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經歷
1949年夏，劉益旺來到長春，幫助父母解決益發合面臨的困難。在長春黨政領導的支持下，益發合的困難順利解決，他也病倒在長春，未能返回北京。同年年末，益發合召開新中國成立後第一次股東會，劉益旺當選為益發合董事兼任董事會秘書，後改任副經理。當時，企業內部視他為董事長的代表，外界則把他看成益發合“少東家”。他活躍一時，曾代表企業帶頭認購公債，《長春新報》在頭版顯著位置刊登報導，給予高度評價；他做為資方代表參加廠內的勞資協商會議，其經驗在全市推廣；他盡力改善廠內工人的勞動條件和生活環境，資助工會辦好職工業餘學校；在抗美援朝運動中，他把為志願軍加工軍糧和“草餅”（一種馬料）當做政治任務親自來抓，日以繼夜，質量居全行業之首，榮獲軍方獎狀。1951年6月，長春市工商聯召開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他被選為市工商聯第二屆執行委員會委員、常委，兼秘書長，成為長春市工商聯第一任秘書長。
1952年初，益發合受到“五反”運動的猛烈衝擊，劉益旺被召回益發合交待問題。同年3月，他被以“大量盜騙國家財物，並以停發工資的惡劣手段破壞運動”的罪名逮捕入獄，關押8個多月。此刻，長春市工商聯也以“擅離職守”的理由，撤銷了他的秘書長的職務，接著又以“五毒俱全，拒不坦白”的理由，撤銷了他的執委和常委職務。
1952年冬，長春市政府派人把劉益旺從監獄接回，讓他回益發合維持生產。1954年3月，益發合公私合營籌備委員會成立，下設清產估價、章程起草和生產改革三個委員會，劉益旺擔起了清產估價委員會主任這個最繁重的任務。合營時，他認為自己是一個青年學生，因介入益發合，搞得一塌糊塗，所以要堅決拔出腳來，三次謝絕公方代表轉達領導希望他繼續留在工商界的意圖，一再要求政府另行分配工作。他被派到長春市第八中學任歷史教員。
劉益旺到八中後，儘量不再與工商界人士接觸，一心撲在教學上。不料，1955年“肅反”運動時，他未能倖免，理由是像他這樣一個資產階級分子，早年參加革命，一定是鑽入黨內的特務。被迫之下，他交出了自己的日記。
1957年“大鳴大放”，長春市中國小的整風安排在第二批，這時“反右”鬥爭業已開始，劉益旺自然要格外謹言慎行。但八中校長派他去參加省教育廳召開的中國小教師座談會，並要求他把校內老師們的意見和建議徵集一下帶上去，結果他被打成“右派”，升格為“極右分子”，並移交法院。1958年8月，經南關區法院判決，認定劉益旺一貫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在益發合時大量盜騙國家財物，書寫反動日記，在八中又趁整風之機，瘋狂地向党進攻，已構成反革命罪，依法判處管制3年，開除公職，送勞動教養。
1958年8月到1962年6月，劉益旺經歷了3年零10個月的勞動教養，先後在吉林、柳河、輝南、金川等地，採過礦、煉過鐵、修過路、伐過樹。1960年冬，患乾瘦病，幾成餓殍。儘管熬到解除勞教，仍未恢復自由，被強制留在勞改單位就業。從1962年到1970年這8年間，劉益旺做為一名勞改單位的就業職工，戴著“反革命分子”帽子，繼續勞動改造，到過敦化太平嶺白土礦，又到天崗採石場，最後被集中到鎮賚勞改農場。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國務院頒布《公安六條》，加強了對“五類分子”的監管。1968年9月，劉益旺與另幾名“右派”同時被捕，他再次蹲監坐獄。逼迫他供認自己參加了一個叫做“反共救國軍”的反革命集團，因為他是益發合“少東家”，當上了“反共救國軍”的“財政部長”。在小號關押19個半月，株連家屬。妻子倍受煎熬，被迫與他離婚。
1970年夏，劉益旺被從鎮賚勞改農場遣送到榆樹縣閔家公社康家大隊落戶，仍戴“反革命分子”帽子，監督勞動。幸虧當地質樸的農民對他多有憐憫和同情，他又能利用自己的知識輔導本村的幾個學生成材，因此他在農村得以保存自己。
1979年4月，他的錯劃右派問題得到改正，回長春與親人團聚，在八十一中任教。南關區法院複查了21年前的“劉益旺反革命案件”，改判無罪；鎮賚勞改農場也寄來了關於“反共救國軍財政部長”案件的平反通知書。
劉益旺在八十一中的課堂教學深受學生歡迎，被評為優秀教師；業餘在外兼課，直至67歲，因聽力漸衰才退下講台。
1983年，劉益旺因與工商界的歷史淵源，被調到民建吉林省委機關任宣傳處長，1988年退休。此間他突出的成績是辦學，尤其是為部隊辦班，培養軍地兩用人材。退休後他個人仍未間斷此項工作，直到75歲。兩次被評為擁軍優屬先進個人。
人物簡介
劉益旺是學歷史的，很喜愛歷史。儘管他青年時期曾一度涉足工商界而招來了半生禍災。在新的歷史時期，仍執著地以搶救工商史料為己任，走訪了許多老一代的工商業者，查閱了大量的文字材料，整理出近20篇“老字號”廠史、店史和工商人物傳記。其中有《我記憶中的京東劉家》、《長春益發合興衰始末》、《玉茗齋、玉茗魁、玉茗順》、《劉名遠與振興合》、《長春大車店行業記略》、《長春商會的成立及其變遷》、《吉林省傳統風味食品拾遺》、《田芝年傳》、《鄭硯耕傳》等等，這些文章多發表於省市政協編印的《文史資料》或收入《吉林省·人物誌》。他還與省政協合編了《吉林省工商史料專輯》。二十世紀90年代前半期，他先後接受吉林省民建、工商聯和長春市民建、工商聯的委託，編寫了《吉林省志·民主黨派工商聯志》里的“中國民主建國會吉林省委員會篇”和“吉林省工商業聯合會篇”及《長春市志·民主黨派工商聯志》里的“中國民主建國會長春市委員會篇”和“長春市工商業聯合會篇”，並兩次被評為修志的先進工作者。二十世紀90年代後半期，他撰寫了自己的回憶錄《我和我的家》，他希望通過交織在一起的家庭史、企業史和個人經歷，能夠折射出不同歷史階段的社會變遷以及民族工商業的興衰榮枯，給後人留下一部有價值的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