嚮導[中央機關報]

《嚮導》周報是中國共產黨創辦的第一個公開發行的中央機關報，以宣傳中共的路線、方針、政策和評論國內外時政為主要內容，著重時政評論。中共早期領導人是其主要撰稿人，其中尤以陳獨秀和蔡和森為代表。

創辦過程

五四運動後，多種新思潮湧入中國，馬克思主義即為其中之一，全國出現了一個學習和宣傳馬克思主義的熱潮，“譬如社會主義，近來似覺成了一種口頭禪，雜誌報章鼓吹不遺餘力”。1920年9月，陳獨秀決定將《新青年》改組為公開宣傳馬克思主義的陣地。但《新青年》作為社會科學雜誌的學術性早已定型，難以承擔馬克思主義的輿論宣傳工作。11月，上海共產主義小組創辦了《共產黨》月刊，著重宣傳共產黨的基本知識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建黨學說，介紹俄國的建黨經驗，原定每月出版一期，但常因經費困難不能按時出版[2]，至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時，共出版6期。

1922年7月，改組後的《新青年》停刊。中共創辦的工人刊物如《勞動界》《勞動音》《勞動周刊》也由於各種原因紛紛停刊，其他倖存的僅有團中央機關刊物《先驅》等，遠遠不能滿足新形勢新任務下中共宣傳工作的需要。8月，中共中央執行委員會在杭州西湖舉行的會議上研究黨的宣傳工作時，曾決定在北京創辦《遠東日報》，共產國際代表馬林認為，中共能力不足，不應該辦這樣大的機關報，應辦一個周報。中共接受了馬林的建議，決定創辦《嚮導》周報，作為中共中央的政治機關報。9月13日，《嚮導》周報在上海創刊，總發行處設在老西門肇浜路蘭發里三號。

版面設計

封面設計

嚮導[中央機關報]

《嚮導》創刊號於1922年9月13日面世，共8個頁面，除報頭外，其餘內容採用的是當時報刊通用的豎排版格式。就其整體編排格式而言，創刊號無封面、封底，也無目次表。首頁頂端居中是四號黑體鉛字排印的英文名稱“The Guide Weekly”，英文刊名下方是特號行書中文刊名“嚮導”，皆橫排居中。中文刊名“嚮導”下方為出刊周期、總發行所等，橫排；右側為出版時間和定價，左側為分售處，皆為豎排。《嚮導》前4期都沒有標註期號，第5期始有標註。首頁下半部為正文，豎排版，標題用較大字號，篇篇相接。《嚮導》的這一編排格式，與當時的中共刊物《共產黨》月刊相似，與《新青年》季刊、《前鋒》有異。

欄目設計

《嚮導》初刊時不分欄目，第3期起始設“通信”欄，第7期起設“時事評論”“讀者之聲”欄，以與較長的文章分開。“時事評論”欄的設立體現了刊物輿論指導的宗旨；“通信”“讀者之聲”欄屬於讀者參與性強的欄目，增強了編者與讀者之間的互動與交流。這說明，創刊初期，《嚮導》以欄目意識為主的報刊編排理念就比較突出。從第25期起，“時事評論”分為“中國一周”和“世界一周”，不再刊登長文。“中國一周”和“世界一周”主要介紹一周內國內外發生的大事，並通過簡評引導讀者分清是非，培育國民的政治敏銳性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鬥志。第55期起又將“中國一周”和“世界一周”合為“時事評論”，恢復較長的論述文；同時借鑑《前鋒》的做法，開闢“寸鐵”專欄。第64期起設“外患日誌”，逐日揭露帝國主義欺凌中國的罪行，激發國人的愛國熱情。此外還設有“什麼話”“國民常識”“余錄”“肉麻世界”等。在具體出版過程中，各期欄目多寡不一，但欄目意識顯而易見。

