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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謝閣蘭筆下，比利時年輕人勒內·萊斯作為清廷秘密警察的頭子，幾次挽救過攝政王的命。他還是隆裕皇太后的情人。謝閣蘭暗示，這一切有可能只是居住在北京的勒內·萊斯的幻覺。小說寫得模模糊糊，奇想不斷。謝閣蘭竟然奇想到北京城下另有一座北京城：北京並不像人們可以相信的那樣，是一塊忠誠與奸詐的角逐在其地皮表面進行的棋盤圖形：北京存在著一座地下城，這地下城自有它的城堡、角樓、拐彎抹角之所、毗連鄰接之處，也自有它的威脅，它的比水井更可怕的"水平走向的井"。……這些東西在地圖上找不到。……這真是一座地下充滿空穴的深邃的城市! ”（摘自西川《想像我居住的城市》）
博爾赫斯曾這樣高度評價謝閣蘭：“難道你們法國人不知道，謝閣蘭才可忝入我們時代最聰明作家的行列，而且也許是唯一一位曾對東、西方美學、哲學作出新穎綜合的作家？…你可以用不著一個月就把謝閣蘭讀完了，卻要用一生的時間去理解他。” 托多洛夫則指出，謝閣蘭是二十世紀初對“異國情調”體驗提出最深刻思考的法國作家。 在論及法國作家的異國情調寫作時，郭宏安這樣寫到：法國作家對異方異域所持的態度主要有三種，“或者以遁世者的面目出現，謳歌遠離文明的牧歌生活，如18世紀的聖彼埃爾?德?貝納丹；或者一付征服者倨傲狂妄的神態，純以獵奇或獵艷為樂，如19世紀的彼埃爾?洛蒂；或是身在異國而一意求同，對異國特有的文明麻木不仁或不屑一顧，如保爾?克洛岱爾。”謝閣蘭想像異邦的獨特方式與這三種傾向皆有所不同，而與16世紀力暢“文明人”和“野蠻人”之間保持“平等和睦”的蒙田類似，也就是說，謝閣蘭
從不滿足於表面的獵奇，而力圖真正地深入到另一種文明的內部；他從不坐井觀天，蔑視或盲目崇拜一種陌生的文明，而是帶著冷靜的目光進行頑強的探索；他從不以己度人，試圖同化或抹殺另一種文明，而是竭力發現並突出不同文明之間的差異。……他涉足異國異域，並非為了逃避或征服，而是為了獲得新的感受和認識，擴大人類知識的版圖，同時也把對異國文明的認識當作更深刻地認識自己的一條途徑。
藉深刻地理解“他者”從而認識“自我”，正是以“遙遠的目光”來反觀自己的文化，或者我們可以將謝閣蘭所踐行的“自我”與“他者”之間循環往復的複雜認知方式，放置到詮釋學的“詮釋的循環”之中：即，深入到“異”文化或中國文化的內部，以中國文化為鏡，觀照法國文化；且審慎地以法國文化為“前理解”和期待視野，解讀並想像中國文化；從而在“自我”文化與“他者”文化之間形成一種“互為主觀”的積極聯繫。
作為獲得遲到之認可的天才作者與學者，謝閣蘭 (Victor Segalen) 二十歲曾入海軍醫學院，二十二歲開始寫詩，二十四歲在美國舊金山的唐人街開始接觸並迷戀中國文化：硯台、墨汁、宣紙、京戲等等。1908年他開始學習中文，1909首次造訪中國，6月19日到達北京，隨後以醫生、學者、考古隊員等身份在中國停留數年(1909—1914，1917年1月到1919年3月)。他曾進紫禁城拜見幼帝溥儀，此段經歷化入他的幻想作品《勒內?萊斯》。他亦與袁世凱為友。謝閣蘭曾與同伴在驪山下河村一帶做了科學的考察，聲言將來秦始皇陵墓發掘後會和長城一樣壯觀；他在1912年就曾建議在北京設立一個中國藝術博物館。
