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合文化[納西族和合文化]

納西族與和合文化

納西族是中華民族大家庭中人口只有30多萬，卻有自己獨特燦爛文化的民族。它主要分布在雲南省的西北部和與四川、西藏交界的地區，集中在雲南麗江的古城區和玉龍納西族自治縣。納西族淵源於先秦時期遊牧在我國西北地區黃河和湟水一帶的氂牛夷南遷與早就生活在雲南西北部地區的居民，史書稱為“叟人”融合而成的民族。[1]歷史上納西族,漢晉時稱“麽沙夷”,唐、宋、元、明、清時稱“麽些”,近代稱為“麽些”、“摩梭”及“麽西”等。納西族也有自稱為“納西”、“納日”、“納罕”及“納桓”等。1954年,中央民委正式定其族名為“納西族”。元世祖忽必烈南征大理國,從麗江奉科乘革囊渡金沙江,納西首領麥良審勢迎降。1274年,元廷正式設定“麗江路軍民總管府”,納西族聚居之地,從此被稱為“麗江”。[2]長期在麗江工作過的同志這樣評述納西族：“ 地靈人傑，淳樸芬芳，勤勞智慧，善學向上，中原文化，兼收並藏，自融奇葩，文明古邦。”[3] “兼收並藏，自融奇葩”是對納西人及其文化的稱讚，也是對納西文化是和合文化的高度概括。

講求“和合”，崇尚“和”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大特色，和合文化貫穿整箇中國文化發展的全過程，積澱於各個時代的各家各派思想文化之中，是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化概念。“和”《說文解字》解為“和，相應也”，意指不同事物之間相互配合，和諧一致。“合”解為：“合，合口也”，即口的上下唇的閉合，引申為相合、吻合之意。春秋時期，“和”、“合”兩字開始連用，成為一個整體概念。《國語·鄭語》有：“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於百姓也”，意思是契能把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種家庭倫理道德規範統一起來，治世安民。《國語·鄭語》中史伯回答恆公周為何衰敗時說：“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他平他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歸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故先王以土與金、木、水、火雜，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調口，剛四支以衛體，和六律以聰耳，正七體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這裡史伯將“和”與“同”對立起來，“同”排斥不同的事物，消滅不同的事物；“和”則“以他平他”，接納不同的事物，允許不同的事物存在，“和實生物”就是金木水火土相雜而成百物。孔子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孟子說“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老子講“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墨子從“兼相愛、交相利”思想出發，認為天下不安定的原因在於不和合。莊子提出“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荀子提出“天地合而萬物生，陰陽接而變化起，性偽合而天下治”。中國人民大學的張立文教授在20世紀80年代就對中國傳統和合文化進行了研究，建構了一門和合學。他認為和合是“中國文化人文精神的精髓和首要價值”，是“中華民族人文精神的真正活的生命”，是“中國文化生命之所在”。他對和合的解釋是，“所謂和合，是指自然、社會、人際、心靈、文明中諸多形相、無形相相互衝突、融合，與在衝突、融合的動態變化過程中諸多形相、無形相和合為新結構方式、新事物、新生命的總和”。王育平，吳志傑認為中國傳統“和合”文化中“和”的含義有：價值觀內涵是“和諧”；方法論內涵是“融合”；過程論內涵是“合構”。“合”的含義有：創生觀內涵是“陰陽和合”；方法論內涵是“會合”、“聚合”；過程論內涵是“離合”、“合生”。安輝認為中國“和合”思想具有三層涵義：異質元素的存在是和合的前提；動態的衝突融合是和合的過程；和合而生是和合的目標。 總之，中國“和合”文化中的“和合”指既承認不同事物之間有矛盾、差異性，又能使不同的事物同時存在，或相互吸取它方之長補己之短，促進事物自身變化發展的意思。

麗江納西傳統文化，主要指新中國成立前的麗江文化，其文化具有和合文化的鮮明特點，是中國傳統和合文化的反映。納西文化不是在孤立的狀態下出現和存在的，它是以本民族東巴文化作根基，與漢文化、藏文化、白族文化等和諧、合生的文化。

關於文化，英國泰勒(EdwardBurenttTyfo〕認為: “從廣義的人種學上說，文化或文明是一個複雜的整體，它包括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風俗以及作為社會成員的人所具有的其他一切能力和習慣。”因此，本文將從納西文化的一些具體表現形式——納西民族的宗教、壁畫、音樂、建築等方面來論證納西文化的和合性。

