二本幹部必讀的書，過去我們讀書沒有一定的範圍，翻譯了很多書，也都發了，現在積二十多年之經驗，深知要讀這十二本書，規定在三年之內看一遍到兩遍。對宣傳馬克思主義，提高我們的馬克思主義水平，應當有共同的認識，而我們許多高級幹部在這個問題上至今還沒有共同的認識。如果在今後三年之內，有三萬人讀完這十二本書，有三千人讀通這十二本書，那就很好。
關於十月革命和中國革命的關係
關於俄國十月革命和中國革命的關係，十月革命是無產階級革命時代人類第一個最偉大的勝利，第二次世界大戰打倒德、意、日帝國主義是第二個最偉大的勝利，中國革命是第三個最偉大的勝利。歷史的次序也是如此排列的。不能構想，沒有十月革命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反法西斯的勝利而有中國革命的勝利。如果沒有十月革命，中國革命的勝利是不可能的。在帝國主義制度存在的時代，沒有國際援助，任何國家的革命都不可能取得勝利。直到蘇聯實行第三個五年計畫的時候，史達林還是這樣談問題，因為蘇聯在國內雖然勝利了，但國外來的干涉問題並未消除，現在仍然如此。估計形勢，是我們必勝，社會主義必勝，這是整個的趨勢和可能性。但要等到最後取勝了才算勝利，中國革命也是一樣。而且勝利之後的鞏固，沒有外國無產階級的援助，也是不行的。如果認為沒有國際無產階級的援助也可以勝利，那是不正確的，違背馬列主義的。我們不能構想，沒有蘇聯，沒有歐洲的和美國的工人運動吸引美帝國主義的力量在西方，我們中國革命也能勝利。我說，東方的空氣比較稀薄，而西方的氣壓很重，我們就在東方衝破帝國主義力量比較薄弱的這一環。中國革命勝利以後的鞏固也是一樣，帝國主義是要消滅我們的，沒有各國無產階級，首先是蘇聯的援助，鞏固是不可能的。自然，我們受人幫助，也要時刻準備幫助別人。這就是國際主義。中蘇關係是密切的兄弟關係，我們和蘇聯應該站在一條戰線上，是盟友，只要一有機會就要公開發表文告說明這一點。現在對非黨人士也要說明這一點，也要做這種宣傳。
應當宣傳中國革命勝利的偉大意義，要在全國人民中、在全黨中廣泛宣傳。但同時我們不應當驕傲，從將來建設新中國來說，道路還是很長的，而革命戰爭的勝利僅是很短的歷程，還只是事情的開始。
“畢其功於一役”
“畢其功於一役”，我是在流血的革命這一點上說的，就是說流血的革命只有這一次，將來由新民主主義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那一次就不用流血了，而可能和平解決。但這只是可能，將來是否不流血，還要看我們工作的努力情況。如果國家，主要的就是人民解放軍和我們的黨腐化下去，無產階級不能掌握住這個國家政權，那還是有問題的。至於說“政治上、經濟上都畢其功於一役”，那是不能這樣說的，王明同志這樣說，那就錯了。
如何幫助王明同志改正錯誤?
