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呼喊在風中：一個博士生的返鄉筆記王磊光，當過數年高中語文教師，2011年赴滬讀研。現為上海大學博士研究生，從事文學創作和當代文學與文化研究。小說、詩歌、散文等作品見諸《青年文學》《青春》《文學界》《天涯》《中國研究生》《人民日報》《文藝報》《文學報》等多種刊物，並被數種刊物及地方選本轉載。
2015年春節，其論壇發言稿《一個博士生的返鄉筆記：近年情更怯，春節回家看什麼》引起廣泛關注和討論。 2015年5月，《一個鄉鎮公務員的自白：我一定要考到城市裡去》 再次引發廣泛關注。
2016年5月，出版《呼喊在風中：一個博士生的返鄉筆記》（復旦大學出版社）。
出版緣起
提及博士生返鄉筆記的寫作緣起，還得從一個“媒體事件”說起。2015年春節前夕，因羅小茗老師的邀請，我在一個論壇上作了名為《近“年”情更怯》的演講，稿子隨後被媒體以《一個博士生的返鄉筆記》為題發表，竟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和討論，甚至被很多人認為是2015年開春最熱的一篇網文。復旦大學出版社的李又順老師隨即找到我，一開始在電話和簡訊中我是拒絕的，但在上海與他初次見面時便相談甚歡，因為我們有著相似的人生經歷，對於文學和鄉村，也有很多共通的感受和見解。就這樣，我一口答應了下來。
沒有羅小茗老師為我創造的機緣，沒有李又順老師持續的鼓勵和敦促，也就沒有這樣一本鄉村書。
早在2004年，導師王曉明教授去我的家鄉L縣調研，就寫過一篇影響巨大的文章。十年後，我寫了這樣一本關於家鄉的書。我的書，自然是受了老師的啟發，在內容和主題上，也與老師的文章相呼應。
書摘
葬聲於風（自序）
王磊光
大約是在25歲之後吧，我常常想起古書上的兩個人。倘在孤夜裡想起，又由他們想及現實中的許多人和事，竟至於撲撲地落下淚來。
我說的第一個人是個貴族，就是宋襄公。襄公與楚人在泓水作戰，楚人渡到河心，襄公不肯出兵攻打，並說這樣做就好比人家處在危險之中，你卻要從背後推他一把；楚人上了岸，襄公依然要等到他們排列成陣勢，鳴鼓後才進攻。可楚人並不是那么講規則的，上了岸就開殺戒，襄公大敗，且受了腿傷，第二年就去世了。
要說的第二個人是個平民，叫尾生。上古之時，原是可以自由戀愛的。尾生在橋下約會，心上的姑娘卻遲遲沒有出現。河裡漲水了，尾生抱著橋柱不肯離去，終於被大水淹死。
年少的時候，也跟著大家一起對襄公、尾生極盡嘲笑，笑他們的愚蠢。但隨著年歲漸長，閱世愈深，忽然在某一刻驚悟自己是多么淺薄。我們的時代最不缺的就是聰明人，缺傻子。像襄公、尾生這樣的愚人，恰恰是他們心中有秩序，有敬畏，有仁有信，如日月高懸，堅守在人類的天空上，照耀出當下是多么猥瑣和混亂。
《呼喊在風中：一個博士生的返鄉筆記》是我的第一本書。寫作的過程，也是身心還鄉的過程。借用別人的話來說，誰的家鄉不在淪陷？所以這種還鄉是苦痛的。眼看著要成為一本書的樣子，我終於不肯再多寫一個字，然後便是長長的一段空落和苦悶，不知所措。就在這時候，襄公和尾生，又回到了我心上。
我的內心當然是黑暗的。我寫了鄉村的故事，也寫了我的憂憤，但我的文字卻稱不上“鄉土輓歌”——滿眼的破碎與凋零，又如何能歌？而且我也非常清楚，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的構造，鄉村的流逝大概是無可阻擋。
寫這樣一本書又如何呢？
