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之毀
清朝以少數北方民族入主中原，幾代帝王勵精圖治，廢除明朝末年因民變及清軍入侵而設立的“三餉加派”等苛捐雜稅，招徠流民獎勵墾荒，使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個高峰，創造了中國歷史上的康乾盛世。但清王朝在乾隆年間達到鼎盛之後，吏治迅速敗壞，官無不貪，吏無不惡，清朝國勢日非。乾隆五十九年，朝鮮使者記錄：“大抵為官長者，廉恥都喪，貨利是趨，知縣厚饋知府，知府善事權要，上下相蒙，曲加庇護。”洪亮吉陳述乾隆末年時說：“士大夫漸不顧廉恥，”“十餘年來，督撫藩臬之貪欺害政比比皆是……出巡則有站規、有門包，常時則有節禮生日禮，按年則又有幫費，升遷調補之私相饋謝者尚未在此數”。
貪污腐化
吏治敗壞與清王朝幾乎是相始終，這與清王朝直接承接明朝末年腐敗的官場文化有關。清王朝既是少數民族，必須對中原士子大加籠絡。康熙年間就有所謂的南北黨爭。清代的貪污問題是長期的，康熙晚年，官場奢侈腐敗之風已經興起。雍正時大力改革使得吏治稍得控制。乾隆時，奢靡之風又捲土重來且愈來愈甚。乾隆六巡江南，地方沿途大興土木，豪華與排場空前，糜費特甚。可謂極盡奢華之能事。1757年，爆發雲貴總督恆文和雲南巡撫郭一裕的“金爐案”。1790年禮部侍郎尹壯圖上疏道：“各督、撫聲名狼藉，吏治廢弛。臣經過地方，體察官吏賢否，商民半皆蹙額興嘆。各省風氣，大抵皆然”。及至乾嘉之際，隨著王朝的盛極而衰，吏治腐敗問題表現得更加突出。嘉慶時期，爆發了白蓮教、天理教等農民抗爭，社會衝突激化，更使政府財政大受衝擊。嘉慶五年八月曾談到追賠的原因：“年來辦理軍務需用浩繁，目下大功將次完竣，一切善後事宜均需籌撥款……理應按限完交”。嘉慶帝無奈地說：“大不法小不廉，吏治不清，民生何賴？甚至大缺一萬，中缺八千，形諸白簡，此非彰明較著者乎？…… 朕澄敘官方，首先責己，力行節儉，永杜貢獻。諸大吏受任既重，養廉又優，貢獻之費已除，權門之索又絕，必應清白乃心，為國宣力。然而風氣未移，俗態猶故，時有在朕前借端嘗試，巧言利國，實皆利己，似此者不一而足。”這時鴉片開始流入中國，而中國的白銀開始大量外流，使中國對外由出超國變為入超國。嘉慶帝屢申禁令，一旦案發，“失察賣放之監督及委員吏役人等一併懲辦不貸”。道光四年進口鴉片高達一萬二千六百三十九箱，“上自官府縉紳，下至工商優隸，以及婦女、道士、僧尼，隨在吸食，置買菸具，為市日中”。至道光年間終於發生鴉片戰爭。
軍務廢馳
八旗勁旅早年在關外所向披糜，戰無不勝，但康熙平定“三藩之亂”的戰鬥中，八旗兵軍紀已散，軍力已大不如前，“八旗將佐，居家彈箏擊築，衣文繡，策肥馬，日從子弟賓客飲”。以漢人為主的綠營開始堀起，朝廷一有戰事，便主要依靠綠營兵。乾隆元年諭：“八旗從前風俗，最為近古。迨承平日久，生齒日繁，漸及奢靡。如服官外省，奉差收稅，即恣意花銷……而兵丁閒散惟知鮮衣美食，盪費成風，旗人貧乏，率由於此。”嘉慶年間八旗和綠營均已腐敗，喪失戰鬥力，嘉慶曾隨乾隆閱兵，所見是“射箭，箭虛發；馳馬，人墮地”。平定白蓮教時，八旗請纓赴戰，卻四處搶劫，“其在京諳達、侍衛、章京無不營求赴軍，其歸自軍中者，無不營置田產，頓成殷富”。嚴如煜說：“教匪之役，前後八九年，兵調十數省，其中勁旅勇鷙敢戰者固自不少，而矯捷堅實可恃，必以黔兵為第一。……各省提鎮大營之兵，所駐通都大邑，地方平衍，風俗華靡，平時未嘗遠出城郭，一旦負槍荷戈，走山路數十里，汗淫淫下，喘息不寧，又且飲醇啖肥，習以為常，山內包米雜糧，食不下咽，先自飢疲，與猾賊追逐百數十里，鮮不病乏者”。
費正清說：“1800年左右的中國經濟不僅與歐洲經濟處於不同的發展階段，而且結構不同，觀點迥異。………技術水平則仍停滯不前，人口增長趨於抵消生產的任何增加。簡言之，生產基本上完全是為了消費，陷入剛好維持人民生活的無休止的循環之中，在這種情況下，純節餘和投資是完全不可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