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發展
中國古代公文傳遞靠的是驛站， 驛站是古代供傳遞官府文書和軍事情報的人或來往官員途中食宿，換馬的場所。
•盂城驛始建於明朝洪武八年（1375年），位於江蘇省高郵市南門大街東，是中國郵驛“活化石”、全國規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代驛站、明代遺留下來的一處驛傳建築。作為世界文化遺產、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孟城驛是全國保存最為完整的古驛站之一
•雞鳴驛，中國目前現存唯一格局整的古代驛站遺蹟 驛站分驛、站、鋪三部分。驛站是官府接待賓客和安排官府物資的運輸組織。站是傳遞重要文書和軍事情報的組織，為軍事系統所專用。鋪由地方廳、州、縣政府領導，負責公文、信函的傳遞。遞鋪用以傳遞公文。凡州縣往來公文，都由遞鋪傳送。
物流始終伴隨著人類的歷史由古至今，談到古代的物流不免要提及到驛站。驛站簡單講是古代接待傳遞公文的差役和來訪官員途中休息、換馬的處所，以後功能逐步有所擴展，最後被新生事物取代。遼寧地區出現文字記載的驛站是在唐朝。宋代人著的《五經總要》中曾提到過唐代的營州道上所設的驛站：“因受（今朝陽市）東百八十里，九遞至燕郡城(今義縣)，自燕郡城東行，經汝羅守捉(今北鎮)，渡遼河十七驛至安東都護府(今遼陽市)約五百里”。這裡所說的九遞十七驛雖無具體站名，但可以知道唐代驛站的設定已經達到了遼東。到了遼代，中京大定府至東京遼陽府之間設定了驛站，有十四處驛館。到金代時，則在上京會寧府至燕京之間，沿遼西傍海道設定了驛站。為了適應軍事需要，加強通信聯絡，金效仿宋王朝在遼寧地區建有的遞鋪。遞鋪一般建在有駐軍的主要交通線附近，好像一個方形的小堡，四角插著黑旗。鋪與鋪之間的距離一般在十里左右，每部有四人，管理非常嚴密，具有軍事性質。這時的遞鋪和驛站歸朝廷統屬兵部領導。驛站按照朝廷所規定的標準供應給過往官員的食宿和車馬。
到了元王朝，由於疆域遼闊，發展交通，強化了驛站制度，這也成為它鞏固政權的重要手段，這時驛站也叫“站赤”，實際“站赤”是蒙古語驛站的譯音。
到了明代除開通瀋陽至旅順的驛站外，在其它幹線道路上均設定了驛站。這與元代只在兩條大幹線上設驛站是不同的。在明代還設立了遞運所，這些獨立與驛站，專門從事貨物運輸的組織，其主要任務是預付國家的軍需、貢賦和賞賜之物。由各地衛所管理。遞運所開始設於洪武元年（公元1376年），它的設定，是明代運輸的一大進步，使貨物運輸有了專門的組織。明代陸路運輸，基本上是採取定點和接力的方法。因此，遞運所除擔負駐地指定運輸路線的任務外，還要做好海、河運輸的集散工作。
清順治帝入關後，建都於北京，稱原來的都城盛京為留都。盛京在全國仍然具有十分特殊的地位。盛京驛站也與其他省不同。驛站分驛、站、鋪三部分。驛站是官府接待賓客和安排官府物資的運輸組織。站是傳遞重要文書和軍事情報的組織，為軍事系統所專用。鋪由地方廳、州、縣政府領導，負責公文、信函的傳遞。盛京驛站基本上是沿襲明代驛站設定，不受行政區劃的限制，而是根據交通狀況而定。鋪遞用以傳遞公文。凡州縣往來公文，都由鋪遞傳送。盛京的鋪遞遍布全區。
驛站使用的憑證是勘合和火牌。凡需要向驛站要車、馬、人夫運送公文和物品都要看“郵符”，官府使用時憑勘合；兵部使用時憑火牌。使用“郵符”有極為嚴格的規定。對過境有特定任務的，派兵保護。馬遞公文，都加兵部火票，令沿途各驛站的接遞如果要從外到達京城或者外部之間相互傳遞的，就要填寫連排單。公文限“馬上飛遞”的需要日行三百里。緊急公文則標明四百里、或者五百里、六百里字樣，按要求時限送到。但不得濫填這種字樣。驛站管理至清代已臻於完善，並且管理極嚴，違反規定，均要治罪。到了清代末期由於有文報局的設立開始與驛站相輔而行，繼而廢除了驛站，同時有文報局專司其事，以後又設郵政，而文報局也逐漸廢止。