謝閣蘭1910年寄給德彪西的信中寫道：“我的行程先是經過香港，英國式的，不是我要找到的；然後是上海，美國味的，再就是順著長江到漢口，以為可到了中國，但岸上的建築仍然是早已眼熟的德國或英國或別的。最後我們上了開往北京的火車，坐了30個小時，才真正終於到了中國。北京才是中國，整箇中華大地都凝聚在這裡。然而不是所有的眼睛都看得到這一點。”於是，謝閣蘭從法蘭西經舊金山唐人街、香港、上海、漢口一路查考而來，象是躬行一段朝聖之旅，以及探詢新大陸的歷險記。他以“我的城”命名北京，以“我的宮殿”命名他在天安門邊的四合院，以“我的瓷器室”(一語雙關，也可以翻譯成“我的‘小’中國”)命名他在北京的書房/圖書間/藝術“館”/中國文物收藏室/微型博物館。清晨，他會“被柔和的叫賣豆腐腦的聲音吵醒”，黃昏，他可以欣賞院子上空的藍天，“被四合院截下來的一塊，屬於我的一片藍天。”夜晚，“在坐南朝北的睡著覺時也參與了整個城市的生命”。他覺得四合院住起來“舒適又方便”。他稱北京城是“夢寐以求最理想的居家之地”。
然而在牆牆相繞、圈圈相套的北京城，巍然佇立著一道又一道“認知的高牆”，正如郭宏安精彩剖析的，“紫禁城的宮牆遮斷了他的目光，金水橋下的護城河擋住了他的腳步，宮廷的內部成了秘密的秘密，‘認識的極限’。這是一種象徵，象徵著可見可觸的物質世界，也象徵著他的內心世界，而這殘陽夕照中的古老帝國也就成了他思考現實與想像之關係的廣闊天地了。” 《勒內?萊斯》就象英國人富善先生的《北平》一書一樣，也在象徵的意義上，成為“一本未曾寫成的書”，它大概寫於1913年，在謝閣蘭1919年去世以後，最初的法文本於1923年付梓。謝閣蘭曾經指出，時間形式的異國情調可見於過去(是歷史性的異國情調)，或見於未來(是想像式的，如威爾斯的作品)，但他真正感興趣並願意大力發展的，是空間中的異國情調。 《勒內?萊斯》便是一部空間化異國情調傑作，傑姆斯?克利福德(James Clifford)視其為謝閣蘭最富自我反省的作品，一部有關異國情調想像之“深度”或“內部”的精妙沉思。
《勒內?萊斯》是一部頗劇後設意味的“元”小說，它將空間錨定在實際的紫禁城內外與虛構的北京城下城，而將時間設定於1911年辛亥革命的前夜。敘事者恰巧與謝閣蘭同名，面對難以進入的紫禁城，他“一次又一次地圍著它環行，兜著它打轉，設法考察出它的精確的輪廓，如同太陽一般沿著城牆根，由東，而南，而西，倘若可能的話，從北面返回，”觀察著這個神秘莫測的都城，甚至企圖在宮牆上窺視紫禁城的奧秘。 探險者謝閣蘭在北京這“棋盤形的都市之中，作這種永恆不變的直角形的行程”時，讓他本人覺得仿佛是在模仿一次“騎士的遠征”， 而在筆者看來，謝閣蘭也像是一個來到異邦異城的“遊手好閒者”，時而躺在四合院宅所的燈心草編的椅子裡，神思恍惚地仰望繁星點點的蒼穹，時而在馬鞍上挺起身軀，或者在城市的制高點上，觀看滿漲的御河、皇宮的荷花、黃頂的閣樓、雉堞的牆齒。他甚至讓自己的住房遵循皇城的天文學原理，讓他本人體會面南背北，“與深宮掩蔽的生活相平行”的感覺，將古老帝都的諸般歷史，都置換成敘事者可以占據、享用、測繪、窺探甚至想像式進入的地理空間。