東巴文化

說起納西文化，人們就會想到東巴文化。東巴文化，是一種宗教文化，但它幾乎涉及一切社會生活。東巴教是與多種宗教合生的文化。隨著佛、道的傳入,東巴教里吸收了佛教和道教的一些因素。

納西族信仰東巴教的同時，支持漢傳佛教傳入本地區。木氏土司明代在麗江建了一些漢傳佛教寺廟群，還在麗江周圍的劍川捐建了雲鶴、光明兩個寺院。福國寺曾經被徐霞客譽為“麗江之首剎”，此寺原來是佛教禪林，舊名為解脫林，後來明熹宗賜名福國寺廟，直到1639年，徐霞客游麗江住福國寺時，據《徐霞客遊記》載，他說“寺僧之主持者為滇人”，寺內住的是和尚，不是喇嘛。到清朝康熙年間，因寺內沒有和尚住，才改為喇嘛寺的。木增土司捐資修建了雲南佛教聖地雞足山的悉壇寺、華嚴閣、一納軒、尊勝塔院,木氏土司上書皇帝求賜佛經，明熹宗賜佛經678件以及寺名“祝國悉檀寺”。清代，漢傳佛教又增建了60多個大小寺廟，分布在城鄉各地，到20世紀50年代前，麗江縣內的比較大的村寨幾乎都有一個或幾個寺廟，寺廟中的和尚也多是納西族人。

納西族信仰東巴教的同時，也允許道教傳入，因此，造就了納西地區東巴教與道教和諧而生、共同繁榮的局面。明代中葉，全真派道士曾游至麗江，隨後還有其他道教派別的教士也進入麗江。除自來的道士以外，木氏土司還主動請楊園、張覺義、潘朝海等道士到麗江傳播道教。明代木氏土司在麗江修建了吳烈山神廟、束河九頂龍王廟、七河大玉初神廟、九河神廟、江東迷剌瓦神廟、束河大覺宮、玄光寺、縣城玄天閣、中海雷音(寒潭)寺、白沙真武祠、太極庵等道觀。麗江“改土歸流”後,道教在麗江得到進一步發展。乾隆《麗江府志略》記載,清代麗江“道士朝真，村人絡繹進香者凡九人”在明代道教廟宇的基礎上，清代麗江各地又增加了不少道觀、文昌宮。道教信徒還組織了洞經會,該會將自己供奉的道教神仙編為神牌。[6]

多種宗教匯集麗江,木氏土司兼信諸種宗教。相傳，清代光緒年間，木氏家人生病，請來塔城東巴東五、巫師桑帕、和尚、喇嘛、道士等驅鬼治病。民間也出現不同宗教和平共處的文化現象。麗江過去，每逢甲子年要舉辦“甲子會”，此會期間諸宗教並行活動。如1924年的麗江甲子會上，有設在玉皇閣的洞經、皇經、道師三班的經堂，有皈依堂的喇嘛教法事活動，有借用獅子山南頭和尚廟舉行東巴教儀式活動。這種不同宗教和平共處的文化現象不僅體現在重大慶典活動上，而且也體現在廟堂、宮觀的共建共用上。如今麗江古城北門坡上建有佛教的地藏菩薩廟和道教的城隍廟，這一進兩院的建築結構，前院為城隍廟，後院為菩薩廟。麗江白沙鄉的琉璃殿也是一進兩院結構，當漢傳佛教與藏傳佛教都進入此地後，此廟也出現過前院住和尚，後院住喇嘛的情況。[7]

