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介紹
《十九世紀三部曲》（《革命的年代1789—1848》《資本的年代1848—1875》《帝國的年代1875—1914》）●基本信息
作者：艾瑞克?霍布斯邦
出版：國際文化出版公司
書號：ISBN 7-80173-546-3
版次：2006.5
定價：88元
歸類：歷史?近代史
●這本書在說什麼
◎薦語
了解是寬恕的前提。倘使我們的歷史被人為地遮蔽或篡改，那么這種寬恕就像是無本之木，終究是漂泊無基。了解不是聽“一面理”，而是共同面對，交叉驗證，讓謊言被揭穿，讓真實的歷史浮現於“民主的記憶”之中。——熊培雲
◎書介
《十九世紀三部曲》可以說是“對十九世紀世界歷史的全盤考察”。這裡所謂的“十九世紀”是指“漫長的十九世紀”，也就是大約從1776—1914年。作者用以組織十九世紀的中軸，是資本主義的勝利和轉型——自由主義資產階級特有的資本主義。這三部曲是由富有決定性的雙元突破開始：英國的第一次工業革命與法國和美國的政治革命。前者在資本主義不斷追求經濟成長與全球擴張的帶動下，創造了具有無限潛力的生產制度；後者則在互有關聯的古典政治經濟和功利主義哲學的補充下，建立了資本主義社會公共制度的主要模型。三部曲的第一冊——《革命的年代》——便是以這種“雙元革命”的概念為主軸。
雙元革命賦予資本主義經濟十足的信心，進行其全球征服。完成這項征服的是它的代表階級——資產階級，而他們所打的旗號，則是其典型的思想表現——自由主義的思想方式。這是第二冊——《資本的年代》——的主題。這一冊涵蓋了革命充斥的1848年到大蕭條的19世紀70年代。在這段時期，資本主義社會的前景和經濟似乎沒有問題，因為他們的實際勝利非常明顯。
可是，資本年代的矛盾卻滲透並支配了帝國的年代（第三冊）。在西方世界，這是一個無與倫比的和平時代，然而，它也造成了一個同樣無與倫比的世界戰爭時代。不論它所展現的外貌如何，在已開發的工業經濟體中，它是一個社會體系穩定的時代。這個時代提供了一小群不費吹灰之力便可征服並統治龐大帝國的能人，但它也不可避免地在其旁邊激起反叛和革命的合併力量，這些力量終將吞噬這個時代。自1914年起，世界已籠罩在對全球戰爭的恐懼與事實之下，籠罩在對革命的恐懼（或希望）之下。而這兩種恐懼都是直接根源於帝國年代所表現的歷史形勢。
◎試讀
目錄
革命的年代：1789—1848
第一章 18世紀80年代的世界
第二章 工業革命
第三章 法國大革命
第四章 戰爭
第五章 和平
第六章 革命
第七章 民族主義
……
第十五章 科學
第十六章 結語：邁向1848
資本的年代：1848—1875
第一章 民族的春天
第二章 大繁榮
第三章 統一的世界
第四章 衝突與戰爭
第五章 民族的創建
第六章 民主力量
第七章 失敗者
……
第十五章 藝術
第十六章 結語
帝國的年代：1875—1914
第一章 百年革命
第二章 經濟換檔
第三章 帝國的年代
第四章 民主政治
第五章 世界的工人
第六章 揮舞國旗：民族與民族主義
第七章 資產階級的不確定性
……
第十三章 由和平到戰爭
結語
書摘
和解的年代
序
熊培雲
法國大革命時期，聖? 鞠斯特曾經如此詠嘆，“十八世紀應該放進萬神殿”。不過，十九世紀似乎就沒有那樣幸運了。關於這點，霍布斯鮑姆顯然有著自己獨到的見解。
如同在《極端的年代》一書中將二十世紀分為“災難時代”、“黃金時代”和“危機時代”一樣，霍布斯鮑姆同樣將這種“歷史三明治”的分期方法運用於十九世紀。於是便有了我們所看到的《革命的年代》（1789-1848）、《資本的年代》（1848-1875）和《帝國的年代》（1875-1914）三部曲。當說，歷史與年代本身並無既定的刻度以供人們翻閱查檢，然而，不容否認的是，每個時代都有著自己鮮活的、大異於其它時代的顯著特徵。正如霍布斯鮑姆解釋自己之所以將1875—1914年這一期間稱為“帝國的年代”，這並不是說在人類歷史上的其他時期里沒有帝國，而是因為在此階段發展出一種“新的帝國主義”，而且，此時正式自封為“皇帝”，或在西方外交官眼中認為配得上“皇帝”這一稱號的統治者的數量，“在這段時期達到最大值”。
然而，這種“歷史三明治”的分割，並不妨礙我們從中找出一些共性。今天，尤其是站在過去兩個世紀的廢墟與遺產之上，當我們重新回顧歷史上的“革命”、“資本”以及“帝國”之所作所為，我們不難發現，這些主宰近現代歷史宏大敘事的幽靈都不約而同地遵循著一種擴張的邏輯。人類歷史上群體性的多災多難，其中絕大部分都來自人類相殘。從本質上說，即是因為無節制的擴張所造就。就像湯因比當年評論斯巴達的衰敗與滅亡時所說，斯巴達在征服世界時同樣被自己的征服行為本身所征服，為被征服者吞滅。如果我們把被征服者當作環境的一部分，可以說，斯巴達的滅亡是因為對環境的過度索取所致，以致終於淹沒於環境之中。我們同樣可以援引為例還有羅馬帝國，擴張加速了它的崩潰。與之相對應的是位於義大利內陸的那個山頂上的國家——聖馬利諾。生活在這個世界上最古老的共和國的人民，至今享有足可以令人尊敬的幸福自由。幾年前，當我遊歷其間，感覺自己到了一個政治意義上的世外桃源。
一將功成萬骨枯。面對歷史的血雨腥風，我們不得不感嘆霍布斯的那句名言：“人對人是狼”。人類文明史，不過是一部關乎狼戰的野蠻史。而一個帝國的勝出，就是在弱肉強食的狼群之中進化出一個首領。無論是十字軍東征，還是殖民時代以來歐美列強覬覦全球的擴張，都為此寫下了堅實的註腳。如1900年的《杜利先生的行學》里德國皇帝所說，“當你們置身中國人當中……要記住你們是基督教的先鋒，並用你們的槍尖戳穿你們所見到的每一個可恨的不信基督教者，讓他了解我們西方文明的意義……而如果你們偶爾順便撿到一點土地，絕不要讓法國人或俄國入把它搶去。”在此意義上，無論是宗教，還是主權，不過是滿足人性擴張的工具。今天我們講必須馴服不寬容的宗教或凌駕於樸素人權之上的主權，使之不再出來害人，歸根到底，就是要在解放人的同時，馴服人們蘊藏於工具之中的某種侵略性。
若干年前，筆者曾就“白色恐怖”與“紅色恐怖”做了一個區分。如果我們以圓為例，白色恐怖從中央（圓心）到底層（圓周），因此是個半徑問題，然而，紅色恐怖是從底層（圓周）到中央（圓心），在革命改變方向後，繼而從中央（圓心）再到底層（圓周），是個直徑問題。換句話說，革命一旦失控，背離初衷，同樣彰顯其擴張本性。這也是為什麼羅伯斯庇爾在法國大革命以前是個堅定的死刑廢除者，甚至願為此主張拂袖而去，然而，當革命的馬車衝出了原有的跑道，斷頭台豎起，無數曾經擁護革命的才子佳人也不得不摔倒在巴黎的斜陽血泊之中，甚至羅伯斯庇爾本人也不能倖免。