而故事的同名主人公，則是一位十八至二十歲的少年，一個中文極佳的外國人，一位學習一切形聲語言極有天賦的年輕人，一個比利時貨商的兒子，一個有機會進入紫禁城的洋鬼子，一個有熱情、有衝勁、富於青春美的神秘的人，……他甚至晉升到皇廷密探的頭領一職，幾次挽救過攝政王的性命 ，還是隆裕皇后的情人，以及“天子”登基以來國勢最危之時帝國的歐洲顧問。就勒內?萊斯為皇太后的情夫這一身份而言，這段歐洲男人與滿洲女子之間的異國羅曼史，也許正如謝閣蘭在與另一位滿洲女子相消遣時所揣摩的，是一種遊戲？一種必需？一種效勞？一種職務？一種冒險？一種時髦？一種時機？一種習慣？一種有教養的風度？一種儀式？一種犧牲？ 或者是否有可能，一種（刻骨銘心的）愛情？也許這“關乎性的異國情調”，可以解讀成一位法國作家借顯赫的異邦女性他(她)者，來建構自我主體性與主體意識的編織情節的敘事行為甚至敘事暴力。 然而正如有論者指出的，《勒內?萊斯》無關乎真實的帝都或革命的風潮（更不用提跨國羅曼史了），而是真實界與形象界之間辯證的張力。 這神秘的比利時青年勒內?萊斯就像一個魔法師、天才的講故事的人，一個穿梭與隱秘空間與權勢人物間的一個幻影。敘事者謝閣蘭也是一個同樣神秘的人物，似乎敘事者的每一個疑問和奇思妙想，都會有勒內?萊斯身體力行。敘事者的先知般的猜測與懷疑，驅策著勒內?萊斯去踐行敘事者的每一個意念。而北京本身也成為一個魔幻的現實，神奇的帝都，充斥著出人意表的發現與難以破解的迷團。勒內?萊斯似乎是敘事者謝閣蘭的年青時代，那個16歲到20歲之間的年青自我。 於是敘事者謝閣蘭與小說人物勒內?萊斯的關係變得極為有趣，是謝閣蘭扮演著民族志學者的身份，不斷提出問題與挑戰，而勒內?萊斯則扮演著英俊灑脫且有冒險精神的“本土信息提供者”的角色，孜孜不倦地試圖提供答案？ 是同一個自我的兩個鏡像，兩個階段，相互觀照？是思考者，甚至先知人物，驅策著行動者去經歷一次又一次的冒險，並最終走向神秘的死亡？是對神秘魔幻的北京城的解讀甚至想像式構造，以及實際的穿行與探訪？或是現實界與想像界的相互對話、滲透、投影，甚至相互嬉戲，而最終仍不可融合？
小說中一個不斷重複的意象，是敘事者騎在馬背上巡遊北京城，而突然間聽到地下空洞的聲響。那是一個深邃的、令人恐懼的地下回音。馬背上顛簸的感覺，也全然不同於乘坐火車時具有的平滑現代感，而是一種古老的交通方式帶來的前現代的運動感。這馬上巡遊的方式，正可見證出謝閣蘭在《異國情調論：一種多樣性美學》中一再暴露出的中國想像，恰如謝瑛指出的，他“對中國的當下與未來全無興趣，他唯一的關注，便是如何保存中國的過去”。 而最為驚世駭俗的異國想像，莫過於北京城深處那個最大的秘密，那個地圖上找不到的城下城：
北京並不是象人們可以相信的那樣，是一塊忠誠與奸詐的角逐在其地皮表面進行的棋盤圖形：北京存在著一座地下城，這地下城自有它的城堡，角樓，拐彎抹角之所，毗連鄰接之處，也自有它的威脅，它的比水井更可怕的“水平走向的井”。……
這些夢一般迷離的宮殿，這跟紫禁城本身一樣神秘的城下城，完全打開了敘事者的想像：“這是與禁城一樣神秘莫測的；在高達二十英尺且磚石比尋常厚四倍的牆垣後面，一切未知的事物在繁衍劇增，同時，垂直的深淵正在侵蝕著他們的基礎：這真是一座地上充滿空穴的深邃的城市！” 而在這裡，“水井”、“水平走向的井”乃至“垂直的深淵”的形象，可謂意味深長，不單單是因為勒內?萊斯自童年時代起便一直縈繞不去的對“水井”的恐懼，也不僅僅是因為小說的敘事者不斷描述的“死”胡同與那種死在井底的感覺，而實際上，這死亡意象的歷史互文，正是珍妃死於水井，以及臨死前掙扎的哀鳴。這對“水井”、“死亡”與 “深淵”的恐懼與痴迷，也許正是對神秘的紫禁城乃至中國那不可測知的深度的恐懼與痴迷。（摘自宋偉傑《既“遠”且“近”的目光：林語堂、德齡公主、謝閣蘭的北京敘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