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對自己的帝皇行為是不避諱的。最早記載的一部是《貞陵遺事》。開始披露了李忱在封光王期間受到當皇帝的侄子欺凌軼事，“上在藩時，嘗從駕回，而上誤墜馬，人不之覺，比二更方能興。時天大雪，四顧悄無人聲。上寒甚，會巡警者至，大驚。上曰：我光王也，不悟至此，方困且渴；若為我求水。警者即於旁邊得水以進，遂委而去……已而體微暖有力，遂步歸藩也”。作者令孤澄即是宣宗朝宰相令孤綯之子，據稱唐宣宗在朝政後，喜歡與大臣閒談舊事，“因問閭閻細事，或談宮中游宴，無所不至”（《資治通鑑》）。故此處所記，似含有遭侄兒皇帝陷害痕跡。唐昭宗朝宰相韋昭度的記述就更清楚了，據他寫的《續皇王寶應錄》說，光王李忱按既定方針是繼位做皇帝的，但卻為李昂（唐文宗）搶先做了皇帝；李昂剛死不久，其弟李炎（唐武宗）又對叔父大不放心，“武皇慮有他諫，乃密令中常侍四人擒宣宗於永巷，幽之數日，沉於宮廁。宦者仇公武愍之，乃奉武宗曰：前者王子不宜久於宮廁，誅之。武宗曰：唯唯。仇公武取出於車中，以糞土雜物復之，將別路歸家，密養之三年，後武皇宮車晏駕，百官奉迎於玉宸殿立之，尋擢仇公武為軍容使。”
尉遲握《中朝故事》也記述了唐武宗對他的“極深忌焉”；而且最先披露了李忱曾外出做和尚，“尋請為僧，遊行江表間。會昌末，中人請還京，遂即位。”
三篇涉及李忱的野史筆記，都提及他的困境，見於晚唐政局如走馬，其中宮闈爭訌更見混亂，所以司馬光興修《資治通鑑》，均沒有引用。司馬光治史嚴謹，但卻不諱言李忱在父親（唐憲宗李純）死後的韜晦之術，“怡（李忱原名李怡）幼時，宮中皆以為不慧。大和以後，益自韜匿，群居游處，未嘗發言。文宗幸十六宅宴集，好誘其言，以為戲笑。上（武宗）性豪邁，尤所不禮”（《資治通鑑》卷248）。而在武宗患病不治時，他被宦官立為皇太叔，“裁決庶務，鹹當於理，人始知有隱德焉。”（同上）此處亦可蠡測，李忱如果年輕時過著袴子弟飽食終日，缺乏社會生活，是很難有處世之術的，所以《舊唐書》稱他，“器識深遠，久歷艱難，備知民間疾苦”，顯然這裡是包孕不少隱情的。
因此自尉遲握《中朝故事》為俑，五代、兩宋時的筆記，如孫光憲《北夢瑣言》、陸游《避暑漫抄》都有記述光王李忱，受到李炎（唐武宗）逼害，不能居住長安，而潛逃為僧的故事。
據傳光王為僧最初的落腳點是浙江海寧的鎮國海昌院，原名慶善寺，俗稱北寺，初建於梁。當家方丈齊安原系唐室宗親落髮為僧的，李忱當了一名小沙彌，取法名為瓊俊。齊安發覺他舉止不平凡，另眼看待，倍見禮遇。宋初推出的《宋高僧傳》在《齊安傳》里，就記述了兩人相遇的事情。宋竇思永《銅僧伽瑞像記》也說，“初，宣宗逃難出奔，落髮為比邱，遍參諸方，獨器許於鹽官和尚。”（轉引乾隆《海寧州志》）後來，李忱回長安登基，幾次派使來迎齊安，“既登極累詔不起”（明《安國寺懺堂記》），不久，齊安圓寂，李忱十分傷悼，特地寫了悼詩，“敕葬安國寺，謚悟空禪師”（乾隆《海寧州志》），大興土木，擴充寺院，建造舍利塔，並令光祿大夫、御史中丞盧簡術書寫《唐悟空禪師塔碑陰》：“今天子紹開洪基，保定景福，以為生靈遇善本乎”（《安國寺志》）。神乎其神寫下了皇帝為報恩禪師的心態和行為。
李忱與齊安為師徒的故事流傳極廣，所以北宋熙寧八年（公元1075年），蘇軾游海寧，特為撰寫《大悲閣記》，並有七絕《悟空塔》：“已將世界等微塵，空里浮花夢裡身；豈為龍顏更分別，只應天眼識無人。”此中即是指齊安早就辨識在落難時的光王李忱。李忱據說還與唐末高僧黃檗禪師希運相從。他在海寧當沙彌時，有次正逢黃檗來海昌院說法，“嘗為鹽官首座在殿上禮佛，時宣宗為沙彌問曰：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長老禮佛何所求？檗曰：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常禮如是事！宣宗曰：用禮何為？師便合掌。宣宗曰：太粗重。檗曰：這裡是什麼所在，說粗說細，隨後又掌”（乾隆《海寧州志》）。傳稱黃檗也有“天眼”，他看出宣宗的帝王之相，就邀請他同游，就此，李忱就離開了海寧，先後赴江西、湖南諸地，又隨黃檗隱居安徽涇縣涇水西畔。“一日，邑令入山，志不在道，風光（李忱小名）坐而不起。邑令怒責之，令收禁。先是禁長夢黃龍以爪障禁戶，恐必貴人，至明晨，偉然一僧，手撐禁戶不肯入，禁長跪而呼，風光止之，乃書一扇，詩內有‘朝廷若問河南事，報導風光在水西’句，令至京賣之，口稱看錢一千。禁長如所囑，有司見禁，迎太子入相，值武宗將崩，即位號宣宗。”（《涇縣誌》）這裡很多不合常理，但也卻增加了有關唐宣宗做和尚的筆墨。
見於唐武宗與寺庵爭奪勞動力和財富，幾次下令滅寺勒令僧尼還俗，而宣宗又崇信佛教，興旺寺庵，所以有人懷疑這些情節乃出自宣宗以後，僧尼或與僧尼的文人加意捏造；但質之宣宗“用法無私，從諫如流”，有稱“小太宗”譽，更非尸位素餐的晚唐宮廷能扶植的，對此仍得繼續探索和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