縱觀人類歷史，我們看到無數以自救為目的的革命，從底層發起，席捲全國。然而，當革命如火如荼或難以為繼時，必然誕生出一個“解放全人類”的偉大目標，革命因此變成一種沒有節制的擴張。正是深受這種擴張邏輯之害，我們今天在總結法國大革命的歷史時，要著重強調消極自由乃是一切自由的根基。倘若我不希罕你的自由，你便不能強行加之於我。
從某種意義上說，資本同樣具有自我複製與擴張的能力，所謂“錢生錢”，講的也是這個道理。在資本面前，每個人都是生意的對象。且不說鴉片戰爭是因為當年的“日不落帝國”在為資本擴張尋找出路，即使今天我們平素里所見到的推銷語錄如“將冰櫃推銷給愛斯基摩人”同樣見證了資本之無孔不入。二十一世紀，當各種網路與傳播技術在“地球村”里攻城略地，徹底“改變了地球的面貌”（韋爾特）時，資本的擴張已經從血肉橫飛的戰場轉移到了一張張談判桌上。所以，當世界各地的商業領袖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談笑風生時，在地球的另一角，一些以弱勢群體代言人自居的社會人士早已成群結隊，要力挽世界於資本狂瀾之中。
複製與擴張無所不在，文明的衝突實際上就是自我複製的衝突。從本質上講，這種自我複製既可以形成文明，也可以毀滅文明。筆者在巴黎大學做論文，受霍布斯的啟發，曾將以上諸種擴張批評為“人對人是病毒”，藉此闡述人類無節制的擴張必將導致自我毀滅。
“病毒式複製（擴張）”只有行為，而不關乎生命的任何意義，其存在只是複製自己，摧毀宿主，然後玉石俱焚，歸於寂靜。慶幸的是，與這種自我毀滅式的“病毒式複製”相對應的是，我們發現“細胞式複製”。區別於前者的是，“細胞式複製”是基於生命體形成與繁衍的一種成長。如果說“病毒式複製”注重於一種橫向的行為，追求的是一時一勢的輝煌，並最終走向毀滅，那么“細胞式複製”注重的則是縱向的生命本身。前者是無節制的，只圖一時快意殺心的擴張，而後者蓬勃而內斂的，是在一定的秩序下獲得生命並繁衍生命，其所追求的是一個文明的源遠流長。
如果我們從這個角度上來看啟蒙運動，就不難發現，啟蒙運動之所以最終釀成悲劇，正是因為人類的思想行為衝出了應有的邊界並最終與暴力合流，如陳獨秀所言，“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餘地,必以吾輩所主張為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當美好的願景遮蔽一切，當啟蒙的光明變成了令人失明的萬丈火光，當全知全能的“萬有理性”開始強施於人，我們所見證的正是這種擴張邏輯，其惡果如伏爾泰所說，“人人手持心中的聖旗，滿面紅光走向罪惡”。
從這方面說，今天我們反思啟蒙運動，並不是反對啟蒙所帶來的光明，而是反對這種打著強制烙印的“光明擴張”，反對“以光明的名義縱火”，反對啟蒙運動所滋生的這種“真理在手”的“擴張理性”。當國民的思想被這種強力光明掏空，當“擴張理性”開始上升為國家信仰，這可憐的人類因此注定要被再次推上災難的邊緣。事實上，發生在二十世紀慘絕人寰的兩次世界大戰，便是“光明起火”所致。
一切正如霍布斯鮑姆所說，“假如1913年前歐洲中產階級分子提到‘大災難’這個字眼，幾乎一定是與少數幾個創痛事件有關，與他們漫長但大致平靜的一生所涉及的少數創痛事件有關。但是，1914年以後，我們可以大致肯定地說：即使是對那些在私生活中最不容易遭遇災禍的人而言，‘大災難’這個字也一定代表其他更大的不幸事件。”然而，二十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改寫了人們關於災難的定義。“克勞斯在他批判性的時事劇中，將第一次世界大戰稱為‘人類文明的末日’”。（霍布斯鮑姆）同樣，第二次世界大戰，使整個地球都燃燒起來。在崇拜強力的擴張邏輯下，啟蒙之光終於變成了席捲全球的雄雄戰火。
西哲說，人與動物的本質區別是“人會製造和使用工具”。但是，會製造和使用工具，並不足說明人類何以會保持進步。人類之所以會進步，是因為人類有一種“洗心革面”的精神與勇氣，在於人不但會製造和使用工具，還會順應時勢更換工具。從這個角度來說，啟蒙運動不但沒有終結，而且永遠不會終結，啟蒙將與人類同在。而所謂啟蒙，就是在自由交流的基礎上，讓有思想的人更有思想，讓有力量的人更有力量，就是要不斷地製造工具，並在必要的時候更換工具，使人類保持一種持之以恆的進步。
筆者以為，衡量人類進步有兩個關鍵性的價值，其一是自由，其二是合作，而合作在某種意義上說也是對自由設定界限。二者缺一不可。略知科技人類學的人知道，科技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人類的自由，但是科技的發展並不必然意味著人類進步。就像伊索寓言中的舌頭，科技可能是世界上最好的東西，也可能是最壞的東西。任何一項重大發明，如果沒有與此相關的人類在心智理性與制度建設上的成長，那些沉睡在科技之中的罪惡最終會甦醒，並以前所未有的蠻力製造並放大人類所遭受的苦難。當工具可以毀滅它創造者時，創造者變成了弱者，正是在此背景下，人類和解因此變成了一種“不成功，便成仁”的群體自救。
二十世紀人們對工具理性的批判，正是意識到了人發明了工具，同時受到了工具的奴役。當然，這種工具同樣包羅一切主義與社會契約。人們批評烏托邦運動及各種主義所帶來的惡果，實際是上將自己從工具理性中解放出來。
1904年，凱恩斯說，“民主政治尚在測試之中，但是到目前為止它還沒有招致恥辱。”然而十年後，當民主與極端民族主義合而為一，國家權利超出了原有的界限，吞滅曾經授予它權利的人，悲劇就在所難免了。當主權變成難以馴服的猛獸，當國家這人類的工具超出了工具的範疇轉而成為人的主人，於是便有了義大利農婦那句令人毛骨悚然的呼喊——“快逃，祖國來了。”
自《物種起源》刊印以來，達爾文的進化理論受到了廣泛的推崇。社會達爾文主義更讓一些個人、團體甚至國家爛熟於胸、入骨入髓。然而，早在1902年，克魯泡特金便發表《互助論》一文，反對社會達爾文主義者把“生存競爭”看作是進化的主要因素，認定“互助”是生物的本能，“互助法則”才是一切生物包括人類在內的進化法則。對於以上兩種理論，今天我們若以平常心視之，不妨把它們當作互補的兩翼：從達爾文的進化觀出發，人要解放自己，要超拔於環境，要懂得如何自我實現，自立自強；從克魯泡特金的互助觀出發，人更要懂得合作，懂得共存共生。換言之，前者解決的是個體自由與自我實現的問題，而後者解決的是人類整體性生存的問題。前者給後者以力量，後者給前者以保障。
