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際體系的學術界定和政治含義
（一）學術界的界定。總的來說，國際社會關於國際體系的界定具有學術性和政治性兩大類。西方國際關係學界對國際體系概念迄今尚未達成“能被普遍接受的標準定義”[1]。現實主義（尤其是新現實主義）、自由主義（特別是新自由主義）和建構主義乃至英國學派等立論的基礎是國際體系的無政府性。以此為出發點，新現實主義重點闡述了國際體系力量結構的配置與變遷，新自由主義著重分析了國際體系制度的作用和變遷，建構主義則主要關注國際體系觀念、認同的定位和變遷，英國學派則對國際體系與國際社會作出了經典的區分[2]。
中國國內有關國際體系的研究起步相對較晚，學者們對國際體系的界定大致可分為兩類。第一類界定的國際體系與英國學派的國際體系概念基本一致，即：在特定歷史時期，彼此進行互動的主要世界大國，按照一定的結構形式結合在一起所構成的整體[3]。這一界定強調了國際體系與國際社會的區分，認為國際體系不如國際社會那么具有規範性，更多以權勢界定、更具衝突的可能；[4]因此，國際體系很大程度存在某種等級制結構[5]，“極”是一個理解國際體系的重要概念[6]。第二類學者人數較第一類多，其所使用的“國際體系”事實上是指英國學派的“國際社會”：國際體系是指由密切聯動的各行為主體構成的，具有結構、功能並與環境互動的有機整體；包括國際行為主體、國際力量結構、國際互動規則和國際機制等四方面[7]。由於規範性較強，國際體系可以是和諧的、或可以實現和諧，國際規則、制度等的重要性相當明顯[8]。
需要指出的是，國際體系、國際格局和國際秩序都是描述國際政治的重要概念，三者之間既有密切的聯繫，又有本質的區別。就三者關係而言，國際體系是對國際關係整體狀況的概括，最具寬泛性。國際格局則是對其中各行為體，特別是“主角”行為體的互動及關係狀況的描述，是國際秩序的重要基礎。國際秩序則更加強調各行為體互動和作用的規則性和規範性，最為狹隘。但在實際運用中，由於理解上的模糊和不加區分，國內外學術界仍然存在著對這三個概念混用的現象。
在此基礎上，作者把國際體系定義如下：國際體系是對國際關係整體狀況的一種概述，是指國際社會各行為體之間相互作用形成的既對立又統一的整體，是指有規則、有機制並且分享共同價值和方向的一種穩定態勢。
國際體系一旦建立，具有相對穩定性，主導國往往能逾時空地獲益。因此，各國政府國際體系觀大多強調國際體系的政治性和利益性。但是，不同的內外環境構成了各具特點的國際體系觀，主要國家的體系觀大體可分為在維持現狀中改變、在改變中構建的兩種基本立場。
中國政府強調主權國家是國際體系的主要和基本行為體，單極傾向和多極趨勢是當前國際體系的基本特點，通過世界多樣性和文明對話構建國際體系的主流價值觀，推動建設持久和平與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是國際體系的發展方向。
美國政府在國際體系問題上堅持本國利益的最大化，但要求他國接受國際體系多元化的現實和結果。美國在國際體系挑戰問題上特別敏感，既要面對伊斯蘭基本教義派的挑戰，又要防範其他大國可能的取而代之。在全球範圍內實行美國式民主是它倡導的主流價值觀，維護和延長美國獨家主導地位是它國際體系發展方向。
以歐盟為代表的歐洲總體上認同當前以美國為主導但歐洲得利的國際體系，但相當一部分歐盟成員反對美國的單邊主義立場。歐盟成員主張聯合國成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最關鍵的主要的機制，推動地區和地區間的合作。同美國強調利益和力量相比，歐洲更加強調價值和理念。
日本政府認為，各地區的國際局勢出現深刻而複雜的變化，對日本的“綜合安全”目標構成多方面影響，也需要不斷對現有的國際體系進行改革和創新，並制定新的行為規則和運行機制。日本要求在以國際體系中發揮更大的作用，把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作為其國際體系中重要成員的主要標誌。
