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源
“厭女症”（misogyny）是廣泛存在於文學、藝術、現實和種種意識形態表現形式之中的病症，表現為對女性化、女性傾向以及一切與女性相關的事物和意義的厭惡，並“把婦女，尤其是婦女的性，當作死亡與痛苦，而不是當作生命和快樂的象徵。”（瓊·史密斯 Joan Smith《厭女症》）。
保守道德觀向來對女性言行十分敏感，一方面高調讚美女性對傳統規範的遵從，指望個別的遵從樣板救贖整個社會倫理；另一方面則對逾矩者嚴厲譴責，將之視為“禮崩樂壞”、“人心不古”的標誌而痛心疾首，無論是讚美還是譴責，背後都是雙重標準的保守道德，而譴責則是一種歧視性的潛意識——厭女症的典型症狀：通過對女性道德，尤其是性道德的苛刻檢查和惡毒圍攻維護男性中心的傳統價值觀。
成因和性狀
“自我”與象徵秩序
拉康認為，鏡像階段標誌著嬰兒對自身認識的起點，這個認識的過程是一個認同的過程。通過鏡像，嬰兒已經初次領會到一個完整的人體的能動性。拉康將嬰兒的鏡像稱為理想我（ideal-I），在此基礎上形成嬰兒的自我及自我意識。自我與日後通過掌握語言而形成的主體是不同的。自我從一開始就是沿著一個虛構的方向發展，自我永遠是主體的一個異化和疏離的部分，而嬰兒和鏡像的關係構成想像的秩序。
既然所有的言辭都被大它/石祖/父親的名義/法律——象徵界的中心、語言的中心——所固定、所錨定，那么在落入象徵界的某個位置的過程中每個人都得經過一個有性別標誌的門廊。女孩子的位置不同於男孩子的位置，男孩子比女孩子更靠近石祖，雖然沒有人是或者有石祖。而主體，只是石祖——屬於語言自身的結構——分配和支配的一個部分，同時也是被象徵秩序所分配和支配的對象。
只有服從了語言自身的規則——父親的法律——才能進入象徵界秩序。然而女性難以完全認同男性的認識和規則，因此她們無法充分接受和內化這個象徵秩序。她們雖然也進入了這個秩序，並在秩序內受到壓制。在這個秩序內，女性得到的是男性的詞語——男性氣質的詞語。然而這些詞語不能表達女性所感受到的一切，而只能表達男性的思想。由於缺乏女性的詞語，婦女在這個象徵秩序之內只能含糊其詞或者保持沉默，不可避免地陷入語言和現實之間的空虛。正如拉康認為的“她們只能留在象徵秩序之外，超乎思想和詞語”，因此她們是不可知的。拉康甚至說：la femme n`existe pas.（女性是不存在的。）女性的這種與象徵秩序疏離的關係構成了負面意義投射的基礎。
性別意識
男孩和女孩通常都從成年女性那裡形成最早的性別意識。然而他們卻有著不同的發展軌道。母親往往會喚起女兒與自己在性別上的認同感，鼓勵女兒與自己保持密切的聯繫，而對於兒子，母親往往會引導他們認識與自己的差異。通過各種言語和非言語的交流，母親加強了與女兒性別上的認同感，限制了與兒子的認同感。同時，男孩的閹割恐懼使他們得以擺脫俄底浦斯情結，成功地使自己順從父親的律法。與男孩不同的是，女孩沒有這種恐懼，因為實際上她沒有什麼可以失去的，她作為匱乏來體驗她的缺失，這是一個缺失驅使她進入俄底浦斯情結，讓她終其一生都和父親的律法有衝突。
同時，閹割焦慮深深地影響了男人對女性的看法，正如弗洛伊德所說：“男人之所以會自戀式地摒棄女人、輕賤女人，是因為他們經歷過去勢癥結。”這種輕視是從俄底浦斯階段開始的。男孩開始認識到，要想擁有權利和威望必須認同男人——就這個階段而言，就是認同父親。男孩越來越輕視女人，據說這樣有助於他對自己的定義，他把自己定義在與母親所代表的女性相對的位置上（南茜·喬多羅 Nancy Chodorow《重建母職：精神分析與社會性別學》）。