在克魯泡特金的“互助論”發表近一個世紀後的1998年，戈巴契夫在《20世紀的精神教訓》一書中提到全人類的共生主義：“我們的共同家園是這個世界本身，我們的命運是相同的，如果說某一個地區只想著自己繁榮昌盛，而身邊的整個世界都是饑荒的話，它的繁榮是不可能的”。換句話說，任何一個國家，想要成為強國，而周邊的國家都變成窮困匱乏的地區，也是不可能的。無論你願不願意，我們的命運總是息息相關的。
法國有句諺語，“了解即寬恕”（Tout comprendre c’est tout pardonner）。儘管這句話並不完全為霍布斯鮑姆所接受，但是我們可以肯定的是，了解是寬恕的前提。倘使我們的歷史被人為地遮蔽或篡改，那么這種寬恕就像是無本之木，終究是漂泊無基。正是這個原因，我們看到了法、德兩國共辦ARTE電視頻道，共同梳理民族記憶的重要意義。了解不是聽“一面理”，而是共同面對，交叉驗證，讓謊言被揭穿，讓真實的歷史浮現於“民主的記憶”之中。
援此而論，亞洲國家的和解，既要基於偉大政治家的宏圖遠略，同時也需要各國政府與民間一起，拋棄成見，共同修正各國的“一面理歷史”。梳理記憶，不是無謂地糾纏於歷史的細枝末節，而是為了更好地面向未來。就像今天，當我們透過歷史的煙塵回望過往的兩個世紀，仿佛參加一場別開生面的告別。我們要告別的就是那種只爭自由卻不爭合作的歷史。
筆者相信，二十一世紀將是人類和解的世紀，人類文明將從野蠻的競爭走向各持底線的合作。個體獨立是為了群體和諧，猶如民族獨立也是為了人類和解。如果說二十世紀人類解決了獨立問題，二十一世紀將著重解決全人類合作的問題。正是在此基礎上，歐盟建設、主權讓渡、全球治理、國際法等概念能夠如此牽動人心。
當然，我所謂人類和解，同樣包括與自然的和解。今天，我們重新回到了“自然人”或“生態人”的概念來重新思考人的意義。寫作此序，正值北京沙土肆虐之際，京城的媒體陸續用“滿城盡帶黃金甲”來形容這場沙塵暴。早在一千多年以前，黃巢曾經以菊花為詩，直抒胸中無限抱負。而今天，當我們看到北京的天空“下土”，看到“夜降30萬噸浮塵，人均二十公斤”時，方明白“滿城盡帶黃金甲”另有情趣。大風起兮沙飛揚，誰曾料想，可以豪言“我花開後百花殺”者，如今已不是手持朴刀棍棒的“叛民”，而是那些溫遜的、日日任憑我們踩踏的沙土。透過這場“沙土起義”，仔細想來，我們人類要和解的東西委實太多，而二十一世紀的當務之急，這個世界是否會好，更取決於我們關於人類持久自由與幸福的態度。
《革命的年代：1789—1848》第十四章 藝術（節選）
但是，即使是社會上極少數人的藝術，仍會發出震撼全人類的驚聲巨響。本書所論時期的文學和各類藝術便是如此，其表現結果就是“浪漫主義”。作為藝術的一種風格、一種流派和一個時代，再沒有比“浪漫主義”更難用形式分析的的方法來加以定義甚至描述的了，甚至連“浪漫主義”立誓反叛的“古典主義”，也沒有這么難以定義和描述。就連浪漫主義者本身也幾乎幫不了我們什麼忙，因為儘管他們對其所遵循之事物的描述是確定無疑的，但卻常常缺乏合理內容。對雨果來說，浪漫主義“就是要依自然之所為，與自然的創造物相融合，而同時又不要把什麼東西都攪和在一起：即不要把影與光、奇異風格與宏偉壯麗——換言之，軀體與靈魂、肉體上的與精神上的東西——混淆在一起。”對諾迪埃（Charles Nodier）而言，“厭倦了普通情感的人類心靈的最後依託，就是被稱為浪漫主義風格的東西——奇妙的詩歌，它相當合乎社會的道德條件，合乎沉湎於渴求轟動性事件而不惜任何代價的那幾代人的需要……”諾瓦利斯認為，浪漫主義意味著賦予“習以為常的東西以更高深的意義，為有限的東西添上無限的面貌”。黑格爾認為：“浪漫主義藝術的本質在於藝術客體是自由的、具體的，而精神觀念在於同一本體之中——所有這一切主要在於內省，而不是向外界揭示什麼。”我們無法指望從這樣的說明中得到多少啟發，因為浪漫主義者喜歡朦朧不清和閃爍其詞，偏好漫無邊際的解釋，而厭惡清晰的闡述。
當分類學者試圖確定浪漫主義的年代時，會發現它的起始和終結都令人難以捉摸；而當試圖為它下定義時，其標準又變成無形的泛論。然而，儘管它使分類者大惑不解，但卻沒有任何人會認真地懷疑浪漫主義的存在或者我們分辨它的能力。從狹義上說，作為富有自我意識和戰鬥性傾向的浪漫主義，出現於1800年左右的英國、法國和德國，以及滑鐵盧戰役後的歐洲和北美廣大地區。在雙元革命之前，其前導（有時以法國和德國為主）有盧梭的“前浪漫主義”和德國青年詩人的“狂飆運動”（storm and stress）。或許在1830—1848年這段革命時期，它在歐洲流行得最為廣泛。從廣義上講，浪漫主義支配了法國大革命以來歐洲幾種富有創造性的藝術。在這個意義上，像貝多芬這樣的作曲家、戈雅這樣的畫家、歌德這樣的詩人和巴爾扎克這樣的小說家，他們身上的“浪漫主義”成分，是他們之所以偉大的決定性要素，就像海頓或莫扎特、弗拉戈納爾或雷諾茲（Reynolds）、克勞狄烏斯（Mathias Claudius）或拉克洛（Choderlos de Laclos）的偉大之處不在此一樣（他們都活到本書所論時代）；然而，他們當中沒有人能被認為是完全的“浪漫主義者”或想要把自己說成是“浪漫主義者”。（既然“浪漫主義”往往是有限的幾個藝術家團體的口號和宣言，那么，如果我們將其完全限定在他們身上，或者完全排除那些與他們持不同意見者，我們就會冒賦予其一個非歷史的有限意義的風險。）在更廣泛的意義上，帶有浪漫主義特徵的藝術和藝術家取向，往往變成19世紀中產階級社會的標準取向，而且直至今日仍具有很大的影響力。