麗江壁畫

麗江壁畫是合生文化，表現在題材上有多種宗教、同種宗教中的各教派並存,技法上以多民族的繪畫揉為一體的手法，風格上兼有道教畫風和藏族畫風。麗江壁畫是明代木氏土司倡導宗教，修建廟宇留下的歷史資料。關於麗江壁畫，雲南工作隊到麗江進行過調查，並作《麗江壁畫調查報告》（載《文物》1963年第12期），此調查報告道：（一）皈依堂，福龕後面壁畫五幅，皆為顯宗佛畫（二）大覺宮，為密宗畫。（三）福國寺，南北護法堂內各若干幅密宗畫像，純為藏畫風格。（四）琉璃殿，原來有壁畫十二大幅，現存十六小幅，考察推斷，繪畫樸實雄健，無藏畫影響。（五）大寶積宮，共有壁畫十二幅，多為密宗畫像，有藏文題記，摻雜道教畫像。壁畫糅合顯宗、密宗以及道教題材，用筆設色融合漢藏兩族風格。（六）大定閣，壁畫共十八幅，混合顯密宗佛畫，也有道教畫像。方國瑜教授關於麗江壁畫道：“宗教的並存現象，直接反映在壁畫的題材選擇上，是他處所罕見的。麗江壁畫這種糅合現象，並不是單純存在於題材的選擇上，而且存在於藝術表現上。在同一個廟宇之內，兩堵不同宗教題材的壁畫，並無不同的藝術風格，相反倒是有著一種統一的手法。麗江壁畫除了繼承漢族繪畫重視筆墨變化等方面的傳統之外，還吸收了藏族繪畫綿密細膩的裝飾作風”麗江壁畫的作者，根據《萬德宮石碑》、《木氏勛祠自記》以及其他民間傳說等材料綜合推斷，這一綿延二百餘年的創作工作，是有漢、藏、白、納西等族的畫家參加的。李偉卿說，麗江壁畫綜合了漢、藏兩個民族的繪畫特徵，但是藏族繪畫和漢族繪畫風格不是簡單的混合。以大寶積宮為例，寶積宮共有壁畫12堵，其題材屬於喇嘛教（紅教）的有四堵，屬於道教的有兩堵，屬於佛教的有六堵，題材儘管不同，但卻有著統一的風格，孔雀明王法會圖上那些天王、羅漢、諸天、八部除了用筆略弱以外，在形象上和永樂宮壁畫很相近。

納西族音樂

麗江納西族音樂主要指東巴音樂、白沙細樂、洞經音樂等，這裡以白沙細樂、洞經音樂為例，它們均是合生文化的代表。

納西族音樂經典之一——“白沙細樂”

“白沙細樂”是納西族音樂與漢、蒙古族音樂合生的音樂。白沙細樂納西語稱“北石細哩”，“北石”是地名,即今麗江縣城北十公里的白沙。“細哩”意為細樂,也有譯為小調或音樂的。白沙細樂在解放前用於喪事中,是一種風俗性的音樂。張興榮認為其來源有三，一說是元世祖忽必烈，為褒獎納西族土司麥良協其攻陷大理之功，而將所帶音樂並半個樂隊饋贈木氏祖先，傳承至今。二說，“白沙細樂”為納西族自己的音樂。此觀點較早見於趙藩1914年撰：《雲南叢書》集部之六十三“一笑先生詩文抄”中的《巨甸居人》一詩之注釋（清代李玉湛）載：就究此曲創自民間。木氏盛時，永寧夷（普米族/古稱西番）率眾來襲，木氏設伏白沙以待之，殲夷殆盡。民間造此曲以吊之，故云“白沙細黎”,迄今喪事處猶用以助哀，聲急，悲酸。三說，“白沙細樂”為“多元音樂文化的孑遺”（即多民族音樂文化融合的結晶）。其文化背景可貫穿納西族地區東巴文化、吐蕃（藏民族）文化、明清漢傳文化等各種不同文化歷史發展之始終。總之，白沙細樂的產生與最終成型是上述文化背景中，東巴音樂、民間音樂、道教音樂和部分明清戲曲曲牌音樂相互融合的必然結果。[8]

“白沙細樂”與崑曲、伊斯蘭音樂、蒙古音樂有關，是納西民族本土文化與其他兄弟民族文化交流與融合的產物。“白沙細樂”各章的演奏和演唱風格，均受到納西族民歌慢顫音法的深刻影響，而這種“下回式慢顫音”正是納西族音樂靈魂之所在。“白沙細樂”具有內地音樂風格的樂曲，“白沙細樂”中“三思渠”的旋律與崑曲中的《千鍾祿》、《玉簪記》有著某些明顯相同的構成因素和風格特色。它又是具有伊斯蘭音樂風格的樂曲，“白沙細樂”中第二樂章“一封書”的種子樂句，與伊斯蘭音樂“阿贊”兩者在旋律上近似。“白沙細樂”音樂中的某些部分，其風格、調式和音樂進行，又與蒙古族的音樂非常接近。例如“一封書”“美麗的白雲”中的兩個片段曲調高亢昂揚，慷慨樸實，旋律高下越級的跳躍較多，起伏變化較大，音樂風格也似有幾分蒙古族音樂中的漠北草原風味。[9]

