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求學經歷
周書楷自幼聰穎好學，祖父周茀田在家設塾，聘請安陸名師分別教授國文、英文，奠定了日後國文、英文精湛的基礎。16歲離開安陸考入位於漢口的湖北省立第三高中，三年成績均名列前茅。18歲（1931年）考入南京國立中央大學政治系，學習上更加刻苦鑽研，成績優異，在當時教育部舉辦的東南十所大學國語和英語比賽中，均榮獲第一名,一時被譽為中央大學的天才學生。
外交生涯
1935年夏，周書楷大學畢業，經諸位師長推薦，擔任“國際聯盟中國同志會”工作人員，時中央大學校長朱家驊任該會理事長，中央大學政治系主任杭立武任該會理事。周書楷在他們的領導下工作特別勤奮，深獲好評。
1938年夏，經朱、杭推薦，周書楷等出席了在紐約召開的“世界青年大會”，主要任務是向各國宣傳我國抗日戰爭形勢，爭取國際友人援助。在美國活動數周后，又受英國出席大會的代表團邀請，前往英國倫敦，直到1938年冬。
1939年2月，前往德國柏林，一天深夜，正準備於翌日乘火車赴法國馬賽再搭船返國，這時，突接杭氏發給周書楷的電報，稱已洽獲外交部同意，盼周速往倫敦待命。這封電報不僅改變了周書楷當時的行程，更決定了其終生從事外交職業的前途與命運。
仕途坦蕩
1939年3月9日，周書楷趕赴駐英大使館報到上班，初為該館“甲種學習員”。周書楷利用學習員制度，先在倫敦大學政治系就讀，獲碩士學位，隨後又在劍橋大學從名師研究近代歐洲外交史。學習期滿後，定職為大使館隨員，1941年被任命為大使館專員。
1941年7月，著名外交家顧維鈞出任駐英大使，周書楷頗受顧氏重視。1943年將其安排為身邊秘書，先後協助顧氏接待行政院長宋子文，國民參議會主席王世傑等。1944年秋，顧維鈞擔任中國首席代表，與蘇、美、英代表匯聚華盛頓，討論籌建聯合國問題，周書楷作為顧的助手參與了有關聯合國憲章起草工作。
1945年8月，第一屆蘇、美、英、法、中五國外長會議在倫敦舉行，由外長王世傑為團長包括顧維鈞在內共五名代表組成中國代表團，王世傑並抽調周書楷為自己的秘書，參加會議。周書楷在短期內得以連續出席重大國際會議，又耳濡目染我國外交界前輩的卓越才幹與風采，個人外交才能得到迅速提升。周書楷於1945年底奉調回國，任王世傑部長秘書。
1946年至1947年初，抗戰勝利不久，是國民政府在國際上聲望最隆，外事活動最繁忙的時期，周書楷的忙碌程度可想而知。他經常連續工作16個小時以上，有的時候，他乾脆把行軍床搬進辦公室，以免來來往往耽誤時間。這期間最重要的外事活動是擔任國（代表張群，後為張治中）共（代表周恩來）美（美國特使馬歇爾）三方會談中馬歇爾的翻譯，以及後來出席21國巴黎和會，任中國代表團顧問及發言人。
由於周書楷工作勤奮負責，才華橫溢，備受王世傑部長以及後任葉公超部長和主管司長的器重，仕途一帆風順，由科長、秘書、專門委員繼而升任情報司幫辦，1950年任菲律賓“大使館參事”，1953年升任“公使銜參事”，1956年調回部，破格升任“常務次長”。
入閣機會
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正是東南亞國家排華事件不斷的多事之秋，台灣當局擬調整“僑務委員會”負責人。當時備選人有三名，周書楷列在第三位。由於蔣介石矚意之人，陳誠不贊同，而陳誠矚意之人，蔣介石又不贊成，雙方有些僵持不下。陳誠提出此時需一熟悉外交事務的人來主政僑務，兩人各作妥協而確定周書楷出任“僑委會”掌門人，從而打破了“僑委會委員長”過去由閩、粵兩省人士擔任的慣例。
周書楷上任之初，即與“僑委會”全體同仁全力以赴為安頓數十萬歸僑而緊張忙碌。周書楷從歸僑的住處安排、生活照顧、就業、就學到疾病傷亡者的撫恤等無一不親自過問，甚獲歸僑好評。由於這次安頓扶植歸僑工作成功，陳誠特在院會中對周書楷予以嘉獎。
