召陵之會

召陵之會

召陵之會,又稱齊桓公伐楚,也作邵陵之會,是指春秋時期諸侯聯軍在召陵的集會。 召陵之會一共有兩次,第一次是前656年齊桓公率領的聯軍和楚國,並盟於召陵,鞏固了齊桓公的霸主地位;第二次是前506年晉國為首的聯軍,盟在皋鼬,卻導致諸侯離心,霸業凋零。

第一次召陵之會

參見: 召陵之盟

春秋初年,楚國發展起來,向中原挺進,它先後滅掉了在今河南省南部和西部的申、息、鄧等國,並伐黃服蔡,多次向鄭國進攻。鄭國支持不住,已準備背齊向楚。

為了救鄭,齊桓公於公元前656年,率領齊、宋、陳、衛、鄭、許、魯、曹、邾八國軍隊進攻楚的盟國蔡國,蔡軍不戰而潰。陳兵楚境,楚國見齊的盟軍強大,不敢率軍交戰,派使者質問齊桓公:你住北海,我住南海。你帶大軍來此是緣故?齊以楚不向王室朝貢相質詢。

齊桓公又進兵到陘地(今河南郾城縣南),兩國軍隊從春天相持到夏天,都不敢輕易進攻對方。楚王派大夫屈完與齊講和,齊桓公也看到楚國強大,無隙可乘,齊桓公退軍到召陵(今河南省漯河市郾城區東南),齊桓公見不能用強力屈楚,只好在召陵與楚國結盟,史稱“召陵之盟”。這是齊桓公“尊王”的又一次勝利,其霸主地位更加鞏固。

第二次召陵之會

雄心勃勃

公元前506年春,也就是士鞅擔任晉國執政剛剛三周年的時候,他迎來一次重振晉國霸業,讓自己以赫赫功勳彪炳於晉國史冊的大好時機,人一興奮,卓越的才幹越家迸發出來,一次春秋以來規模最大的諸侯集會就這樣誕生了。由頭,自然是應蔡國的誠懇請求,召集諸侯,合兵討伐楚國。
這年3月,晉、宋、魯、蔡、衛、陳、鄭、許、曹、莒、邾、頓、胡、滕、薛、杞、小邾17國國君,加上齊國代表國夏,總計18國代表,在召陵集會,為了強化行動的合法性與權威性,周天子的卿士、士鞅的親家劉文公也蒞臨此次行動。集會地點召陵,在今河南省郾城縣東,應屬於蔡國的地盤。選擇這裡作為會師地,是出於兩方面的考慮:第一,表明這次行動是為蔡國伸張正義;第二,也是更重要的,早在150多年前的公元前656年,當年的霸主齊桓公率領宋、陳、衛、鄭、許、曹六國諸侯伐蔡,進而伐楚,最終迫使楚國在召陵與大家結盟。這次如果再次壓服齊國,無疑將是壓倒齊桓公的豐功偉績,因為這次參與的諸侯數量上要多得多了,而且,蔡、陳、頓、胡四國原本是楚國的與國。

半途而廢

雖然上至天子代表和自己的國君,下至中原各國諸侯都在,但真正左右甚至主宰此次行動的,只能是士鞅,這時的士鞅無疑是興奮的,不世之功眼看就要在自己手裡完成了。然而,荀寅——晉國的上軍佐,自己最親密的戰友——突然找到士鞅,勸說他回絕蔡國人的請求:“現在,晉國國內危機四伏,諸侯都懷有二心,在這種情況下出兵襲敵,難度也太大了吧!南方的陰雨天氣馬上就到來了,北方的中山國在背後蠢蠢欲動,在這種情況下,悍然背棄盟約(弭兵之約),將會招來諸侯的怨恨,對楚國也不會有什麼損害,我看不如把蔡侯的請求拒絕了算了。自從上次侵略方城(前557年)以來,我們還沒有在楚國人身上占過什麼便宜,這次很可能也是徒勞無功。”
士鞅覺得奇怪,一打聽才知道,原來荀寅對蔡昭侯索賄遭到拒絕,才這樣出來阻撓的。蔡昭侯的拒絕是順理成章的:他請求晉國人伐楚,就是出於痛恨子常的貪婪,面對同樣貪婪的荀寅,昭侯自然是同樣的痛恨。而士鞅倒是真正為難了,難道不世的功業就這樣半途而廢了?再者,自己已經號令天下諸侯來了,再這樣黯然回去,晉國人會怎么看自己?楚國人會怎么看自己?蔡國人會怎么看自己?天下諸侯乃至周天子會怎么評價自己?但堅持既定方案也是不明智的,這樣號令天下諸侯,乃至將來可能取得的利益,是蔡國人的,是晉國國君的,自己得到的只是生前身後的虛名,而自己家族在晉國的存在和發展才是要道一切的硬道理,這樣悍然得罪與自己最親近的中行氏,後果將是不堪想像的!反覆思量,士鞅決定,還是聽從荀寅的意見,但同時也要做好表面工作,使自己、使晉國都不至於太難看了。這樣一來,形式上轟轟烈烈的大集會就只能以可恥的無所作為而告終了,士鞅所能做的,不過是盡力做好邊邊角角的事情,把負面影響降到最低罷了。——是士鞅無能嗎?是晉國沒有人才嗎?是楚國難以對付嗎?恰恰相反,士鞅是大能人,晉國的能人也應有盡有,現在的楚國是虛弱不堪,事情弄到這個地步,只是人的心在作祟,根本與能力無關。這樣可氣可嘆的鬧劇(或者叫悲劇),是一個國家末世的象徵,這樣的鬧劇,在此後的中國歷史上演繹得太多了。

