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時家境貧寒，主要靠租種富戶土地、打短工過日子。10歲喪父，12歲長兄病故。接二連三的不幸，迫使年幼的他不得不過早地中斷學業，承擔起家裡主要勞力的責任。13歲時就棄學務農，一面給地主扛活，一面幫著家裡織布維持生計。17歲時，因生活所迫，到鄰村拜師學徒做木工活。那時，由於家計貧寒，缺吃少穿，小小年紀就飽嘗了許多辛酸苦辣。生活的磨難，造就了他堅強不屈的性格和吃苦耐勞、勤儉樸實的美德。因此，從小時候起，他就似乎比一般同齡的孩子們成熟早，懂事多，明白很多做人的道理。在他幼小的心靈深處，埋下了誓要改變舊中國人吃人世道的種子。七七事變後，家鄉來了八路軍，宣傳抗日道理，實行減租減息，組織抗日團體，建立農會組織，他義無反顧地報上了名，發誓要跟著共產黨永走革命道路。不久村里成立青救會，他擔任了主任。1938年1月由張仲卿同志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3月起先後擔任唐縣六區、七區農會委員，山陽區農會主任兼區委宣傳部長，縣農會宣傳部長。在黨的領導下，積極投身青年運動和農民運動，發動民眾起來同日本侵略者、漢奸、國民黨反動派，地主、惡霸作殊死搏鬥。動員青壯年參軍參戰、支援前線，痛擊敵寇。1940年7月後他調任望都縣農會副主任。在對敵鬥爭艱苦卓絕的歲月里，他出生入死、英勇善戰。翌年7月升任易縣縣農會主任。1942年12月起歷任滿城縣抗聯主任、易縣抗聯主任。1944年9月黨提出“開辟塞外”，成立察南十三分區，他任分區委員兼察南專區抗聯副主任。1945年7月按照黨中央提出的深入敵後，開闢察北的工作方針，他隨軍轉戰於張北、萬全、興和一帶，並奉命參與組建察北地分委。
日本投降後，他任察北專區抗聯會主任，黨內任地委委員兼民運部長。解放戰爭時期，他與戰友們在察北地區堅持鬥爭。張家口第二次解放後，任察哈爾省總工會秘書長。1949年12月赴天津參加全總幹校培訓學習，此後任察哈爾省總工會組織部長、生產部長等職。1952年5月調任中共大同市委常委、市總工會主席。6月在大同市第四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第一次會議上，當選為協商委員會副主席。1954年3月任中共大同市委常委兼大同市總工會主席、中共大同礦務局黨委第二副書記、局工會主席。這一時期，他在市委及省總領導下，根據當時恢復經濟的特點，狠抓工會自身建設，注重發展會員，建立工會組織。到1955年，全市工會會員已發展到54325人，建立基層工會226個，成立煤礦、鐵路、郵電、建築、教育等產業工會7個，基本上把大同的工人民眾團結在工會的周圍。與此同時，他針對解放初期的實際情況，在工人民眾中大力開展增強工人階級主人翁思想和歷史使命感的專項教育活動，不斷激發職工民眾愛祖國、愛人民的政治熱情和愛崗敬業，獻身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自覺性和創造精神。組織開展以保證完成和超額完成國家計畫為主要內容的多種形式的社會主義勞動競賽，使生產指標不斷刷新，先進生產者不斷湧現。先後湧現出馬六孩、穆維藩、王鳳悟、劉紀興、郝文彬、張樹森、左懷亮、蔣學樂、尹秀珍、連萬祿、傅金蘭、丁瑞亨、張萬福、谷鐵耕、楊玉忠等一批批著名勞動模範。為切實貫徹以生產、生活、教育三位一體的工運方針，在發展生產的同時，不斷改善職工的文化生活和福利待遇。期間，他親自帶隊到大同發電廠蹲點，推廣東北五三廠工會的經驗，將改善職工生活福利納入集體契約條款，確保了職工福利不折不扣的落實。同時他把密切聯繫民眾、關心工人疾苦，當作做好工會工作的一項重要內容來抓。從全市抽調出百餘名幹部組成28個工作組，深入基層了解幫助解決職工的困難。多方籌集救濟款288740元，補助困難職工四千餘人。此外還樹立了大同電廠食堂、大同機車廠幼稚園、煤峪口礦宿舍等職工生活福利先進單位。倡導創辦了工人療養院、教工託兒所和工人體育場等福利性機構和文體娛樂場所。這些實際工作均對調動廣大職工的勞動積極性，促進生產、推動技術革新、加快大同能源重化工基地的建設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受到了中央、省市領導和廣大職工的一致好評。
1961年12月他離開煤礦就任中共大同市委書記處書記、市政府常務副市長。1965年11月任中共大同市委副書記。1966年6月調任中共呼和浩特市委書記處書記、市委副書記。文化大革命中，他同許多兢兢業業的革命老幹部一樣先是被錯誤地批鬥、審查，接著又被下放幹校勞動。1970年1月恢復工作後，被分配到大同水泥廠工作。1972年初他重新回到市里擔任市革委會生產組副組長，4月任中共大同市委常委、市革委會副主任。9月大同市根治工業“三廢”領導組成立，兼任副組長。同年11月兼任市革委會生產組組長。1973年4月任中共大同市委副書記、市革委會副主任。1975年5月兼任大同鋼廠一號高爐復建會戰指揮部總指揮。
“文革”結束後，於1977年7月他擔任中共大同市委副書記、市革委會主任。1978年中共山西省委為加快大同第二發電廠的建設步伐，2月13日任命他為大同第二發電廠工程建設總指揮、黨委書記。緊張的施工中，他蹲在工地，現場辦公，與建築工人同吃、同住、同勞動，及時排解問題。1979年8月任中共大同市委書記兼大同市武裝部第一政委。
在他重返市級領導崗位後的十年間，團結帶領全市人民，認真貫徹執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以寬闊的胸懷，超前的改革意識，摒棄“左”的干擾，率先從指導思想上撥亂反正，努力醫治“文革”造成的創傷，執行以服務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為中心的指導方針，實現了工作著重點的轉移。本著有錯必糾的原則，果斷解決歷史遺留問題，平反冤假錯案，堅決清理“三種人”。恢復被“四人幫”攪亂的社會秩序和工作秩序。恢復各民主黨派的建制和組織活動。科學地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這一基本原理，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進行了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的大討論，千方百計地開創各項工作新局面，為大同的政治、社會穩定、經濟繁榮和興同富民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他逝世後，大同日報在顯著位置刊登六個老同志聯袂撰寫的紀念文章“公僕風範永駐人間”，籍以寄託無限哀思和深深的緬懷之情。2000年中華書局出版《大同市志》李大宏 李大鈞\文，著作權所有，不得轉載，違者必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