男孩們喜歡用否定的形式來定義自己的男性氣質，如不女性化、不像母親，等等，他們必須抑制自己最初產生的與母親的認同感，否定自身的女性傾向和情感，以盡力完成走出俄底浦斯情結並走向象徵界的過程。而這個過程中，男孩對任何女性化的東西持有的強烈不屑，實際上是他們肯定自己，藉以顯示自己是真正男子漢氣概的一種手段。同時，由於男性社會輕蔑女性而剝奪了女性的能力，使她們沒有信心去抵制所有投射倒她身上的那些負面的意義，使得女性是弱者的定義在現實中得到映證，於是對女性的厭棄情緒（而且不僅是男性厭棄女性，也是女性厭棄女性）在這種循環中不斷加深。
性關係
在更為親密的兩性關係中，男人和女人進入一種相互依存的關係，一定會喚起那種痛苦的回憶，那時，他在母親無限的力量前是完全無助的，並且在這一關係中，男人特別容易感到自己的脆弱，因為女人“能夠重新喚起男性在嬰兒期的那種無法估量的、無邊無際的、無能為力的激情”（多羅西·丁內斯坦Dorothy Dinnerstein《美人魚與牛頭怪：性別安排與人類不適》）。為了抵抗這一危險的傾向，男性需要將性慾和強烈的情感區別開來，這種能力同樣植根於嬰兒對母親萬能的幻滅經驗。男孩害怕這種激情成為威脅他的力量，他再一次懼怕被一個女人壓倒，並且這個女人是有能力從他身邊抽身而去的，正如當初母親離開他一樣，這個結果甚至會達到粉碎他自我的地步。為此，他將會尋求在性關係中保持控制，與試圖和他建立親密關係的女人拉開距離。
文化批判
也許這是一般中國人並不熟悉的說法。但是厭女症所包含的內容卻是國人再熟悉不過的了。在父權制話語中，對女性最具侮辱性的稱呼莫過於“賤貨”。還有一句被標為“國罵”的“他媽的”，則把無數中國人的母親都直截了當地作為辱罵的對象。顯然，在對中華文明的現代傳承與光大發揚中，對摻雜於其中的那些厭女症的頑劣成分，毫無疑問是必須徹底批判和清除的。
首先，厭女症集中體現為一種權力話語，即以語言和談論的方式對女性的人格進行大肆貶低，表現的是父權制對女性的極度蔑視。在許多典籍中，女性被描繪成愚蠢、只求官能滿足，情感幼稚、喜怒無常，不能節制、喜好性事，精於欺騙、狡詐，易墮落等等。這些似乎都是女性與生俱來的缺陷，也成為女性天生比男性低級的根據。當然，做這樣描繪的目的，就是為了維護幾千年來男尊女卑的封建等級秩序，鞏固男性對女性的統治。
在中國的語言和文字中，厭女症的例證絕非鮮見。如在中國封建社會，嬰兒一旦降生，便立即有了性別等級的區分，若生的是個男孩，便是“載寢之床，載衣之裳，載弄之璋（珍貴的美玉）”，而女孩是“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瓦制的線捻）”。東漢才女班昭對此的解釋是，女人一生下地，即給她如此這般的教訓，是為了“使她將來永不致有出位之思”，即明白自己是個“主下之人”。顯然，“璋”、“瓦”之分亦即男貴女賤之分。延至今日，偶爾還可見有人因生子而在家戶門上貼出“弄璋之喜”，相反卻不會有貼出“弄瓦之喜”的。這充分表明了，在中國傳統社會裡厭惡女性是真實存在的——因為女子卑賤，既不能承宗啟後，又要勤加管教約束，一有錯誤就是父母祖宗的羞辱，誰又願意生女孩呢？所以，在這樣的社會裡，絕大多數女性一出生就遭人厭惡，民間流傳的說法是：“生男如虎，生女如鼠”。
這種對女性的厭惡，還表現為在父權制文化統治下，對女性的物化的推進，並逐漸達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女性是“貨”、是“物”，不僅僅體現在她們可以為男性傳宗接代，是生兒育女的機器，還體現在把女色置於與淫聲、狗馬、畋獵同一序列的奢侈性消費品之中，並且在歷代為有權勢、貪圖聲色犬馬享樂的男性津津樂道。而就在女性淪為男性玩物的同時，父權制文化又構建了女色具有媚惑作用的看法，即認為女人是誘惑男人的狐媚子，導致了男人的貪色和淫亂，所以是具有很高危險性的一種“物品”。
