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十五棵向日葵》收錄了徐懷中《十五棵向日葵》《雪松》《西線軼事》《阮氏丁香》等七篇中短篇小說，這些作品，皆為作者各時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西線軼事》《阮氏丁香》曾多次獲獎。成為一個時期、一類題材的範本與典型，有的作品被改編成電影或電視劇，為廣大讀者所熟知和喜愛，毫不誇張地說，徐懷中的小說影響了一代人，奠定了一個時期的審美尺度，成了那個時代的文學標桿。
圖書目錄
十五棵向日葵
雪松
賣酒女
阿哥老田
西線軼事
阮氏丁香——《西線軼事》續篇
底色
後記
文摘
我真的很可憐這個傷員。他的頭，差不多整個兒纏著紗布，只給眼睛和嘴留出兩道縫來。眼窩裡一圈發藍，塌下去老深，直直的沖你一瞧，真有點怕人。右臂扭傷倒沒什麼，左腿流血過多，已經瘦得像根鐵鍬把了。看樣子，十來八個月別想脫離石膏繃帶。
不過，說實在的，我多少也有點厭煩他。
他口渴了，就把身子一欠，“護士，水！”想吃東西，身子一欠，“護士，肚子餓了！”晚上不想睡覺，又把身子一欠，“護士，找本書來！”我問他要什麼書。“書就是書，有字兒就行！”我從當護士第一天起，就為這個職業感到驕傲。可是，他喊叫護士，粗聲粗氣的，缺少起碼的尊重，讓人受不了。
是嫌病房不稱心嗎？四外一層又一層的雪山，樹林裡這幾排木板房，還是靠我們自己兩隻手蓋起來的，這是邊疆啊！難道有意要擺擺幹部派頭嗎？嚇唬誰！正營級又怎么樣？有什麼了不起？是不是我護理不好，得罪了他？黑夜白日，像個小丫頭一樣伺候著你，還要怎么樣？
不對！根本不對。這是我胡亂猜測。天數一長，我才慢慢看出來，他這樣彆扭，這樣煩躁，這樣凶，沒有別的，不過是在掩蓋自己的煩惱和痛苦。不待說，這痛苦當然是指內心的，傷口的痛苦他壓根就不在乎。
一天，我去給他換繃帶，他睡著了，我就坐在床邊等。見他枕頭底下露出一張信紙，下角寫著“秋蓉”兩個字。
這名字，一眼就瞧得出，不像男人的名字。我尋思，莫不是還有誰喜歡這個性情古怪的人嗎？本想拿起來看看，偷看人家的信不好，我就忍住了。
這時，他翻了個身，他並沒睡：“你是不是想看看那封信？”
“不，怎么能看你私人的信呢？”
“那有什麼，想看就看唄！”我接過了信。
趙教導員： 你好！想你一定很忙吧！
上月，我給周明同志寫去幾封信，始終沒有回音。想是他的工作有調動，已經離開你營，麻煩你寫一個地址給我，最好寫詳細一些，行嗎？因為要上課，此信寫得很潦草，請原諒。
我盼望著你的回信，千萬千萬。
我看完信問他：“這是……你們有幾個小孩了？”
“什麼呀！別胡說八道！”
他狠狠瞪了我一眼，口氣也挺嚴重，好像我這句話立時就會闖出什麼大亂子，我知道自己失口了。不過，我可以斷定他們肯定不是一般同志關係。
“你怎么不回信啊？”我又問他。
他遲疑了一下，強詞奪理地回答說：
“這，你還不知道？左手不靈，右手纏著繃帶，叫我怎么寫？”
“哎喲！你傻了還是怎么的！為什麼不早作聲？”
我忙著找紙、找筆、找信封，預備替他好好寫封信。這樣的好事，不用說我們當護士的，誰不樂意幫忙啊？
“開始吧！你說一句我寫一句。”
他苦笑了一下，“你就寫：周明不在人世了，死了！早已經死了！”說完把兩眼一閉，不再作聲了。
