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
唐元既出詩書之家，自幼受程朱理學薰陶。少時與洪焱祖、俞魏卿為筆硯交，里人並稱“新安三俊”。三人“徜徉山水間，洗濯磨淬，婆娑嬉遊，未始不孳孳以蒞學為務。戲謔褻狎，不一出諸口。”蒙元滅宋後，科舉廢止達三十餘年，江南文人多成游士。三人在乾謁名公碩儒之餘，恆心嗜學，聞名鄉里。時徽州路總管孟淳初見唐元，十分器重，贈詩曰：“新安三俊子其一，氣貌清腴文字工”。因為早年“不識治生理”，唐元“屢阨衣食”。三十六歲，以所作詩五十四篇投謁被譽為“江西詩派殿軍”的方回，方回欣然命其集為《藝圃小集》，並在序文中稱讚其詩“所以可人意者，格高也……近人之學許渾、姚合者，長孺掃之如秕糠，而以陶、杜、黃、陳為師者也”。此後，唐元“夢寐間不敢忘先生之訓”，“奮迅劘切以詩自鳴”。延佑二年（1315），元廷恢復科舉。訊息傳到徽州，四十六歲的唐元一度“螢窗雪案”，學習應試文章，卻四試有司不利，於是憤棄舉子業。元廷科舉規模不大，對漢人、南人又存有歧視，這使得當時大量文人轉而從事吏事。當時，雖有數舉不第而恩授教授、學正和山長之例，但對漢人、南人也存在年齡上的限制。唐元最初訓導鄉校，生活較為清苦。五十八歲時，得江浙行省授平江路儒學學錄之職，在職興文教，交遊東南名士。六十五歲，遷建德路分水縣儒學教諭。六十八歲，任集慶路南軒書院山長，聲名已盛於金陵。尋以徽州路儒學教授致仕，退居歙縣烏聊山下，“益以文章自任”，名重東南，被譽為“東南學者師”。“每侯伯下車，必先請見。四方大夫士子過其境者，必詢其起居，即其廬而禮焉。”上門求文者也是絡繹不絕，填塞阡陌。
家世
新安唐氏是一個世代書香門第的官宦世家。唐元的始祖唐承昈，是宋參知政事唐介的曾孫，宋南渡後為徽州知州，子孫遂為新安人。承昈傳九世至廷雋，廷雋無嫡後，以婺源嚴田李玘之子李桂三繼傳。嚴田李氏本為唐皇室之後，其始遷祖李佯，為唐宣宗子昭王李汭第三子，避黃巢之亂於篁墩，易名李京，後卜居界田。傳三世，李德鴻留居界田，李德鵬遷祁門新田，李德鸞遷婺源嚴田，此即徽州譜牒史上著名的“三田李氏”。德鸞傳十世至桂三。桂三字常道，號梅癯，治《周禮》，於“理學諸文多所發明，具載《六典精義》”，過繼後易名唐虞，是為唐元之父。
交友
唐元平生交友廣泛，如：方回、虞集、曹涇、龔璛、張起岩、王士熙、吳師道、楊剛中、貢師泰、李桓、杜本、鄭元佑、汪巽元、陳櫟、湯炳龍、楊敬惪、洪焱祖、俞魏卿、鄭奕夫、鄭玉、程文、危素、畢祈鳳、牟應復、馬昂夫（薛昂夫）、郭麟孫、夏溥、劉致、盛則軒、程益、陳方、艾庭暉、俞肇、鮮于去矜、蔣師文、江光啟、黃志齋、朱克用、朱文選、趙孟威、夏希賢、夏泰亨、徐舫、胡初翁、孟淳、盧摯、於泰來、孫國瑞、莊蒙、呂廣文、汪逢辰、尤拔、吳彬、汪德玉、程國寶、鮑元康、汪幼鳳、周彥明、鮑椿、許洪壽、程植、孫岩等。這些人大多是當時身處東南一帶的名士，以及諸路儒學教官或書院山長。唐元的交友情況，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元代士人在乾謁交際和從事教業上的真實狀況，對考證相關人物的生平也有一定的價值。
