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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記”是什麼？雜記是古人在劃分文章體裁中確定的一種文體。明代吳訥《文章辨體序說》講到這種文體：“大抵記者，蓋所以備不忘。如記建設，當記月日之久近，工費之多少，主佐之姓名；序事之後，略作議論以結之。此為正體。”古人劃分文體，為編選文章提供了很大便利。如梁蕭統《文選》，宋姚鉉《唐文粹》、呂祖謙《宋文鑒》，清姚鼐《古文辭類纂》等名選，走的都是分類編選這一路子。古往今來，文章的編選工作一直沒有停止過。大概在編選中，各家愈來愈難以控制雜記文章的範圍了；同時，有人又總想界定清楚“雜記”的性質和規制。姚鼐在其《古文辭類纂·序》中說：“雜記類者，亦碑文之屬”，即為一例。文體隨著時代發展而越來越豐富，這是一般規律；漢字在表現主客觀事物上的創造性和張力，充分表現出來。今人睿智地說：狹義地說，雜記似可以簡約地分為四類：即台閣名勝記、山水遊記、書畫雜物記和人事雜記；廣義地說，雜記包括了一切記事、記物之文；甚至可以講：包括正史以外的傳記以及同傳記性質相近的行狀、碑誌等一切記敘文，統可稱為雜記。
“雜記”這兩個字及其作為文體的含義，早在《禮記》中出現。這部文化原典是一冊儒學雜編，其中有通論禮意及學術的，專釋《儀禮》的，記錄孔子及弟子時人雜事問答的，有記載古代制度禮節的，等等。在《禮記》中有“雜記上” “雜記下”兩節，前人鄭玄《禮記目錄》稱：“名曰‘雜記’者，以其雜記諸侯以下至士之喪事。”孫希坦說：“此篇所記……以其所記者雜，故曰‘雜記’。”
雜記體作品至遲在魏晉時代就已經產生，其標誌物之一是這個時代創作了大量的雜記體“志怪小說”。唐宋以後古文家所寫的雜記，往往於記敘中夾議論、兼抒情，有時議論、抒情的份量相當多。有的專發議論的雜記，實際上已可歸入論的一體了。
??? 在歷代說部和史部的筆記作品中，各家所記內容豐富多彩，諸如文化藝術、科學技術、風土人情、遺聞佚事，無所不記，成為“雜記”的淵藪。魏晉時代的傑出作品、亦為“志怪小說”的《世說新語》，就是一部筆記文學作品集。而宋代沈括的《夢溪筆談》（還有他的《補筆談》、《續筆談》），被前人評為“記事周詳，屬詞嚴正”，顯示出雜記體在史部中的重要作用。
雜記文字一般不刻意求工，風格清簡而自然，有“質勝之文”的美譽，價值不在以文學筆法所寫的作品之下。
今天對“雜記體”的研究還在繼續著，“雜記體”的範圍及其作品在擴大。顧頡剛指出“左傳原本”在劉歆以前早已存在，“《左傳》原亦雜記體之史，猶《國語》、《戰國策》、《說苑》、《新序》、《世說新語》、《唐語林》、《宋稗類鈔》……”有人認為：《老子》一書是隨想式的雜記體，是老子把平時思考的問題，用詩一般的語言記錄下來；《包公案》，又名《龍圖公案》，乃是一部雜記體的小說；《西遊記》應該是地理遊記而非小說，因為有“游”字；吳承恩以寫雜記著稱，那么他的《西遊記》應該是雜記體（以上為網上搜尋所得）。
在確定本書編選範圍時，編者首先將“中華千古詩文叢書”選目瀏覽一遍，發現叢書已有《千古碑銘》、《千古遊記》兩種。其次發現： 國筆記文學亦浩如瀚海，僅編者寒架上《筆記小說大觀》，就收集了從晉到清的筆記作品二百餘部，《舊小說》收有筆記七百餘篇。這套叢書是安徽文藝出版社用與時俱進的發展觀，努力構築的一個為普羅大眾所喜歡的文學國粹館；旨在普及、傳承 國傳統文學優秀作品和凸顯延續根脈的人文精神。從雜記中析出碑銘、遊記作品，是有其實用意義的，可以讓讀者、觀眾對這兩類作品看得更加仔細和系統。 向出版社建議：叢書再從歷代雜記中析出筆記作品，單獨形成為《千古筆記》。
於是，編者之《千古雜記》沒有碑銘、遊記、筆記作品，在所選百餘篇雜記中，近百分之八十的篇目是以題名為記的文章，如《冷泉亭記》、《醉翁亭記》、《汾湖石記》。剩餘各篇目中，一是題名為“書”為“志”為“題”者，如《書何易於》、《項脊軒志》、《書王尚甫事》、《書魯亮儕》、《題東坡笠屐圖》、《書繼洲及對山事》、《題詞〈江南臥遊冊·橫塘〉》，前人早就認定“書”、“志”、“題”就是“記”；其中，為繪畫作品題寫的文字也叫做“題畫記”或“畫記”（從這個意義上講，“題”字就是“題畫記”或“畫記”的略稱）。二是題名為“傳”者，如《方山子傳》、《童區寄傳》、《徐文長傳》、《息庵翁傳》、《李賀小傳》、《戴文進傳》、《黃山人小傳》、《閻典史傳》，它們的行文體式和風格都符合雜記體，而與所謂傳記體並不一致。三是題名中沒有“記”、“書”、“志”、“題”、“傳”者，但又的確是雜記作品，如《斗蟻》、《斗蟻》、《觀潮》、《左忠毅公逸事》；又如《景林寺》、《三峽》，它們分別選自《洛陽伽藍記》和《水經注》，足以說明魏晉時代確實是 國雜記體成熟期；而《跋李莊簡公家書》一文則是閱讀雜記；《說居庸關》一文最特別，文題中一個“說”字，讓人以為它是一篇論文，可是一讀之下 們便能發現它是一篇以夾敘夾議見長的雜記。
有人為解說以“志”為題的雜記，說記人敘事的《項脊軒志》是雜記，因而這裡的“志”與“記”是同義的。如此推論，記人敘事的《徐文長傳》等是雜記，因而這裡的“傳”與“記”是同義的。其實，中國文字字義很複雜，如果查一查專業辭典就會發現，“書”、“志”、“題”、“傳”、“寫”（甚至“跋”）等等，都有“記”的意義。這與 們國家有著五千年書寫文明的歷史是相稱的。 想：文章題目不是 們判別雜記體的準衡；《千古雜記》聊備數“格”有好處，它能使讀者更多了解雜記體作品的紛繁多樣性。
編者之《千古雜記》選文在五篇以上的雜記作家共有五人，他們是：歐陽修（7篇）、蘇軾（6篇）、袁宏道（8篇）、方苞（6篇）、姚鼐（5篇）。這些雜記大家的作品不得不多選一些。歐陽修、蘇軾是文章“唐宋八大家”中的兩位，他們把人生經歷和情感世界寄寓在台、閣、亭、堂、園、廟諸名勝上，林林總總，讓 們堪足玩味；後來者在台閣名勝雜記上的所興所託、所賦所議，都難出其右。袁宏道斗蟲鬥雞雜記則別具一格，人與動物理趣一也；它們連同袁氏其餘諸作，既為“性靈”張目，也替“公安派”爭足了面子。方苞、姚鼐的雜記，是雄霸清代文壇的桐城文派關心世態民情、注重人文精神的典型篇章，學“桐城”章法當從這裡入手。 沒有理由不多選一些上述前輩的雜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