人家都快急死了，一封信接一封信找他，向部隊領導求援。他呢？可倒好，壓根兒沒有那么回事似的。
我說：“你別瞎扯了，快說，怎么寫？”
可是，他仍然不理我，這使我暗暗吃驚起來。我想，一定是他變了卦。要不，他幹嗎要這么說呢？變卦不變卦，你總該把話給人家講明呀！這樣賭氣怎么了結呢？
“不管怎么樣，周明同志，至少你應當給人家回封信。”我向他提出意見。
他連眼都沒有睜一下，很不耐煩地說：
“夠啦夠啦！你讓我安靜坐一會行不行！”
瞧！好心好意的，反叫他嗆了一頓。算了！管別人閒事乾什麼。我也不作聲了，就動手給他的換繃帶。不過，我心裡實在替那個姑娘難過。
當天深夜，正輪我值班。外邊狂風卷著大雪，整個森林都吼叫起來了。就在這種淹沒一切的聲音里，我聽見周明在病室里喊：“護士！護士！”我趕忙提著馬燈進了病房。
他說要喝水，倒了一杯又不喝，叫我在旁邊坐一會。待了一陣，他忽然說：
“寫吧，替我寫一封，要不總不算了事！”
提起寫信，我還想著上回受他的頂撞，他就像早忘到一邊去了，只管對我說：
“你先寫：今年三月，我隨著康藏公路指揮部踏勘隊到怒江勘察線路，不留神從山上摔下去，受了傷，現在還躺在醫院裡。”P14-16
後記
後記
一九五五年西南軍區撤銷，我從重慶調來雲南軍區文化部，與軍區創作室幾位作家畫家同住瓦倉莊四號，一處兩層樓別墅小院。至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又調往解放軍報社。時間短促，滿打滿算在雲南不過三個年頭，我不敢就此虛張聲勢，妄稱雲南是我的什麼“第二故鄉”。不過，以此為起點，預示了我此生將會與“雲之南”深深結緣。
“文化大革命”，鬧騰出了多少奇聞異事。忽然派來全副武裝的一個連，對全軍最高統率機關總政治部實行了“軍管”。經嚴厲審查後，確定對一大批幹部作“下放”處理，我是其中之一。所謂“下放”，是一個政策性用語，把你逐出北京就是了。“軍管”小組寬大為懷，對“下放”去向，個人可以提出意見。我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回我的老部隊——昆明軍區，從此復又在雲南生活了八年有餘，一九七六年再次奉調回到總政。三個孩子完全不能適應北京，當天就要求買車票返回昆明。
就個人寫作上來講，瓦倉莊四號短短兩三年間，倒也還是留下了自己手模足印的。長篇小說《我們播種愛情》和電影文學劇本《無情的情人》，便是出爐於此。我最初的幾個短篇習作，如《十五棵向日葵》《雪松》等，多是在西藏深入生活時匆匆寫下來的。初稿一直帶在手邊，也是在瓦倉莊四號，才有可能沉靜下來作了修改，陸續投送《邊疆文藝》發表。短篇小說《賣酒女》和《阿哥老田》，是赴滇西滇南少數民族地區採風的收穫，離開雲南之後才拿出手的。
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七日，對越自衛還擊戰打響了。我接到通知，總政要組織一個戰地採訪小組，到雲南前線去，指定我擔任組長。我剛剛大病初癒，身體仍非常虛弱，恐怕支撐不下來。但身為一名老軍人，至少應該明白，這時候有病歸你有病，只能免開尊口。我拎著兩大包中藥丸子，趕到了雲南“前指”。
《西線軼事》及其姊妹篇《阮氏丁香》，便是以此次戰地採訪為藍本的。