欄目是刊物特色的集中體現。作為中共的輿論指導機關，《嚮導》以宣傳中共的路線、方針、政策和評論國內外時政為主，與同時期的《新青年》季刊、《前鋒》相比，《嚮導》的欄目顯得靈活多樣。《前鋒》為理論刊物，其創刊號除了發刊詞性質的“本志露布”和“寸鐵”兩個欄目外，其他都是專題性文章，著重實證和理論分析。雖然第2期增加了“通訊”欄，第3期又將“通訊”欄改為陳獨秀的專欄“實庵筆記”，但其欄目依然顯得比較單一。《新青年》季刊基本不分欄目，作為理論刊物，著重介紹馬列主義著作和世界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經驗，強調理論性、國際性。總體來看，《新青年》季刊、《前鋒》更多的是從理論上論證中共在民主革命中的綱領和主張，《嚮導》更多的是及時報導和評論時事，以指導現實鬥爭，其時評的特點突出。

主要撰稿人

（一）以陳獨秀為代表的中共中央領導人

陳獨秀是《嚮導》的核心人物，他籌辦出版《嚮導》周報，制定辦刊方針，題寫刊名，撰寫發刊詞，同時也是《嚮導》的撰稿人。在總201期中，有155期登載過他的文章；有時一期當中大部分是他寫的，如第56期共9篇文章，其中有7篇署名“獨秀”，還有1篇署名“為人”（陳獨秀筆名）；第64期的8篇中有6篇出自陳獨秀之手。《嚮導》自第55期起設“寸鐵”欄，主要登載短小精悍的論說文，言辭犀利、尖銳，其主要撰稿人是陳獨秀。

中共中央執行局委員張國燾曾以“國燾”“特立”等筆名撰稿十多篇。中共中央執行局委員李大釗用“CTL”“CT”的筆名為《嚮導》撰文，以《遍及全國的國民黨》《新聞的侵略》為代表。共產國際代表馬林曾指導《嚮導》的出版，並用“孫拓”的筆名撰寫7篇國內外評論。另一位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用“魏琴”的筆名撰文17篇。促進了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的實現。

嚮導[中央機關報]

（二）以蔡和森為代表的編輯隊伍蔡和森是《嚮導》的首任主編，也是主要撰稿人之一，他單獨署名文章130餘篇，與向警予一起以“振宇”聯合署名文章36篇。從內容上看，這些文章主要是揭露英美等國家對中國的殖民主義侵略罪行、國內軍閥的黑暗統治、宣傳國共合作、論述工農革命鬥爭的重要性和介紹俄國、土耳其等國外革命情況。

彭述之、瞿秋白也是《嚮導》的主要撰稿人。彭述之撰文70餘篇。彭述之1924年夏從莫斯科回國，在中共中央宣傳部工作。1925年1月中共“四大”上，他當選為中央委員，任中央宣傳部主任，主管《嚮導》，5月蔡和森離開後，他繼任主編。瞿秋白1923年1月從莫斯科回國後，擔任《新青年》季刊和《前鋒》主編，同時參與《嚮導》的編撰工作，1927年4月接替彭述之任《嚮導》主編，直至停刊。瞿秋白共撰文60餘篇，如《政治運動與智識階級》（第18期）、《中國之地方政治與封建制度》（第23期）等，介紹和宣傳馬克思主義，分析中國社會經濟狀況和階級關係，探討和總結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

除蔡和森、彭述之、瞿秋白三位主編外，《嚮導》周報的編輯人員也是其主要撰稿人，如高君宇、張太雷、向警予、羅章龍、鄭超麟、趙世炎、尹寬等，他們既負責編輯、組稿、通訊和聯絡工作，也負責寫稿，常用“記者”名義寫“按語”或回答讀者來信。如高君宇，既參與籌備《嚮導》周報的創辦，且從第1期到第83期，共撰發時評25篇，經常以“記者”的名義回答讀者來信。鄭超麟1924年從莫斯科回國後，負責《嚮導》的編輯、出版和發行工作，撰寫、翻譯文章80餘篇。據鄭超麟回憶，“讀者來信”專欄中給讀者的回覆，多是他寫的。