俄羅斯政府長期以來一直是國際體系的主要參與者和制定者，認為當前的國際體系正處在向多極化發展的過渡過程，俄羅斯應當在國際體系中負起與其地位和能力相稱的責任，不僅要參與“全球議事日程”中的事務，還要為制定這一議程作出實際貢獻。
印度政府認為當前國際體系複雜多變，但其實現世界大國的抱負恆定不變。印度以正在崛起的新興大國的地位和身份要求參與國際體系遊戲規則的制定，對國際體系施加應有的影響，並希望世界朝多極化的方向發展，以更好地保障國際社會的穩定。
以非盟為代表的非洲觀點是，西方主導的國際體系沒有充分考慮到非洲的利益，希望非洲國際體系中享有更大的發言權、更平等的地位，加強國際體系的公正性和合理性，在加強區域經濟一體化中實現發展目標。
拉美國家普遍不滿現行國際體系，希望成為國際事務中全面、平等的參與者，主張將國際體系議程的重點從政治和地緣戰略轉向開放市場和消除貧困，希望成為國際事務中全面、平等的參與者，加強推進國際關係民主化，強調國際法對外交政策的規範作用，加強和聯合國的作用，建構建立新型南北關係，建立更為自由、開放、公正、合理的以及照顧開發中國家需要的國際貿易和金融體系。
二、領域性和地區性分體系的特點和作用
冷戰結束以來，國際體系進入較長時期的過渡和轉型期[9]。轉型期具有長期性和複雜性、行為體趨向多元化和多樣化、規則和機制的改革與調整、新興大國和資源富集國家作用上升、文明和價值觀因素的凸現等特點。鑒於目前整體性國際體系尚未最終形成，因而有必要對國際體系進行領域性和地區性的分別研究和分析。
（一）領域性分體系是從全球範圍內對各行為體在安全、經貿、能源、文明等相關領域關係的概述，是國際體系的延伸和細化。
國際安全體系最主要的特點是安全要素多向擴展，綜合安全概念正占據主導；安全威脅多樣關聯，非傳統安全威脅日益凸現；安全結構日趨多樣、複合，行為體互動模式和理念不斷變化，“軟均勢/平衡和戰略防範”模式正在取代傳統的“均勢/平衡和聯盟”模式。此外，安全體系中的意識形態內容日益凸現，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在安全體系中強調“民主和評論”，力圖主導構建國際安全體系的話語權。
國際經貿體系在世界範圍內的認同度較高，但爭論的焦點不少。許多國家和地區批評現存國際經貿體系的不公正性和不合理性，但務實地主張進行局部和漸進的改善。美國作為世界頭號經濟強國，試圖在國際經貿體系中維護和延長它的主導地位；歐洲、日本和其他已開發國家希望在多框線架下享受更多的權益；已經或正在興起的開發中國家爭取以國際規則的形式鞏固其權益；最不已開發國家則要求分享現存分體系能給予最大的保護和照顧。國際社會爭論的焦點是經貿協調、金融安全、貨幣匯率、區域合作、自由貿易區等問題。
國際能源體系近年來呈複合型和複雜性趨勢。美歐金融資本和石油大國共同主導著國際能源體系，轉型國家和發展中大國從生產和消費兩端衝擊現存體系，國際能源安全面臨嚴峻挑戰。有關的國家和非國家行為體著眼於地緣政治和戰略利益，運用各種手段在各個領域進行競爭和合作。國際能源機構、石油輸出國組織、國際能源會議和八國集團等試圖從機制上平衡利益和規範行為美國在準備把新興大國納入其主導的能源多邊機制的同時，還把後者視為競爭對手而進行戰略防範和牽制。
國際價值體系和文化/文明體系轉型的重要標誌是，自由民主化進程繼續發展，普世價值觀與發展模式的差異性、多樣性的辯論仍在進行，當前美國與伊斯蘭世界中的激進勢力的對抗加劇，文明衝突的陰影有所擴大，同時文明對話的戰略意義也日益顯現，國際社會對文明對話的重要性認識和自覺也明顯提高。
不是國際體系簡單分解，而是從某一地區的具體情況出發，構建地區內各行為體的互動機制和規範。地區分體系受制於國際體系，但又反映了該地區的綜合特點。
亞洲國際體系正在多重複合中逐步成型。亞洲地區性組織自冷戰結束以來發展較快，如綜合性的上海合作組織，經濟性的亞太經合組織和“東協+3”，安全性的東協地區論壇等，此外還有非官方的組織和論壇。亞洲國際體系的另一特點是區內和區外國家（美國）聯繫密切，互動頻繁。以美國為首的雙邊安全框架和開發中國家建立的多邊安全框架共存。這種安全二元結構在一定程度上有利於亞洲國際體系的穩定，但也對其進一步的發展製造了障礙。