然而，儘管人們根本不清楚浪漫主義贊成什麼，但它反對什麼卻是相當明白的，那就是中間派。無論其內容如何，浪漫主義都是一種極端的信條。人們可以在極左翼發現狹義的浪漫主義藝術家或思想家，像詩人雪萊（Shelley）；在極右翼有夏多勃里昂和諾瓦利斯；從左翼跳到右翼的有華茲華斯、柯爾律治和眾多法國大革命的失望擁護者；而雨果則是從保皇主義跳到極左立場的代表。但幾乎不可能在理性主義核心的溫和派或輝格—自由黨人當中，即事實上的“古典主義”堡壘中，找到浪漫主義者。老托利黨人華茲華斯說：“我對輝格黨人毫不敬重，但在我的心目中，憲章主義占有很大分量。”將浪漫主義稱為反資產階級的宣言是有點言過其實，因為在這個年輕階層身上那種依然熾烈的革命和征服特質，強烈地吸引著浪漫主義者。拿破崙像撒旦、莎士比亞、永世流浪的猶太人和其他逾越日常生活規範的人一樣，成為浪漫人士神話般的英雄之一。資本主義積累中的惡魔般特質，對更多財富的無限度、無休止的追求，超出了理性或目的的估算，超出需求或奢侈的極限，這些東西就像鬼魂附體般縈繞在他們心中。浪漫主義最典型的一些主人翁，如浮士德和唐璜，與巴爾扎克小說中的商業冒險家，都有這種無法滿足的貪婪。然而，浪漫主義特質仍舊是次要的，即使在資產階級革命階段也是如此。盧梭為法國大革命提供了一些附屬物，但他只有在革命超出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時期，即羅伯斯庇爾時期，才對革命產生革命性的影響。但即便如此，這個時期的基本外表仍是羅馬式的、理性主義的、新古典主義的。大衛是這個時期的代表畫家，理性是這個時期的最高主宰。
因此，不能簡單地把浪漫主義歸類成一場反資產階級運動。事實上，出現於法國大革命數十年前的前浪漫主義，其典型口號有許多是用來讚美中產階級，讚美他們真實和純樸的感情——且不說是多愁善感——已成為腐敗社會冥頑不化的鮮明對照；稱頌他們對自然的自發依賴，相信這注定會把宮廷的詭計和教權主義掃蕩到一邊。然而，一旦資本主義社會在法國大革命和工業革命中取得事實上的勝利之後，毫無疑問，浪漫主義便會成為其本質上的敵人。
浪漫主義對於資本主義社會那種情緒激昂、神迷意亂，但又意味深長的反感，無疑可歸因於下列兩類人的既得利益，他們是失去社會地位的年輕人和職業藝術家，也是浪漫主義突擊隊的主要成員。從來沒有一個像浪漫主義這般屬於年輕藝術家的時代，不管是活著的或死去的年輕藝術家：《抒情歌謠集》是二十幾歲年輕人的作品；拜倫在24歲一舉成名，在這個年齡，雪萊也贏得盛名，而濟慈（Keats）差不多已進了墳墓。雨果在其20歲時開始他的詩歌生涯，而繆塞在23歲時已經名聲大噪。舒伯特在18歲寫了《魔王》（Erlkoenig）,而在31歲就去世了；德拉克洛瓦25歲畫了《希阿島的屠殺》；裴多菲21歲出版了他的《詩集》。在浪漫主義者中，30歲還未贏得名聲或未創出傑作的人非常少見。青年們，尤其是青年知識分子和學生，是他們的天然溫床。就是在這個時期，巴黎的拉丁區自中世紀以來第一次不只是索邦神學院（the Sorbonne）的所在地，而且成為一個文化的（和政治的）概念。一個在理論上向天才敞開大門，而實際上又極不公正地被沒有靈魂的官僚和大腹便便的市儈所控制的世界，這種強烈的反差向蒼天發出呼號。牢房的陰影——婚姻、體面的經歷、對平庸的迷戀——籠罩著他們，夜梟以其酷似長者的外貌預言（反而卻往往十分準確）他們不可避免的判決，就像霍夫曼（E.T.A.Hoffmann）作品《金罐》（Golden Topf）中的教務主任赫爾勃蘭特，他以“狡黠而神秘的微笑”作出如下的驚人預言：富有詩才的學生安塞姆將成為宮廷樞密院成員。拜倫的頭腦足夠清醒地預見到，只有早逝才可能使他免受“體面的”老年之苦，施萊格爾（A.W.Schlegel）證明他是正確的。當然，在年輕人對其長輩的這種反叛中，沒有什麼具有普遍性的東西。這種反叛本身就是雙元革命社會的反映。然而，這種異化的特定歷史形式，當然在很多地方歪曲了浪漫主義。
甚至在更大的程度上，藝術家的異化也是如此，他們已將自己變成“天才”來加以回應，這是浪漫主義時代最典型的創新之一。在藝術家社會功能清楚的地方，他與社會的關係是直接的，他該說什麼和怎樣說，這類問題已由傳統、道德、理性或一些公認的標準作了回答，一個藝術家或許是一位天才人物，但他很難向天才人物那樣行事。只有極少數人，如米開朗琪羅（Michelangelo）、卡拉瓦喬（Caravaggio）或羅薩（Salvator Rosa）這類19世紀天才的前輩，才能從前革命時期那批標準的職業匠人和表演家中脫穎而出，後者如巴赫（Bach）、亨德爾（Handel）、海頓、莫扎特、弗拉戈納爾和庚斯博羅（Gainsborough）。在雙元革命之後仍抱有諸如舊社會地位之類事物的地方，藝術家仍舊是非天才人物，儘管他非常可能擁有天才的虛名。建築師和工程師按特定式樣建造有明顯用途的建築物，這些建築物強制引入了被清楚理解的形式。值得玩味的是，從1790—1848年這段時期，絕大多數獨具特色的建築物或實際上所有著名的建築物，都是採用新古典主義風格，如瑪德琳教堂、大英博物館、列寧格勒聖以撒大教堂、納什（Nash）重建的倫敦和辛克爾（Schinkel）設計的柏林，否則便是像那個技術精巧時代的奇妙橋樑、運河、鐵路建築物、工廠和溫室那樣，都是功能性的。
《資本的年代：1848—1875》 第四章 衝突與戰爭（節選）
然而，在19世紀60年代，具重要意義的事情並不是政府始終處於主動地位，也不是政府幾乎不曾喪失過他們對金融形勢的控制，相反，卻是反對民眾的要求總有一部分會被政府應允，至少在俄國以西的歐洲是如此。這一個改革的10年，一個政治自由的10年，甚至是向所謂的“民主力量”讓步的10年。在英國、斯堪的納維亞和低地國家，那裡已經實行議會制度，選舉權已經擴大，更不用說還有一系列同步進行的相關改革。英國1867年的《改革法案》，實際上已將選舉權交到工人階級手中。在法國，拿破崙三世政府在1863年顯然失去了城市選票——它只能在巴黎的15個代表中獲得一個席次——於是逐漸採取廣泛措施，加速帝國政府的管理制度“自由化”。在非議會制的君主國家中，這種態度上的變化甚至更為明顯。
1860年之後，哈布斯堡王朝乾脆放棄統治，好像它的臣民們完全沒有政治意見一樣。此後，它致力於在其為數眾多而且吵鬧不休的民族之間，尋找一些聯合的力量，這種力量應該強大到足以克制住其他政治力量，使之無法發揮政治作用，儘管眼前對所有民族都不得不做出某些教育上和語言上的讓步。一直到1789年之前，這個王朝都可以在其說德語的中產階級自由主義者中，找到最便利的統治基礎。但在控制馬札兒人這方面，則不見成效，馬札兒人在1867年的《妥協方案》（Compromise）之前，已經贏得了不亞於獨立的地位，這個《妥協方案》將帝國轉化為奧匈二元君主國。然而，在德國發生的轉變甚至更能說明問題。1862年，俾斯麥當上普魯士王國首相，他著手施行一項方案，旨在維持傳統的普魯士君主和貴族統治，抵制自由主義、民主主義和日耳曼的民族主義。1871年，他出任由他一手統一而成的德意志帝國的宰相，帝國同時設立一個由全體成年男子普選產生的國會（顯然是不具作用的），依靠著（溫和的）德國自由主義者的熱情支持。俾斯麥本人決不是個自由主義者，而且在政治上也遠不是一個日耳曼民族主義者（見第五章）。他聰明得足以認識到，與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者拚死對立，是無法保住普魯士地主階級的統治地位的，應該設法與兩者周鏇，使他們為自己服務。這意味著他將按照英國保守黨領袖迪斯累里（Benjamin Disraeli,1804—1881）所說的去做，迪斯累里在採用1867年《改革法案》時說過：“要在輝格黨人（Whigs）洗澡的時候趕上去，穿上他們的衣服走開。”