諸侯離心

然而事情還沒有糟到極至,這樣虎頭蛇尾的表演儘管讓諸侯們看了笑話,但大家畢竟也都避免了一場長途跋涉的艱苦戰爭。真正讓諸侯反感的是另外一個事件。
集會的前一天,“晉人”向鄭國人借來羽毛(裝飾旌旗所用的),第二天,晉國有人竟公然拿出來自己使用了。這是表明自己不打算歸還了,這在當時是非常犯忌諱和令人反感的,鄭國人的憤怒自不必說,天下諸侯也都十分不屑,《左傳》這樣評價此事的惡果:“晉於是乎失諸侯”。這次會盟活動結束後,鄭國的執政,年高望重的子大叔在回國的路上就病死了,子大叔是繼子產之後又一位賢臣、堅定的親晉派,他的死無疑存在著很大的氣憤因素,他的死,對於鄭國對晉政策的改變也將產生非常嚴重的影響。
雖然《左傳》的作者只以“晉人”、“ 或”來指代借羽毛而使用的人,但歷史經驗表明,這個人應該就是士鞅自己。其理由:第一,只有士鞅有這樣的威權,子大叔是賢良和威望聞於天下的大臣,鄭國也非柔弱的小國,蔡國都可以嚴詞拒絕荀寅的無理索求,晉國其他五卿應該沒有這樣的威權讓子大叔服從。第二,范氏家族有這樣的前科。早在前559年,也就是53年之前,士鞅的父親士匄就從齊國人那裡借羽毛而不還,引起齊國人的叛離。在貪婪、虛榮方面,士匄、士鞅父子極其神似,甚至是青出於藍的。第三,《左傳》還記載了這樣一個細節,盟會結束,子大叔死在歸國的路上,上軍主將趙鞅親自前往弔唁,趙鞅對子大叔是十分敬重的,而與士鞅面和心不和,這樣的姿態無疑是在間接地表達對士鞅的反感。

蔡滅沈

既然回絕了蔡國的請求,直接出兵伐楚顯然已不可能,但蔡昭侯——原來楚國的鐵桿盟友——誠懇來歸,總要有所表示,不然也太失大國的尊嚴了。所以,雖然沒有進兵,但18國諸侯的軍隊並沒有立即撤退,而是就地駐紮了下來。
通過威嚇的方式迫使楚國人屈服並前來結盟,無疑是最經濟、最完美的結局,也許士鞅也確實嘗試了,但楚國人可不是被嚇大的,這樣的虛張聲勢顯然不可能讓他們就範。
士鞅真的是能人,隨即又想出一個找回顏面的辦法。原來,這次集會,沈國人不聽招呼,依然忠於楚國而不肯來會,於是,士鞅就授權蔡國人出兵伐沈——拿下來就是你的。自己率領大軍在召陵坐鎮,一旦楚國人悍然出兵救沈,自己也可以在中原地區與其決戰,這樣,勝利的把握就要大得多了。
4月,蔡國大臣公孫姓帥軍直撲沈國,沈國,姬姓國,在今安徽省阜陽市西北,典型的袖珍國。一番圍攻,隨即崩潰,沈子嘉也做了俘虜,被押回蔡國,殺了泄憤。沈國從此滅亡,領土併入蔡國。而楚國人懾於諸侯的氣勢,也未敢前來爭鋒。
這樣,蔡國人得到一定實惠,心裡也稍微平衡了一些。晉國人的顏面得以保存,可以撤退了。