人們閱讀一篇戰爭題材小說，自然會期待著“英雄主義”意識的灌輸。是的，文學可以描寫各色各樣的人，沒有任何理由單單疏遠了英雄人物。問題在於，是否因此就必須毫不足惜地洗去人物的率真與本色，從而把英雄人物神聖化模式化，讓讀者一眼看上去就產生了排斥感，早丟到一邊去了。作為文學園地的一個耕耘者，知道自己應該播撒什麼，知道自己能夠收割什麼。我只是試圖將戰爭中那些平平常常卻又頗有意味的逸聞趣事，那些普普通通卻又獨具個性的男女士兵，作為軍事文學創作的又一個採掘面，希望能取得一個新的掘進記錄。
《西線軼事》初稿原為中篇，六萬多字。當時《人民文學》只登載短篇，兩位資深編輯苦口婆心，說服我緊縮為不超過三萬字的一個短篇。這樣未免太“慘”了一點，卻也並非沒有妥協的餘地。原稿是把中、越兩方面人物情節交叉在一起寫的。我決定一分為二，將交戰國兩方剝離開來，分別展示給讀者。將有關越方的文字重新整理，略加擴展，這便是短篇小說《阮氏丁香》，成為《西線軼事》續篇。
出乎我的預料，翻改的結果產生了一個鮮明的視覺效果：兩個短篇，如同兩個高清視頻，可以對比觀察，看清楚雞犬相聞的兩個社會主義近鄰，各自是在怎樣一種特定社會背景之下投入這場戰爭的。中國剛剛從所謂“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的夢魘中掙扎出來；越南則是連綿二三十年遍地烽火剛剛熄滅。未及療治創傷，未及休養生息，卻已經看到對方士兵端著衝鋒鎗逼近過來，大吼著“繳槍不殺”。
回想一九六五年至一九六六年冬春，我參加中國作家協會與軍隊共同組成的“中國作家記者組”，從金邊秘密潛人越南南方，作戰地採訪四個多月。當時抗美戰爭正是激戰猶酣，我在距西貢六十公里處，經歷了美軍海陸空立體大“掃蕩”，鑽了地道。回國後正趕上“五一六通知”，創作的事只能擱下了，這一擱便跨過了世紀的門檻。
純屬偶然，發現了當年出訪南方的三本日記，先前一直以為是“文革”開始燒掉了。翻閱幾本日記，給我的直覺，恰如在月色朦朧下走過來，在日光照耀下走回去。近四十年過去了，回眸之下，正可以隨手觸摸時空的縱深，俯拾多少流雲逝水，物是人非，欲說還休。於是拿起了漢王筆，慢慢“磨”著，不想拖拖拉拉將近十年，才終於完成了二十幾萬字的一本小書《底色》。不問進度，寫完了就是勝利。
《底色》可稱長篇紀實文學，又或可名之日“非虛構”。由於本叢書頁碼有限，這裡我選取其中若干章節，文字上予以壓縮裁剪，經重新排列組合，不妨說是《底色》的一個縮寫本。雖僅為原文一半字數，但從內容上看，較為重要的構成部分均保留了下來，並未損害這個版本的獨立性與相對完整性。
兒子讀了《底色》書稿，向我建議，說還應該有一本下部，寫寫一九七九年對越還擊作戰。兩次戰爭你都到前線去了，都有自己的觀察，上下兩部形成對應，字數相當，分量要達到均衡才好。
沒錯，假如不曾發表了以對越自衛還擊戰為背景的小說《西線軼事》《阮氏丁香》，我會想到緊接著寫一本下部，以更加充裕的篇幅，記錄下在對越作戰前線的所見所聞，記錄下我在以往戰爭經歷中從未有過的一些內心體驗，一些沉思與明悟。已經有了兩個短篇，便無必要再作此種考慮。而且，讀者自會發現，《底色》與兩個短篇彼此呼應血肉相關，不妨就認可《底色》為上部，兩個短篇為下部好了。只不過下部提前與讀者見面了，而延誤至三十多年以後，我才來補寫了上部。
