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田直典

1936年,進入東京帝國大學東洋史學科。 西嶋在1950年的歷史學研究會上,發表了《古代國家的權力構造》。 1993年)元史研究前田直典對中國史的具體成果,主要是元代的研究,論文多收錄在《元朝史の研究》中。

前田直典(1915-1949),日本著名漢學家元史學家。1915年11月18日生於京都。父親名直造。1928年畢業於東京市立臨川國小。幼時,隨父親工作的轉動,先後轉住廣島札幌熊本等地。1936年,進入東京帝國大學東洋史學科。曾到中國西安等地旅行。1939年畢業,進大學院。導師是加藤繁。1940年因急性腦炎造成下半身不遂,退學。1941年10月復學,受和田清指導。1947年從東京帝國大學大學院期滿退學。學習期間先後為善鄰學會蒙古研究所、亞洲文化研究所工作。專攻元史。1949年病死,年僅35歲。

師承

加藤繁、和田清

交遊

神田信夫、影山剛、山田信夫

主要著作

《元朝史の研究》,東京大學出版會,1973年)

學術評價

前田直典雖然活得不長,就具體的研究成果而言也不能說有很多,但是,在談到日本戰後的史學研究時,是必須要提到他的。1948年,他發表的“東亞古代的終結”(《歷史》第1卷第4號,後收入所著《元朝史の研究》),在日本的史學研究界激起了軒然大波,引發了日本史學界有關中國歷史分期的大討論。不僅在日本,而且波及到中國。
數十年來,在日本漢學界占有主流地位的,是以內藤湖南為代表的中國史的“上古”(有史之始到後漢中期)、“中古”(南北朝)、“近世”(宋元到清後期)、“近代”(清後期以來)的“四分法”(這是京都學派的分法,自內藤提出後,京都派的學者又多少有些修正,如宮崎市定、宇都宮清吉等,但基本的框架並無變化。關於內藤的分期法,參見《日本漢學史》第一部。)但是前田對此提出了挑戰。認為:秦漢時代到唐代,中國社會並沒有時代性的質的區別,所以,這期間不應該像京都派那樣,以魏晉為界分為兩個時期。他還認為,宋代是中國封建社會的開始時期。而到現代,中國又進入了一個新時期。
他的論文中雖然沒有具體論說,實際是主張中國古代社會的“三段說”,即唐以前是“古代”、宋以後到近代為“中世”、近代。他的這一看法和京都派的主要區別,在於對魏晉時代的看法。特別是對這一時期從事耕作勞動的,是否是奴隸的判斷。以此問題為中心,史學界進行了論爭。
對前田的觀點加以闡發,並加以系統化和理論化的,是他的朋友西嶋定生。西嶋在1950年的歷史學研究會上,發表了《古代國家的權力構造》。在贊成中國歷史“三段說”的同時,強調了中國社會的特殊性,並根據歷史唯物主義的社會發展學說即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的觀點,對這“三段說”進行了論述,認為中國的古代社會,從原始社會以後,也有奴隸社會、封建社會等階段,這一分期的方法在當時受到相當的支持。是日本漢學界對中國歷史分期法的兩種主要的看法之一。
前田直典和西嶋定生的這一論說,日本學者認為,實際上受到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相當的影響。(參見谷川道雄主編《戰後日本的中國史論爭》,16頁,河合教育研究所, 1993年)

元史研究

前田直典對中國史的具體成果,主要是元代的研究,論文多收錄在《元朝史の研究》中。其內容大致分為三類:

1,元代的經濟史,主要是貨幣研究

論文有《元的紙幣樣式》、《元代的貨幣單位》、《元代鈔的發行制度和流通狀態》、《元朝時代紙幣的價值變動》等。從貨幣的角度對元代的經濟進行了研究。其中,他所作的元代金銀價格指數表,對了解元代的經濟發展頗有參考價值。

2,元代的行政制度研究

主要論文有《元朝行省的形成過程》。在此文中對日本青山公亮《關於成吉思汗時代的所謂漢官特別是行省》(載《市村[瓚次郎]博士古稀紀念東洋史論集》)、青木富太郎《元初行省考》(《史學雜誌》51-4、5)、譚其驤《元福建行省建制沿革考》(《禹貢》2-1)、《元陝西行省建制沿革考》(《禹貢》3-6)、鄧禹嗣《行省的意義及其演變》(《禹貢》3-10)等論著中提出的有關元代“行省”的看法進行了商榷。
他注意到,各種史料中出現的“行省”一詞,最初只是在漢人的文化人中使用,漸漸地,在中國的蒙古人也用了起來,到了忽必烈即位時,成了各種人種都通用的話語。他又對蒙古的“行省”的實體進行了探討,認為蒙古政權中的行省實際上可以分為五類:“外地統治行省”、“路的行省”、“軍前行省”、“處理臨時事務的行省”、“征討分省的行省”。這五類中,除了“外地統治行省”以外,連續存在的很少,只有“外地統治行省”是蒙古國初以來到元代末年都存在的地方統治機構。根據對各種行省的考證,他的結論是:“元朝的所謂十行省、中書省有時是尚書省,是和內地(內腹)統治機關相對的,相當於外地的統治機關,其原型在於成吉思汗朝以來的蒙古人或北方人的外地統治樣式中,在本質上決不是蒙古人為政者模仿或採用震旦的制度而造出的。”(《元朝史の研究》188頁)從而對這一有關元代行政史研究的重要問題,提出了新的見解。

3,對民族交通的研究

主要論文有《十世紀時的九族韃靼》、《神應天皇朝的時代》等。《十世紀時的九族韃靼》已翻譯成中文(見中華書局《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9卷,1993年)。此文論述的是宋代王延德《使高昌記》(見《宋史》卷409《高昌傳》,《文獻通考》卷336《車師前後王傳》,王明清《揮塵前錄》卷4等所收,王國維有《使高昌記校錄》,見《王忠愨公遺書》外編所收《古行記校錄》)中所涉及到的“九族韃靼”。他對這以前日本的小野川秀美、松井等、箭內亘等學者所主張的韃靼是屬於“羌族系統”,主要生活在“河西地區”的看法進行了批駁,認為“九族韃靼,或阻卜是以漠北鄂爾渾河為本據的蒙古系的種族。”(見《元朝史の研究》234頁)對此進行了詳細的考證,令人讀來饒有興味。“神應天皇朝的時代”等則從交通史的角度,對日本史上的神應天皇時期進行了探討。
要之,前田直典不僅在巨觀的中國歷史分期問題上獨創新說,而且在元代歷史研究的具體考證上也思路清晰,見地深銳,多有建樹,顯現出傑出的史學才華。他可以說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中國史研究轉折的象徵。遺憾的是,英年早逝,未能留下更多的成果。悲哉。[所據資料:《元朝史の研究》,東京大學出版會,197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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