師承
加藤繁、和田清交遊
神田信夫、影山剛、山田信夫主要著作
《元朝史の研究》，東京大學出版會，1973年）學術評價
前田直典雖然活得不長，就具體的研究成果而言也不能說有很多，但是，在談到日本戰後的史學研究時，是必須要提到他的。1948年，他發表的“東亞古代的終結”（《歷史》第1卷第4號，後收入所著《元朝史の研究》），在日本的史學研究界激起了軒然大波，引發了日本史學界有關中國歷史分期的大討論。不僅在日本，而且波及到中國。數十年來，在日本漢學界占有主流地位的，是以內藤湖南為代表的中國史的“上古”（有史之始到後漢中期）、“中古”（南北朝到唐）、“近世”（宋元到清後期）、“近代”（清後期以來）的“四分法”（這是京都學派的分法，自內藤提出後，京都派的學者又多少有些修正，如宮崎市定、宇都宮清吉等，但基本的框架並無變化。關於內藤的分期法，參見《日本漢學史》第一部。）但是前田對此提出了挑戰。認為：秦漢時代到唐代，中國社會並沒有時代性的質的區別，所以，這期間不應該像京都派那樣，以魏晉為界分為兩個時期。他還認為，宋代是中國封建社會的開始時期。而到現代，中國又進入了一個新時期。
他的論文中雖然沒有具體論說，實際是主張中國古代社會的“三段說”，即唐以前是“古代”、宋以後到近代為“中世”、近代。他的這一看法和京都派的主要區別，在於對魏晉時代的看法。特別是對這一時期從事耕作勞動的，是否是奴隸的判斷。以此問題為中心，史學界進行了論爭。
對前田的觀點加以闡發，並加以系統化和理論化的，是他的朋友西嶋定生。西嶋在1950年的歷史學研究會上，發表了《古代國家的權力構造》。在贊成中國歷史“三段說”的同時，強調了中國社會的特殊性，並根據歷史唯物主義的社會發展學說即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的觀點，對這“三段說”進行了論述，認為中國的古代社會，從原始社會以後，也有奴隸社會、封建社會等階段，這一分期的方法在當時受到相當的支持。是日本漢學界對中國歷史分期法的兩種主要的看法之一。
前田直典和西嶋定生的這一論說，日本學者認為，實際上受到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相當的影響。（參見谷川道雄主編《戰後日本的中國史論爭》，16頁，河合教育研究所， 1993年）
元史研究
前田直典對中國史的具體成果，主要是元代的研究，論文多收錄在《元朝史の研究》中。其內容大致分為三類：1，元代的經濟史，主要是貨幣研究
論文有《元的紙幣樣式》、《元代的貨幣單位》、《元代鈔的發行制度和流通狀態》、《元朝時代紙幣的價值變動》等。從貨幣的角度對元代的經濟進行了研究。其中，他所作的元代金銀價格指數表，對了解元代的經濟發展頗有參考價值。2，元代的行政制度研究
主要論文有《元朝行省的形成過程》。在此文中對日本青山公亮《關於成吉思汗時代的所謂漢官特別是行省》（載《市村[瓚次郎]博士古稀紀念東洋史論集》）、青木富太郎《元初行省考》（《史學雜誌》51-4、5）、譚其驤《元福建行省建制沿革考》（《禹貢》2-1）、《元陝西行省建制沿革考》（《禹貢》3-6）、鄧禹嗣《行省的意義及其演變》（《禹貢》3-10）等論著中提出的有關元代“行省”的看法進行了商榷。他注意到，各種史料中出現的“行省”一詞，最初只是在漢人的文化人中使用，漸漸地，在中國的蒙古人也用了起來，到了忽必烈即位時，成了各種人種都通用的話語。他又對蒙古的“行省”的實體進行了探討，認為蒙古政權中的行省實際上可以分為五類：“外地統治行省”、“路的行省”、“軍前行省”、“處理臨時事務的行省”、“征討分省的行省”。這五類中，除了“外地統治行省”以外，連續存在的很少，只有“外地統治行省”是蒙古國初以來到元代末年都存在的地方統治機構。根據對各種行省的考證，他的結論是：“元朝的所謂十行省、中書省有時是尚書省，是和內地（內腹）統治機關相對的，相當於外地的統治機關，其原型在於成吉思汗朝以來的蒙古人或北方人的外地統治樣式中，在本質上決不是蒙古人為政者模仿或採用震旦的制度而造出的。”（《元朝史の研究》188頁）從而對這一有關元代行政史研究的重要問題，提出了新的見解。
3，對民族交通的研究
主要論文有《十世紀時的九族韃靼》、《神應天皇朝的時代》等。《十世紀時的九族韃靼》已翻譯成中文（見中華書局《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9卷，1993年）。此文論述的是宋代王延德《使高昌記》（見《宋史》卷409《高昌傳》，《文獻通考》卷336《車師前後王傳》，王明清《揮塵前錄》卷4等所收，王國維有《使高昌記校錄》，見《王忠愨公遺書》外編所收《古行記校錄》）中所涉及到的“九族韃靼”。他對這以前日本的小野川秀美、松井等、箭內亘等學者所主張的韃靼是屬於“羌族系統”，主要生活在“河西地區”的看法進行了批駁，認為“九族韃靼，或阻卜是以漠北的鄂爾渾河為本據的蒙古系的種族。”（見《元朝史の研究》234頁）對此進行了詳細的考證，令人讀來饒有興味。“神應天皇朝的時代”等則從交通史的角度，對日本史上的神應天皇時期進行了探討。要之，前田直典不僅在巨觀的中國歷史分期問題上獨創新說，而且在元代歷史研究的具體考證上也思路清晰，見地深銳，多有建樹，顯現出傑出的史學才華。他可以說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中國史研究轉折的象徵。遺憾的是，英年早逝，未能留下更多的成果。悲哉。[所據資料：《元朝史の研究》，東京大學出版會，197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