所以，19世紀60年代統治者的政略，是基於三方面考慮而制定的。其一，他們感受到自己處於一個經濟和政治雙重變化的形勢之下，這種形勢是他們無法控制的，必須去適應。唯一的選擇——政界要人對此認識得非常清楚——就是能否航行在這道勁風前面，或者像水手一樣憑著他們嫻熟的技術把航船駛往另一個方向。風本身只是一個自然因素。其二，他們必須決定要對新勢力作怎樣的讓步，才不至於威脅到他們的社會制度，或者在特殊情況下，不威脅到他們有責任防禦的政治結構；他們也必須決定該讓步到什麼程度，超出這種安全程度，他們就必須收手。其三，他們非常幸運，能夠在他們擁有主動操控優勢的環境下，做出上述兩項決定，而且在某些情況下，他們甚至能完全自由地控制事態的發展。
因而，在傳統的歐洲歷史中，這一階段表現最突出的政治家，是那些能夠有條不紊地將政治管理與政府機器的外交控制相結合的人，如普魯士的俾斯麥、皮德蒙特的加富爾伯爵、拿破崙三世；或是那些精於妥善掌控上層統治階級不斷擴大這一艱難過程的人，例如英國自由黨人格萊斯頓（W.E.Gladstone，1809—1898）和保守黨人迪斯累里。最成功的是那些知道如何把新舊非正規政治力量轉向有利於他們自己的人，不管那些力量是否贊成他們。拿破崙三世之所以在1870年垮台，正是因為他最終還是沒有做到這點。但當時有兩個人對這個棘手問題具有非凡的處理能力，即溫和的自由主義者加富爾和保守主義者俾斯麥。
他們兩人都是特別清醒的政治家。這一點在加富爾式的清明無欲和俾斯麥那種德國人的平凡務實中充分展現。俾斯麥是個更複雜、更偉大的人物。他們兩人都是徹底的反革命者，完全缺乏對各種政治勢力的同情，然而他們卻有辦法接收這些政治勢力的計畫，在義大利和德國貫徹施行，並抹去其中的民主和革命成分。兩者都注意把民族統一和民眾運動區別開來：加富爾堅決主張把新建立的義大利王國變成皮德蒙特王國的延續，甚至拒絕把其（薩伏伊）國王伊曼紐爾二世（Victor Emmanuel Ⅱ）的稱號改成（義大利）國王伊曼紐爾一世；俾斯麥則將普魯士的霸權擴建成新的德意志帝國。兩者都非常靈活圓融，成功地把反對派吸收到政府當中，卻又使他們無法實際控制政府。
兩者都面臨著艱巨複雜的國際策略和（就加富爾而言）民族政策問題。俾斯麥不需要外界的幫助，也不必擔心內部的反對，所以他認為統一的德意志是可行的，只要統一後的德意志國家既不是民主的，也不是過大的，因為如果太龐大，普魯士就無法發揮主導作用。這意味著：其一，須把奧地利排除在外，俾斯麥憑著1864年和1866年發動的兩次漂亮短暫的戰爭達到這項目標；其二，必須排除奧地利在日耳曼的政治影響力，他借著支持和保證讓匈牙利在奧地利帝國境內獲得自治（1867年），而達到此目的；其三，在此同時必須保留奧地利，我們可以看到此後他傾其卓越的外交才能，來完成這項目標。〔如果哈布斯堡王朝崩潰，落入其境內各民族手中，就不可能阻止奧地利的日耳曼人加入德意志帝國，這樣就會打亂俾斯麥精心構築的普魯士優勢地位。這也正是1918年後發生的情形。而且如事實所顯示，希特勒“大日耳曼”（1938—1945年）政策最深遠的結果，正是普魯士的完全消失。今天，甚至普魯士的名字亦不復存在，除了在歷史書中。〕這也意味著必須使那些反普魯士的小侯國覺得一個優勢的普魯士要比優勢的奧地利更易接受，為此，俾斯麥在1870—1871年以同樣漂亮的手段挑起並進行反法戰爭。與俾斯麥不同，加富爾得要動員同盟（法國）來替他把奧地利趕出義大利，一半是由上操控的統一，一半是由下進行的革命的統一。由下進行的革命戰爭是民主共和反對派所領導的，由飽受挫折的19世紀卡斯楚（Fidel Castro）——紅衫軍首領加里波第——擔任軍事領導。1860年，經過簡短考慮、快速會談和妥善謀劃之後，加里波第才在勸說下把權力交給國王。
這些政治家的所作所為仍然值得讚賞，這純粹是由於他們的傑出能力。然而，使他們獲得如此驚人成就的，不僅是個人才能，還包括當時那種非比尋常的迴旋餘地，這種迴旋餘地是由當時不具嚴重的革命危險和無法控制的國際對立所提供的。民眾的運動，或者說非正規的運動，在這個時期十分軟弱，單憑自身無法有多大的作為，它們不是失敗就是淪為由上而下的改革的附和者。日耳曼的自由主義者、民主激進主義者和社會主義革命者，除了在德國統一的實際進程中表示歡呼或異議，此外別無實際貢獻。義大利左派，就像我們看到的那樣，扮演了一個較重要的角色。加里波第的西西里遠征，迅速征服了義大利南部，逼迫加富爾立即採取行動。雖然這是一項極富意義的成就，但若不是加富爾和拿破崙三世所造就的局勢，這種成就是不可能出現的。無論怎么說，左派終究未能如願建立義大利民主共和國，對他們來說，那是統一的必要成分。溫和的匈牙利貴族在俾斯麥的庇護下，為其國家爭取到自治，但激進主義者卻感到失望。科蘇斯繼續過著流亡生活，客死他鄉。19世紀70年代巴爾幹人民的造反結果，是保加利亞獲得某種形式的獨立（1870年）。但只有在合乎強權利益的時候才能獲得獨立：波士尼亞人在1875—1876年開始掀起一些起義，結果只是以土耳其統治代替了哈布斯堡王朝的統治，而哈布斯堡王朝的統治可能還好一點。與此相反，像我們將要見到的那樣，獨立革命的結局終歸慘敗（見第九章）。甚至1868年的西班牙獨立革命，也只造就了一個短命的激進共和國，不久便因君主復辟告終。
我們不應低估19世紀60年代偉大政治操作者的功績，但我們必須指出，由於可以採取重大的制度變化而不會招致激烈的政治後果，而且甚至可以準確恰當地說，還由於他們幾乎可以隨意發動和停止戰爭，他們的事業遂變得更加容易。所以，在這一時期，無論是國內秩序還是國際秩序，只需冒極小的政治風險，就可以做出極大的更改。
