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達[教育家，原清華大學校長]](/img/1/4ea/nBnauM3X4ETM0QDOyMDM3kTO0UTMyITNykTO0EDMwAjMwUzLzAzLwczLt92YucmbvRWdo5Cd0FmLzE2LvoDc0RHa.jpg "劉達[教育家，原清華大學校長]")
人物簡介
劉達，又名成棟。黑龍江肇源縣新站人。北平輔仁大學肄業。1936年加入中國共
劉達產黨。1937年入延安中央黨校學習。曾任中共晉察冀一地委組織部部長、五地委書記，哈爾濱市市長，黑龍江大學首任黨委書記、校長。
建國後，歷任東北農學院院長兼黨委書記，林業部副部長，東北林學院黨委書記兼院長，中國科技大學黨委書記，國家標準計量局局長，清華大學黨委書記兼校長、名譽校長。是中共十二大代表、第五屆全國人大代表、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
他在主持清華大學工作期間，對撥亂反正，清除"文革"對清華大學的破壞起了重大作用。他調整學校布局，作出了從多科性工業大學轉變為以工科為主，理工結合，兼有經管、文科的綜合性大學的初步規劃，恢復和增設了理科套用數學系、現代套用物理系，文科外語系、社會科學系、經濟管理系等，提出了把清華大學建成"高水平的中國式的社會主義大學"的奮鬥目標，使學校的教學、科研和各項工作逐步走上正軌，為新時期清華大學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國小在肇源縣新站鎮新和國小。
解放後的首任市長
1945年11月中旬，劉達陪同陳雲同志抵達哈爾濱，成立了以陳雲同志為書記的中共北滿分局，劉達任陳雲的秘書。不久，駐哈蘇軍根據《雅爾達協定》，通知我黨我軍領導機關撤離哈爾濱。此後，中共北滿分局撤到賓縣。劉達受陳雲同志指派，作為北滿分局的聯絡員，經常往來於哈爾濱傳達北滿分局指示，賓縣距哈爾濱有100多華里，當時沒有交通工具，行走很不方便。就這樣，他忍飢挨餓，克服困難，持續5個月。其間，得知香坊原日本關東軍的軍火庫中存有大量黃色炸藥，劉達爭得駐哈蘇軍的同意和支持，調動了100多輛馬車將炸藥運回賓縣，為軍工生產提供了原料。陳雲同志稱讚劉達說：“你做了一件大事，這可能是我們紅軍建軍以來第一次擁有這么多的黃色炸藥。”
4月初，劉達奉命從賓縣經呼蘭越過正在融凍的松花江到哈爾濱，向中共哈爾濱市委傳達北滿分局的批示，要求市委做好為我軍解放哈爾濱的準備工作。哈爾濱解放前夕，也就是1946年4月19日，中共北滿分局、吉黑軍區即內定劉達為哈爾濱市長，進駐哈爾濱一周后，松江省政府正式任命了他的市長職務。
劉達劉達上任後，面臨著重重困難，天災人禍不斷發生。當時外有國民黨軍隊的進攻威脅，內有經濟蕭條和潛伏的反革命分子伺機暴動，以及傳染病的襲來，劉達迎著這些壓力和困難進行了大量的開拓性工作。首先對金融進行了整頓，發行了東北流通券，取代了偽滿綿羊票和蘇聯紅軍票。當時，市內供電困難，國民黨占領吉林後，切斷了小豐滿電源，而發電廠的火力發電機又都損壞，不能運轉。劉達為了解決發電問題，親往發電廠與工人劉英源等一起研究恢復供電問題，經過晝夜搶修發電機，使發電廠終於恢復了發電。他還為市民用水問題奔跑，利用靜電沉澱消毒方法，解決了市民飲水問題。為了解決生產和生活用的燃料，劉達曾親自到雞西購進了幾萬噸煤。