如何幫助王明同志改正錯誤?許多同志都講了，王明同志的發言很不好。他昨天后半段的發言，比較有些進步。問題是他現在失掉了主動性，是被動的，其原因在於他沒有自我批評，不願意承認錯誤及其錯誤的基本點。他的“主動性”還停留在四中全會及十二月會議上，而那些是錯誤的，已經受到了批判，那是一條完整的錯誤路線，“左”的右的都有。在中國產生這樣一條錯誤路線，恐怕是不可避免的，這是社會現象在黨內的反映。
至於王明是否有個人野心，這一點他是不承認的，我認為也沒有十分必要一定要他承認。但他承認了個人主義，這就是說不以人民利益為第一，而以個人利益為第一了。其實，個人而成了主義，這也就很可觀了。個人野心，他覺得不好承認，實際上內戰時期及抗戰時期兩次錯誤路線的總司令是他，雖然他並沒有總書記、總司令的稱號，名稱只是什麼委員等等，但那是沒有關係的。實質是他企圖按照他的面貌來改造黨，這在內戰時期表現為小資產階級的形態，在抗戰時期表現為資產階級的形態。這種現象，在世界上別的國家也發生過。這不是個人問題，而是社會上一部分人有這種思想，王明是他們在黨內的代表人物。內戰時期的錯誤路線，講完全一點是王明、博古路線，簡單一點稱王明路線也可以。抗戰時期的錯誤路線，總司令就是王明，是他單人獨槍擔當的。立三路線的總司令是李立三，而不是向忠發，雖然向忠發是總書記。實際情況就是如此。
王明路線在內戰時期是“左”，在抗戰時期是右，但它的陣容起了一些變化。王稼祥、洛甫在遵義會議就已覺悟了，六中全會後博古等也覺悟了，經過整風和路線學習，這些同志更覺悟了，而王明仍未覺悟。七大時，王明寫過聲明書，但兩個月後他說那是被迫寫的，想不承認。直到這次發言，他還未覺悟。他昨天發言的後半段說了些老實話，我們歡迎他這一點進步，看他以後怎樣做。
黨內曾經有些人想按照他們的口味來改造黨，但沒有達到目的；可是，要是他們達到了目的，那就壞了。這個問題的性質是社會上的階級鬥爭在黨內的反映。整風運動提高了同志們的嗅覺，縮小了教條主義的市場。有人說，這是陰謀，是要取而代之。其實，這不是陰謀，而是陽謀，也是要取而代之。王明對黨內“左”、“中”、“右”一齊打，打了“左”派(反立三路線)打“中”派(反周恩來、瞿秋白的“調和路線”)，打了“中”派打“右”派，把老人打得差不多了。許多人講篡黨、篡軍、篡政，是確有其事的，是從四中全會開始的，不是從五中全會開始的，一直到王明在共產國際，到他從蘇聯回國，到六中全會。六中全會，一滴酒精使微生物縮小了。兩個欽差大臣，一個是王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回來傳達了所謂“國際路線”；一個是王稼祥，一九三八年夏天回來也傳達了國際路線，但他傳達的和王明的“國際路線”不同。王稼祥帶回來國際檔案，成了一滴酒精，滴下去，微生物縮小了。經過整風，微生物更大為縮小了，破除了迷信。但是王明的頭腦里，仍有微生物，還沒有消毒。
我同意要王明寫個東西。博古、洛甫等過去都寫過的。寫出來的東西也不是定案，以後還有完全的自由，完全推翻或部分修改都可以，不是像過去那樣強迫簽字，定成鐵案。是否要限制一點時間?我看要，像過去那樣沒有時間限制，恐怕不妥當。我看可限定一個月的時間，但這要王明自己說說意見。(王明說:一個月可以。)這中間搬往北平的時間不算進去。以後還是採取“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凡屬在黨內犯了錯誤的，都要給他分配工作。不僅要歡迎他積極找我們談，我們也要找他談，向他做工作。我們黨內有許多同志懂得要向傅作義做工作，要向民主人士做工作，但只要一個人一掛上共產黨員的招牌，就不向他做工作了，這是不好的。對於有錯誤的同志，我們還是要做工作。
人民代表會議制度和黨的代表會議制度
人民代表會議制度和黨的代表會議制度。我們不採取資產階級共和國的國會制度，而採取無產階級共和國的蘇維埃制度。代表會議就是蘇維埃。自然，在內容上我們和蘇聯的無產階級專政的蘇維埃是有區別的，我們是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蘇維埃，“蘇維埃”這個外來語我們不用，而叫做人民代表會議。蘇維埃是俄國人民創造的，列寧加以發揚。在中國，因為資產階級共和國的國會制度在人民中已經臭了，我們不採用它，而採用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權制度。
與人民代表會議制度相配合的還有黨的代表會議制度。這次二中全會，按其性質來說就是一次黨的代表會議，不過，這種中央全會的形式更可以充分討論問題，較之一兩千人的大會解決問題更好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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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即陳紹禹（一九○四――一九七四），安徽金寨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共六屆四中全會起，任中共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到莫斯科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他是一九三一年一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遵義會議前中國共產黨內“左”傾冒險主義錯誤的主要代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回國，隨後任中共中央長江局書記。在抗日戰爭初期，他提出許多右傾投降主義的主張。他相信國民黨超過相信共產黨，不敢放手發動民眾，不敢放手發展人民軍隊，不敢在日本占領地區擴大解放區，主張“一切經過統一戰線”，將抗日戰爭的領導權送給國民黨。由於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已經在全黨占統治地位，王明的這些錯誤只在局部地區一度產生過影響。他長期拒絕黨的批評和幫助，一九五六年後一直滯留蘇聯，並寫文章攻擊中國共產黨。