（三） 各地區和各省市地方黨委負責人及其他

《嚮導》自第3期起開設“通信”專欄，總計發表北京、廣州、長沙、漢口、鄭州、開封等地通信110餘篇，撰稿作者主要是各地方黨組織負責人，他們接受中共中央和《嚮導》的委託，以“記者”的名義撰寫地方通信，反映地方的政治、經濟、文化和工農運動情況。在讀者中有廣泛影響的撰稿人是趙世炎和羅亦農。趙世炎在兼任中共北京地委書記和職工委員會書記期間，用“羅敬”“樂生”的筆名撰寫北京系列通信，如《白色恐怖的北方反動政局》（第152期）、《北方政局新變化之徵兆》（第157期）等，評述北洋軍閥政府統治下的政治形勢。羅亦農撰寫的廣州通信注重反映國民政府統治下的政治形勢。此外，周恩來（筆名伍豪）、王若飛、李立三等都為《嚮導》撰寫過稿件。

還有一部分撰稿者是青年學生、基層黨員等。為架起讀者與編者之間的橋樑，反映讀者的聲音，同時也為了解答一些民眾比較關心的革命問題，《嚮導》自第7期起設立《讀者之聲》欄目。廣州大學法科教員“梁明致”曾多次投稿《讀者之聲》討論階級鬥爭問題。如《對於階級爭鬥之一個疑問》（第144期）、《對於階級鬥爭的討論》（第146期）、《論階級鬥爭》（第150期）等。這足證《嚮導》在當時讀者中的廣泛影響。

出版發行問題

關於發行

《嚮導》初創於上海，前5期總發行所在老西門肇浜路蘭發里三號。為了加強對北方工人運動的指導，第6期起，遷到北京後門內景山東街中老胡同一號。由於當時北京的新聞管制嚴於上海，《嚮導》在上海創刊時，並未向郵局登記，刊物上也未署明發行人的姓名和身份。這在新聞管制相對自由的上海或許可行，但在北京卻造成諸多不便，許多函件無法收到。當時蔡和森的朋友羅章龍在北京大學讀書，是新民學會的會員，蔡和森提出要他擔任《嚮導》在北京總發行的代理人。於是，羅章龍就以羅敖階的名字，向郵局辦理了發行登記手續。自第8期起，發行通訊處為上海老西門肇浜路蘭發里三號和北京大學第一院收發課轉羅敖階。上海總發行所負責長江流域和珠江流域各省的訂閱，北京總發行所負責黃河流域和關外各省的訂閱。1923年4月，依照共產國際的指示，儘快啟動國共合作，中共中央南遷廣州，自第21期起，《嚮導》隨遷至廣州昌興新街28號。由於《嚮導》獨立批評的辦報方針受到國民黨方面的牽制，第26期起總發行所遷至杭州馬坡巷法政學校。隨後一年多時間裡，總發行所即在廣州、杭州之間徘徊。1924年10月第86期起又遷回上海，在英租界上海大學編輯出版，但很快引起工部局的注意，12月9日，上海工部局警務處和靜安寺捕房派人搜查了上海大學、慕爾鳴路307號等處，沒收了大量書籍、報刊[8]。為了安全起見，《嚮導》不得不將上海通訊處改在杭州。此後，發行通訊處不斷在杭州、廣州、北京、開封等地更換，但其一直在上海出版。

《嚮導》初創時，只有4個分售處，第4期時迅速增至10個，且在不斷遭到封鎖查禁的情況下，能夠迅速地開闢新的分售處，由上海、廣州、北京、長沙等擴展到寧波、武昌、福州、開封、香港、汕頭、蕪湖、太原、潮州、重慶、南京、寶慶、黃梅、成都、紹興等多個城市，在法國巴黎、德國柏林也設有分售處，形成了一個有效的銷售網路。《嚮導》的分售地址為研究《嚮導》周報的傳播網提供了重要資料，我們可以從中獲知其發行傳播情況。而其“讀者來信”記錄的部分讀者的姓名和地址，為考察分析其客群情況和發行空間範圍提供了重要依據。