《底色》中記述了越南南方一位女軍醫六姐，她在長期戰爭中受盡磨難，身體飽受摧殘，又忍受了個人生活上殘酷的情感波折。如同燈油耗盡了，只留下燈捻還在發出一星光亮。六姐這個女性形象，三十多年前就已經搶先出現在小說《阮氏丁香》中。她的生平遭際幾乎是原生態照搬，連名字也不作改換，就叫六姐。所以，我不好說六姐的原型是誰，不存在誰是誰的原型，就是她，同一個人。
出訪越南南方，結識了許多青年女性，特別是城市武裝力量那些女交通員，一個個給我留下了鮮活的印象。所謂交通員，主要任務是攜帶TNT進入西貢。人員經過嚴格挑選，看你是不是確立了堅定的革命信念，又必須勇敢機敏，擅長言語應酬。我也不能指出，她們之中哪一個正是《阮氏丁香》女主人公的原型；阮氏丁香這個形象，有著南方城市武裝力量中每一個女戰士的影子。
這裡，我要特別感謝我的老友周良沛先生。一九五四年冬，我和良沛等人一同赴拉薩參加康藏公路通車典禮，那時還只能說一條“毛”路，一路上記不清大大小小經歷了多少次險情。爾後又與良沛結伴訪問拉薩“七一”農場。兩人同住一間小客房，同在一張兩斗桌上寫作。從玻璃窗隙縫吹進的細沙，薄薄一層落在稿紙上。剛剛被抖落了，下一張稿紙上又落滿了細沙。不覺已近六十年了，良沛始終熱心關注著我的寫作。前幾年《底色》寫作過程中，又得到了他的關心與支持。書稿尚未寫完，他便選取其中兩章，在他負責編輯的香港專刊《海岸線》上發表。
二○一三年三月二十二日北京
序言
這裡的“十五棵向日葵”，若從本書整體的構成來看，是應該寫作“十五棵與六十棵向日葵”的。前一個小說的《十五棵向日葵》，是紅軍長征，在滇康(西康)路上所留在藏區的一位傷病員周月榮，她日思夜盼紅軍同來，每年種它一棵向日葵，每棵向日葵都是整整一年的期盼，是望穿雲山的年輪，種到十五棵時，當年的紅軍，此時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回來了。後一個“六十棵向日葵”則是本書叢中的許多當代作家，自然包括徐懷中，他們離開雲南之後，心總系滇，六十年問心結的年輪，同樣是一棵棵向日葵，六十年過去，六十棵向日葵，六十個系滇的心結。
然而，這篇《十五棵向日葵》，並非在雲南所寫，落筆拉薩，可是作者反映西藏新的生活，當代文學史上的著名長篇《我們播種愛情》，又是作者寫成於昆明的。作品寫作之地是與它所反映地域的對位交錯，也是我們這個多民族國家，人們的民族感情統一於此種對位交錯的對應。
《十五棵向日葵》，小說整體的行文細節，是非常非常寫實的，其中在長征路上病到吐血、靠人背的周月榮，師長是親自將她和三十多位情況相似的男女同志安置在藏胞家。可是，紅軍一走，隨馬步芳的隊伍緊跟而來的搜查、凌辱、迫害、抗爭，投進冰河遇救等情節，本是小說可以為其戲劇性的情節之驚險所暢想的天地，可是，作者對此只是作為周月榮此時生存環境的合理性，略作交代的一筆帶過。卻將戰友留給她的一包葵花籽，予以很強烈的象徵意象，反過來，其思想與藝術的魅力，又完全將前面整體的寫實，對應此一象徵而生輝、動人。讀完小說後，總有那份言猶未盡的同味，總有耐人咀嚼的效應。這種將人的主觀感覺、主觀印象融合滲透到客體的藝術，西方不乏將它納入某種“主義”的說法。本來，所有的藝術都是以它所表現對象的成敗論優劣的，一旦推為某種模式化的“主義”，又為其“主義”而推至極致，往往也就成了藝術的陷阱。《十五棵向日葵》的這種藝術效果，自然不是從那些“主義”販來。不僅是他，而是那個時期一大批不論是否有接收或拒絕它的自覺者，都無緣接觸到它。
