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力套利與全球化生產格局
勞動力套利形成了全球化生產格局過去20年，世界經濟格局發生了重大的變化，新興國家在全球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重要。原因之一是全球勞動力市場格局發生了重大變化。首先表現為全球勞動力市場規模擴大。1985年，參與全球經濟國家的總人口約為25億；但是到2000年，世界6O億人口幾乎全部被融入全球資本生產市場。馬丁·沃爾夫認為，世界正如一戰前那樣，的確在遭受一場巨大的供應衝擊。當時的衝擊是，隨著鐵路和輪船將“新世界”帶人全球化經濟，土地的有效供應量增加。這一次則是有效勞動力供應的增加，哈佛大學的理察·弗里曼(Richard Freeman)表示，過去20年有效勞動力供應已增至原來的3倍。全球勞動力市場的供給增加使得國家間勞動力成本的差異進一步顯化。例如，波蘭與西歐國家相比，勞動力價格低廉，僱傭一個熟練技工的價格為每小時約3美元(包括社會保險)，遠低於法國19美元和德國22美元價格水平。以中國為基準，聯合國{2002年貿易和發展報告》指出，1998年，美國的平均工資是中國的47.8倍、日本是中國的32.9倍、韓國是中國的12.9倍。最近的一份美國勞工統計局研究表明，2008年中國製造業的小時工資1.36美元(含福利)，勞動力成本只有美國的4.2%。
全球化的推進和勞動力供給的增加給全球勞動力套利創造了條件。已開發國家高額的工人福利無法與工資低水平的開發中國家競爭，因此，跨國勞動力套利就成為微觀企業的自發行動。例如，空中客車將在中國設立飛機總裝生產線，動因之一是降低成本，把更多的生產工作外包給中國的產業工人。勞動力套利也促使福特、豐田等汽車產業巨頭縮減本國生產規模，向中國等開發中國家轉移。儘管跨國投資的動因多樣化，但眾多研究仍然證實在眾多產業中跨國公司投資的主要動因是勞動力套利。例如，Grossmanand Helpman(2002)認為，跨國公司在開發中國家尋找加工貿易夥伴，看中的是當地低廉的勞動力成本，當然這些勞動力要有一定的專業技能。FeenstraandHanson(2003)也認為，跨國公司在一些國家建立加工企業是因為工資水平較低，較低的貿易成本(低技能勞動力)、較低的收入(高技能勞動力)、較低的公司收人稅是美國跨國公司在一些國家建立子公司的主要動因。GirmaandGorg(2004)通過對英國製造業的實證分析後發現，外包企業的外包行為與企業內部的高工資正相關，即將業務外包到低成本國家所帶來的工資支出降低、成本節約是外包的重要動因之一。Leibrechtand Riedl(2008)對FDI流向中東歐地區與勞動力成本之間的關係進行了詳盡的文獻綜述，他們的研究表明，在26篇實證文獻中，有22篇強烈支持勞動力套利是FDI主要動因的觀點。勞動力套利的經濟效應明顯。一些學者認為，勞動力套利形成並穩固了全球化生產格局，使產業資本不斷向中國等新興國家轉移。產品周期縮短，部分生產環節的轉移而非整個產品的轉移成為一種新的模式。全球貿易格局也因此發生變革，“南北貿易”比重上升，重新成為世界貿易中的重要部分；中間產品貿易日益發展，逐漸成為國際貿易的重要形式。
全球化生產格局對已開發國家的就業和經濟帶來衝擊。薩繆爾森曾於2004年撰文認為，在某些情況下，自由貿易可能讓富國的情況惡化。
雖然哥倫比亞大學的賈格迪什·巴格瓦蒂等許多經濟學家表示，這種情況是不太可能的，但眾多經濟研究認為，近年來，美國經濟的就業增長緩慢、工資停滯，除了金融危機的因素外，也是“強大的跨境勞動力套利”的結果。無法迴避的是，勞動力套利帶來全球勞動力市場的就業競爭。
勞動力套利與服務業離岸外包
