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周惠年（1911.3—1997.6），女，河南信陽人 。1911年3月出生，河南信陽譚家河鎮人。1926年參加革命，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0年，接受中共的安排，投身於中央特科工作。1934年9月，第三次被捕。1937年出獄後，先後在南京和武漢八路軍辦事處工作。1940年至1951年，先後在中央社會部、延安保全處、中央辦公廳工作。1951年調中央編譯局工作，先後任幹部科長、秘書科長、辦公室副主任等職。1997年6月7日在北京病逝，享年86歲 。
人物事跡
她，曾被陳雲譽為“我黨保衛工作的第一位女同志”；她，在革命處於低潮的危難時刻進入中共中央交通局，成為“第一女交通”；她，參與了中共中央特科的一系列鋤奸活動，其中包括“東方第一大暗殺”；她，數次入獄，幾番與黨組織失去聯繫，卻痴心不改，歷盡千難萬險回到黨的懷抱；她，雖然三次結婚，但丈夫均壯烈犧牲……
她，叫周惠年。
“中央交通局第一女交通”
周惠年於1911年3月出生於湖北、河南交界的信陽境內一個叫潭家河的村鎮。周家有幾畝耕地、一片竹林，在當地也算是殷實之戶。不料，僅過了數年，由於父親撒手人寰，家道急劇中落。但母親還是節衣縮食，送她念書。可在她轉入信陽女師附小後，因家中實在無力供送，不得不輟學回家。
1926年，北伐軍打到河南信陽，為了動員更多的人支持和參與北伐，在潭家河鎮辦起一所免費補習學校。周惠年不僅再次得到上學的機會，而且接觸了中共地下黨員，接受了“俄國十月革命”、“共產主義ABC”等革命思想，並加入了中國共產主義共青團，邊上學邊做黨的秘密交通工作，配合北伐。
周惠年早年就由父母包辦定下了“娃娃親”，婆家是地主。周惠年整天在外貼標語、組織集會、甚至登台演講等等，惹惱了婆家，“未過門的媳婦，整天在外拋頭露面，太不成體統了”， 不僅強迫她提前嫁進門當童養媳，甚至策劃搶親。在黨、團組織的干預下，周惠年退了婚，擺脫了自己根本不情願的“娃娃親”，全身心地投身北伐宣傳。
然而，1927年6月19日，信陽紅槍會叛亂，中共信陽黨、團組織遭到嚴重破壞。同黨失去了聯繫的周惠年，在白色恐怖籠罩之下逃往雞公山。因遭遇紅槍會搜山，剛到山腳鐵道邊的周惠年，見恰有一輛火車開來，便不顧一切地跳了上去，在她看來：反正是待不下去了，還不如到別的地方去尋找黨組織。
周惠年輾轉到了武漢，見到自己參加革命的介紹人，並被黨組織要求回到信陽，準備“潢川暴動”。暴動開始之前，中共地下黨組織決定不讓女同志參加，加上周惠年年齡太小，提出要她疏散回家。因周惠年堅決反對，只好被派到縣委機關做地下黨的交通工作。由於周惠年年齡小暫不能轉黨，而被決定“掛黨”。 周惠年的主要任務是住機關、買紙、買菜、印送傳單、送信、送檔案等。為了工作方便，周惠年經常戴頂帽子把頭髮藏起來裝男孩子，與另一女同志結伴相互掩護完成任務。別看周惠年經驗還不足，但她利用女同志的便利條件，大件東西纏在腰件，重要檔案和信等小件放在鞋裡，別在襪筒等地方，每次都機智地躲過了敵人的搜查。
由於受左傾盲動主義的影響，地下黨片面強調以武裝鬥爭奪取大城布，沒有認識到艱難險阻和建立革命根據地的必要性，暴動於1928年初以失敗告終，周惠年被捕。後被當地頗有聲望的中共地下黨員邱相順，利用紳士身份保釋。
不久，周惠年被派往信陽平民工廠，搞工人運動。1929年“十月革命節”的夜晚，周惠年和幾位工人黨員貼標語、撒傳單時，被發現並暴露身份。而恰在此時，因設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交通局往返河南、上海的交通線，缺一個女交通員，經反覆考核，選定了周惠年。周惠年因而成為“中央交通局第一女交通”。中央交通局工作歸屬中央政治局，受周恩來直接領導，工作獨立，對外絕對保密，人員的調配安排是事先周密調查研究、經組織嚴格審查考核確認。