《資本的年代：1848—1875》 第八章 勝利者 （節選）
如果說“西部開拓”不存在任何含混不清的問題，那么美國內戰的性質和起因，卻會引起歷史學家無止境的爭論。爭論的焦點是南方奴隸社會的性質，以及南方是否有可能與朝氣蓬勃的資本主義北方和諧相處、共存共榮。南方究竟是不是奴隸社會呢？需知黑人在南方各地（除幾個小地方外）總是少數，他們不是在典型大種植園裡工作的黑奴，而是人數不多的幾個黑人在白人農場上勞動或是在白人家裡幫傭。毋庸否認，奴隸制度是南方社會的核心機制；我們也不能否認奴隸制度是南北方摩擦和關係破裂的主要原因。然而真正的問題是：為什麼南北衝突會導致1861年南方11州脫離聯邦？為什麼會導致內戰？為什麼其結果不是達成某種共處的方案？雖然北方大多數人憎恨奴隸制度，但單單是好鬥的廢奴主義者畢竟沒有足夠的力量決定聯邦政策。不管商人自己有何看法，但北方資本主義大可先與奴隸制度的南方達成妥協，然後再去剝削南方，就像國際商界與南非“種族隔離政策”達成妥協一樣。
當然，奴隸社會注定會滅亡，美國南方奴隸社會也不例外。沒有一個奴隸社會的延續時間能超過1848—1890年這段時期——甚至古巴和巴西也不例外（見第十章）。奴隸社會在現實上和道德上都是孤立無援的。在現實上，由於廢除了非洲的奴隸貿易（及至19世紀50年代，奴隸貿易相當有效地被制止了），奴隸來源宣告斷絕；在道德上，自由主義中產階級絕大多數一致認為奴隸社會與歷史前進步伐背道而馳，在道德上不能允許奴隸制度存在。此外，在經濟上，奴隸制度的效益也很差。很難想像美國南方奴隸社會竟能生存到20世紀，很難想像它能比東歐農奴制度存在的時間更長，即使我們認為奴隸制度和農奴制度作為一種生產制度是有能力生存下去的（有幾派歷史學家持這種看法）。但是促使南方在19世紀50年代走上危機點的，是下面這個更加具體的問題：它難以與朝氣蓬勃的北方資本主義共處，以及阻止人口湧向西部。
從純經濟角度說，北方並不擔心南方這個尚未進行工業化的農業地區。時間、人口、資源以及生產力等優勢都在北方那邊。主要的障礙是政治。南方實際上是英國的半殖民地，南方的大部分原棉都提供給英國，並從自由貿易中取得實惠；而工業的北方很久以來就堅定、激烈地主張保護關稅，但由於南方諸州的政治影響（別忘了，南方各州在1850年幾乎占聯邦半數），北方才無法按其願望有效實施關稅保護政策。北方工業對全國分成一半奴隸社會、一半自由社會的擔心絕對比不上對全國分成一半是自由貿易、一半是保護關稅的狀況。還有一點，南方竭盡全力企圖打消北方的優勢，想把北方與內地隔開，企圖建立一個面向南方、以密西西比河流域為基礎的貿易和交通區，而不想面向東方朝著大西洋，而且只要可能就搶先下手，向西發展。這是極自然不過的事，因為南方的貧窮白人早已開始探測和開發西部了。
然而，正因為北方擁有經濟優勢，所以南方不得不更加頑固地依賴其政治力量，用最正式語言提出其要求和主張（如堅持一定要正式接受西部新地方的奴隸制度）；不得不強調州的自治權（“州的權利”）可以不聽中央政府指揮；不得不在全國性政策問題上行使否決權；不得不對北方經濟發展潑冷水，如此等等。事實上，當南方實施其向西部擴張的政策時，它很難不成為北方的絆腳石。它的唯一本錢是政治。它絕對是逆歷史的潮流而動（它不能，也不會在一場發展資本主義的遊戲中擊敗北方）。交通運輸方面的每項改善都加強了西部與大西洋的聯繫。鐵路系統由東往西的長度基本上與由北往南的長度差不多，不會長多少。而且西部的人，不論他們是來自北方或南方，都不是奴隸，而是窮人，是白人，是自由人，是被這裡免費的土地、金子吸引來的，是來冒險的。將奴隸制度正式推廣到新的領地和新的州，這對南方極為重要。南北雙方的衝突在19世紀50年代之所以愈演愈烈，主要便是由於這個問題。同時，奴隸制度在西部很難存在，西部的發展事實上的確會削弱奴隸制度。南方領導人曾想要吞併古巴，並建立一個南方—加勒比海種植園帝國，以強化奴隸制度的效果，結果當然未如其願。簡言之，北方處於能夠統一全國的有利地位，南方則不然。南方擺出進攻好鬥的架勢，但它真正的意圖是放棄鬥爭，脫離聯邦。當1860年來自伊利諾州的林肯當選總統，顯示南方已失去“中西部”時，南方所採取的行動明顯帶有分裂傾向。
內戰之火燃燒了四年。就傷亡和損失而言，這是迄至那時規模最大的戰爭，當然這和那個時代的南美巴拉圭戰爭相比，多少要遜色一些，與中國的太平天國戰爭相比，更是黯然失色。北方在軍事上表現欠佳，但最終贏得了勝利，因為他們兵源充足，身產力高，而且技術先進。北方畢竟擁有全國70%的人口，80%的壯丁和90%以上的工業產品。北方的勝利也是美國資本主義的勝利，是現代美國的勝利。然而，儘管奴隸制度取消了，但這並非黑人的勝利，不管他是黑奴，還是自由人。經過幾年“建設”（也就是強制推行民主化），南方恢復了保守的白人統治，也就是說回到種族主義者手中。北方占領軍最後於1877年撤出。從某種意義上說，南方似乎達到了其目的：南方清一色是民主黨的天下，北方共和黨人無法與之共事，只好敬而遠之（共和黨在1860—1932年的大多數時間裡，都把持了總統寶座）；南方因而保留了相當多的自治；南方在國會握有阻止議案通過的票數，從而可發揮某些全國性影響，因為它的支持對另一大黨民主黨的成功是不可或缺的。事實上，南方仍是農業區，貧窮落後，憤世嫉俗，滿腹怨言。白人因永遠忘不了戰爭的失敗而耿耿於懷；黑人則因被剝奪公民權和白人的殘酷壓迫而憤恨詛咒。
《帝國的年代：1875—1914》 第三章 帝國的年代（節選）
事實上，勞工運動或更廣泛而言民主政治（參看下章）的興起，都對“新帝國主義”造成了明顯可見的影響。偉大的帝國主義者羅德斯（Cecil Rhodes）在1895年評論道：“如果一個人想要避免內戰，他便必須成為帝國主義者。”大多數的評論家都意識到所謂的“社會帝國主義”，借著帝國擴張所產生的經濟改良、社會改革或其他方式，來減輕國內的不滿情緒。毫無疑問，當時的政客必須充分意識到帝國主義的可能好處。在某些國家——尤其是德國——帝國主義的興起主要是基於“內政第一”的考慮。羅德斯式的社會帝國主義（首先想到的可能是帝國可以直接或間接帶給不滿意民眾的經濟利益）或許是最不中肯的解釋之一。我們沒有什麼明確證據足以說明：殖民地政府對母國絕大多數工人的就業或實質收入有多大影響〔就個別情形而言，帝國可能是有用的。康沃爾郡（Cornwell）的礦工集體離開當地衰落中的錫礦而前往南非礦區。他們在南非賺了很多錢，可是卻因肺病而較平常早逝。康沃爾的礦場主人則冒了較小的生命危險，花錢進入馬來亞的新錫礦區〕；而主張海外殖民可以為人口過剩國家提供安全的想法，也不過是煽動民眾的幻想。事實上，在1880—1914年間，雖然找個地方移民是件再容易不過的事，可是移民人口當中卻只有極少數主動或被迫選擇任何國家的殖民地。