我稀里糊塗地進入家鄉的內部摸索了一番，又稀里糊塗地記錄著它，中途一度輟筆——因為我發現進入家鄉越深，便越不知它究竟是個什麼樣子。這時候，一個叫雷蒙·威廉斯的人救了我。他說：“文化是整體的生活方式。”這句話被認為是威廉斯給“文化”下的一個定義。我自然是笨拙的，在別人看來極為簡單的一句話，卻一直感覺甚為抽象。但當我站到鄉村的大地之上，吸收著泥土的靈氣，忽然明白：威廉斯大約並不是要給文化下一個眾口流傳的定義，而是給我們提供了一種視角——從生活方式的角度去認識文化。所以你要問我寫了什麼，我會說我寫的是鄉村生活方式的變化。
梁漱溟說他那個時代鄉村破敗的原因在於文化失調。教化、禮俗和自力（理性），這些是文化的核心部分。歷史繞了一個圈，仿佛又回到了梁漱溟的時代。“物”的敗壞，尚可恢復，或者創造更新的，而“文化精神”一旦敗落下去，要拯救回來，怕是難以計算時日。
古人說：“禮失而求諸野。”倘“禮”在鄉野也找不見了，我們又該到何處找尋？
當年魯迅先生呼籲那些已經覺醒的大人們，“背著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後輩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此後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但今天的問題卻是大家普遍沒有了“因襲”的擔子，也就沒有幾個人願意去肩住黑暗的閘門了。
不過，事情也還並未壞到令人窒息的地步。襄公、尾生這樣有著聖賢之德的人，的確是找不見了，但在荒蕪的大野上穿行之時，我還是能夠看見一些令人欣慰和振奮的亮色，閃爍在鄉村的暗夜裡。
長久以來，對於自己的身份，我充滿了迷惑。如果說我是農民，但我一直身處校園，早遠離了稼穡。倘說我是知識分子，但按照世俗的標準，知識分子自然是要生活在城裡，有著較好的物質條件，在利益層面也能夠說得開話。顯然，這些我都不具備。我不但沒有在任何一個城市落下腳來，還始終脫不淨鄉下人的泥土氣。況且，我也融不進知識界的種種小圈子，亦不喜歡“形而上”，不擅長高談闊論，“熱鬧是他們的，我什麼也沒有”。
陶淵明說，從前那些大好光陰啊都誤落在塵網中，是個大大的錯誤，但往日雖不可追回，未來卻是可以選擇的，我要歸園田居。毫無疑問，我沒有陶公那般勇氣和境界。我要是真想著回家去種田，為祖國多生產一些糧食，我的父母一定會羞愧而死，父老鄉親的唾沫也不會饒了我。然而，這些年來，我回家的次數也的確是越來越多了。寒暑假必回去，平時有機會也一定回去。因為父母都老了，身體也不好；年過七十還種著三四家田地的大父（大伯），已咬不動稍硬的食物了；大舅的聽力越來越差，走山路也越來越困難了；而身體極健壯的姑爺（姑父），已埋於黃土底下。
最近，一個朋友對我說：他想回到武漢找點事做，也便於常回家看看。他家在大別山主峰腳下，回去一趟委實不容易。他曾是我極好的朋友，卻在高中畢業後十幾年裡杳無音信，前些時日才聯繫上。他知道我家在哪裡，曾在2008年騎破摩托去找過，半路上鏈條斷了，只好折回。後來又從網上讀到我的文章，並搜到Email，卻又不給我留任何信息。他說：“沒有交集，就沒有深究。”那些年他大約過得不好，四處漂泊，才有了這樣的想法。這兩年有好轉，在一家企業當總監，每月有一萬塊錢的收入，但還是買不起房。聊起這么多年來對於回家的感受，他的原話是這樣的：“開始不想回家；後來，覺得應回家；現在，想回家。”只需要排列一下句子，他的話就是一首質樸的詩。詩是痛苦的產物，他的感受又何嘗不是無數鄉村子弟共同的感受啊！