著作
唐元生平所著，計有《敬堂雜著》、《思樂雜著》、《吳門雜著》、《分陽雜著》、《金陵雜著》和《老學藂稿》凡“三千餘篇”，以及理學著作《易傳義大意》十卷、《見聞錄》二十帙，可謂著作等身。今僅存《筠軒集》詩文十三卷，有《唐氏三先生集》本和清《四庫全書》本。從版本上看，前者即後者的底本。《唐氏三先生集》的序跋和附錄中，保留了大量有關唐氏三先生的文獻，是今人研究三先生和元明徽州文學的重要材料。
影響
《四庫總目》稱唐元“於經術頗深，其議論亦不詭於正”，“蓋其始終當元盛時，故所作多和平溫厚之音，極為虞集所推許。”
唐元致仕後，求文者眾多，故文章遍傳海內。文壇盟主虞集讀罷，亦不由感慨曰：“近睹《鄭夫人行實》，佳甚。吾恨不識唐公之為人。”惜唐元的《鄭夫人行實》已散佚。王士熙讀唐元所謁詩文後，連稱“作手”，並贈“乘槎深夜問支機,天女流梭舞鳳飛。回首人間金粟尺,剪燈愁制五銖衣”一詩，張起岩、楊剛中、李桓等人皆追和成軸。夏溥也說：“唐君之文高古整齊，令人讀之不休。鄰邦何幸，有此手筆！”夏溥承家學淵源，博通經學，工詩文，新安理學家鄭玉、趙昉等人都曾向其問學。當時的著名散文家貢師泰則稱唐元“文字有法度，諸人不可及。”貢師泰的文章，時人譽為“氣充而能暢，辭嚴而有體，講道學則精而不鑿，陳政理則辨而不夸。”可見，唐元的文章在當時就得到了較高的評價。
唐元晚年退居講學於歙縣槐塘，朱升、舒頔等人均師禮之，“御史程君光道、山東進士陳子恭、江浙進士周可仁皆其徒也。”舒頔談到唐元的詩文時說：“文章學問為時所宗……所謂充然渾然者，當不在漢唐下。詩尤高，豐縟清潤，有台閣風。”朱升之子朱同亦稱其“詩文滂沛敷腴，不事險澀”。門人陳浩則稱：“筠軒先生以文章行義為士軌式。”當時歙縣的諺語亦云：“凡入城府，不之東郭見潛夫（洪焱祖） ，則之南門見長孺（唐元） 。”唐元卒後，朱升作輓詩曰：“紫陽山下小柴門，每憶童年拜隱君。喬嶽岩岩瞻壽相，長江浩浩讀雄文。袞衣不獨緣稽古，宦學何時見策勛。千載藤溪風月在,直須驥子表高墳。”
文獻學家程敏政在《唐氏三先生文集序》中說：“筠軒生於叔季，私淑考亭，仕不大顯……筠軒之文紆徐而典雅，有汴宋前輩之風。故元名公張起岩、王士熙、吳師道諸君子皆盛稱之。詩則含蓄而雋永，不作近代人語。虛谷方公為之序，美其格髙，世以為知言。”永樂朝侍讀學士王達也說：“予閱筠軒先生長孺唐公詩文，辭理條暢，不假雕鏤，浩瀚滂沛，渾然天成。得臨邛衣缽，有宋季諸儒之氣象。”清乾隆間修《四庫全書》， 翁方綱談到唐元《筠軒集》時說：“新安為朱子之鄉，故其議論緒言頗津逮朱門。在元人著作中頗為近正，應抄存之。”也對其詩文的價值予以了充分肯定。
總的來說，唐元的理學旨趣體現出程朱理學在有元一代的發展，詩文創作則表現出“恪守程朱、毫不逾矩”的徽州時代風格。唐元等一批元代新安理學家、文學家作為當時徽州士人中德高望重的領袖，對繼承發揚程朱理學、開闢明清徽州學術與文學的風貌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