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對話主義
“全球對話主義”是金惠敏先生提出的一個新的哲學概念。作為對現代性和後現代性哲學的揚棄與超越，它是在對“主體間性”、對話主義、他者、差異等後現代理論資源進行綜合性改造的基礎上，提出的一項適應全球化時代文化政治訴求的新的理論綱領。第一，作為“他者”的對話參與者是其根本；第二，“全球”不是對話的前提，甚至也不是目的，它是對話之可期待也無法期待的結果，因為，這樣的“全球”以他者為根基，是“他者間性”之進入“主體間性”，是他者之間的主體間性的相互探險和協商，沒有任何先於對話過程的可由某一方單獨設計的前提；然則，第三，“他者”一旦進入對話，就已經不再是“絕對的他者”了，對話賦予“絕對的他者”以主體性的維度，就其定義說，所謂“主體性”就是有能力去改變客體，而同時也將被客體所改變，順便指出，“主體間性”的一個主要意思就是對主體之間相互改變的承認。全球化，作為“全球對話主義”，將既包涵了現代性，也開放了後現代性，它是對二者的綜合和超越。“全球化”是一種新的哲學，如果需要再給它一個名字的話，“全球對話主義”將是一個選擇。“對話主義”同時假定了對話參與者不可穿透的個體性存在與對這種存在的話語性超越，“全球”是對這種超越性的一個強化描述。也就是說，全球對話主義旨在在當代世界文明的衝突中指出一條哲學的出路，它既是全球化時代對中國現代性問題作出的理論回應，也是為解決當代世界文化衝突所作出的現實思考，它不僅具有國內意義，更具有國際意義；不僅具有理論意義，亦具有實踐意義；不僅是一種認識論，亦是一種方法論。可以肯定的是，“全球對話主義”至少在解決例如“文化帝國主義”這樣全球時代文化研究的重大問題時，將能夠同時避免“大全”（“全域主義”）和“整體”（“球域化”）的文化帝國主義嫌疑，以及由於對客群能動性的強調而導致的對“文化帝國主義”的全然無視。甚至，或許也不是不可以期待在霍爾之後重新闡釋“文化間性”尤其是它在未來的種種新的可能性。
從其“全球對話主義”出發，金惠敏先生提出對“中國後殖民主義”的批判，他闡述說：“兩種思想的對立是拋棄抑或固守中西二元對立模式。……中國作為全球性大國，應當為“全球意識形態”、“全球知識”做出貢獻，而不是僅僅以守持‘中國特色’為滿足。強調特色，實際上就是在國際話語體系中的自我邊緣化，是封建時代的小女子作態，大丈夫不為也。絕非危言聳聽:‘中國後殖民主義’一日不予清算，中國便一日無緣於全球性大國！成為全球性大國需要‘全球對話主義’，儘管也需要別的什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