運行情況
驛使(甘肅嘉峪關魏晉墓磚畫) 郵驛分陸驛，水驛和水陸兼併的共三種，各驛站都設有驛舍，驛丁，驛馬，驛驢，驛船及驛田等。驛站使用的憑證是勘合和火牌。凡需要向驛站要車、馬、人夫運送公文和物品都要看“郵符”，官府使用時憑勘合；兵部使用時憑火牌。使用“郵符”有極為嚴格的規定。對過境有特定任務的，派兵保護。馬遞公文，都加兵部火票，令沿途各驛站的接遞如果要從外到達京城或者外部之間相互傳遞的，都要填寫連排單。
驛站驛長和驛卒都負有責任，各朝在法律中都有明文規定，稍有差錯，便要受到嚴厲的處置。唐朝規定，驛長負有的職責中必須每年呈報驛馬的死損肥瘠，以及經費支出等帳目明細表。對驛卒他們的身份低下，但是最重要的郵遞人員，不論烈日，寒風，大雨，冰雪都身背公文袋，日日夜夜奔跑在驛道上。規定抵驛必須換馬更行，若不換馬則“杖八十”。唐朝還規定，凡文書在途中耽誤行期，晚到一天杖八十，兩天加倍，最重可處徒刑兩年。若耽誤是重要軍事文書，則罪加三等，如因文書耽誤而導致軍事上嚴重後果者，判處絞刑。
一般來說盜賊是不敢搶劫偷盜驛卒他的重要檔案，以免遭受官方剿殺。但交戰的敵方往往會派間諜途中攔截情報，所以常採取派兵保護或變化傳遞途徑等各種措施。
由於歷史條件的限制，當時郵驛的速度與數量與今天無法相比，但就其組織的嚴密程度，運輸信息系統的覆蓋水平來說並不亞於現代通訊運輸。可以說那時的成就也是我們現代文明的基礎的一部分。驛站與當今的郵政系統、高速公路的服務區、貨物中轉站、物流中心等等，砝有異曲同工之美。
歷史地位
驛站在我國古代運輸中有著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在通訊手段十分原始的情況下，驛站擔負著各種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方面的信息傳遞任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物流信息的一部分，也是一種特定的網路傳遞與網路運輸。我國古代驛站各朝代雖形式有別，名稱有異，但是組織嚴密，等級分明，手續完備是相近的。封建君主是依靠這些驛站維持著信息採集、指令發布與反饋，以達到封建統治控制目標的實現。由於當時歷史條件的限制，科學技術發展的水平局限，其速度與數量與今無法相比，但就其組織的嚴密程度，運輸信息系統的覆蓋水平也不亞於現代通訊運輸。可以說那時的成就也是我們現代文明的基礎的一部分。
相關介紹
秦朝的驛站的建立
古代驛站郵票-孟城驛秦王朝是我國統一的封建中央集權時代的開始。秦始皇所制定的統一文字、度量衡、車軌、道路等制度，對我國後代有深遠影響。
在開創統一的郵驛制度方面，秦朝也有不世之功。
雖然秦王朝僅僅存在15 年，但以驚人的努力完成了全國範圍的交通和通信網路。馳道是秦朝道路網的主幹。它以首都鹹陽為中心，“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濱海之觀畢至 ”（《漢書·賈山傳》）。秦朝馳道十分壯觀：“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錐，樹以青松”。一步為5 尺，50 步合今25 丈（約80 米），10 米左右就栽一棵青松。一路綠影婆娑，十分美觀。這樣的大道遍布全國。另有一條專為抵禦北方匈奴的“直道”，從鹹陽北的雲陽開始，途經黃河，直抵今包頭市的秦九原郡。這是由名將蒙恬指揮修築的，全長1800 余里。此外，在南方還修了到兩廣和西南的“新道”。這樣，就在全國形成一個縱橫交錯的交通網。
