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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之際暨其中的南明，很久以來皆是學界十分關注的領域之一。然自孟森、謝國楨以降，直至司徒琳、南炳文、顧誠等權威南明史家，皆局限於南明政治、軍事史的研究，而有關南明文學的全面巨觀研究，儘管早已存在不少個案甚至一些條塊的探索，差不多還是文學史研究急待填補的一塊重要空白。潘承玉編著的《南明文學研究》嘗試對圍繞這一文學文化遺產的歷史積澱進行一次集中、系統的清理；在此基礎上，結合大量原始文獻的窮搜和歷史真相的窮究，展開多方面的創新研究，以推動這一重要文學文化遺產的價值當代化，推動學術研究不斷深入。《南明文學研究》第一章從考察“文學”概念的歷史演變人手，著重闡發“南明”概念的多重意涵，在學術理想和研究現實的統一中劃定“南明文學”的研究範圍。從學術理想的角度言，一切出自作者真切的生命體驗和審美體驗的完整或者不夠完整的篇章，不限任何樣式，都應屬於“文學”，加以研究；“南明”，不僅包括實在時空，還包括各種形式的心理時空，甚至以亡明直接繼承者自居的鄰邦君臣，其“南明化”傾向也值得關注。但從研究現實而言，南明抗清的主導畢竟是民族意識強烈、俗稱“文人造反”的士大夫，士大夫文學的主體畢竟還是傳統詩文；南明文學研究終究要以直接經受過南明抗清鬥爭洗禮的實在時空及其作家為焦點。在此基礎上，本章還從六個方面進一步確認了南明及其思想學術、文學文化在近代國人心目中和中華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確認了從事南明文學研究在文學史研究本體方面和在發掘與弘揚民族文化精神方面的價值意義。
第二章首次梳理近四百年來南明文學文獻的傳播史，將其劃分為四個時期：南明暨遺民文學作家生存於世的南明及清初以降六十年為第一個時期，是南明文學的廣泛播種期；明遺民文學家辭世以後，從康熙晚期至乾隆末約九十年為第二個時期，這是南明文學傳播從繁榮轉向肅殺厲禁，在日趨緊張、沉寂中艱難持續的時期；嘉慶初至光緒中約百年為第三個時期，這是南明文學傳播從厲禁中逐漸解凍、恢復，臻於全面清理的時期；第四個時期從光緒晚期至今百餘年，這是南明文學文獻藉助現代媒介得以日益普及和化為當代民族精神重要組成部分的時期。每一時期又各含若干時段和不同層面。考察表明，有關南明文學的傳播是一個薪火相傳的漫長接力，確是一部“用血和淚來書寫歷史冊頁”的民族精神保存史；南明文學在近四百年來的國人特別是具有民族思想的知識分子心目中，占有異常突出的地位。
第三章屬對南明文學研究史和南明文學研究成果的第一次全面清理和總結。第一節考察現代學術建立前兩百多年有清學者的南明文學研究，肯定他們在揭示南明文學特殊現象方面所達到的深度，指出其研究傾向和研究模式至今仍有借鑑價值；第二節考察現代學術建立初期即二十世紀上半葉清末和民國學者的南明文學研究，分析其體現出的“現代學術”新兆；第三節考察近五十年來中國大陸的南明文學研究，分為建國後十五年持續發展、文革十多年停頓和1979年以來三十多年重新振興三個時段，指出最近三十年的研究在廣度、巨觀性和自覺性上均達到空前的水平，在研究深度上也實現多層次的開掘；第四節考察台港和國外學者五十多年來的南明文學研究，指出台灣學者的研究長期持續均衡發展，在研究途徑和研究領域上形成鮮明特色。最後分析了既往研究存在的問題。
以上三章通過對南明文學理念遺產、文獻遺產和學術史遺產的總結，為新的深入研究打下紮實基礎，可稱“基礎篇”。