經過幾個月的艱苦工作，人民民眾對共產黨有了新的認識。工人、店員生活得到了保障；農民分得了土地，生產有了發展；工商業者得到了保護，經濟有所恢復；清剿匪特，人民民眾有了安全感。正是在這些看得見、摸得著的實惠中，人民民眾堅定了跟著共產黨走的信念。通過劉達開拓性的工作，也證明了共產黨人有能力管好大城市。當蔣介石悍然發動內戰，大舉向解放區進攻的時候，以劉達為市長的哈爾濱市政府，回響“一切為了前線，一切為戰爭的勝利”的號召，動員起來，為支援解放戰爭做出了重大貢獻。
人物事跡
愛惜人才，珍惜友情
劉達視人才為寶，十分珍惜同志間友情，是人所共知的。1964年，中國科大某教研室通過人事部門提出了一個要調出學校的教師名單，說這幾個人表現不好。劉達問怎么不好？回答說是“走白專道路的傾向”。劉達沒表態。恰在此時，嚴濟慈（當時任中國科大副校長）來找劉達，說有幾個年輕教員要調出去，據了解這幾個人學術底子都不錯，是有發展前途的，調出去太可惜了。劉達聽從了嚴濟慈的意見，把這幾個年輕教員留下來。現在，這些人都在學術上有所成就，成為知名學者。
劉達說：現在都在講金不足赤，人無完人。實際上，往往還是對人求全責備，特別是對知識分子。知識分子中有些人是有這樣的毛病，有些人鑽到他的業務里去了，不懂其他事；還有些人有怪癖（他舉了中國科大一個教授的例子），可是他真有學問。這樣的人還是用其所長嘛！真正愛惜人才，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很難。大概是因為我在學校工作時間長，對知識分子多一些了解就是了。
劉達與嚴濟慈之間有著深厚的友情。劉達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時，常與嚴老在會上見面。他總覺得在會上見面談不了幾句話，還經常去嚴老住所訪談。他對嚴老非常尊重，曾題贈嚴老一幅字：科學之光。嚴老也題贈劉達一幅字：老驥伏櫪。大約在1990年以後，兩人年紀都大了，劉達仍定期去看望嚴老。兩位老人見面後都很高興，但因年事已高，說不了太多話，二老就相對而坐，相視而會心地微笑，在無言中交流著真摯的情感。每當劉達告別時，嚴老總是一直送到大門。
他對下屬和學生也有著特殊的感情。誰工作有困難，生活有困難，他都儘量幫助解決，包括兩地分居、學非所用、子女就學、婚喪嫁娶，他都熱心幫助。有一次，一個原在黑龍江工作的日本籍幹部的子女來找他。這個女孩的母親（即這位日籍幹部）1977年曾回日本探親，回來時帶一筆日元。當時海關工作人員要她存在海關，用時來取，但她不知道存放時已經兌換成人民幣。1990年，她去取錢時，由於匯率變化，損失很大。她讓女兒來找劉達。劉達認為，海關處理這事時，是根據當時的政策，無可非議。但這事造成的損失太大，個人無力承擔，應該從實際出發，酌情處理。他為此事，跑了多天，終於圓滿解決。
“我不算教育家”
1982年夏，《北京晚報》約我寫一篇劉達的專訪。內容主要是呼籲國家要重視教育，以“百年樹人”為題。文中我稱他為教育家，他不同意這個稱呼。蔡元培只作了幾年北大校長，人們都稱他為教育家，你當大學校長、書記幾十年了，還不能叫教育家？！他說：“當教育家要有自己的教育思想。我有，但不系統，不完善。我自己不教書，我非常尊重專家和教授。到科大上任之初，我花了三個月的時間拜訪在科大任教的教授和科學家，形成了我對辦好科大的一些想法。主要是加強基礎課，提高學生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特別是加強學生的實驗技能訓練，提高學生的‘動手能力’。可惜當時政治運動太多，我到任不久就去搞‘四清’，‘四清’的隊伍還沒撤回來，‘文化大革命’又開始了，沒有時間去實現這些想法。大學裡領導核心很重要，要真正實行民主也沒這么容易，從上到下有許多糊塗觀念。比如，我作書記，有同志說在黨委會上書記一人算三票，副書記算兩票。黨內哪有這種規矩？可說服這些同志也不容易，因為那時黨內民主生活不正常，有許多地方和部門還不是一人說了算！我說我只算一票，大家剛適應，‘文化大革命’一衝，黨委垮了，誰的票也沒有用了。粉碎‘四人幫’以後，我到清華大學，主要是堅定不移地‘撥亂反正’，為一大批蒙受不白之冤的幹部和知識分子平反，有些辦學的想法還沒有條理化、系統化（主要是想辦成文理並重的大學，擺脫舊模式的束縛）。所以，應該說我懂得學校的工作，解放後對黨的教育事業有一點貢獻，還不能算是教育家。”