這些大道，路平道寬，沿路驛站、離宮、館舍和軍事設施遍布。考古工作者近年曾在陝西旬邑縣子午嶺發現一處秦朝直道建築遺址，是一座約40 畝左右的大平台。專家們認為這可能是當時既作防衛又作信息傳遞站的驛站。有的專家則戲稱為“一號兵站”。
秦朝修築的大道至今也還有遺蹟可尋。考古學家在直道遺址進行了勘測，測出當年直道最寬處為50 米，轉彎處更寬到60 米。路基全是夯打結實的堅硬層面。據歷史記載，當年秦始皇曾出動大小華貴車輛80 余輛，官員兵丁1000 餘人，在此大道上浩浩蕩蕩前進，足見路面的寬闊平坦。
秦朝的郵驛統一了稱呼。春秋戰國時期，各國對郵驛通信的稱呼都不一樣，秦朝把“遽”、“馹”、“置”等不同名目一概統一稱呼為“郵”。從此，“郵”便成為通信系統的專有名詞。在秦朝，“郵”負責長途公文書信的傳遞任務，近距離的另用“步傳”，即派人步行送遞。在郵傳方式上，秦時大都採用接力傳送文書的辦法，沿政府規定固定的路線，由負責郵遞的人員一站一站接力傳達下去。
隋唐的主要驛道與驛站
榆林堡古代驛站隋唐時期是我國封建社會的盛世，“貞觀之治”和“開元之治”是我國歷史上歷來為史學家稱頌的時期。這一時期的郵驛，也達到空前繁盛的階段。隋唐時期郵驛事業發達的標誌之一是驛的數量的增多。隋唐繼續發展南北朝時的驛傳合一的制度，“驛”代替了以往所有的“郵”、“亭”、“傳”。驛的任務包羅萬象，既負責國家公文書信的傳遞，又傳達緊急軍事情報，還兼管接送官員、懷柔少數民族、平息內亂、追捕罪犯、災區慰撫和押送犯人等各種事務，有時還管理貢品運輸和其他小件物品的運輸。隋唐時期的驛遍布全國，像一面大網似地密布在全國交通大路上。據《大唐六典》記載，最盛時全國有水驛260 個，陸驛1297 個。那時，專門從事驛務的員工共有20000 多人，其中驛夫17000 人。這是一支很龐大的郵政隊伍。驛夫又稱驛丁。根據不同的驛站等級，驛丁的配備數目不同。《大唐六典》載，唐代最大的驛稱為都亭驛，是國都所在的驛站，每驛配驛夫25 人。各道陸驛分為六等：第一等驛配驛夫20 人，二等驛配驛夫15 人，三等以下遞減，最後一等第六等驛為驛夫二至三人。水驛則根據驛務繁閒，也分為三等：事繁水驛配驛夫12 人，事閒配驛夫九人，更閒水驛配備驛夫六人。有些學者據有關各種資料統計，有唐一代，全國的驛夫數實不止上述17000 人，有許多盛唐時期新增之驛，尚未統計在內，其總數合計當在25000 人以上。這和1949 年前國民黨統治時期全國郵政人員總數幾乎相當。這說明唐朝郵驛事業確是發達的。
那時，交通線路暢通全國各地。著名散文家柳宗元在《館驛使壁記》中記載，唐時以首都長安為中心，有七條重要的放射狀的驛道，通往全國各地。第一條是從長安到西域的西北驛路，自長安經涇州（治所在今甘肅涇川北）、會州（治所在今甘肅靖遠北）、蘭州、鄯州（治所在今青海樂都）、涼州（治所在今甘肅武威）、瓜州（治所在今甘肅安西東南）、沙州（治所在今甘肅敦煌）直達安西（今庫車）都護府。第二條是從長安到西南的驛路，自長安經興元、利州（治所在今四川廣元）、劍州（治所在今四川劍閣）、成都、彭州（治所在今四川彭縣）、邛州（治所在今四川邛崍）直達今川藏地區。第三條是從長安至嶺南的驛路，由長安經襄州（治所在今湖北襄樊）、鄂州（治所在今武漢市武昌）、洪州、吉州、虔州（治所在今江西贛州）直達廣州。第四條是從長安至江浙福建的驛路，由長安經洛陽、汴州、泗州、揚州、蘇州、杭州、越州（治所在今浙江紹興）、衢州（治所在今浙江衢縣）直達福建泉州。