第四章對南明遺民最擅長——既往微觀和中觀研究成果也較多的南明遺民詩展開新的深入研究。第一節辨析南明遺民詩創作的心理背景和審美基礎，指出南明遺民具有普遍覺醒的自我意識和遺民價值觀，南明遺民詩出現一個以真為美的共同審美傾向，強調美在真性情、真歷史和真精神。第二節以清初詩歌總集《遺民詩》為中心，考察南明遺民詩的抒情內容，它們是憂憤深廣的真性情、史實斑斑的真歷史、勝義迭出的真精神的多元統一。第三節研究南明遺民詩的抒情話語選擇，指出創造、錘鍊而後出自然、麗則之真詩，把形形色色的摹擬因襲和粗製濫造作風剔除出詩歌創作過程，是南明遺民詩歌創作觀的精髓所在，同時又強調回歸賦比興傳統。第四節通過對清初詩歌研究史和清初詩歌原生面貌的雙重考察，得出南明遺民詩所構成的性情詩派乃是清初詩壇的中堅和主流，是明清詩歌發展的重要環節，對袁枚性靈詩派的形成亦曾發揮其“匹夫之權”的影響這一嶄新論斷。
第五章對南明遺民文人同樣極為重視，但既往研究非常不夠，今人大多不甚了了，或競長期為錯謬之見所誤的南明遺民散文展開新的深入研究。研究選擇了一個獨特視角，即近三十年被眾口一詞讚譽的散文名篇《畫網巾先生傳》的著作權問題；該文向被目為桐城派鼻祖、具有反清思想和故國情懷的清初散文家戴名世的命世名文。沉潛穿穴於清初以降大量原始文獻發現，南明遺民李世熊《畫網巾先生傳》，順治九年寫就部分文字，順治十四年完成全部初稿，康熙九年到十四年刊行傳世，而戴氏文字康熙四十年才“寫作”，康熙四十一年才刊行傳世；清初以降，該傳以曠世奇文一直輾轉流傳，皆源出李氏而非戴氏，凡提到作者亦皆指為李氏而非戴氏；這些史實與文字本身的美學和歷史內涵對照表明，戴氏文字實為對李氏同題同事傳記相當拙劣的篡竊改寫。研究由此層層深入、展開，將南明遺民散文創作的歷史面貌首次完整呈現在學界面前：出於南明遺民的使命自覺和當代司馬遷的文化選擇，李世熊曾創作相當一批忠憤之氣磅礴四溢而極富詩意和生氣的散文，曾是一位聲望中天、被黃宗羲視為可與錢謙益、顧炎武等文壇巨擘並駕齊驅的散文大家；以李世熊、彭士望、魏禧、王猷定、傅占衡、黃宗羲、張岱等等為其中的節點，整個南明遺民界的散文創作當時實際上形成一張覆蓋到大多數曾為南明反清主要區域，百脈貫通、生生不息、多產優產，並襟帶籠罩清初其他散文創作的巨大網路，在明清散文衍變過程中處於儼然中堅和中流砥柱地位。
第六章對南明各政權控制區域中因系海上浮動疆域而恰最為穩定、存在時間亦最長的區域即魯監國和明鄭前期控制影響下的台灣海峽的詩群活動，展開全新的研究；南明台灣海峽的文學創作不僅是南明文學的主流所在，且對清初以降海峽兩岸的文學創作尤其是台灣文學的起源產生隱秘而深遠的影響。在台灣文學源頭問題上，在從清康熙以來長達三百多年的學術史上，尤其是在六十年來的整個台灣學界和二十多年來的大陸學界，一直存在一個被一代又一代學人反覆論證闡發，堪稱壓倒一切、堅定不移的主流見解，即沈光文早於鄭成功收復台灣十年即到台灣，在荷蘭人治下秘密從事詩歌創作和中華文化的傳播，是台灣文學的始祖和台灣孔子。研究從這一重大問題的重新考證人手，用大量無可辯駁的史料推翻了這一傳統主見，並進而深入一個遠為宏大的歷史時空指出：尋找台灣文學的真正源頭，不應將南明陣營中走出的一個晚節不終的普通文人作為膜拜對象，而應將研究的目光聚焦於此人曾置身其問的整個南明台灣海峽詩群；由舟山詩群、廈金詩群、領袖將帥詩群、濱海詩群等四大詩群構成的南明魯王監國和明鄭前期台灣海峽詩群，是一個波瀾壯闊、“杜甫”紛起的偉大詩群，書寫了我民族文學史上空前絕後的璀璨一章，蘊涵了後人尋味無窮的思想力量和詩歌真諦，深刻地影響了後世文學包括作為其直接繼承的台灣文學的發展，亦在一系列基本精神傾向上自然構成台灣文學的生命之源。
以上三章對南明文學的主要體裁和代表性區域文學展開全新的研究，可稱“本體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