舉辦“回爐班”
劉達一生在教育工作崗位上奮鬥了近四十年，每到一個學校他都以自己的勤奮、智慧與魄力，贏得師生的愛戴。他辦學，堅持黨的教育方針，尊重教授學者，注重領導班子的團結。中國科大是一所年輕的大學，怎樣建設、建設什麼樣的師資隊伍？這是劉達在任學校黨委書記時始終考慮的主要問題之一。劉達以敏銳的目光，抓住學校的遠景建設，培養和造就了三代教師隊伍。首先從兄弟院校和科研單位調進一批“高才生”和經驗豐富的科技工作者，形成了穩定的第一代教師隊伍。這一代人為科大的建設和發展立下了汗馬功勞，成為科大在“文革”後迅速恢復和繁榮的基石。其次，他置所謂“近親繁殖”論這樣有爭論的問題而不顧，從實際情況和工作需要出發，在科大第一、第二、第三屆的畢業生中留下了一大批人，形成了科大第二代教師隊伍，這些人先後擔負著許多崗位的領導工作。第三，在“四人幫”橫行的“文革”後期風雨如晦的年代裡，劉達以無畏的膽略與魄力，頂住壓力與攻擊，適時地在全國範圍內挑選300多名1967－1970屆畢業生，舉辦“回爐班”，組織他們回校，經過兩年以上的培訓後補充師資，取得了成功。現在，在科大以至在一些科研部門挑大樑的教授學者，有許多就是“回爐班”的學生。說起這段往事，知情者都佩服劉達的遠見卓識。改革開放以後，他在教育工作中堅持撥亂反正，適應時代潮流，從不墨守成規，不愧為教育家的稱號。
一時急中生智
面對逆境，劉達總是冷靜、從容、機智地應對，顯得堅定、樂觀而又風趣。“文革”中，中國科大遷往合肥。一列列火車的設備到站後都要去搬運，劉達已年過花甲，也讓他去搬，他是搬不動了。工宣隊長走過來說：“劉達，怎么你沒出汗？”劉達不慍不火地說：“我的汗，這些年都出完了，沒汗可出了。”那個安徽著名的造反派頭，被噎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氣呼呼地走了。這事在科大傳開來，師生都都高興，好像是替大家出了口氣。那時，經常有人來“外調”。“外調”的人總是要劉達按他們的要求提供“材料”，稍不合意，就拍桌子，訓斥劉達：“態度放老實點！”劉達平靜地回答：“正因為老實才這樣說。按你們的調子說，就不老實了。要談就這樣談，不談你們就走。”
“文革”中，凡關在“牛棚”的人都要掛著牌子排隊去食堂吃飯。劉達胸前是一塊“走次本主義道路當權派”，背後是一塊“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三反分子”。兩塊牌的兩根鐵絲交叉在劉達的脖子上。有一次在走向食堂途中，另一派來搶劉達。在一片混亂中，劉達奮力脫下兩塊牌子，拚命向關押他的一派跑去。多少年後，他談起這件事時說：“我如果不快點脫下牌子，兩派一拉，非把我勒死不可；我如果不跑回關押我的一派，跑到保我的一派去，兩派會打得更厲害。這是我在‘文革’中最危險的一次。”我問他：“當時怎么判斷那么快？”他說：“一時急中生智，一切判斷都發生在十幾秒中，我也不知道怎么會跑得那么快，大概是一種求生的欲望和對兩派打鬥的憂心在潛意識中起作用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