第五條是從長安到北方草原地區的驛路，自長安到同州（治所在今陝西大荔），再經河中府（治所在今山西永濟）、晉州（治所在今山西臨汾）、代州（治所在今山西代縣）、朔州（治所在今山西朔縣），直達北方單于都護府。其他兩條各自長安至山東、東北地區和荊州、夔州（治所在今四川奉節縣）、忠州等四川雲貴地區。這些驛道，通過的驛站，在《唐書·地理志》和柳宗元的《館驛使壁記》中都有具體的記述。可見這是唐朝驛道縱橫的實際情況，絲毫沒有誇張成分。在寬敞的驛路上，則是：“十里一走馬，五里一揚鞭”、“一驛過一驛，驛騎如星流”。那時郵遞效率非常之高，據推算，中央的政令一經發出，兩個月內便可推行全國。
除國內七條主要郵路外，唐朝對外還有若干國際性的驛道。中唐有一位地理學家賈耽，寫過一篇《記四夷入貢道里》，說到唐朝的國際交往線也有七條：一為從營州入安東道，二為登州海行入高麗渤海道，三為從夏州、雲中至蒙古草原道，四為入回鶻道，五為安西西域道，六為安南天竺道，七為廣州通海夷道。通過這些水陸通道，可通往朝鮮、日本、中亞、印度和東南亞各國。
因為全國空前的大統一，隋唐時期從中央發至各地和由各地送達中央的官方文書特別多。僅各州送到中央的統計材料，每年即達50 萬張。《新唐書》記載，中唐著名詩人元結在道州（治所在今湖南道縣）任上做刺史才不足50 天，收到的各地文書就有200 函之多。
隋唐郵驛的發達，推動了全國經濟的發展，保證了中央各種制度在全國的推行。
歷史上第一次驛夫起義
隋唐時期，在各種驛里服役的人，一般叫做“驛丁”、“驛夫”，或稱“驛卒”、“驛隸”。從名稱來看，他們的身份比較低下。前面已提到其中的一種水驛中的“水夫”生活相當艱苦，“辛苦日多樂日少”。陸路上的驛丁，也同樣受到煎熬。他們在烈日之下，在寒風凜冽的冬天，在傾盆大雨之中，都毫無例外地要身背文書袋，匆匆賓士在驛路上。敦煌有一幅晚唐時期題為《宋國夫人出行圖》的壁畫，就描繪了當時驛使身背布袋的形象。他們日常的任務很繁重，除途中奔跑著傳遞文書外，還要兼管掃灑驛庭等事。
更難以忍受的是當時郵驛通信制度很嚴。在唐朝法律中把郵遞過程中的種種失誤的處罰，都規定得很細。稍有差錯，便要受到嚴厲的處置。唐朝規定，驛長應負有若干責任，首先必須每年呈報驛馬死損肥瘠，呈報經費支出情況。若有驛馬死損，驛長負責賠償；若私自減去驛站人員和馬匹，則“杖一百”。對驛丁的處罰更嚴。唐朝規定，驛丁抵驛，必須換馬更行，若不換馬則杖八十。唐律還規定，凡在驛途中耽誤行期，應遣而不遣者，杖一百；文書晚到一天杖八十，兩天加倍，以此類推，最重的處徒罪二年。假如耽誤的是緊急軍事文書，則罪加三等。因書信延誤而遭致戰事失敗則判處絞刑。唐律對文書丟失或誤投，也有很重的處罰。《唐國史補》曾記載一個負責簽發公文的員外郎的官，他處理一個從河北發配到嶺南的囚犯的文書，本應向河北、嶺南兩處發文，因夜間疏忽，只發了嶺南一地，河北未發。事發之後，這個員外郎遭到了免官的處分。泄密應受到更嚴厲的處分，唐律規定，泄露重大機密者處以絞刑，私拆書信杖六十至八十。
驛丁中，大部分是被迫服勞役的百姓，也有一部分是各種犯法的囚徒。這些人本來就倍受封建制度的壓迫，罰配到邊遠地區充當驛戶。唐朝中期以後，郵驛制度開始混亂，一些貪官污吏利用驛傳任意剋扣驛丁的口糧，使他們的生活更為艱苦。唐武宗時候，終於爆發了肅州（治所在今甘肅酒泉）地區我國歷史上第一次驛丁的起義。這次起義為首者汜國忠、張忠都是亡命的囚犯。他們從肅州一直打到沙州，一路上得到各驛戶的支持。政府得不到情報或得到的是假情報，倉皇不知所措，起義軍卻“張皇兵威”。因為平時他們都是快馬快步，“千里奔騰，三宿而至”。唐政府損兵折將，給統治者很大震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