史達林一九二四年在《論列寧主義基礎》的講演中說：“列寧主義是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確切些說，列寧主義是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和策略，特別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和策略。”（《史達林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85頁）
季諾維也夫（一八八三――一九三六），蘇聯“新反對派”首領。一九○一年加入俄國社會民主工黨，曾參加一九○五年革命，一九○七年當選為中央委員。十月革命後，歷任中央政治局委員、彼得格勒蘇維埃主席、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等職。一九二五年組織“新反對派”，後又同托洛茨基結成聯盟，一九二七年被清除出黨。一九三六年被處決。一九八八年蘇聯最高法院撤銷對他的判決，宣布他在法律、國家和人民面前無罪。
博古，即秦邦憲（一九○七――一九四六），江蘇無錫人。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曾是中共臨時中央和中共六屆五中全會後中央的主要負責人。在這期間，犯過嚴重的“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遵義會議後，被撤銷了黨和紅軍的最高領導職務。抗日戰爭初期，先後在中共中央長江局、南方局工作。一九四一年以後，在毛澤東的領導下，在延安創辦和主持《解放日報》和新華通訊社。對自己過去的錯誤作了自我批評。一九四五年在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繼續當選為中央委員。一九四六年二月到重慶參加同國民黨談判。四月八日在返回延安的途中因飛機失事遇難。
李立三（一八九九――一九六七），湖南醴陵人。從一九二九年起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宣傳部部長。他在擔負中共中央領導工作期間，於一九三○年六月至九月犯了“左”傾冒險主義錯誤。後來他接受黨對他所犯錯誤的批評，認識和改正了錯誤。一九四五年在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繼續被選為中央委員。
向忠發（一八八○――一九三一），湖北漢川人。一九二八年七月開始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主席。一九三○年附和李立三推行了“左”傾冒險主義錯誤。
王稼祥（一九○六――一九七四），安徽涇縣人。一九三一年春以中共中央代表團成員身份進入江西革命根據地，任中共蘇區中央局委員、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部主任。一九三四年一月，在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上被增選為中央委員，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在一九三五年一月遵義會議上支持和擁護毛澤東的正確主張，會後同毛澤東、周恩來組成中央三人軍事領導小組，領導紅軍繼續長征。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任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一九三八年夏回到延安。後任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總政治部主任兼八路軍政治部主任。一九四四年因傷病復發離職休養。一九四五年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候補中央委員。洛甫，即張聞天（一九○○――一九七六），江蘇南匯（今屬上海市）人。一九三一年九月任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一九三三年一月進入中央革命根據地。一九三四年一月，在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二月被任命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人民委員會主席。在一九三五年一月遵義會議上支持和擁護毛澤東的正確主張，並為中共中央起草了遵義會議決議。會後，根據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接替博古在中央負總責。
瞿秋白（一八九九――一九三五），江蘇常州人。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是黨的早期領導人之一。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後的緊要關頭，同李維漢主持召開八七會議。會後任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主持中央工作。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至一九二八年四月犯過“左”傾盲動主義錯誤。一九三○年九月同周恩來主持召開中共六屆三中全會，糾正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在一九三一年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受到王明“左”傾教條主義宗派分子的打擊，被排斥於黨的中央領導之外。一九三五年二月從江西往福建轉移途中被國民黨逮捕，六月十八日在福建長汀就義。
傅作義，原任國民黨軍華北“剿匪”總司令部總司令。一九四九年一月率部接受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和平改編，對北平和綏遠的和平解放作出了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