由於在上海單身女性租房子比較困難，且易引起敵人和外人的注意與懷疑，因而單身女同志只能與男同志假扮成夫妻租房，建立機關或秘密交通聯絡點。周惠年也被要求與河南交通員小劉假扮成夫妻。可周慧年畢竟還是一個情竇未開的姑娘，一聽如此安排，便因難為情而提出要去蘇區或去工廠搞工運工作。領導嚴肅地提醒周慧年：“你是個共產黨員就應該服從黨的分配，在工作上沒有理由討價還價。”周慧年再也沒講二話，服從了組織決定。
工作了一段時間之後，小劉動了真情，愛上了周惠年。一天晚上，小劉正式向周惠年提出結婚。周惠年嚇得不知所措，突然大哭。房東聞訊，過來敲門打聽。小劉傻了，周惠年靈機一動，把頭髮散開，故意扯著小劉廝鬧，向房東訴說“丈夫”在外跑面單幫不養家，錢都貼給了外邊的女人，回來吃喝不順還打她。因房東信以為真，才將真情掩蓋過去。事後，領導對他們的莽撞行為進行了嚴厲批評。
組織上給周惠年的生活費，每天只有四個銅板，只夠買一副大餅油條錢。以至於入冬了，周惠年還只能靠幾件單衣禦寒。為通過自己的勞作來改善生活，並減輕組織的負擔，周惠年到附近一家絲襪廠應聘，並說妥每月30塊大洋。但組織上卻嚴肅地指出：“如果你上工了，來聯繫工作的同志就可能吃閉門羹，容易耽誤大事。”周惠年再一次服從命令，放棄了這份很有誘惑力的工作。
當時，同志之間都沒有使用真實的名字，彼此只是用一些化名、代號來稱呼。如陳雲常常裝扮成賬房先生，耳朵上老夾著一支筆，叫“老開”； 潘漢年比較年輕一些，叫“小開”。 周惠年直到去了延安，才知道了他們的真名和身份。還有一些人，周慧年以後再也沒有見到過，也不知道他們究竟是誰。
數月後，周惠年調到中共中央軍委招待所，負責接待從蘇區來的中央團以上幹部。
“我黨保衛工作的第一位女同志”
不久，周慧年又被調到更具風險的中央特科工作。中央特科下設總務、情報、行動、交通四個科。行動科即特三科又稱“紅隊”、“打狗隊”，隊長由顧順章兼任，主要負責武裝保衛黨中央及其領導人，以及會議期間的保衛工作；營救被捕的中共領導人；採用暗殺的方法懲處出賣組織的叛徒和對中共構成威脅的奸細、特務。
周惠年歸屬三科領導。她的具體工作是看守機關，保存武器，為三科隊員執行任務運送槍枝彈藥，傳遞行動命令和情報。“那時我們去執行任務，必須慎之又慎。先乘有軌電車，然後進公園兜幾個圈，再坐黃包車左繞右繞，確定後面沒有‘尾巴’，才走向接頭地點或執行任務的地點。”周惠年曾回憶說。
1929年7月，身為中共中央軍委秘書的白鑫，通過他的弟弟、在國民黨軍政部任儲備司司長的白雲深，秘密向國民黨上海市黨部自首。為了邀功請賞，他把中共中央和江蘇省委部分負責人將於8月24日在設在新閘路經遠里的江蘇省委機關開會的訊息，透露給國民黨上海市黨部。國民黨上海市黨部以上海市公安局的名義，經與租界巡捕房政治部交涉，共同採取行動，逮捕了參加會議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農委書記彭湃，政治局候補委員楊殷等五人。
中央軍委書記周恩來當晚主持召開特科負責人緊急會議，部署對彭湃等人的營救，並要求嚴懲叛徒白鑫。
11月11日，是白鑫準備逃往義大利避風的日子。特科決定在白鑫住宿的范公館附近，用手槍將其射殺，然後迅速撤離。入夜11點，有六七個人從公館後門走出，白鑫也在其中，三科隊員迅速撲過去向白鑫射擊。由於夾裹在人群之中，沒有被第一排子彈擊中的白鑫，一面撥槍還擊，一面狂奔奪路而逃。三名隊員對白鑫緊追不捨，終於在他跑出二十多個門院時，將其擊斃。
白鑫在眾多保鏢護衛之下，仍被特科追殺，震驚了整個上海，有報紙稱之為“東方第一大暗殺”。