這些厭女症的表現，還擴大到了政治、特別是涉及到國家政權的穩固方面，於是演變成了把女色妖魔化、邪惡化的女人禍水論，即把社會危機的發生、政權的覆沒都統統歸之為因女色而遭到了擾亂破壞。女人於是便成為一切壞事的原因，更是以色禍國的罪惡源頭。對此，還有一種“傾城傾國，亡國亡天下”的說法，即女人越是美麗動人，危險性也就越大。
據《古烈女傳》記載，武王滅商之後，為警戒世人，竟把紂王妃妲己的頭割下掛在城牆頭，並插上了小旗，上書“禍商者，此女也”。《尚書》就曾對帝王發出勸勉，要求“惟王不邇聲色”，以避免女色迷惑了君主。而若是君主耽於其中，就可能使這些壞女人得到了干政的機會，繼而將造成社會混亂和國家覆滅。
《詩經》對此的描述則是：“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儒學創始人孔子，更是把女與德對立起來，提出君子必須“戒之在色”，“好德不好色”。
《禮記》也有“好田（狩獵）好女者亡國”的告誡，警示諸侯們切不可因靠近女色而丟掉了江山。
林林總總，不難看出，一方面是父權制對女性變本加厲的貶低和壓迫；另一方面，則是大言不慚地把江山社稷之亂統統歸咎於女性干政或女色擾亂，而目的就在竭力掩飾父權制及其文化本身的淫亂、荒謬與墮落。道貌岸然而內在庸俗、猥瑣、自私，正是深深嵌在父權制文化之中必須徹底批判、徹底清除的糟粕。
隨著封建社會的演進與衰敗，厭女症的程度愈演愈烈，甚至對女性由厭發展到懼和恨，以至宋代程朱理學提出的滅欲說，竟然吸收了來自佛學的拒斥女色誘惑的妙方。這就是，正人君子們若要抵制女色，且把面如桃花的美女們看成是如臭皮囊、枯髑髏一般極為可怕的樣子，就可使自己免於誘惑，以加強修養達到無欲無念的至高境界。
在這類觀念的影響下，社會更加劇了對於婦女的鄙視和壓制。而婦女的處境也愈加悲慘，她們本身更自輕自賤，自認天生有罪，自甘處於受壓迫的地位。但是，即便如此，皇上後宮三千，有權勢者妻妾成群，文人雅士狎妓成風，又何曾消停過呢？然而，歷史自是歷史。不論父權制及其厭女症曾經如何尋找藉口、如何推卸責任、如何把婦女打入十八層地獄，該消亡的仍要消亡，該生長的仍要生長。自秋瑾發出“難道我輩生來不是人？”的吶喊，反對父權制、爭取女性尊嚴的浪潮已不可遏制。厭女症固然頑劣，至今也未完全消亡，但在滾滾歷史車輪下，它必定要被碾得粉碎。
結論
大部分的女權運動者都會把目標設定在男女平等及兩性尊重，堅持“解放女性也是在解放男性”，讓男女兩性和跨性別者都能從大一統的父權、夫權思維中擺脫，獲得一個更寬容的生活環境，英國女演員艾瑪·沃森發起的“他為她”（He For She）活動就是很典型的個案。
而在和男性朋友的相處中，也往往能得到“他視角”的啟益。某位自詡為“婦女之友”的男性友人曾經說：“你們覺不覺得作為一個生長在大都市裡、生活水平在小康之上的現代女權主義者，已經被這個社會寵壞了？”
“聲討公共運輸鹹豬手是很正確的事，但是那個我可以騷，你不能擾的標題是不是太過激了？我們好心提醒女孩不要穿得太招搖，要懂得保護自己，還被你們罵成猥瑣男！還有，現在我是真的不敢誇人，指不定怎么樣就犯了眾怒：說你們女孩子嬌滴滴的別乾重體力活吧，你們不高興，可是要真的把你們當男人使，你們也不高興，還有呢，現在夸女人有母性都是錯的，讚美媽媽最偉大就成了直男癌了，提倡生二胎就變成壓迫女性了。”
他哀怨地做出了總結：“你們這些女人其實一點都不弱，我們這些男的現在才是弱勢群體。”
