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源
包小姐,表面看是一種色情服務,源於國內許多城市大街上的“包小姐”小廣告,這種小廣告一般都有吸人眼球的美女圖片、一個廣而告之的手機號碼,還有最為醒目的“包小姐”三個字。
然而,“包小姐”小廣告並不是介紹賣淫,而是一種詐欺手段,不潔身自好的人看到這種廣告往往會打電話過去,對方會要求你到一個指定的地點,然後通過以先繳納費用的形式讓你往對方指定的賬戶里打入一定的金額,打入金額之後,對方的電話就關機甚至停機,造成當事人被騙。
詐欺過程
所謂的"包小姐"就是詐欺,打電話過去,"包小姐"只會讓你不停匯錢。
首先是在街頭廣貼美女圖片誘惑男性;其次,當對方上鉤後會以第一次交易為由要求先匯服務費,表示只要匯錢馬上就派人來接;最後,電話要求再次匯款,數百元的保證金,見面退還,但只要匯出,電話就再也打不通了。
包小姐”詐欺是這兩年新興的街頭詐欺招數,尚未形成規模化團伙作案,更多是家庭式“詐欺作坊”,兩人行騙方便、安全,一人外出貼小廣告,一人在家坐等電話。
猖獗原因
專家表示,街頭詐欺一般分為三大類,一類是打餡餅牌,一般以中獎為由行騙;第二類是打震撼牌,比如親人出車禍,孩子被綁架等等;還有一類就是打情感牌,像“包小姐”小廣告就屬於情感牌。
隱匿
“包小姐”小廣告既是一種街頭詐欺,又融合了電信詐欺的手段,本質上是兩者的融合。北京師範大學教授劉德良表示,在實名制推廣之前,很難去找到小廣告電話的真正所有者或者使用者,這就為這種違法行為、犯罪行為提供了便利條件。
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教授王大偉則認為,“包小姐”小廣告的社會危害實際上非常大。第一是隱匿;第二是被害人群體比較大,被害人往往都是一些外來打工人員,外來一族或者生活不是特別有保障的人群。
處罰較輕
專家表示,雖然“包小姐”小廣告屬於違法行為,但對於張貼“包小姐”小廣告的個人來說,處罰力度相對較輕,在北京基本上只能依據《北京市市容環境衛生條例》的相關規定對其進行警告或罰款,這成為小廣告詐欺屢禁不絕的原因之一。此外這種街頭詐欺廣告抓住了人們的某些心理,比如金錢、名譽、欲望等等,所以才會有人上當受騙,“包小姐”實際上是以前招男公關、借腹生子等騙術的升級版。
詐欺
近日,上海一“娛樂會所”的張老闆通過路邊張貼的小廣告,來崑山招聘“服務小姐”,結果不但沒招到人,還被騙了14000元錢。
張某在上海經營的“娛樂會所”最近人手正緊,前幾日其看到路邊張貼的小廣告上有提供KTV娛樂場所“服務小姐”的中介信息,張老闆就試著撥打廣告上的聯繫電話“諮詢”一下,對方熱情地向張某進行“業務介紹”,還傳送了小姐的照片給張老闆過目。張老闆看後非常滿意,與對方談妥了中介價格並答應到崑山“當面交易” 。
實地調查
記者在北京調查發現,在全市多個區域都有“包小姐”的身影,主要分布在三環到五環之間的捷運、高校、辦公樓、住宅區附近,人流量較大的街道上,有的密集路段每隔三五米就有這樣的小廣告。據市民介紹,“包小姐”小廣告雖然出現時間不長,但從內容到形式快速升級,最初的白紙黑字已經被充滿誘惑力的美女圖像取代,唯一不變的就是“包小姐”三個大字。
記者搜尋“包小姐”,發現僅百度的搜尋結果就達458萬個。全國許多城市都有“包小姐”的身影,更為嚴重的是許多“包小姐”小廣告甚至貼到了中國小校附近。記者在北京城區的十個地段隨機蒐集了50個不同的“包小姐”手機號,依次撥打,對方都聲稱可提供色情服務,價格100元到500元不等。她們都表示,從事這一行業已很久,安全有保障。在電話交談過程中,記者發現,絕大多數接線員都要求記者就近去一家銀行聯繫接頭,而其似乎又對北京的地理位置並不熟悉。