比較中肯的解釋應該是，帝國擴張可為選民帶來光榮，進而減輕其不滿情緒。有什麼能比征服外國領土和有色人種更光榮的呢？特別是這些征服也用不了多少錢。更普遍的情形則是帝國主義還可鼓勵勞工階級，尤其是不滿意的勞工階級，認同帝國政府和國家，並不知不覺地賦予這個政府所代表的社會和政治制度以合法性和合理性。而在一個民眾政治的時代（參看下章），即使是古老的制度也需要新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當時的人對這一點認識得十分清楚。英國在1902年舉行的加冕典禮乃是經過重新設計的，它之所以備受讚譽，是因為它的設計表達出“由一個自由民主政治所承認的世襲國王，亦可作為一個其人民遍及世界的統治權的象徵”。簡言之，帝國是一種良好的意識形態粘合劑。
這種為愛國主義搖旗吶喊的特殊形式，其效用如何尚不甚清楚，但尤以自由主義和比較激進的左派已取得穩固的反帝國、反軍閥、反殖民或反貴族傳統的國家為然。無疑，在某些國家中，帝國主義極受新興中產階級和白領階級的歡迎，這些人的社會身份大致是建立在他們聲稱自己是愛國主義所選定的媒介物（參看第八章）之上。今日我們沒有多少證據可以說明當時的工人對於殖民地征伐抱有任何自發熱忱，更遑論對戰爭，同樣，我們也不能指出他們對新舊殖民地抱有多大興趣（除那些白人殖民地外）。企圖以帝國主義來榮耀其國民——如1902年英國設立了一個“帝國日”——恐怕只有可能迷住那些學童聽眾。下面我們將再討論帝國主義比較一般性的吸引力。
不過我們無法否認，自認為較有色人種優越並應進而支配他們的想法，在當時的確非常受歡迎，因此也有利於帝國主義的政治取向。在偉大的萬國博覽會（參看《資本的年代》第二章）中，資產階級的文明始終以科學、技術和製造品的三重勝利自豪。在帝國的年代，它也以其殖民地自豪。在19世紀末葉，此前幾乎從未耳聞的“殖民地大帳篷”（colonial pavilions）如雨後春筍般湧現：1889年，有18個這類帳篷襯託了艾菲爾鐵塔（Eiffel Tower），1900年則有14個吸引了巴黎遊客，無疑，這是有計畫引起大家注意的手段，不過如同所有成功的宣傳一樣，它的成功是由於它觸及到公眾的想望。於是，殖民地展示一炮走紅。英國的慶典、皇室喪葬和加冕典禮之所以十分壯觀，就是因為其過程像古羅馬的凱鏇儀式一樣，展示了穿戴金銀華袍、態度柔順恭敬的印度大君——這些人是志願效忠，而非俘虜。軍隊遊行也更為多彩多姿，因為隊伍中包含了包頭巾的錫克教徒（Sikhs）、蓄髭的拉其普特人（Rajputs）、面帶微笑但對敵人毫不留情的廓爾喀族（Gurkhas）、土耳其非正規騎兵和黝黑高大的塞內加爾人。當時人眼中的野蠻世界正聽命於文明的指揮。甚至在哈布斯堡王朝統治下的維也納，對海外殖民地完全沒有興趣的維也納，一個阿散蒂提人（Ashanti：加納的一個行政區名）的村落也迷住了無數參觀者。畫家亨利?盧梭〔Henri （Douanier） Rousseau〕並不是唯一一個對熱帶地區充滿渴望的人。
因而，所以能將西方白人、有錢人、中產階級和貧民團結在一起的優越感，不僅是因為這些人都享有統治者的特權，尤其是當他們身臨殖民地時。在達卡（Dakar）或蒙巴薩島（Mombasa），再卑微的書記也是一個主子，被那些在巴黎或倫敦甚至不會注意到他的存在的人們稱為“紳士”；而白種工人也能指揮黑人。但是，即使是在意識形態上堅持最起碼的人類平等的地方，這種想法也隱藏在統治政策當中。法國相信應將其屬地居民轉化為法國人，轉化為概念上的“我們高盧祖先”的後裔。他們和英國人不同，英國人深信孟加拉人（Bengalis）和約魯巴人（Yoruba：西非尼日河下游居民）基本上不是英國人，也永遠不會是英國人。可是這些“文明”土著階級的存在，足以彰顯大多數土著的缺乏“演進”。各殖民地教會都致力於使非基督教徒改信正統的基督教，只有在殖民地政府積極勸阻（如在印度），或這個任務無法達成時（如在伊斯蘭教地區），他們才會放棄。
這是一個大規模致力傳教的典型時代。（1876—1902年間，《聖經》共有119種譯本，在此之前的30年只有74種，1816—1845年更是僅有40種。1886—1895年間，非洲的新教傳教機關共有23個，比前一個10年大約多了三倍。）傳教事業絕非帝國主義政治的代理人。它常常反對殖民地的官僚，而將改變宗教者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可是，上帝的成功卻是帝國主義進展的函式。貿易是否能隨國旗而至可能還是未定之數，但是毫無疑問，殖民地的征服卻為傳教行動作了最有效的開路行動——例如在烏干達（Uganda）、羅德西亞〔Rhodesia，今尚比亞和辛巴威（Zimbabwe）〕和尼亞薩蘭〔Nyasaland，今馬拉威（Malawi）〕。而如果基督教果真堅持其靈魂平等，它卻也強調了身體的不平等，即使是教士的身體也不平等。傳教是白人替土著做的事，而且是由白人付款。然而，雖然它的確使土著教徒大增，但至少有半數的教士仍舊是白人。1880—1914年間，恐怕得用顯微鏡才能找出一名非白人主教。及至19世紀20年代，天主教才任命第一批亞洲主教。此時，這個千載難逢的傳教活動已整整進行了80年。
《帝國的年代：1875—1914》 第五章 世界的工人 （節選）
乍看之下，工人階級政黨的顯著上升是相當令人驚訝的。他們的力量基本上是來自其政治訴求的單純性。他們是所有為工資而出賣勞力之人的政黨。他們代表這個階級對抗資本主義者及其政府，他們的目標在於創造一個新社會。這個社會將以工人借其自身力量爭取到的解放開始，而它也將解放全人類，除了那些為數愈來愈少的壓榨者。馬克思主義的學說要到馬克思逝世之後，一直到19世紀末才得到系統闡述，並日漸主宰了大多數這樣的新政黨，因為它對這些主張的明白宣示，使它具有龐大的政治滲透力。大家只要知道所有的工人都必須加入或支持這樣的政黨就夠了，因為歷史的本身已保證了它的未來勝利。