納西族音樂經典之二——麗江洞經音樂

麗江洞經音樂是納西族、漢族等音樂的合生音樂。麗江洞經音樂因主要用於談演道教經典《玉清無極總真文昌大洞仙經》而得名。杜慶雲撰文，麗江洞經音樂從音樂傳承的源流脈絡來看,其經腔採用的是晚唐五代的道教學者杜興庭創製的正乙天師道的“廣成南韻”。由於杜興庭是江西龍虎山上清宮,江蘇茅山“上清宗壇”天師道上清系統的經腔、符錄、礁壇科儀的傳人,他創製的“廣成南韻”有江南音樂古樸典雅的特色。洞經音樂自明清傳入麗江後,由於當地樂會嚴格的口傳心授方式和遵從舊制,麗江洞經樂隊是一支唯一不用喚吶的絲竹樂隊,因而它的演奏風格除體規出道樂仙逸飄緲的意境,也依希顯現出江南絲竹文人雅集的藝術品位。“曲牌”是做會活動各項禮儀程式的伴奏音樂,目前麗江洞經會流傳保存的曲牌有《浪淘沙》十四首。麗江的洞經音樂自中原傳入後,與道教的宗教儀式的結構和內容相對應的道教音樂就其內容和形式來看不但十分豐富,而且逐步完善,在漫長的發展過程中,道教的齋醮科儀成為道教用以修身、祈福、禳災、贖罪以及超度亡靈的一種獨特的宗教儀式,而洞經音樂則成為這些儀式密不可分的一部分,體現出道家“清靜無為、天人合一、虛無自然”的哲學思想。麗江的洞經音樂從理論觀念上逐漸擺脫了僅以“巫以歌舞降神的”傳統觀念,認為音樂不僅可以感天地、通神靈,而且應該反映人世間的悲歡離合、王朝的興衰、歌頌大自然的風光。麗江洞經音樂的演奏有獨特的樂器，如“曲項琵琶”，據說是北宋末年的三十一代天師張時珍的後裔浙江張道士帶來麗江,至今已有四百多年的歷史,在著名的敦煌壁畫中,可以看到它的身影。還有“筆管”，目前在我國的福建莆田、仙由等地區流傳,台灣地區也可以見到,是古老的莆仙戲中最重要的伴奏樂器和器樂曲牌的領奏樂器。

傳統建築

麗江納西族傳統建築是合生文化，指麗江建築是納西族特色與中原風格兼收並蓄的建築。麗江古城選址北靠象山、金虹山，西靠獅子山，東西兩面開朗遼闊。城內，從象山山麓流出的玉泉水從古城的西北流至玉龍橋下，並由此分成西河、中河、東河三條支流，再分成無數股支流穿流於古城內各街巷，由此形成了納西族村寨特有的布置特點，即村村寨寨有流水，家家戶戶有水流。納西族多是泮水而居。住房多建在溪流旁，有些村寨則築溝引水，通過村寨，使與街道平列，余流則用於灌溉農田。古城街道不拘格線的工整而自由布局，道路隨著水渠的曲直而延伸，房屋就著地勢的高低而組合。布局上圍繞一個中心布置房屋。無論是麗江古城還是壩區村寨，民居的布置均是圍繞一個中心布局。每個村寨都有一個面積不大、平坦方整的廣場，多稱為“四方街”。這是商業服務、集市貿易的地方。主要街道從這裡放射，分出無數小街小巷，然後民居也從這些街道兩旁向外延伸，形狀很不規則。民居建築,既有北方四合院的韻味,又有江南水鄉的風情。在外部造型與結構上，古城民居揉合了中原建築和藏族、白族建築的技藝，形成了向上收分土石牆、迭落式屋頂、小青瓦、木構架等建築手法，具有鮮明的地方特色。布局自然，水隨巷走的古城，在1.6平方公里內，有適用又和諧的80多座石橋木橋。世界遺產委員會認為“麗江古城,把經濟和戰略重地與崎嶇的地勢巧妙地融合在一起,真實、完美地保存和再現了古樸的風貌。古城的建築歷經無數朝代的洗禮,飽經滄桑,它融會了各個民族的文化特色而聲名遠揚。”總之，麗江古城雖然模仿中原風格，但又不忘將它植根於地方和民族傳統，未受中原建城禮制的束縛,城市依山傍水,不求方正,不拘一格地隨地勢建房布街,整個古城結構自由活潑而充滿靈氣，有中原建築神韻,但又不照搬古代中原城鎮的模式,在總體結構上融進納西人傳統的自然審美觀和生活的情調意趣,使其成為一個自然流暢,人與山水親和的邊地古城,它是兼有山鄉之容,也有水城之貌的“活著的古城”。另外，古城在功能上還有代表地方土司文化木府為中心的西南板塊和以代表了漢文化流官府為中心的東北板塊，但兩者有機協調,也有多元文化和合之感。