歐洲國際體系正處於鞏固性的調整時期。歐盟憲法危機突顯歐洲一體化長期存在的深化和廣化之間的矛盾，歐洲各國注意力相對內顧，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後延。此外，歐美重新界定北約的功能。北約正在由主要側重軍事同盟和傳統安全，逐漸轉型為軍事和政治功能並重、傳統安全和非傳統安全兼顧的軍事和政治組織。北約與俄建立的和平伙伴關係；同時在歐俄關係中，俄越來越傾向於將能源作為一種政治工具。
非洲國際體系進步的最大標誌是非盟的成立。非盟一方面以非洲發展新夥伴計畫及非洲互查機制促進非洲經濟的發展，另一方面推動非洲共同的外交和安全政策，既強化了非洲的認同感、也增強了非洲在世界事務中的地位和作用。但是，現存非洲國際體系難以有效應對傳統安全和非傳統安全的雙重挑戰，需要強化對對二者的協調。
拉丁美洲國際體系的主要特點是美國主導性面臨趨向活躍的地區合作的嚴峻挑戰。拉美各國為應對全球化的挑戰和擺脫美國“小夥伴”的地位，加強了有別於美國構想的地區和解與合作，南美國家共同體成為世界上最為活躍的地區性經濟組織之一。為了借區外力量平衡美國地區霸權政策，加上美國因反恐戰爭對拉美注意不夠，拉美與歐洲、亞洲的多元化外交進展顯著，區外力量在拉美的影響快速上升，美國對此保持著高度警惕。
三、中美的機遇、挑戰和應對
（一）中美面臨的機遇和挑戰。國際體系的轉型過程同目前中國參與、融入、並同國際社會其他成員一起構建國際制度的進程交織進行，矛盾互動。它為中國的發展、力量和地位的提升以及構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經濟新秩序提供了新的空間和機遇。與此同時，中國的發展起始於國際政治經濟力量對比極不平衡，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占有絕對優勢。美國出於維護其霸權的戰略考慮，視“中國為潛在和長期的戰略對手”，實行“接觸、防範加遏制”將是其長期的對華戰略。其他已開發國家和不少開發中國家一方面視中國發展為本國發展之機遇，但也擔心自身發展與安全利益受損，對華採取合作與牽制的兩手政策。中國目前尚無能力根本改變現存的國際制度及其運行規則，而只能在適應中謀求生存和發展，在發展中謀求更大的規制權和話語權。中國作為“後來者”，對國際制度的運行規範、遊戲規則尚缺乏深刻的洞察，既容易被判“越規”、“犯規”，也還不能熟練運用國際制度來維護自身利益。與此同時，已開發國家憑藉自己的主導國際制度規制權和話語權，經常為本國利益採取雙重標準，增加中國的發展難度。最後，隨著中國因素在國際體系中日益顯著，中國利益日益國際化，中國還需要培養更為自覺的國際意識，更為主動的戰略規劃和細緻的政策執行能力，更有效地把國家民族利益與國際利益和全人類利益、把眼前利益和長遠期利益有機結合。
在國際體系轉型中，美國在世界權力結構中仍將保持最強的硬實力，尤其是其軍事實力，成為美國維護一超獨霸的重要物質基礎。美國通過新軍事革命，在軍事科技、軍事手段、軍事戰略思想等領域遙遙領先他國。但是，超強的軍事力量和過度依賴高科技進行靈活快速的軍事打擊又使得美國往往過度迷信自己軍事摧毀和速戰速決的能力，忽視了軍事力量不能取代外交、政治和公共輿論功能的基本事實，輕視國際局勢的複雜性。美國不顧國際社會的普遍質疑發動伊拉克戰爭和在戰後重建所遭遇的巨大的政治和軍事困難很典型地反映了美國的這種困境。
中國處理及應對與當前國際體系及其運行機制的關係，大體經歷了由反對、有限參與到積極作為的轉變過程，具有漸進、和平和以經濟發展為先導的基本特點。這是中國對自身發展目標的清晰認識，以及全球化和相互依存日益深入的國際局勢準確把握後的戰略選擇。它有三個密切關聯、相互影響的部分構成。其一是通過自身的市場開放和制度改革，首先作為一個普通的成員身份，以適應和學習為主，提升自己的國際市場競爭力和綜合國力來逐步改善在國際體系中的地位。在此過程中，中國一方面全方位發展同已開發國家、大國、周邊國家和開發中國家的關係，爭取國際體系的主要成員對中國發展戰略和進入國際體系的認可與支持。另一方面，中國更主動參與國際制度的規則制定，擴大在國際體系轉型中的影響力。其二是通過進入、參與並與國際體系中各種機制的互動，分階段、分步驟、分重點地推動國內各項經濟、社會、政治制度的改革和創新，全面完成中國現代化國家的轉型進程，從而進一步擴大與國際體系中各分體系和機制的互動範圍和影響，提升中國在國際體系中的地位。其三是在不挑戰美國主導地位的同時提高中國在國際體系中的話語權，改善中國的國際環境，擴大中國的利益。