周書楷認為，僑務工作治標更需治本，他從改變華僑經濟體制，改善華僑所處環境入手，制定一系列政策，並再三勸導僑胞融入當地社會，儘可能取得僑居國公民權，不斷改進僑胞文化教育和技術培訓，並組成台灣專家技術服務團赴東南亞各國具體指導僑胞生產技術、工業投資、工商管理、產品改善等等，受到僑胞及僑居國的讚許。
周書楷在“僑委會”任上雖有一定作為，但其內心仍希望回到他所熱愛、所熟悉的外交工作。台灣當局也沒有忘記這位外交幹才，時常委任他參加一些重大“外交”活動。如1961年9月，蔣介石委派其為出席第十六屆聯大的“全權代表”，1962年8月，作為“總統特使”出席馬達加斯加國獨立慶典，1962年9月，再度擔任出席第十七屆聯合國大會的“全權代表”等等。1962年11月，周書楷在離開“外交部”兩年半之後，被調回“外交部”，出任駐西班牙“大使”。
駐美大使
1965年6月初，台灣爆出一條重大新聞：年僅52歲的周書楷將出任台灣駐美“大使”，成為雙橡園新主人。由於駐美“大使”在“台島”地位特為崇高，責任特別重大，工作特別繁重，訊息一出，台灣輿論界譁然，廣播、電視、報紙、雜誌爭相報導，一時掀起了周書楷熱。
眾所周知，美國對於台灣的命運，有著不可思議的密切關係。儘管台灣在美設有許多機構，除“外交”系統之外，有“教育部”的、“經濟部”的、“國防部”的、“新聞局”的等等，應有盡有，但駐美大使卻是在美一切機構的總負責人。每個機構不僅要接受“大使”的監督，也要接受“大使”的指揮，因而其地位十分顯赫。過去蔣介石派出的駐美“大使”，都是威望極高的著名外交家，如胡適、顧維鈞、葉公超、蔣廷黻等等，可以說，除了“外長”之外，駐美“大使”要算台灣“外交界”的頂尖人物了。
當蔣廷黻因年事已高，堅辭駐美“大使”一職時，台當局高層內定候選人亦為三名，周書楷當時排列第三。曾任“外長”的沈昌煥和剛剛卸任的“國防部長”俞大維廣被外界看好。但由於宋美齡力薦周書楷，蔣介石也表支持，因為還可落個不拘一格起用新人的好名聲。周書楷獲提名出任駐美“大使”這一決定，當時在台灣朝野的確獲得許多好評。宋美齡選定周書楷，自有她的打算，因為周書楷既年輕肯乾，又聽話，便於自己直接指揮對美“外交”。
周書楷陪同宋美齡訪美果不其然，周書楷於1965年6月上任，宋美齡即於8月赴美，而且在美停留長達14個月，周則必須每天忙著安排並陪同宋出席各種演講會、招待會，各種參觀、訪問，會見美國政要、朝野名流等等，忙得不可開交。
二度入閣
1970年11月第25屆聯大首次以51票對49票的多數通過了阿爾巴尼亞等18國提出的立即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合法權利案，蔣介石深感其在聯合國的席位危在旦夕。為了扭轉外交頹勢，決定接受年事已邁的原“外長”魏道明退職辭呈，於1971年3月31日任命周書楷為“外交部長”，周書楷二度成為台“行政院閣員”（時由“副總統”嚴家淦兼任“行政院長”）。
周書楷出任“外長”後日子很不好過，挫折接踵而至。由於美國外交政策天平越來越向北京傾斜，基辛格秘密訪華，並宣布尼克森總統翌年春天訪華，使世界為之震動。周書楷接任“外長”不足6個月即有8個國家與北京建交，同時傳聞不少國家正與北京進行建交秘密談判。
1971年9月中旬，周書楷率團出席第26屆聯大。周書楷等雖使出渾身解數，也難挽敗局，美、日為保蔣介石政府在聯大席位而提出的“（逆）重要事項”案，投票表決被否決（59票反對，55票贊成，15票棄權，3票不在場），眼見阿爾巴尼亞驅蔣案表決即將成為現實，周書楷為保住蔣介石政府的一點臉面，在表決“阿案”前，匆匆上台發表簡短聲明，宣布退出聯合國，以表示不是被驅逐出局的。
