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程
安史之亂中，北方生靈塗炭，江淮以南則保持了相對的穩定與發展。劉展之亂是當時長江下游地區遭受的唯一一次嚴重戰禍，發生在公元760年至761年。
從《通鑑》的記載來看，造成這場嚴重戰亂的原因及其簡單：“展剛強自用，故為其上者多惡之。”據史料所載，劉展為淮西節度副使，“素有威名，御軍嚴整”，臨陣之時敵軍“望風畏之”，可見此人確實是個將才。這樣一個才望兼備的人恃才傲物，必然難以為上司所容，於是節度使王仲升通過監軍的宦官邢延恩上奏：“展倔強不受命，姓名應謠讖，請除之。”一句話造成了一場無法想像的大變亂。
根據邢延恩的謀劃，升劉展為都統淮南東、江南西、浙西三道節度使，然後在就任途中擒住他。但劉展竟索取了節度使的印節，率宋州兵七千下江南就任。原任李垣奉詔拒之，一觸即潰。劉展部將所向披靡。李垣等求救於平盧兵馬使田神功，最終平定了變亂。平盧軍在當地大掠十餘日，司馬光有關此事的最終評語是：“安史之亂，亂兵不及江淮，至是，其民始罹荼毒矣。”
影響
劉展事件多方面地暴露了八世紀中葉唐帝國的衰落和危機。首先，宦官干政至此已成為一個極其尖銳的問題。在這場事件中，邢延恩以宦官出任監軍使，為誅殺劉展而奔走於淮西、宮廷及江南之間，扮演了一個舉足輕重的角色。淮西節度使王仲升要除掉劉展，但畏其手握強兵而不敢輕舉妄動，於是要結交邢延恩向皇帝進言。（想來劉展對節度使都“剛強自用”，大概也就不會曲意結納一個監軍的宦官。）而此時的肅宗朝廷，只聽了邢延恩幾句話就同意捕殺一員大將，《通鑑》中只有極其簡潔的三個字：“上從之。”可見當時的宦官勢力，已達到內對皇帝、外對地方進行操縱的地步。對肅宗本人和當時政局來說，劉展事件還是相對比較次要的。就在這場事件前後，《通鑑》還載有兩件更為驚人的宦官干政事件。一是李輔國以兵馬強迫劫持上皇唐玄宗遷宮，一是魚朝恩阻撓朝廷任郭子儀為帥北抗安史叛軍。這兩件事，一件關係到皇帝的父子親情和千載孝名，另一件更關係到整個國家的戰亂與安寧，但結果都由宦官拿了主意，此時宦官把持朝政的深度與廣度，其實已不亞於晚唐之時了。邢朝恩謀殺劉展，就是在這樣的大環境下進行的。
劉展之亂還表明，當時的唐帝國已趨於瓦解，中央對地方已失去了控制。劉展事件實質上是一場地方權力鬥爭。淮西正副節度使王仲升與劉展不睦，邢延恩作為朝廷派往地方的監軍使，本來是用於監視並控制地方軍鎮的一個工具，但他卻作為一方，直接參與了地方權力之爭。在這場鬥爭中，沒有任何中央政權在起作用，歸根結底，朝廷是以一場大戰亂為代價，替王仲升除掉了劉展。所以《劍橋中國隋唐史》在談到這個問題時，用了一個耐人尋味的詞語：他說這場戰爭是“令人難以分清敵友的”。在這場事件中，從頭到尾都流露出朝廷對地方的權力失控。劉展調任江淮，本應單身赴任，但他竟能“悉舉宋州兵七千南下”，可見這支吃皇糧的正規軍實際上已經成為他的私人衛隊，完全脫離了朝廷的政令軍規。李垣等求救於平盧兵馬使田神功，並“許以淮南金帛子女為賂”，“神功及所部皆喜”，不等朝廷下詔，便迫不及待地殺入江淮，《通鑑》極具諷刺意味地寫道：“至彭城，詔書乃下。”這詔書已完全是一紙空文，不受任何人理睬。田神功所部大掠廣陵、楚州，“殺商胡以千數，城中地穿掘略遍”，而沒有得到任何責罰。此時的大唐帝國治下，變亂的地方軍固然是“逆賊”，平亂的地方軍實際上也是公開的強盜。國法軍紀，已失去任何約束力。這種情況與晚唐的藩鎮割據局面相比，也只是程度上的深淺不一了。
劉展事件的同一時期，唐朝各地曾發生過多起類似的規模不大不小的變亂。一般講來，這些變亂者都沒有很大的實力和野心，即使劉展起事成功，也不過真的占據所任淮南東、江南西、浙西三道，做一個割據的節度使，不可能像安祿山那樣攻占兩京，僭號稱帝。但劉展事件和與其相仿佛的這些變亂都發生在安史之亂的過程中，在很大程度上牽涉了唐王朝平定安史叛軍的精力，客觀上延長了安史之亂的時間，對封建國家的繁榮與安定起了反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