和合民族

麗江位於雲南西北角,歷史上交通極不便,與中原來往不多,漢文化不普及，但只要有機會,納西族都要學習漢文化。木氏幾代都極力結交中原文化名人,虛心向他們請教。明朝正德年間薊羽士來麗江,木公與之結為知交。嘉靖初年,周月陽來到麗江,永昌舉人張含同木公泛舟玉湖。木公與楊慎雖然始終未能謀面,卻是一輩子的知音。為了幫助木氏的年輕人學習,除了延請當地教師外,木氏土司還想方設法請漢文化名師指點子弟。木增曾邀請著名旅行家徐霞客訪問麗江，並請其指導他的兒子，聲稱“此中無名師，未窺中原文脈，求為賜教一篇，使知所法程，以為終身佩服” [10]。木增在《雲薖淡墨》中寫到: “猶幸先大夫慶雲光覆之下,得延鱗群孝廉望先生於塾。先生宏博君子也,課甚嚴,凡六藝之書及外家之語,靡不耳提面命。”為了便於學習,在木氏土府的左面,蓋起了藏書頗為豐富的“萬卷樓”，“樓中凡宋明各善本數萬卷，群書侵版亦能備其大要。”(《新纂雲南通志.地理考·古蹟》)。明朝木氏土司木公、木高、木青、木增等的詩造詣頗高，如木公詩作有《雪山始音》、《庚子稿》、《萬松吟》、《玉湖游錄》、《仙樓瓊華》等。後來著名文士楊升庵從這些詩作中精選出114首，題為《雪山詩選》。木增是個通《莊子》、善詩文的土司，今存詩約五百首、賦文20餘篇。木氏所寫詩詞有的先後被收入明朝《列朝詩選》、清代《古今圖書集成》和《四庫全書》。《明史·雲南土司傳》說, “雲南諸土官,知書好禮守義,以麗江木氏為首”。“考自唐宋以迄元明,金沙江、雅礱江之民族以么些為優秀,而么些諸部以麗江獨盛,蓋其文化較優,亦即與漢文化較深也。”清朝雍正初年改土歸流後，納西族學習漢文化更加廣泛。當時學者蔡嵩稱：“余視學至葉榆，麗人爭來就試，閱其文清恬醇謹，與滇西諸郡邑不相上下” [11]。到乾隆年間，麗江“讀書入泮學者多，彬彬爾雅與齊民無別矣” [12]到清末，納西族先後出過翰林2人、進士7人、舉人60多人，有詩文傳世的有50多人。長期以來漢學教育和濃郁的漢學風氣進一步促進了納西族社會儒雅文明的風氣,形成了好讀書、尊師重教的好風氣。納西族一直保持了這個傳統,即使家境貧寒,也要想方設法供子女上學,以讀書求學為榮。

納西文化處在中原、吐蕃、南詔三大文化板塊邊緣地帶,沒有被任何一種文化所同化,卻成為世界文化史上輝煌燦爛的文化，其根本原因在於納西族是一個具有開放胸襟、包容胸懷的民族，是一個善於進行文化和合的民族。他們在文化上既積極吸收外來文化又弘揚本族文化，使文化在發展的變異性與傳統的恆常穩定性兩方面和合起來，真正做到文化上的與時俱進。歷史上，許多土司擁兵數萬,割據一方,勢力稍大就想稱王，而麗江木氏土司擁有一方重兵,卻順應明代大統一的要求,不僅維護了本地區的和平與安定,而且維護了邊疆統一；許多土司蟄居一隅,為保持其半割據的政治地位,蓄意關閉自己門戶,減少對外交流，而木氏土司卻打破民族、地區、宗教信仰的限制,接受多種宗教和多種文化,使自己的民族獲得長足的發展，這與納西民族具有和合文化的品格是分不開的。全球化的今天,納西民族有機會同更多的民族和文化進行接觸交流,納西文化不會西化，也不會僵化，因為納西人民明白任何文化和身份都離不開時代，構建民族身份的良方是把本土文化和其他文化進行和合，不斷充實，超越文化和地域的界限；對傳統文化的最好繼承和保護就是繼續保持文化的和合性。我們堅信納西民族將繼續發揚和合文化的品格，以開放的心態和堅定的民族自信心抓住機遇，一方面積極弘揚傳統文化，另一方面努力吸收外來文化，找到傳統與現代文化的和合點，以適應現代社會對文化發展的要求，適應建設和諧社會的需要，使納西文化永保璀璨。

理論提出者

楊國英，女，麗江人，1966年生，碩士，副教授，研究方向為思想政治教育及地方民族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