對方稱自己所在位置離記者所處的銀行很近,只要記者通過銀行的ATM把服務費打入相應銀行賬號就可以馬上見到小姐,並在電話中承諾不滿意可以退款。記者按約定匯出了一百元錢,隨後再次打通了對方的手機。
記者隨後與多個不同號碼的“包小姐”聯繫發現,對方都會要求記者先到銀行匯服務費,再安排“小姐”來接,在匯去服務費之後,對方會以擔保金、床單費等名目來要求二次匯款。如不肯匯款,對方就說是沒誠意。記者要求退款時有的雖表面答應,但再打電話就聯繫不上對方了,在整個過程中“包小姐”都沒有露過真容。
2013年,河北承德警方在七八月份連續抓獲四起“包小姐”小廣告詐欺案,先後查獲“包小姐”廣告8500餘張,銀行卡12張,手機11部。其中一起案子中的兩名犯罪嫌疑人是夫妻關係,兩人分工明確,丈夫負責在路面張貼“包小姐”廣告,妻子則在家裡接聽電話和操作銀行卡,受害人的錢打到妻子的卡上進行交易。警方表示,“包小姐”廣告的印刷成本很低,留的都是異地電話,最終通過銀行卡打錢,偵破難度大。承德市公安局治安警察支隊隊長張靖楠說,這種案子說白了受害人是在做不光彩的事情,他不願意報案,而且就是案子破了他不也樂意作證
相關信息
“包小姐”詐欺術又為我們提供了一種“底層互害”的例證。從加害一方看,據記者查證,他們大多是地處河北邯鄲和邢台的貧窮村民,尤以邯鄲市邱縣古城營鄉一帶的農民居多;從受害方看,他們大多是一些外來打工人員,為了解決性饑渴,他們最容易上當受騙。因為印有充滿誘惑力的美女圖像及“包小姐”的字樣極易讓他們將此當作招嫖廣告,且服務一次100元的低價承諾,也恰好契合他們的經濟收入。
正因如此,看完節目,大多數觀眾對騙子充滿了無比的憤怒。同是底層人,——從記者調查的情況看,作案者大多是夫妻或者親戚,丈夫在外到處張貼花6分錢成本印刷的小廣告,妻子躲在家裡接聽電話和操縱銀行卡,為什麼要專找同是弱者的外來打工者下手?(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教授王大偉告訴記者,“包小姐”的被害人往往都是一些外來打工人員,外來一族或者生活不是特別有保障的這些人。)難道正應了魯迅那句話,“強者憤怒,抽刀向更強者;弱者憤怒,抽刀向更弱者”?
對這些騙子,我們必須擯棄廉價的同情,不能以“為生活所迫”的藉口為他們開脫。而是應該剝去他們的身份外衣,將他們還原為一群騙子進行法律考量。
細分他們的騙術伎倆,大致有這么三種:一是廣告詐欺;二是街頭詐欺;三是電信詐欺,其“高明”之處就是融合三種騙術於一體,因而成功率極高。
按理說,警方應該對被抓獲的騙子予以法律處罰,但從北京、浙江湖州等地警方的處理結果看,處理明顯偏輕。如北京,警方只按照市容環境衛生條例的相關規定對他們進行警告或罰款,這顯然是罰不當責。在繁華街道亂張貼“包小姐”小廣告,固然有礙市容市貌,對張貼者按照市容環境衛生條例處以警告或者罰款是必須的,但應該看到,張貼者本身就是騙局的製造者,與躲在家裡的妻子或者親戚屬於同一個詐欺團伙。因此說,將其亂張貼“包小姐”的行為定性為有礙市容市貌是遠遠不夠的,而是應該將其與隱在幕後的團伙一併按詐欺罪定性和量刑。
從其實施“包小姐”騙術的惡劣程度以及造成的危害範圍之廣和程度之深分析,指控他們犯了詐欺罪一點不冤。按照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條規定:詐欺公私財物,數額較大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並處或者單處罰金。建議警方按此規定對騙子從嚴懲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