他，徐懷中，原姓許，一九二九年九月生於河北峰峰礦區山底村，十二歲離家，到太行山區抗日根據地政府辦的“太行中學”讀書，一九四五年畢業即參軍。一九四六年六月入黨。在十八集團軍總部劇團(後改為第二野戰軍文工團)做美工。隨軍挺進大別山，進軍大西南。往後，一九八四年任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主任，翌年又任軍委總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長、部長，少將軍銜。
但是，一九五○年他深入康藏公路工地，是由文工團的研究員，為連隊帶職指導員，寫出了築路工程兵生活的中篇小說《地上長虹》。公路通車，大區撤銷，調昆明軍區文化部，寫出他的代表作之一的《我們播種愛情》。一九五七年底，調《解放軍報》編副刊。十年動亂中，重回昆明。
如此的經歷，自然無緣接觸、接受西方現代文藝的種種“主義”。但正出於“五四”新文化及解放區的文化傳統，以及外交上的“一邊倒”對舊俄和蘇聯文學的交流與借鑑，同樣活躍創新的活力。因為過去十五年的故事，作者仍要苦心表現它的深思，本身就是他主觀感覺、主觀印象融合滲透到客體的現實存在，尋求它於文本的表現，也就有了如此的藝術。
這樣說，並非要把它說為如今滿天飛的“經典”，對於此前主要是配合文藝演出，此後主要創作形式在於小說的他，它是作家寫雲南的開筆之作，雖然長篇動筆前的準備工作已經就緒，此前也只是寫過一個中篇。但從他開筆寫的雲南，並非老手，落筆老到，經驗不多，細緻用心，文字乾淨，巧於結構，一開始就嶄露出自己的風格。
往下寫到當地早婚，卻未出嫁，男生擁至，生意特好的《賣酒女》刀含夢，以此看人們異性相吸，及愛美之心人皆有之的人性，似乎也是這一條傣家酒市所瀰漫的市井氣氛。然而，她的驕傲，連公費醫療隊的趙啟明檢查營業衛生，到她臥床都拒絕趙啟明的診治的心結。到兩年之後，兩人重逢，它解開進入“密密叢叢的香蕉林”，四周極靜，兩人無語、無猜，又不知何往的盲目而行……這一無聲的結尾，讀者不言而喻地心領神會。它是開篇時那種男女之間的感情對應，又是脫俗的描述。在一個寫革命者多被描繪為禁慾的苦行僧，甚至新婚之夜男女都在枕上討論生產計畫時，此時的《賣酒女》還確實吹來一陣新風，引人關注。
很巧，寫到解放前困居老林，生活原始的苦聰人，解放後幫助他們下山定居的故事，不少作家有過嘗試。對那種原始生活揣摩式描述的艱難，不一定可以與讀者對它的信服性成正比。可是，作家的《阿哥老田》卻是以苦聰人將一張狐皮擱在路口，人則“藏到大樹背後遠遠看著。有過路的人，想要這張皮子，多少放點吃的東西在路口就是啦。你可知道？我們苦聰祖祖輩輩就是這么做生意的，以物換物，以心換心。”然而，剛來的工作組成員阿哥老田，以路不拾遺的道德精神拾起狐皮準備請人招領時，手上正中大樹背後射來的一箭。雙方有關人命的誤會，是“不打不相識”，既展示了苦聰的風情，也袒露了老田心靈的純淨。由此的互識、互近、互親的情感狀態，加以老田會砌牆造屋，簡化了過去常陷於做好事的過程之贅述。後面雖是以一位苦聰姑娘的眼睛在看，又畢竟是在寫我們同志服務人民的行為方式。作者揚長避短，免於那么艱難揣摩、描述不可能很熟悉的生活而自然生動，在此的揚長避短，在當時是頗費心事的藝術創造。當年，湧現出一大批這樣的作品之所謂的“雲南幫”，不論是褒是貶，它都不是一個確切的，尤其涉及文學的用語。上世紀八十年代的“邊地小說”之說，才是接近事實的，科學的。徐懷中作為當年這些“邊地小說”的先行者之一，他一生的工作都與文化相系，也在電影製片廠任過編劇等職，但此書所匯集的作品，則全為他繁忙於工作之業餘，及後來頤養天年之際所作。所以，對文學的嚴肅，想多產也多產不了。他，慢工出細活，寫得精緻的藝術小品，是此中很有個性和特點的一位名家。