美國國際戰略的既定目標是維護和強化美國的霸權地位，保持由美國主導/領導的國際體系的穩定，實現所謂“美國治下的和平”。為此，美國將繼續確保西半球和其他主要的戰略地區不會出現挑戰美國霸權的地區強國出現，繼續確保其在國際經濟體系和價值體系中的主導地位。面對國際局勢的深刻變化和國際體系的轉型，美國也不斷調整其戰略部署和政策舉措。在安全領域內，美國繼續將反美的極端宗教勢力、國際恐怖主義和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結合作為現實安全威脅，並加強了在意識形態領域的反恐。美國開始把反恐視為一場新的意識形態戰爭，強調“民主化”改造為核心，以公共安全為輔助，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手段並重，進行綜合治理。美國在新時期把防反擴散問題放在安全領域的突出位置，不遺餘力地推動和完善“防擴散安全倡議”，矛頭集中朝鮮和伊朗。最後，美國全力防範中國對其在國際體系中領導權的挑戰，高度警惕中國在亞太、大中東和拉美地區可能損害其利益的舉動，加強在軍事安全領域阻嚇中國可能的挑戰。
進入新世紀以來，中美關係開始超越雙邊性，正在向多邊性、地區性、乃至全球性發展。中國在2005年首次提出構建持久和平與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10]，從而闡明了中國對國際體系的基本立場。美國在應對國際體系轉型和構建的進程中日益需要借重中國，因而提出要促使中國成為當前國際體系的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11]。中美在國際體系中的互動加強，並對地區和全球國際關係產生重要影響。國際體系因其多樣化的機制而為中美提供了更大和更多的互動平台，拓展了互動的內涵及其影響。在政治和安全領域，中美在聯合國就防擴散問題、朝鮮飛彈危機、伊朗核危機、聯合國改革等保持密切聯繫，拓展了互動交接面。在經濟貿易領域，中美通過世貿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進行建設性合作。中美在國際能源體系中的互動既有不同的戰略視角，也有合作的可能。中美在地區體系互動中的兩重性比較突出，在亞洲國際體系中主要是地區經濟合作和安全架構，在非洲國際體系中主要是增加政治共識和避免利益衝突，在拉美國際體系中主要是減少美國的戰略猜疑和相互尊重對方利益。總之，在穩中有升的中美關係的大框架內，兩國在國際體系問題中的互動正在不斷增加，既有合作，也有競爭，但以前者為主。
[1][英]巴里·布贊、理察·利特爾著，劉德斌主譯：《世界歷史中的國際體系——國際關係研究的再構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79頁。
[2]有關英國學派在國際體系與國際社會之間的區分的討論與介紹，可參見，hedley Bull, The Anarchical Society: 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 (London an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時殷弘、葉鳳麗：“現實主義·理性主義·革命主義──國際關係思想傳統及其當代典型表現”，《歐洲》1995年第3期；劉鳴：“國際體系與世界社會、國際秩序及世界秩序諸概念的比較”，《社會科學》，2004年第2期；劉鳴：“國際社會與國際體系概念的辨析及評價”，《現代國際關係》，2003年第12期；等。
[3]參見，秦亞青：“國際體系秩序與國際社會秩序”，《現代國際關係》，2005年第10期；高尚濤：“主流國際體系理論研究評述”，《外交評論》，2006年第4期；等。