第26屆聯大，周書楷(右)台灣代表團退出聯合國後，大會繼續進行阿案表決，以75票贊成，35票反對，17票棄權，通過了阿爾巴尼亞等國提案，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國唯一合法代表”和“立即驅逐國民黨代表”。此事雖歷史潮流所致，非個人可以左右，但對蔣介石政府打擊極大，對周書楷個人而言，在其事業如日中天之時，聲望大打折扣。周書楷返台即請辭“外長”一職，為蔣介石所挽留。
三度入閣
1972年5月，蔣經國經過37年曆練後，蔣介石決定讓他正式出任“行政院長”，“副總統”嚴家淦交卸“行政院長”兼職。蔣經國組閣時，初意仍由周書楷任“外長”，然遭到宋美齡反對，僅保留“政務委員”頭銜。
蔣經國執掌“行政院”後，對於未能保留周書楷“外長”一職甚感歉意，遂在“行政院”設“外交”和“經濟”兩個小組，以統籌協調有關“外交”、“經濟”重大決策。
蔣經國安排周書楷任“外交”小組召集人，成員有陶百川、連戰、王紀五等，每周一次例會，研究有關“外交”重大課題，形成意見後，由周書楷報告蔣經國參考，是蔣經國實際上的首席外交顧問，在台灣甚至有人稱周書楷為“太上外交部長”。不僅如此，蔣經國下鄉或出訪等多邀周書楷陪同，在蔣經國的辦公室有一特定的沙發，專為與周書楷談話之用，人稱之為“周政委椅”，可見蔣經國對周書楷之寵信有加。
周書楷這段時間的“外交”重點是儘量拖延美國與中國建交。其他的，一是開展“彈性外交”，與沒有“外交”關係的國家拓展經貿、文化交流；二是設法阻止與台有“外交”關係的國家與中國大陸建交。然而歷史的潮流不可阻擋。
中美雙方經過30年的曲曲折折，雙方於1978年7月在北京正式就兩國建交開展談判，並達成有關建交協定：美承認只有一個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美宣布斷絕同台灣的外交關係；從1979年1月1日起中美雙方互相承認並建立外交關係。無可奈何花落去。台灣的“外交”終於走進死胡同。
周書楷的聲望也再次受挫，1977年12月被台當局外放，出任駐梵蒂岡教廷“大使”，這一外放竟長達14年，直到1991年春，方獲準其卸任“大使”一職，返台後任“總統府國策顧問”和“外交部顧問”，周書楷的職業外交生涯終於走近尾聲。
猝然病逝
1991年5月，周書楷卸除教廷“大使”職務返台後，再也無心介入任何外交事務。他常與親友談及日後的打算：要多用點時間陪伴夫人玲玲（周書楷夫人屠雪貞的暱稱）；要像顧維鈞“大使”那樣，整理出版個人回憶錄等等。而他最大心愿是能夠回到魂縈夢牽的故鄉湖北省安陸縣，為無限疼愛自己的父母雙親祭祀掃墓；要到南京鐘山腳下、玄武湖畔、六朝松前，尋夢就讀中央大學時的美好時光。
令其感到欣慰的是，先後於1990年8月及1992年6月兩次與分離40餘年的在大陸的胞妹、四個兒子在香港團聚。他還想看看在大陸的眾多的親人、故友，那些未曾謀面的兒媳、孫子輩、曾孫輩等；他還要讓在美國的兒女一起回到大陸，來個全家大團聚……
1992年7月31日下午，他感到胸痛、嘔吐，急送台北榮總醫院檢查發現主動脈變寬，心包膜積水，即安排手術。他仍然十分安詳、自信，不知死神已經來臨。臨進手術室前，他還對前來看望他的諸多至親好友幽默地說，沒有關係，等會再見！進入手術室後心跳停止，經急救一小時許無效，於當晚9時50分離開人世。“等會再見”是他留給親友的最後遺言和遺憾，因為還有太多的事要辦，所以他“等會再見”的願望是那樣強烈。
人物評價
周書楷早已走進歷史。撇開政治觀念，周書楷從一名實習生，在中國國民黨的官場傾軋中，在無特別家庭社會關係的背景下，能夠三度入“閣”，升至“外交部長”高位，應自有其過人之處。
當然，也有不少機遇。人們對他的評述，仁者見仁，智者見智 ，但他堅持一個中國的理念，特別是他晚年贊成兩岸和平統一，反對“台獨”分裂行徑以及他個人嚴以律己、刻苦學習、勤奮工作、坦誠待人的品格應該可以得到多數人的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