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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古代修史所採用的史料，多是通過政府的途徑進行蒐集整理歸類的，十分詳備，給修史提供了極大的方便，史家們在撰寫歷史時所記載的範圍才能夠更加廣泛。南北朝以來的史館修史，許多原始資料需要史家自己去搜尋採集，有關方面的檔案資料和人物記述又不詳細。史官憑藉各自的力量搜求史料難於賅備，討論有關沿革時檔案資料又極難查閱。各種史料的缺乏，致使史家難以寫出有分量的歷史著作。’三是古代史家私人修史，皆能秉公於朝，書法無隱，無愧於心。而南北朝以來，修吏之局，深居九重，設於皇宮禁內。雖然可以起到杜絕請託之事，避免修史中的諸多曲筆，但史館人
多嘴雜，對如實撰寫的史實很快便張揚出去，實難保密。歷史上不少史官因秉公直書而得罪權貴，身遭不幸，家破人亡的慘痛教訓，使史官們有所顧慮，不敢直筆而書。
四是古人修史皆有各自的旨趣、特定的史書體例和評價是非的標準。而史館修史則一切都秉承監修者的意志，監修官又多數是不學無術之人；且朝廷動輒便委派多人監修，致使意見難於統一，造成十羊九牧，具體寫作的史官們也無所適從，雖然時長日久，也難有所成就。
五是監修官與撰修人員的職責極不明確。顧名思義，監修官的職責應該是總領修史中的各項具體事物，處理決斷諸如年代的斷限，敘事的繁簡，分配吏官的具體任務，考核史官修史的工作業績等等。但現實的情況是監修官對此既無決斷，也沒有具體的指示；修史人員更沒有一個可以遵循的原則，致使史官們飽食終日，碌碌無為，史館成了他們白領俸祿的場所。
上述這些意見，深刻地批判了封建皇朝史館監修制度的僵化腐敗，具體地說明了在史館監修制度下，一個剛直不阿的史家，是難於有所作為的。也正因為如此，劉知幾才毅然辭去了史職，開始走自己的路，私下撰寫《史通》。這就是他經歷了許多現實的磨難之後既明智而又無柰的選擇。
《史通》撰寫的具體時間，從新、舊《唐書》記載劉知幾本人史官經歷以及他思想情緒發展的有關軌跡看，並不是一調職京師任史職就開始的。當他在長安二年(702)“以載筆見推”，朝廷委以修史之職時，他自己也認為是“見用於時”而“任當其職”的。初任史官的劉知幾其心情應該是愉快的，因為這可以展示自己的才華，實現多年來要做一名“述者”的“美志”；也是他“進”而撰述史書、建功立業、名垂青史的大好時機，不可能當即就產生“退”而私撰《史通》的想法和動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