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個富人在家中被謀殺，他的財產被盜。警方在偵訊中抓到兩名嫌疑犯某甲和某乙，在他們家中搜出了被盜的財物。但他們否認殺人，聲稱他們先已發現富人被殺，進屋順手牽羊偷了一些東西。於是警方在將甲乙隔離的情況下分別對他們說：因為偷東西已有確鑿證據，這將被判刑一年；如果拒不坦白殺人而被另一方檢舉，則將被判刑 30 年；如果坦白殺了人將判刑 10年；此時如果檢舉他人，另一方抵賴的話，則可受獎無罪釋放。試問在這種情況下，甲乙二人將會作出什麼選擇。這就是著名的“囚犯難題”，或“囚犯兩難選擇”。
他們各有兩種選擇：否認殺人或承認合夥殺人。最好的結局是雙方都否認殺人，大家都判 1 年監禁的偷竊罪。但由於二人在隔離情況下不能串供，萬一被對方出賣，對方可獲無罪釋放的寬大處理，自己則被從嚴判處 30 年徒刑。所以還不如承認殺人，被判 10 年徒刑的風險小，而且如果對方不承認的話還可得到無罪釋放的寬大處理。換言之，對甲而言，在乙承認殺人的條件下，自己也承認（判 10 年）比不承認（判 30 年）更合算；在乙不承認殺人的條件下，自己承認（無罪釋放），也比自己不承認（判 1 年）更合算。所以最合理的選擇是承認殺人。同樣的分析也適用於乙。因此最後的結果必是雙方都承認殺人，各被判 10 年。原本對雙方最有利的結局（都不承認殺人，各被判 1 年）卻不會出現。這個結果與他們是否真的殺了人無關，他們即使從未殺人，也會做出承認殺人的選擇。“文革”中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政策之所以能使一大批人承認自己的“罪行”，其奧妙即在於此。
囚犯難題具有極深刻的含意，它解釋了何以短視地以利益為目標將導致對大家都不利的結局。在現實的經濟生活中可以舉出許多類似的例子。例如政府三令五申不許國有企業亂髮獎金。但對於某一特定企業而言，不論其它企業是否亂髮獎金，自己多發一點獎金總比少發有利。當每個企業部這樣想時，必定導致一切企業都亂髮獎金，其結果是對一切人都不利的通貨膨脹。
類似的一個例子是逃稅。人人都希望有良好的治安，方便的道路交通，而這些都要花錢。錢從何來？從稅收來。可是人人都希望別人付稅，自己則搭便車。不論別人是否逃稅，自己逃稅總比不逃稅合算，結果是政府流失大量稅款。實際上這已是既成事實。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政府開支在國民生產總值中占的比例已降低了一半。這些例子與囚犯難題僅有一個不同點。囚犯難題只涉及兩個人，如果這種情況重複出現，甲乙二人會從失敗中吸取教訓，從選擇承認殺人改為不承認，處境就可改善。而後面的兩個例子涉及到幾十萬個國有企業和上億個納稅人，他們之中的任一個改變決策絲毫無助於督促別的企業和個人也跟著改變決策。
從更廣泛的意義來理解囚犯難題，它實質上對道德的本質作出了深刻的說明。一般人對道德的理解是犧牲自己的利益去保證別人的利益。這種對道德的理解的根本弱點是沒有注意到，自己又是別人的別人，而且別人也是他自己。因此從社會的整體來看，犧牲自己去幫助別人是講不通的。不是嗎？
我們可以看到一位學雷鋒的好心人免費幫別人修腳踏車，在他的後面排起了一個長隊，排隊的人都是來揀便宜的。因此只有一部分人存心占別人便宜的條件下，才有可能讓一部分人犧牲自己去為別人服務。而囚犯難題則確切地說明了在什麼情況下個人才需要克制自利的動機。道德就是這樣產生的。它要求每個人在公共秩序方面遵守規則，最終他本人也能享受到別人或全社會為他提供的道德服務。一個人應勇敢地救助落水的人，因為不知哪一天他也可能遭到類似的不幸。在這裡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商業交換同時有著兩種截然不同的動機在起作用：交換本身是受自利動機的驅動，人們做生意都是為了賺錢，這是完全正當的；同時做生意必須遵守市場規則，這是受道德約束限制的，它是反自利的。一個成熟的市場體制最根本的特徵是自利動機和道德約束協同作用。每個人都受周圍環境的薰陶，懂得哪些場合下應該自利，哪些場合下應該受道德約束。
我國經濟走向市場化以後，出現了兩種規則的誤用。連篇累牘的文章不加區分地批評向錢看、咒罵金錢萬能，要求繼續把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精神作為精神文明的支柱；又有大量毫無顧忌追求自利的行為，報紙上甚至鼓勵漫天要價著地還錢的半欺詐行為，假冒偽劣產品鋪天蓋地而來。看來我國經濟要發育成為一個成熟的市場經濟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其中最困難的是市場規則的建立，或者說，如何從囚犯困境中解脫出來。
商業道德是一種公共服務，它能使一切從事交換的人得益。它不能依靠某個人去建立，但在建立過程中需要每一個人的積極參與，建立之後還需要每一個人珍視它維護它。建立商業道德需要政府、學術界、教育界、宗教團體等共同發起聲勢浩大運動並持之以恆地努力。特別是政府，它要帶頭不說假話，誠實守信，杜絕貪污，嚴禁濫用權力，樹立新的為百姓服務的宗旨。
從來沒有一個腐敗的政府能夠帶出一個有牢固商業道德的社會。我認為這是我國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核心問題。
從表面上看，市場是一群追逐私利的人在為了自己的物質利益而交易。但交易有其特定的規範，其基礎是人權和市場規則，遵守規則卻不能依靠自利動機。通過囚犯難題說明為什麼要建立市場規則，廉潔高效的政府才能領導出規範化的市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