而負責為特科隊員提供武器的就是周惠年。
1931年1月，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在許多人反對的情況下強行召開，王明的“左”傾冒險主義，占據了統治地位。在王明路線影響下，中共白區組織遭到嚴重破壞，中央機關在上海處境更趨險惡嚴峻。
4月1日，張國燾在顧順章護送下離開上海前往漢口。抵達漢口後，顧順章並未按照中央的要求立即返滬，而是在漢口登台表演魔術，結果被叛徒發現而遭到逮捕。顧順章提出立即去見蔣介石，面陳一網打盡中共的計畫，並要求武漢國民黨特務機關不要將他被捕訊息電告南京，而儘快將他解往南京。但特務急於表功，沒有理睬他的請求，直接向南京國民黨中央黨部拍發了電報：“顧順章已經叛變，稱能將中共首腦一網打盡。不日即可被送到南京。”
中共中央在南京的臥底錢壯飛獲悉電報內容後，立即找到李克農，並報知周恩來。好在周恩來緊急布置轉移，才使得特務按照顧順章所供，來到中共中央、中共電台所在地搜捕時，一無所獲。
顧順章摧毀中共中央機關的計畫雖然沒有得逞，但他的叛變還是使中共地下黨蒙受了巨大的損失：惲代英被槍殺於南京軍人監獄；蔡和森在香港被逮捕；打入國民黨特務機構、並已居於要害位置的錢壯飛、李克農、胡底、宋再生等人，被迫脫離原工作崗位；原在敵特機構中為中共服務的重要官員楊登瀛等人遭國民黨當局的羈押。
也就是在顧順章叛變後，中共中央決定讓總書記向忠發儘快到蘇區去。負責向忠發安全的周恩來因擔心他出事，曾讓他暫時和自己同住在一起，囑咐他不要出去。可向忠發偏偏偷偷溜出去，找與自己姘居的楊姓女子，結果第二天早晨被敵人暗探認出被捕。
周恩來發現向忠發私自外出並徹夜未歸後，立刻覺得有問題。當核實到向忠發已經叛變，周恩來在通知大家緊急撤離的同時，自己也粘上人丹鬍子，化裝成日本人，輾轉去了江西蘇區。
三任革命伴侶皆為光明而獻身
周惠年進入特科後，接觸到了成為她第一位丈夫的譚忠余。當時，譚忠余已是三科的主要負責人之一，即三科科長顧順章的副手。
周惠年和譚忠余結婚後，他們的家實際上成了中共中央的秘密聯絡點。周惠年常常裝成家庭主婦，其他的同志則有的裝扮成親友，有的裝扮成傭人。
向忠發叛變後，譚忠余和周惠年也離開上海，前往湖北和河南交界的襄棗宜根據地。譚忠余任紅二十六師的師政委，周惠年則在特委的婦女工作委員會，主要任務是動員民眾參加紅軍，向廣大婦女進行宣傳，積極支援前線作戰。
由於襄棗宜距離國民黨核心地區較近，在國民黨軍的重重圍剿下，紅二十六師損失慘重，襄棗宜特委也被迫於1932年一二八事變後轉入地下。原本公開活動的譚忠余、周惠年，也轉入了地下。鑒於譚忠餘一口的上海話在鄂豫地區很容易暴露身分，黨組織決定他們夫婦返回上海。
因為譚忠余在上海的熟人太多，難於展開活動，中共中央又決定派遣他取道海參崴去蘇聯學習。周惠年由於剛生下孩子不足半月，而沒有隨同前往。
譚忠余在蘇聯學習了一年多。得知紅軍已經長徵到達陝甘寧邊區，譚忠余和另外4人帶著六七頭駱駝、武器、電台，從蒙古經三邊前往延安。因譚忠余在井邊喝水時，露出了腰間的槍，而被民團扣押。最終由於身份暴露，被敵人砍下頭顱，掛在城頭示眾。
1933年，周惠年經人介紹，和她曾經相識的李得釗結為夫妻。婚後，一度住在法租界內法國公園附近。
身為中共中央軍委秘書長的李得釗，工作十分繁忙，既要接待從各地白區來中央請示匯報的同志，又要同共產國際保持密切的聯繫，還要安排護送部分在白區工作的人員前往各紅色根據地。李得釗時常一大早就離開家，很晚才能歸來。甚至因為環境明顯更加惡化，李得釗每天離家前往位於馬立斯新村的上海中央局，都很難說晚上還能否再回到家裡。所以，夫妻倆從剛住在一起，就相互約定了敲門的暗號、被捕後的假供詞。