後續

皋鼬之盟
蔡國滅沈後,諸侯們稍稍北撤,5月,來到皋鼬(在今河南省臨潁縣南)晉國也算是功德圓滿,遂在此與諸侯結盟。這次結盟的法律意義在於, 18國從此結成戰略同盟,40年前晉楚簽定的弭兵協定正式作廢,晉國重新成為唯一合法的霸主。
這樣的想法固然是美好的,但經過此次事件,晉國人的貪婪、虛偽與無能已經使自己在諸侯間的威望進一步下降,所謂天下盟主,其實已經沒有多大的實際意義了。而且,這次結盟中發生的一個事件,再次顯露出晉國人的無能,並且來連自己的鐵桿盟友衛國也給得罪了。事情是這樣的,為了進一步平息蔡國人的怨恨,士鞅事先與萇弘商定,這次結盟,將蔡昭侯的名次排在衛靈公前面。衛國人在路上就聽到風聲,當然不肯降低身份,一到皋鼬,衛靈公趕緊派祝佗(子魚)找萇弘核實:“我們在路上聽說有這么一回事,請問是否屬實?”萇弘答:“確實有這么回事,蔡叔(蔡國始封君)本來就是康叔(衛國始封君)的哥哥,人家排在衛國前面,不是名正言順嗎?”
祝佗是衛國的大祝,按規矩,大祝不離社稷,社稷不動,則大祝不出,這次靈公帶他前來,是大臣子行敬子提議的,他早已預感到這次難免會發生枝接與分歧,祝佗嫻於制度,擅長辭令,說不定用得上。果然被他猜中,聽了劉文公的話,祝佗立即引經據典,予以駁斥。祝佗的這席話包含了大量有價值的西周史料,言語有理有節,特翻譯於下:
“根據先王的做法來看,諸侯的排位先後,應該以德為標準。當初武王克商,成王定天下,選擇德行修明的人分封建國,以保衛周室。後來(成王早期)周公輔佐王室,以治理天下,使天下諸侯與王室和睦無間。分給魯公(周公之子伯禽)大路(用銅裝飾的豪華車),大旂(一種旗子,上畫交龍),夏後氏的璜(半璧為璜),封父(國名,在今河南省封丘縣)的繁弱(一種良弓),殷商的六族遺民: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命他名率領他們的大宗,集合他們的分族,帶領他們的奴隸,服從周公的法則,聽從宗周的號令。通過這樣的賞賜,使魯公在魯國上任,以光大周公的美德。此外還賜給魯國一些附庸小國,大祝、宗人、大卜、大史,服飾器物、典籍策文,百官、彝器。讓他以商奄(古國名)的遺民為基礎,賜予他《伯禽》(命文之名)的訓誡,將他封在少皞氏的故土。分給康叔大路、少帛(小白,一種旗子)、綪茷(大紅色的旗)、旃旌(紅旗)、大呂(鍾名),殷商的七族遺民: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飢氏、終葵氏;畫定衛國的疆界,從武父以南一直到圃田的北部,並獲得有閻的土地(周畿附近,為衛君朝見天子時的駐地)以履行周王賦予的職責;獲得相土的東都(地近泰山,以跟隨天子封泰山)。當時聃季負責授土,陶叔負責授民,賜予他《康誥》的訓誡,封之於殷虛(殷商的故土)。魯、衛兩國,都是沿用殷商的政治,同時根據宗周的法令治理國境。分唐叔大路,密須(國名)之鼓,闕鞏(國名)的盔甲,沽洗(鍾名),懷姓九宗的民眾,以及各色官員,賜予他《唐誥》的訓誡命,將他封在夏虛(夏的故土),沿用夏代的政體,同時根據戎人的法令治理國境。以上三位,都是周天子的小兒子,就因為他們有美德,這才賞賜他們寶物、國土來顯揚他們。不然,文、武、成、康幾代天子年長的王子還有很多,卻沒有獲得封賞,這充分說明,封賞並不是以年齒為根據的。當年管叔、蔡叔勾結商人危害王室。王於是乎殺死了管叔,流放了蔡叔,只給蔡叔七乘車,七十名從人。後來他的兒子蔡仲(胡)改惡行善,周公提拔他,讓他擔任自己的卿士,把他引見給成王並封他為蔡君,給他的任命書是這么寫的:“王曰:胡!不要再象你父親那樣違抗王命。”真不明白,現在為什麼又要把蔡排在衛前面呢?當年武王的母弟共八人,周公為大宰,康叔為司寇,聃季為司空,其他五人都沒有官職,難道是因為年齡?曹國出自文王,晉國出自武王,可是曹國的爵位僅列在伯甸(以伯爵居甸服),可見地位的高低並非決定於年齡的長幼。現在把蔡國的位置提升,就違背了先王的原則!當年晉文公主持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國內,我們派夷叔——成公的母弟——參加結盟,夷叔還排在蔡君的前面呢。那盟書寫得明白:‘王曰,晉重(晉國國君重耳,下同)、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盟書至今還保存在宗周的府庫,不信可以拿出來檢驗!您想恢復文王、武王的功業,卻不去端正自己的德,這怎么行呢”
說得萇弘心悅誠服,趕緊轉告了劉文公,劉文公又找士鞅商議,最終還是讓衛靈公排在了蔡昭侯的前面。
——以上是《左傳》的記載,但《春秋》的記載與此並不十分吻合,關於召陵之會,《春秋》的說法是:“三月,公(魯定公)會劉子(劉文公)、晉侯(晉定公)、宋公(宋景公)、蔡侯(蔡昭侯)、衛侯(衛靈公)、陳子(陳懷公)、鄭伯(鄭獻公)、許男(名斯)、曹伯(曹隱公)、莒子(莒郊公)、邾子(邾隱公)、頓子、鬍子、滕子(滕頃公)、薛伯(薛襄公)、杞伯(杞悼公)、小邾子(小邾穆公)、齊國夏於召陵,侵楚。”在這裡,衛靈公排在了蔡昭侯的後面,關於皋鼬之盟,《春秋》記載:“五月,公及諸侯盟於皋鼬。”——把順序給省略了,似乎暗示了順序與前面一致。
怎么回事呢?個人認為,事實的真相似乎應該是這樣的:第一,經過衛國人的力爭,皋鼬之盟,衛靈公的確是排在了蔡昭侯的前面;第二,晉國方面已經給了蔡昭侯“排名提前”的承諾,難以收場,於是通知各國,在各自史書的記載中還是要把蔡昭侯放在衛靈公前面;第三,面對這樣的糾紛,衛、蔡兩國的史書自然會明確記載自己在前,但其他國家就有所選擇了。如魯國的《春秋》,在記載召陵之會的條目時把蔡侯放在衛侯之前,而在在記載的皋鼬之盟條目時只統稱“諸侯”,含糊了事,這樣,一算是遵從了晉國的指示,二算是照顧了衛國人的感受,三也算沒有進行明確違背史實的記錄。這樣看來,魯國的史官也可謂是煞費苦心了。
為了平息蔡國人的情緒,晉國方面也算進行了不少的工作:一是支持蔡國滅沈,給予實惠;二是提高蔡昭侯的排名,給予榮譽;第三,到了第二年(前505年),蔡國發生饑荒,命令諸侯向蔡國提供糧食救助。《左傳》記載:“夏,歸粟於蔡”。有學者認為這是魯國自發的援助舉動,其實,魯國人一向吝嗇,是很難有這樣的善心的,蔡國遼遠,與自己又沒有直接厲害關係,在當時的國際關係條件下,說魯國人主動去慷慨解囊,是很不可信的,應該是出於外部的壓力。晉國人倒不一定命令各國都去資助(比如齊國、衛國),而之所以委派魯國,是因為士鞅與魯國執政季平子的密切關係使他得以有效地支配魯國,這一點,從以後幾年的事件就可以看出。