製造業中的勞動者與製造過程在空間上不可分離，而服務提供者可以與服務過程分離，這個特徵意義重大。勞動力長期以來是全球化中流動性較差的要素，而服務外包藉助信息技術實現跨境勞動力套利，不必發生人員的真實跨境流動。江小涓(2008)將此現象表述為勞動力“虛擬跨境流動”，認為這大大減弱了距離、生活成本差異和各國移民政策等因素對勞動力流動的限制。
與製造業相比，服務業的典型特徵是人力成本是服務業需要支付的主要成本。以美國為例，雇員薪酬相當於國內公司收入總值的近80%。因此，勞動力套利對於推動服務業離岸外包具有更加重要的意義。降低人力成本是國際服務外包的核心內容。價格競爭是使全球勞動力套利茁壯成長的催化劑。在供應過剩年代，公司不再擁有定價影響力。因此，企業必須努力不懈地尋找可以提高效益的新途徑。因此，利用開發中國家低工資勞動力從事服務外包已成為已開發國家公司日益迫切的策略。例如，通用電氣、花旗銀行和滙豐等公司的成功案例，在業內形成了較好的示範效果。通用電氣在服務外包上採取70：70：70的戰略，即70%的業務進行外包，70%的業務外包至低成本開發中國家，其中70%的業務外包到印度。日本的軟體外包也不例外。日本經濟產業省的調查表明，節約開發經費是日本企業選擇離岸開發的首要因素，占軟體離岸外包企業數的39.5%。隨著經濟的快速增長以及融人世界經濟體系的程度不斷加深，中國和印度等開發中國家更加重視人力資源開發，加快教育體制改革，增加教育投入，因此這些國家和地區的勞動力構成和質量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中國、印度等新興國家的理工科畢業生人數已經遠遠超過美國。儘管這些國家的教育質量和水平與美國還存在差距，但是中國和其他新興經濟體的勞動力整體質量的提高卻是不容置疑的事實。同樣，受人口下降的影響，日本理工科的學生數趨於減少。由於人手不足，日本軟體工程師大多要承擔超負荷的工作量。中國擁有大量價廉質高的軟體工程師。而且這種人力資源的優勢還將保持相當長一段時間。Shailey Dash(2006)發現一國的人力資本優勢取決於該國高技能勞動力的絕對數量而不是其相對比重。例如，雖然印度與中國相比，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數占受教育人口總數的比例很低，但其高技能勞動力的絕對數僅次於美國。中國、印度與美國相比，高技能勞動力的工資相對較低，這就進一步說明了美國將服務外包到這兩個國家的原因。
以服務外包實現勞動力套利可以給已開發國家帶來可觀的經濟利益。以航空業為例，麥肯錫研究發現，一家年收入100億美元的航空公司如果把勞動密集型的工作任務(例如機票預定、客戶忠誠度計畫管理和客戶關懷)轉移到人力成本較低而且人才素質相當甚至更高的地區，一年可以節約l億美元左右。盧鋒(2007)同時認為，低收入國家某些勞動力成本優勢，還表現在這類勞動力更容易招聘，並且員工具有較強的工作積極性和自我激勵，因而能夠進一步節省人員招募交易成本，並創造更高勞動生產率。
勞動力套利的阻力
中國的勞動力優勢推動了全球勞動力套利活動的迅速擴大，從而引發了新保護主義的興起。近年來美歐大量製造業向外轉移，特別是向中國大規模轉移，引起已開發國家產業組織對勞動力套利的抗拒。例如，美國全國紡織業協會(NCTO)《2006年紡織業經濟貿易年終回顧》報告稱，僅2006年美國紡織業產量就下降2個百分點，就業下降約7%，約喪失了35000個就業崗位。報告稱中國和越南是美國紡織業的長期威脅。在美國汽車產業，福利開支過大，造成成本壓力，而且這個壓力隨著員工退休而增大。例如，通用在美國每生產一輛車附加在其上的工人福利高達2000多美元，這成為通用出現財務危機的根本原因。為降低成本，通用等汽車公司縮減在北美的生產規模，大舉向中國等開發中國家轉移。2007年9月，美國通用公司7.3萬名工人罷工，罷工參與者為UAW會員，涉及通用在全美的80多個生產或者運營部門。工會稱工人們罷工是因為沒有工作崗位的安全感，他們強烈要求通用公司向工會保證以後通用出品的汽車和卡車系列都要在美國境內的工廠內組裝，而不是將這些工作崗位外包到他國。