1934年6月26日晚，上海中央局書記李竹聲在與共產國際代表接頭後，回到馬立斯新村中央局所在地，被守候在那裡的國民黨中統上海行動區的特務逮捕。同時被捕的還有李得釗等領導人。
僅過了一個小時，周惠年就在住所內聽到急促的敲門聲。未等她開門，一群特務已經破門而入。因一切發生得太突然，周惠年毫無準備，結果特務們搜出了一紙袋檔案，並將周惠年強行帶走。
由於周惠年堅持說自己是個沒有文化的婦女，對丈夫的活動和有關檔案的事一無所知。特務們又缺乏她是共產黨人的絲毫證據，只好在關押一星期後，把她交給法庭審判。中共組織為周惠年請了一個擅辯的律師辯護。經租界法庭審理，周惠年以參與赤色活動證據不足，被判無罪釋放。
同年9月，剛分娩20天的周惠年，再次被捕關進上海市公安局監獄。後又轉送到南京憲兵司令部看守所關押。接著又被轉送到國民黨蘇州反省院。
1936年9月，反省院方面通知周惠年，李得釗在南京軍人監獄病死。原來，李得釗的肺病在監獄惡劣的環境下日益惡化，出現連續高燒。而監獄根本未予認真治療，誤診為瘧疾，給他服了大量金雞納霜。李得釗因藥不對症而犧牲（建國後，周恩來致函華東軍政委員會，追認李得釗為革命烈士，革命史料陳列於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園紀念館。1991年，永嘉縣人民政府在烈士家鄉修建紀念碑，國家主席楊尚昆為紀念碑題詞）。
“西安事變”後，出現了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大好局面，中共中央提出了釋放政治犯的主張，加之為躲避日軍飛機轟炸，蘇州反省院不得已同意政治犯們自行疏散。
周惠年決定先去江浙交界處暫避，再圖同組織聯繫。1937年10月，周惠年輾轉來到武漢，與黨組織接上了頭。
在武漢，周惠年遇到了剛組建的中共長江局組織工作負責人黃文杰。黃文杰為黨的事業不辭勞苦忘我工作的精神，贏得了與他在一起工作的周惠年的愛慕。不久，兩人結了婚。但彼此相見時難別時頻，很少能過上正常的夫妻生活。
1938年仲秋，為應付廣州即將淪陷的危局，黃文杰又一次以特派員身分前往廣州。他一抵穗即與廣東省委代理書記李大林召集緊急會議，做出省委機關遷往粵北；成立中共西南、東南特委；省委常委分赴各地分片領導；廣州市委組織部長陸新帶領部分黨員從事地下鬥爭四項重要決定。年底，中共南方局書記周恩來，寫信要黃文杰到重慶接受新的工作。由於緊張和勞累，黃文杰染病在身，且非常虛弱。但他還是在聽到召喚後，和周惠年曆盡艱險輾轉到渝。
不久，周惠年根據組織的安排，來到延安，成為馬列學院的第六期學員。畢業後，先後在中央社會部、延安保全處、中央辦公廳工作。
1940年中秋，本是中國傳統家人團圓之日，可周惠年卻蒙受了感情歷程中的第三次打擊：原本患有肺病，又由於積勞成疾染上傷寒的黃文杰，在日軍飛機轟炸重慶，因在又潮又陰冷的防空洞內躲得太久，受涼發高燒，經搶救無效，不幸逝世。
中國共產黨充分肯定了黃文杰獻身革命的一生。尚在十八集團軍駐重慶辦事處的周恩來、董必武、鄧穎超等親為黃文杰送葬；《新華日報》、《民眾》均出專版紀念“對黨無限忠誠，對人對事大公無私”的黃文杰。葉劍英在其悼念文章中，稱讚黃文杰“做事負責認真，有駱駝般精神”。
從延安馬列學院學習結業後，周惠年就在中共中央機關工作，周恩來回到延安後，曾經兩度在重要場合表揚過周惠年，高度評價她當年在白區的地下工作和她為革命做出的默默奉獻。
新中國成立後，周惠年被調入中共中央編譯局工作，先後任幹部科長、秘書科長、辦公室副主任等職。
1997年6月7日，周惠年在北京逝世，享年86歲。
人物榮譽
周惠年曾被陳雲同志稱譽為“我黨保衛工作的第一位女同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