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龜鑑

南北朝以來的史館修史,許多原始資料需要史家自己去搜尋採集,有關方面的檔案資料和人物記述又不詳細。 雖然可以起到杜絕請託之事,避免修史中的諸多曲筆,但史館人多嘴雜,對如實撰寫的史實很快便張揚出去,實難保密。 上述這些意見,深刻地批判了封建皇朝史館監修制度的僵化腐敗,具體地說明了在史館監修制度下,一個剛直不阿的史家,是難於有所作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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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古代修史所採用的史料,多是通過政府的途徑進行蒐集整理歸類的,十分詳備,給修史提供了極大的方便,史家們在撰寫歷史時所記載的範圍才能夠更加廣泛。南北朝以來的史館修史,許多原始資料需要史家自己去搜尋採集,有關方面的檔案資料和人物記述又不詳細。史官憑藉各自的力量搜求史料難於賅備,討論有關沿革時檔案資料又極難查閱。各種史料的缺乏,致使史家難以寫出有分量的歷史著作。
’三是古代史家私人修史,皆能秉公於朝,書法無隱,無愧於心。而南北朝以來,修吏之局,深居九重,設於皇宮禁內。雖然可以起到杜絕請託之事,避免修史中的諸多曲筆,但史館人
多嘴雜,對如實撰寫的史實很快便張揚出去,實難保密。歷史上不少史官因秉公直書而得罪權貴,身遭不幸,家破人亡的慘痛教訓,使史官們有所顧慮,不敢直筆而書。
四是古人修史皆有各自的旨趣、特定的史書體例和評價是非的標準。而史館修史則一切都秉承監修者的意志,監修官又多數是不學無術之人;且朝廷動輒便委派多人監修,致使意見難於統一,造成十羊九牧,具體寫作的史官們也無所適從,雖然時長日久,也難有所成就。
五是監修官與撰修人員的職責極不明確。顧名思義,監修官的職責應該是總領修史中的各項具體事物,處理決斷諸如年代的斷限,敘事的繁簡,分配吏官的具體任務,考核史官修史的工作業績等等。但現實的情況是監修官對此既無決斷,也沒有具體的指示;修史人員更沒有一個可以遵循的原則,致使史官們飽食終日,碌碌無為,史館成了他們白領俸祿的場所。
上述這些意見,深刻地批判了封建皇朝史館監修制度的僵化腐敗,具體地說明了在史館監修制度下,一個剛直不阿的史家,是難於有所作為的。也正因為如此,劉知幾才毅然辭去了史職,開始走自己的路,私下撰寫《史通》。這就是他經歷了許多現實的磨難之後既明智而又無柰的選擇。
《史通》撰寫的具體時間,從新、舊《唐書》記載劉知幾本人史官經歷以及他思想情緒發展的有關軌跡看,並不是一調職京師任史職就開始的。當他在長安二年(702)“以載筆見推”,朝廷委以修史之職時,他自己也認為是“見用於時”而“任當其職”的。初任史官的劉知幾其心情應該是愉快的,因為這可以展示自己的才華,實現多年來要做一名“述者”的“美志”;也是他“進”而撰述史書、建功立業、名垂青史的大好時機,不可能當即就產生“退”而私撰《史通》的想法和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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