[4]參見，隨新民：“國際體系常態：疑懼與整合”，《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0年第2期。
[5]許多研究假設國際體系存在一種等級制結構，尤以“權勢轉移”、“霸權穩定論”等為著。參見，朱鋒：“‘權力轉移’理論：霸權性現實主義？”，《國際政治研究》，2006年第3期；汪偉民、張愛華：“單極體系下的聯盟理論與實踐——初步的理論分析”，《世界經濟與政治論壇》，2006年第2期；張小明：“第二次世界大戰與國際體系的變遷”，《世界經濟與政治》，2005年第9期；李小華：“多極化、全球化、霸權之後？——變革中的國際體系及其後”，《太平洋學報》，2002年第1期；郭樹勇：“評‘霸權穩定論’”，《歐洲》，1997年第6期；等。
[6]參見，房樂憲：“國際體系結構與國際穩定：理論爭論及思考”，《教學與研究》，2006年第6期；章百家：“百年回顧——變動的世界與變動的中國”，《世界知識》，2000年第4期；吳征宇：“‘制衡’的困境——均勢與二十一世紀的世界政治”，《歐洲研究》，2006年第2期；郝建：“國際體系與中國大國外交戰略策略選擇”，《中共貴州省委黨校學報》，2005年第5期等。
[7]參見，黃仁偉：“國際體系轉型與中國和平發展道路”，《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06年第5期；吳白乙：“後冷戰國際體系變動與中歐關係”，《歐洲研究》，2005年第5期；夏立平：“論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國際體系的轉型”，《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06年第4期；俞正梁、闕天舒：“體系轉型和中國的戰略空間”，《世界經濟與政治》，2006年第10期；俞正梁：《當代國際關係學導論》，復旦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24頁；等。
[8]參見，趙艷傑、陳效衛：“當代國際體系結構的穩定機制與變革動因”，《國際政治研究》，1998年第2期；丁銀河、陳靜：“國際體系穩定模式選擇分析”，《理論月刊》，2006年第8期；江西元：“國際體系結構變化趨勢及對新興大國的容納”，《太平洋學報》，2005年第12期；趙乾城：“國際體系均衡與中印共同崛起”，《現代國際關係》，2006年第7期；劉清才：“建構和諧世界：關於世界秩序範式的理論探討”，《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6年第5期；等。
[9]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scholarly mainstream and Reality: Are We at a Turning Point?”, in Immanuel Wallerstein, ed., The Modern World-System in the Longue Durée., Boulder, CO: Paradigm Publishers, 2004, p.224.
[10]2005年9月15日，國家主席胡錦濤在聯合國成立60周年首腦會議上發表講話，首次全面闡述了中國關於和諧世界的看法。載《人民日報》2005年9月16日。
[11]“whither China: From Membership to Responsibility?”, Deputy Secretary of State Robert B. Zoellick’s Remarks to National Committee on U.S.-China Relations, New York City, September 21, 2005, accessible a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