勞動力套利所引發的貿易保護引起了國內學術研究的注意。陳淮(2002)提出，中國成為“世界工廠”、“世界製造業中心”使失業率愈來愈嚴重的歐美國家感到壓力。於是，各種矛盾爭端層出不窮，矛盾的核心其實就是就業崗位轉移的問題。因此，要特別關注就業崗位的國際化競爭。王誠(2005)認為，已開發國家對中國挑起的貿易爭端，已充分顯示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就業衝突的不可避免性。論其原因，既有已開發國家產業轉型不及時、政策調整不到位以及工資差距大等因素，也緣於國家主權和民族利益的不一致性。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2006年的一份調查研究報告也認為，國際產業轉移面對一些制約因素，帶來了新的矛盾和問題，最主要的制約是已開發國家保護本國就業崗位而對產業轉移實施限制。2006年國際勞工組織報告指出，鑒於全球經濟創造的工作崗位不足，現有的工作崗位越來越成為各國“角力”的對象。面對這種日益惡化的貿易環境，我國政府對貿易制度改革和貿易戰略的調整給予了高度的重視。一些學者認為，我們應該關注和思考以下問題：我國的大量出口是否會導致美國等主要貿易夥伴國的失業增加；外商直接投資是否會引起母國的產業空心化。
歷史經驗表明，大規模的貿易保護主義總是在經濟衰退時刻爆發。2008年以來，全球金融危機加劇了已開發國家的貿易保護，勞動力套利的阻力增大。金融危機更使全球貿易自由化進程受阻。由於多哈回合談判陷入困境，許多國家悄然採取貿易保護主義。當前，美歐尚未走出經濟衰退，貿易保護的風險時刻存在。崔凡、王笑西(2009)認為，這一輪新貿易保護主義還有一些與傳統的貿易保護主義不同的特點。與旨在積累貨幣財富的古典重商主義不同，新貿易保護主義往往以保護就業為理由。在已開發國家，對喪失就業崗位和收入的擔心，正在從藍領工人群體延伸到白領工人群體。軟體工程師等白領職業也面臨著強勁的全球就業競爭，美國的軟體工程師發現，自己的就業崗位正面臨著來自印度、中國同行搶奪的風險。2008年以來的金融危機更加劇了他們的擔憂，於是反對全球化、反對外包的浪潮不斷湧起。例如，2010年美國中期大選中，共和黨候選人惠普前總裁菲奧莉娜因其推動外包而備受指責。作為政治精英中的一部分，相比於藍領工人，白領工人對勞動力套利的反對更具威脅。白領工人曾以為，全球化帶給他們的完全是收益，沒有丟掉工作崗位的風險，相反可以從消費價格降低中受益。但現在，這些高技能勞動者認識到，他們的工作崗位也面臨危險，他們也成為反對全球化的重要力量。特別是在全球經濟尚未走出危機陰影的背景下，白領工人反全球化的舉措更值得警惕。
勞動力套利在中國
展望未來，在全球貿易保護主義興起的陰雲之下，全球勞動力套利仍然有一定的空間和前景。正如麥肯錫2010年的一份報告指出，未來10年中，在巴西、中國和印度(更不用說在墨西哥、菲律賓和泰國)，將要進入市場的高素質、高生產率勞動力人數可能會以數億計。相比之下，整個美國的勞動力只有1.5億人。這些新興市場勞動力中有很大一部分將會取代原本將在歐洲、日本和美國創造的就業崗位。面對全球就業競爭，中國如果能在現有基礎上充分利用自身優勢，把握全球製造業調整和服務業發展的重大機遇，就能夠促進對外開放就業效應的進一步發揮。