晉攻中山
也許荀寅的話是有根據的,對晉國而言,來自中山國(鮮虞)的威脅的確正在加劇。前507年9月,晉與中山在平中(地點不詳,或說在今河北省唐縣附近)開戰,晉國猛士觀虎依仗勇力而輕敵,結果大敗於中山,自己也做了俘虜。前506年秋,也就是從皋鼬之盟返回後不久,士鞅與衛國大臣孔圉一起帥師伐中山。
前505年冬,士鞅再次親自提兵圍攻中山,以雪觀虎被俘之恥。
楚圍蔡
但中原的事情還沒有完,前506年秋,看到晉國率領的諸侯聯軍已經撤退,楚國方面是敵退我進,立即出兵圍攻蔡國。經過召陵之會與皋鼬之盟的洗禮,蔡昭侯已經情形地認識到,晉國是難以指望的,何況他們正在北線與中山作戰。於是,他開始將眼光轉向東方,決定依靠吳國人的力量自保和報仇。於是,通過走吳國大宰伯嚭的路子,蔡國想吳國求援,並以自己的另一個兒子乾與大夫們的兒子做人質,懇請吳國出兵。可憐可敬的蔡昭侯,已經下了雪恥的最大決心,不惜以自己的兩個兒子出國做抵押,換來對楚國的報復。這之後就是震驚列國的--柏舉之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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