關於定價

關於定價創刊號上有明確交代，“每份連郵費大洋三分，以後有增刊不另加價”。第4期規定零售價每份銅元四枚，半年大洋七角，全年大洋一元三角。第5期將零售與郵費做了區別說明，“零售每份銅元四枚，郵寄三分；全年大洋一元三角，半年大洋七角，郵費在內”。按當時上海的銀元、銅元比價，大洋一元折合銅元174.7枚[10]，銅元四枚相當於大洋2.23分。從1923年5月第26期起，每份三分，全年大洋一元三角，半年七角，售價中包含國內郵費。1924年6月第71期起，調整為每份三分，國內一元寄足40期，國外一元寄足25期，均包含郵費；如以郵票代款，按九五折算。11月第92期起，分為代派、訂閱和零售，並作了具體規定，“代派：每份大洋二分，三百份以內五折，三百份以外四折，寄費在內，十期清算一次；訂閱：國內一元寄足六十期，國外一元寄足35期，郵費在內；零售：每份銅元四枚”。由於當時銅元、銀元的比價處於不斷變動中，此時大洋一元折合銅元為206.4枚[11]。零售價銅元四枚約相當於大洋1.94分，代派的折扣較大，所以此時的價格與之前相比，有所下調。即便如此，仍有讀者呼籲降價，“嚮導這個刊物要想做到刷新一般青年的混亂思想，除非設法多多地傳入在青年中間去；要想多多傳入在青年中間去，則非將報價減低不可”。

1926年2月第144期起，《嚮導》頁面增加一倍，零售價由原來的銅元四枚漲到六枚；訂閱由原來的國內一元寄足50期改為35期，國外一元寄足30期改為25期；代派價格為每份大洋三分，六折結算，十份起訂，包含郵費。由於當時銀元、銅元的比價為270.6，六枚銅元約合大洋2.2分。與初創時的零售價四枚銅元（約合大洋2.23分）相比，要便宜，因為此時的頁面擴充了。由於在不同時期、不同地區銀元與銅元的比價不同，同一時間內不同地區的比價也有不同，各地的實際售價會有差異。即便如此，仍有讀者認為售價偏高。《嚮導》的售價信息，是當時社會經濟狀況的反映，既可表明當時某一地區銀價的變化，也可從報刊運營、出版發行角度為今日的報刊提供有益借鑑。

創辦意義

《嚮導》周報是特定時代的產物，在當時起到了報刊媒介對民眾強有力的宣傳、動員和組織作用。眾多讀者信任和讚美《嚮導》周報，認為它是“四萬萬踏在國內外強盜腳下苦難同胞的赤衛軍之先鋒隊”，是“在黑沉沉底下的中國”的一線曙光”，是“四百兆同胞的救命符”，“喚醒了不少在迷夢中的青年”，在當時的中國新聞界，是“真敢替受壓迫的工農階級呼冤而卻能指使民眾以革命大路的”報刊，是“國民革命的導師，也是工人階級的喉舌”。1923年12月17日北京大學25周年紀念日的民意測驗，有“現在中國的‘日刊’‘周刊’，你最愛看哪種？”的問題，答者以學界和市民為主，在被調查的1007人中，《嚮導》獲224票，名列周刊的榜首。

處於國共合作形勢下的《嚮導》周報由於堅持了對孫中山和國民黨的獨立批評原則，導致孫中山的強烈不滿。1923年，孫中山曾表示：如果陳獨秀繼續在《嚮導》上寫文章批評國民黨，就要將他開除出國民黨。《嚮導》周報過於尖刻的批評，使國民黨對《嚮導》多有不滿和指責，它在廣州被宣布為不受歡迎的刊物。

《嚮導》周報是中共早期報刊中存在時間最長、能夠連續出版的一份刊物，本身包含內容豐富，是研究中共早期思想傳播的一份重要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