在此，當感謝作家為此書的編選，將他半個世紀前的舊作特地再作了一次審閱校訂。並且為此書原來準備從中選取幾章的《底色》，同樣特地為我們整理出一個十來萬字的刪節本。
我們看好《底色》這部非虛構性的長篇，是三迤與越南山水相連的實際無法改變，是中越兩國人民“同志加兄弟”之情天長地久，是雲南人民於此的人文情懷抒寫不盡。
目前，在國內，恐怕再難找出另外幾個能以親身經歷見證一九六一年五月美國破壞“日內瓦協定”，在越南南方發動“特種戰爭”後，那段“越南抗美救國戰爭”的中國作家了。徐懷中是此中少之又少，非常難得的一位。他熟悉與越南接壤的雲南，知道一八八四年越南淪為法國殖民地後，法國修築的“滇越鐵路”，一九一。建成直達雲南中心時，並非當今有人妄言的，是碧色寨少女與塞納河來的少年之戀。如此無視它在雲南所擴展的勢力和影響，也就無需珍惜我們人民的歷史感情了。他們熟悉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的國父胡志明及武元甲大將年輕時所就讀的“雲南講武堂”，知道印度支那共產黨的人士，在國內白色恐怖下無法存身所在雲南的情況。一九五四年，越南人民軍向據守西北部戰略要地奠邊府發動進攻，當戰火燃到滇越邊境，解放了的雲南已成其大後方。據解密的史料，奠邊府的大戰，中國的陳賡將軍亦參加指揮，從而取得抗法戰爭決定性的勝利。
這次，美國在越南南方發動“特種戰爭”，隨“中國作家記者組”前往越南者，開篇寫到人一走，孩子無人照應，託付鄰居幫忙照看一眼之細節，就很能看清兩·國人的國與國，國與家之情了。過去只看作“國際主義”行為，如“抗美援朝”一樣的援越，《底色》則一目了然地呈現“世界進入了以意識形態為分野的一個兩極對峙的‘冷戰’冰河期，越南戰爭，便是在‘冷戰’格局中的一場局部‘熱戰’。中蘇不能坐視‘美帝’取代法國遠征軍，填補印度支那的‘勢力真空’，傾全力支援越南打下去。援助是無償的，卻並非不計較回報，兩國都希望河內的天平向我傾斜，至少不要倒向那一邊。越南這片焦土上撒播的是中、美、蘇彼此牽制激烈競逐的火種，而這個等邊大三角的一壟一畦間，又生髮出了中、蘇、越三個社會主義國家之間錯綜複雜的‘內部遊戲’，恰如玉米地里作興套種豆角，高粱地里適宜套種倭瓜。”
以此種視野來看這場戰爭，才能不僅僅限於戰場直觀，如看武打片為一時一地的強、弱、勝、敗之刺激，清醒於它的戰略思維。然而，戰略目標的到達，又有賴千萬戰鬥者的英勇奮戰，流血犧牲。從頭上B一52的轟炸，到手腳被螞蟥咬出小洞滲出血的，在此只能說是小事一樁的“小事”，都是對生命的威脅，都是不論大小，不越過它就不能到達彼岸的障礙，都是平凡卻英雄的行為。如此看他們越過無數像胡志明小道那樣的行程，都是無法不冒險的勇敢，都是衝破死網的求生，都是自己同志、越南兄弟患難與共的人生。那多具體、“非虛構”的情節，才使這種道義的付出，不僅為某種利害，又回歸到道德所升華的高峰，才能成為動人的、純淨的文學。