這個學說乃是假定：當時有一個具有足夠人數的工人階級存在，這些人一致認為自己是馬克思主義所謂的“無產階級”，也充分相信社會主義者對它們的處境和任務的分析是正確的——它的首要任務是形成無產階級政黨，而且不論他們還打算做些什麼別的，他們都必須採取政治行動。（並非所有的革命分子都同意政治活動有這么重要，但是目前我們不去討論這些反政治的少數分子，這些人主要是受到當時無政府主義思想的啟發。）
但是，幾乎所有觀察過工人階級情況的人，都同意所謂的“無產階級”絕不是一個均質的群體，即使在一國之內也不是。事實上，在許多新政黨興起以前，人們在談論“工人階級”時，習慣用的便是複數而非單數。
被社會主義者籠統冠以“無產階級”的民眾，其內部區分其實非常分明，以致我們根本不期望能夠根據任何事實斷言他們具有單一的階級意識。
現代工業化工廠中的典型無產階級，往往還是一個小型但迅速成長中的少數，他們與大多數出賣勞力的工人大不相同。後者是在小作坊、農場小屋、城市陋巷或露天底下從事林林總總的工作，這些工作充斥在各城市、農村乃至鄉下地區。製造業、手工藝或其他專門職業，往往是極具地方性也最受限於地理環境，而他們並不認為彼此的問題和處境是一樣的。例如，在完全是男性的鍋爐製造工和（英國）主要是女性的棉織工之間，會有多少共同的地方？或者，同一港埠的船塢技工、碼頭工人、成衣匠和建築工人之間，又有多少共同的地方？這些區別不僅是垂直的，也是水平的：工匠和苦力間的區別；“可敬”人士和職工（自尊也為別人所敬重的人）與其他人之間的區別；勞動貴族、下賤可鄙的勞動階級和介於兩者之間者的劃分；乃至不同等級的熟練技工的歧視，排字工人看不起泥水匠，泥水匠看不起油漆匠。再者，在相等的群體之間，不但有區別，也有競爭。每一個群體都想要壟斷某個特殊行業，這樣的競爭，又因工業技術的發展而加劇。工業技術的發展改變了舊有的程式，創造了新的程式，使舊有的技術變得無關緊要，也使原本清楚的傳統界限（比方說，什麼應該是鎖匠的職責，什麼又是鐵匠的職責）變得無效。在僱主強而工人弱的地方，管理階層通過機器和命令，強行規定其自己的勞力區劃。但是在其他地方，技術工人可能會進行令人難堪的“界限爭奪”。這類爭奪在英國的船塢時會發生，尤以19世紀90年代為最，往往使那些未涉入職業爭鬥的工人陷入失控的閒散狀態。
除了上述種種區別，當時還有更為明顯的社會和地理來源的差異，以及國籍、語言、文化和宗教的差異。這些差異的出現是不可避免的，因為工業界是從本國境內的所有角落徵召其迅速成長的大量勞工，而且事實上，在這個大規模跨國和越洋遷徙的時代，它們也從國外徵召勞工。從某種角度看似男男女女都集中於一個“工人階級”的現象，換個角度卻變成社會斷片的四散橫飛、新舊社群的放逐離散。只要這些區別能使工人分化，對於僱主來說顯然就是有用的，因此也受到僱主的鼓勵。這種情形尤以美國為最，美國的無產階級大半是由各式各樣的外國移民所構成。甚至像落基山脈中的西部礦工聯盟（Western Federation of Miners），也因為美以美教派康沃耳技工和天主教愛爾蘭生手之間的爭鬥而有分裂的危險。這些康沃耳工人是硬岩專家，在地球上任何對金屬做商業性開採的地方，都看得到他們。沒有什麼技術的天主教愛爾蘭工人，則是在英語世界邊疆上任何需要力氣和艱辛勞力的地方都可找到。
不論工人階級內部的其他差異是什麼，使他們陷入分裂的無疑是：國籍、宗教和語言的不同。愛爾蘭的分裂典型不幸也是大家所熟悉的。甚至在德國，天主教工人對社會民主黨的抗拒也比新教工人來得頑強；而波希米亞（Bohemia）的捷克工人也拒絕被整合到由德語工人所支配的泛奧地利運動。馬克思曾經告訴社會主義者說：工人無祖國，只有一個階級。社會主義人士的這種國際主義熱情之所以引起勞工運動的注意，不僅是由於它的理想性，也因為這往往是他們運作的基本先決條件。維也納有三分之一的工人是捷克移民，布達佩斯的技術工人是德國人，其餘工人則是斯洛伐克（Slovaks）或馬札兒人（Magyars），在這樣的城市中，如不訴諸國際主義又怎么能動員工人？貝爾法斯特這個偉大的工業中心，從以前到現在一直說明了：當工人的自我認同主要是天主教徒和新教徒而非工人甚或愛爾蘭人時，可能會發生什麼樣的情形。
●誰在說
艾瑞克?霍布斯邦
艾瑞克?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是享譽國際、備受推崇的近代史大師。霍氏是英國著名的左派史家，自14歲加入共產黨後，迄今未曾脫離。霍氏現居倫敦。
霍氏的研究時期以19世紀為主，並延伸及17、18和20世紀；研究的地區則從英國、歐洲大陸，廣至拉丁美洲。除專業領域外，霍氏也經常撰寫當代政治、社會評論、歷史學、社會學理論文章，以及藝術、文化批評等。他在勞工運動、農民運動和世界史範疇中的研究成果，堪居當代史家的頂尖之流，在學術界有很大影響；而其巨觀通暢的寫作風格，更將敘述史學的魅力擴及大眾。如《新左派評論》著名編輯安德生所言：霍氏是不可多得地兼具了理性的現實感和感性的同情心。一方面是個腳踏實地的唯物主義者，提倡實力政治；另一方面又能將波希米亞、土匪強盜和無政府主義者的生活寫成優美哀怨的動人故事。
霍氏著作甚豐，先後計有14部以上專著問世，包括：《革命的年代》、《資本的年代》、《帝國的年代》、《極端的年代》、《匪徒》、《民族與民族主義》、《原始的叛亂》、《爵士風情》等書。
作者介紹
艾瑞克?霍布斯邦艾瑞克?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是享譽國際、備受推崇的近代史大師。霍氏是英國著名的左派史家，自14歲加入共產黨後，迄今未曾脫離。霍氏現居倫敦。
霍氏的研究時期以19世紀為主，並延伸及17、18和20世紀；研究的地區則從英國、歐洲大陸，廣至拉丁美洲。除專業領域外，霍氏也經常撰寫當代政治、社會評論、歷史學、社會學理論文章，以及藝術、文化批評等。他在勞工運動、農民運動和世界史範疇中的研究成果，堪居當代史家的頂尖之流，在學術界有很大影響；而其巨觀通暢的寫作風格，更將敘述史學的魅力擴及大眾。如《新左派評論》著名編輯安德生所言：霍氏是不可多得地兼具了理性的現實感和感性的同情心。一方面是個腳踏實地的唯物主義者，提倡實力政治；另一方面又能將波希米亞、土匪強盜和無政府主義者的生活寫成優美哀怨的動人故事。
霍氏著作甚豐，先後計有14部以上專著問世，包括：《革命的年代》、《資本的年代》、《帝國的年代》、《極端的年代》、《匪徒》、《民族與民族主義》、《原始的叛亂》、《爵士風情》等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