先按下想要評理的衝動，換位思考一下，男性出現這樣的思想言論一點都不出奇。相反，讓男性產生這種誤解的根源十分的清晰。如果一個人對於男女平等的所有意見都只在於讓女人能活下來、有口飯吃、有份活兒乾（同時也對家庭付出她們的經濟貢獻）、養兒育女（承擔大部分育兒責任），那他必然會驚詫於新時代都市女性的狂飆。
“中國女權還不夠發展嗎？你們還想要什麼呢？”這句來自很多同階層以及低階層男性的心聲，潛台詞其實是：“你們這些女人得到的還不夠多嗎？” 固然可以嚴苛地指責他們是沙文者，是直男癌患者，是這個男權社會的既得利益者，但是其中很多人的偏見不過來源於無知，尤其是相對處於社會階層底部的男性。因為生存環境和教育因素的問題，他們對城市中產女性的隔膜和敵意相當符合其邏輯心境——卻無法明白，自己所受的壓力並非來自於女性，而更多的來自於不平衡的地域政治經濟制度。
用大白話來形容：在這個男權社會中，男性精英站在金字塔尖，男女中產則居於中堅，其中又以男性地位更高，底層男性的各項權利比中產女性要低，但是又高於底層女性，底層女性是階級性別雙重壓迫的直接領受人。即便是相對更有話事權的中產女性，她們身上明顯也帶著雙重壓迫的痕跡：一面要秉持著男女平等的大觀念，同男人一起站上職場打拚，但在生理特徵上被視為弱者；另一面，她們又被告知必須參與到家庭勞動中去，如果為了工作而忽視了家庭，那她很可能遭受到一種社會性的攻擊——許多人都會告訴她，她不是一個“好妻子”、“好媽媽”，她的人生是不完整的。
美國前國務院高官安瑪麗斯勞特在《大西洋月刊》上的訪問表示，認為“女人可以同時擁有家庭和事業”的觀念並不現實。“為什麼所有的雜誌都在告訴女人，她們必須平衡家庭和事業，不然就會成為失敗者。而她們的高管丈夫卻理所當然地可以為事業放棄陪伴家庭的時間？”這當然是極不公平的。
來自《全球性別差距報告》以及2015年聯合國婦女峰會報告的調查男女出生性別比的差距雖然有所縮小，但卻遠未平衡——中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的千萬男光棍問題便可見一斑。而在進一步消除出生性別比失衡的同時，女性在政治賦權上受到壓迫的問題也同樣嚴峻。
報告指出，經濟參與與機會項目（薪酬、參與度和高技能就業），中國女性的世界排名為76；教育成果考察（獲取基本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機會）此項排名為89；政治賦權考察（在政治機制中的參與度）此項排名為72，在數據提高的基礎上，這些排名與前年相比均有不同程度的降低。在最新的全球男女平等排名中，中國女性的世界排名為87，比起前年足足下降18位，呈現出急速惡化的現象。這是相當令人憂慮的現實，它意味著在全球社會共同推行男女平等的時代潮流中，中國社會卻有逆流的趨勢。
結合近兩年整個社會悄然興起的“剩女論”、“偉大母親論”和依舊層出不窮的各種歧視事件來看，中國女性受歧視的主要方向產生了一個微妙的轉變：從公開轉向私密，從剛性轉向軟性。
無視女性身上遭受到的歧視和雖內容不同卻廣泛存在的社會壓迫，以打太極拳的姿態指責其中的一方伸張權益的行為是“獅子大開口”這種推卸責任的說法，不過也只是厭女症的可見病灶罷了。在一個遠還不平等的環境裡，如果有人還認為女性已經逆襲，那恰恰體現出女性處在何等糟糕的環境。任何一個弱勢群體邁向公平正義的每一個腳步，都能令強勢群體產生對方要求過多的錯覺，這在心理學中已被證實為是一種常見普遍的心態人格缺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