當前，中國承接製造業產業轉移尚有一定空間，因此，製造業轉移將會繼續給中國帶來就業總量增加、就業結構調整和就業技能提升的作用。Lettand Banister(2006)研究發現，中國製造業的小時工資只有美國的2.9%，即使對比其他亞洲新興國家和地區，中國的人工成本比較優勢仍能保持相當長的時期。摩根斯坦利的研究也印證，儘管中國部分行業出現了勞動力短缺、工人工資大幅度上漲現象，但由於工資基數低，以及生產率的迅速提高，並沒有縮小與已開發國家的差距，仍然具有勞動力方面的競爭優勢。蔡防(2007)也認為，儘管勞動力供給臨近拐點，但按照中國當前的資源稟賦特點，勞動密集型產業仍將得到大的發展，可以源源不斷地為農村剩餘勞動力提供轉移機會。近幾年中國的工資水平在不斷上漲，特別是2010年以來，工資上漲程度顯著。一些學者認為，工資提高連同匯率波動和高油價正在蠶食著一度令人敬畏的“中國價格”優勢。例如，上海美國商會博斯公司2009年對上海製造業的調查顯示，中國的勞動力市場正在發生變化。
2009年，中國經歷了從勞動力過剩到勞動力市場極度緊缺的這一過程。2010年，商業周刊》上的一篇文章甚至提出疑問：工資提高了，是否該離開中國了?雖然中國工資水平上漲迅速，但與已開發國家的工資水平差距仍然很大，中國的勞動力優勢還會持續一段時期。
Yang，Chenand Monarch(2010)的最新研究表明，中國低工資優勢未來仍然明顯，預計中國未來的工資提高不會很快損害其成本優勢。此外，中國除了勞動力的成本優勢外，經過幾十年的積累，已經形成了滿足世界工廠要求的綜合要素成本優勢。這種綜合要素成本優勢能夠穩固中國在國際分工中的獨特地位。
隨著中國製造向中國服務的轉移，中國高技能勞動力的比較優勢逐步引起關注。學術界和商界普遍認為，中國市場的魅力之一就是人力資源的豐富和知識資源潛力的巨大。中國比泰國、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等國的技術型勞動力基礎雄厚。中國已經成為全球增長最迅速的受教育勞動力供應市場之一。中國的技術人才庫迅速擴充，有助於滿足由於服務外包業務擴張而導致的人員需求。“十一五”期間，總計約有2600多萬大學畢業生，比“十五”期間淨增1500多萬人。龐大的人才基礎吸引了外來投資，特別是研發投資。聯合國貿發會議作的一項調查顯示，2005-2009年期間，參與調查的世界主要大公司中，有61.8%希望擴大在中國的研發活動，在世界排名第一。承接外包服務可以拓展更多的現代服務業，創造更多的高端人才就業崗位，把中國的高技能勞動力造就為人力資本，同時緩解中國目前存在的就業壓力，特別是解決大學生就業問題。自2003年開始，中國成為世界上應屆畢業大學生最多的國家。大學生就業難成為當前嚴峻的經濟問題和社會現象。而服務外包對大學生就業的拉動會很大。商務部統計數據顯示，服務外包新增從業人員中大學生占80%以上。
據麥肯錫預測，2015年中國服務就業機會將達到840萬人。對中國而言，從“世界工廠”轉向“世界辦公室”是承接產業轉移的模式轉變。當世界服務從人力成本高的地方向成本低的地方轉移，大量服務性、知識性的白領崗位重新布局時，主動承接和吸納，可能為中國高技能勞動力就業找到新的出路。
勞動力套利的階梯性也使得勞動力套利具有一定的持續性。當前，印度軟體人才越來越缺乏，成本也越來越高，而中國軟體人力資源豐富，中國勞動力成本在國際競爭中優勢明顯。例如，印度的軟體業有向中國內地轉包的趨勢。擁有2.2萬名軟體員工的印度第一大軟體公司塔塔(TCS)在中國就構建了上海、杭州、北京“三位一體”方略圖；印度第二大軟體公司Infosys提出了在中國發展數萬名員工的目標。印度服務外包企業蒙納什也在江蘇設立了系統工程有限公司。上述趨勢必然會進一步拓展中國的就業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