有評論稱它為“和平思想貫穿戰爭回憶”的佳作，這也是看它的一個視點。然而，戰爭就是戰爭，為和平的戰爭，同樣是要死人，刺刀上同樣要滴血的，是很容易激起雙方民族的、國家的，有時也是仇恨的感情，而且同樣被各自視為英雄主義的。《西線軼事》寫一個有線通信連女子總機班中的六姐妹。以其中的陶坷來說，為她母親十年動亂受衝擊，被送到農村外婆家，物質條件得不到保證，承受缺失營養的維他命又大獲精神維他命的經歷，在那一代人中，是頗具典型性的。
當時局的天平向那一邊傾斜，我國邊境受到侵擾，“同志加兄弟”也有同志和兄弟之間的原則，“中國政府公開向世界宣布，這次還擊從時間到作戰地域都是有限的，中國無意占領越南一寸土地”之戰，激起這些女兵請戰、迎戰的熱情，以及在戰地的生活、在炮火下架線的英勇，在我國軍旅文學中，還是新的一頁。
《西線軼事》中的陶坷，在《阮氏丁香》中，又“非虛構”地派往做女俘工作。她見到一個後來由女俘輪流帶領，他則仇恨地說父母是“中國人打死了”的小男孩阿方，在那些“互相緊挽著胳膊，長長的一排，坐在被炮彈炸倒的一棵樹幹上”，現在是“休戚與共，自然地結成了一個新的戰鬥集體”的女俘，是到了俘虜營不下車“要中國兵開槍把他們打死”的女俘，是對陶坷善意友好的微笑表示“忍受不了。你得意了，你勝利了，你可以高興，你可以永遠引為驕傲。可是你必須明白，我是在越南土地上被你俘虜的，所以我並不因此感到有什麼可恥”的這位阮氏丁香。她，恰恰還是陶坷所俘的一名衝鋒隊員，也是學習提難題，很傲慢的一位。天長日久，從明白陶坷在戰場沒有向她射擊而俘虜了她始，像苦聰人那樣“以心換心”，她看到陶坷的微笑是真誠的，從對陶坷的了解，她明白雖然在不同國度，人民命運的相似，也就轉換了在戰場槍對槍的心態。直到遣俘歸國，阮氏丁香決定收養孤兒阿方後，也向陶坷痛哭痛悔，向阿方父母開槍的，正是她阮氏丁香，以她其時對“動搖投降”的“大義滅友”……這種情節的安排，自然是文學的人物典型性之妙筆，更是這些戰俘最初那種對抗現實處境以示其“英雄”所論此戰是非的顛覆，以人的最終真善，升華了道德主題的崇高，從它載體所敘及那消散的硝煙，給了我們一個對它回歸到文學本身來議的話題。
這樣的作品，當年對應那場戰爭所繼續的時事，受到熱烈的歡迎、獎勵，自然，也必然。雖然它適逢其時，為之光彩，然而，同時大批蜂擁於此現實的熱門題材，熱情之可貴，不可無視，即便明確為“配合任務”，也無可厚非。不過，若以文學的形式“配合”這一時事為“任務”，卻沒有遵守藝術規律去“配合”，或陷於時事和政策的圖解，那么，這一“任務”，肯定“配”而不“合”，支離的兩者，必然分道而行。時間過去，原來游離於它的文學外衣，自然幻化無影，過去也就過去了。可是，徐懷中的《阮氏丁香》等，卻以文學所刻畫的人物，以倫理道德於文學之哲思，卻像女兵戰罷依舊從它所歸的那條名之“紅”而淌綠水之“河”，它的綠水滌盡往昔硝煙積下非文學的污垢，流淌一道文學的清流。
它也似日本電視記者所驚訝的滇南開遠戰俘營，那似花園的草坪、紅花、葡萄架下的綠蔭，既是甦醒了心地真善的花園，也是人性開花之地。
它在雲南鮮花開不敗的花卉之國，也是當代的人文花園裡，盛開叢叢文學之雅逸與輝煌的花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