就在昨夜，我做了一個奇怪的夢，醒來後夢境還異常清晰，仿佛真的經歷過一般。在夢裡，我與童年的夥伴到河上玩耍，走到一個淺水潭邊，看見兩隻小龜浮在水上，見人來了亦不逃走。我們都覺得奇怪，因為這條河上已二十多年沒有見過烏龜了。我們把小龜捉上來，放在水盆里。一隻龜卻開口說話了，說她是我的外婆，她死後，捨不得離開生前住過的塆子，就沒有投胎轉世，而是變作了烏龜，住在塆子旁的河裡。她還說，這水潭的沙底下總共藏著五十多隻龜，他們都是從古至今沒有去投胎的亡靈，生前就住在附近塆子裡，死後仍捨不得離開這兒。外婆享年89歲，過世已經五年多了——她在80歲的時候還要上山摘菊花，賣出的小錢捨不得用，定要留給我拿到學校做生活費。如今，外婆是一隻小龜，惦記著人間的情意，整日在血地的河上游過來又游過去。
回到鄉下，我常會坐在無人的山崗上眺望、傾聽，我在眺望和傾聽腳下的土地。慢慢地，心裡頭便會升起一股溫暖的泉，生出一些奇怪的想法來，竟感到莫名的幸福：城市人雖然擁有這個時代，但我們鄉下人卻擁有唯一一塊埋人的土地。
這本書的寫作，大約就是這樣一種歸根結蒂的過程。我的鄉下人的自信也隨之變得越來越理直氣壯了。我也更加有意識地將自己與學院派區分開來，我對我自己說，我跟他們是不同的：今天能夠在學院裡紮下根來的，或者還並未紮下根來，卻已讀到了博士的人，多半有著小康以上的家境——即便少數出身底層，也大多是在半途上就脫胎換了骨的。所以，我與他們，到底是不同的。他們絕大部分人習慣於眼睛朝上看，但我，要注目於腳下的泥土。
“我們還要發願：要人類都受正當的幸福。”
然而，我又突然變得猶疑，鄉下人膽小怕事的本性再次顯露：我看到一個如天馬行空般的“我”，正回頭注目於現實中那個渺小而窘迫的“我”。在阿富汗貧民營，一個士兵對偉大的女作家多麗絲·萊辛說：“我們大聲呼喊向你尋求幫助，但風把我們的話吹走了。”我寫下這本書，也許同樣是對著風呼喊吧。
編輯手記
編後記
2015年春節，一篇《近年情更怯——一個博士生的返鄉筆記》的演講稿在網上迅速躥紅，轉發量驚人，隨之上海大學博士生王磊光及其背後的家鄉成為輿論關注的焦點。近幾年，每次返鄉過年，都有“文化人”記述與描寫養育他們的家鄉狀況，尤其是中國城市化運動中的家鄉變化，成為他們著墨的重點。在這眾多的作品中，為何獨有王磊光的作品流行起來？這引起編者的注意。
在《近年情更怯》這篇演講稿中，作者從各個不同側面呈現了“他眼中”的家鄉世俗境況與人情冷暖，內容包括村民的住房、外出打工的父母與子女、回家的交通、留守老人與子女、葬禮、春節的力量以及知識的無力感等章節,可謂涉及當下農村的方方面面，且資料豐富，數據翔實。由於作者長期浸潤在家鄉的環境，對家鄉懷有深厚的情感，加之作者特殊的身份——從偏僻農村考入大城市攻讀文化學博士，專業關注的視野，城鄉的巨大反差，自我的身份焦慮等所帶來的強烈的內心衝突，匯聚成一種勢能，通過筆端的文字，傾瀉而出，這就使得作者的文字，具有了較強的感染力。我認為這也是引起廣泛傳播與關注的根源所在。
誠然，文以情為貴，人為情而動，只有具備了真情實感的文字，才會有感染力。但作者王磊光在感性表達與理性觀察分析之間，還是儘量保持著一種平衡。由於作者對自己的家鄉愛之深情之切，在描述一些現象時難免帶有自己個人的主觀色彩。——儘管這不是作者刻意要這樣的。
本書是作者的“一家之言”，但它畢竟向我們展示了處於大別山區偏僻一隅的農村的“生動圖景”，倘能藉此引起更多人對當下農村問題，尤其是如何打贏脫貧致富攻堅戰這一問題的關注與思考，幸莫大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