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對於“張王”與“元白”之間新樂府創作的關係，學界或以為元白曾影響張王，或以為張王曾影響元白。這兩種認識都是缺少根據的。他們的新樂府創作年代不同，各自獨立，風貌各異，彼此之間並無太多的聯繫。
元稹不同時期的新樂府創作
要弄清張王與元白新樂府創作的關係，先須考察各自新樂府的創作情況
張王詩歌佚失很多，但其新樂府現存數量仍然可觀。宋郭茂倩《樂府詩集》收錄張籍樂府55首，王建54首，其中新題分別就有19首、12首。郭氏對新樂府的收輯比較苛刻，如按葛曉音對“新樂府”的界定統計，二人現存新樂府均在六七十首左右(王建百首《宮詞》不計在內)，要占到各自樂府總數的三分之二。關於張王樂府的創作年代，自明以降，人們的認識已模糊不清，如高棅《唐詩品匯總序》即言“下暨元和之際，則有……張王樂府，得其故實，元、白敘事，務在分明”，許學夷《詩源辯體》也說“元和間，韓愈……張籍、王建、白居易、元稹諸公群起而振之……中唐古、律之詩至此為大變矣”，他們都認為張王樂府創作於元和時期。這種認識也許影響了王闓運、聞一多。
張籍張王現存可以大致確定創作年代的樂府，基本作於貞元時期。張籍樂府如《西州》、《關山月》、《征婦怨》，張國光以為反映的是貞元初唐廷與吐蕃之間的“民族矛盾”，故均當作於貞元初；《築城詞》張國光以為當以貞元九年德宗“詔復築鹽州城”為背景，當作於貞元九年後不久。《洛陽行》雲“御門空鎖五十年，稅彼農夫修玉殿”，唐玄宗最後一次幸洛陽宮在開元二十四年，此後唐皇帝不再幸東都，“五十年”後當是貞元二年，則詩當作於貞元二、三年間。《董公詩》頌汴
王建王建樂府同樣如此。例如《從軍行》(《全唐詩》作《古從軍》，本文所引張王“古題”均依《樂府詩集》)雲“漢家逐單于，日沒處河曲……聞道西涼州，家家哭婦女”，當以貞元初吐蕃侵擾隴西，唐廷出兵抗擊為背景，故詩當作於貞元初。《關山月》寫行軍之苦，有“金莎嶺西看看沒”語，“金莎嶺”即今新疆博格達山(烏魯木齊東部)；據《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三知貞元六年吐蕃陷北庭都護府，則詩當作於此年前。《隴頭水》(《全唐詩》作《壟頭水》)有感於吐蕃陷北庭都護府，隴外之地盡失，當作於貞元六年後的幾年中。《行宮詞》雲“休封中嶽六十年，行宮不見人眼穿”。《舊唐書·玄宗本紀》載，“天寶五載春正月……封中嶽為中天王”，由天寶五載後推60年為貞元二十一年。
張王現存樂府中有不少是二人間的唱和之作，它們基本作於早年求學時期。可以判定是這種作品的大致有三類。第一類是唐代唯有張王或除張王外很少有他人創作的同題樂府。例如：《望行人》，屬“漢橫吹曲”，古辭早失，後來只有張、王藉此題寫思婦對遊子的思念；《思遠人》、《寄遠曲》、《北邙行》，均為張王自製的新題，唐代唯有二人創作，且二人之作內容大致相同；《促促詞》(王建詩《全唐詩》作《促刺詞》)也是新題，唐代只有張、王和李益作有此題。二人作有這類同題樂府，當不是巧合，而是因為互相唱和。第二類是其某些同題擬樂府。它們雖擬的是前人或時人常擬的舊題，但較前人之作有更多的相似性。如《關山月》，屬“漢橫吹曲”古題，前人擬作均寫征人題材，張王之作略有不同，寫的是西域的征戰生活，且有反戰題旨。《烏棲曲》，為“清商曲辭·西曲歌”古題，前人擬作多寫愛情或男女尋樂，只有李白寫及帝王，張王均繼承並發展了李白的寫法。《別鶴》、《短歌行》、《從軍行》(張籍詩見陳貽闓主編《增訂注釋全唐詩》“新補”)等都是這類作品。第三類是其某些異題樂府。它們或“同源”，或題材、內容等有很多的相似性，也應是唱和之作。如張籍《宛轉行》、王建《宛轉詞》同為晉“琴曲歌辭”《宛轉歌》的“變題”，且都寫思婦題材。王建《隴頭水》為“漢橫吹曲”《隴頭》的“變題”，與張籍《隴頭》(《全唐詩》作《隴頭行》)“同源”，均寫征人對“胡騎”侵占隴西之地的悲慨。再如王建《射虎行》與張籍《猛虎行》、王建《秋夜曲》與張籍《秋夜長》同樣是這類“同源”之作。二人有些新樂府如張籍的《寄衣曲》和王建的《送衣曲》，雖然題目稍異，但題材、內容相似，而且在唐代絕無僅有，也當是二人之間的唱和之作。
張王樂府筆者粗略統計，張王現存樂府中可以判定是同題唱和的有11題，即《寄遠曲》、《白薴歌》、《關山月》、《促促詞》、《思遠人》、《北邙行》、《別鶴》、《烏棲曲》、《望行人》、《短歌行》、《從軍行》；可以判定是異題唱和的至少也有12組，即《猛虎行》《射虎行》(前張詩後王詩，下同)、《秋夜長》《秋夜曲》、《寄衣曲》《送衣曲》、《涼州詞》《涼州行》、《古釵嘆》《開池得古釵》《失釵怨》(後兩首王詩)、《隴頭》《隴頭水》、《離宮怨》《古宮怨》、《宛轉行》《宛轉詞》、《烏夜啼引》《烏夜啼》、《雀飛多》《空城雀》、《離婦》《去婦》、《征婦怨》《渡遼水》，兩者共23題(組)，其中新樂府的唱和就近一半。
張王詩歌唱和主要在早年同學“鵲山漳水”時期和元和八年以後同官長安時期。兩個時期唱和的詩體是不同的。王建《送張籍歸江東》寫二人早年的同學生活云：“君詩發大雅，正氣回我腸。”“君詩”當包括張籍同王建唱和之作，而“大雅”、“正氣”則主要針對樂府詩而言。張籍《酬秘書王丞見寄》寫二人後期的同官生活云：“今體詩中偏出格，常參官里每同班。”“今體詩中偏出格”即指他們後期的創作。可見，張王早年唱和的主要是樂府詩，後期則主要是“今體詩”。
總之，張王新、古題樂府多數創作於貞元年間。元和以後，雖然二人還創作樂府，如張籍《傷歌行》諷“楊憑貶臨賀尉”，作於元和四年，《沙堤行呈裴相公》有感於裴度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作於元和十年，王建《東征行》寫裴度東征蔡州吳元濟，作於元和十二年，但數量已非常少，景凱鏇《孟賈異同論———兼論中晚唐詩歌的分期》即雲，“張籍早期以所作樂府歌行著稱於世”，王建“樂府歌行大都作於他元和八年入仕之前”。
我們再看李、元、白的新樂府創作情況。李紳的新樂府全部佚失，但其《樂府新題》二十首作於元和四年已是定論。元稹新樂府《樂府詩集》收錄24首，為《和李校書新題樂府十二首》，和劉猛、李余之作(共19首)11首以及《八駿圖》；如將《元稹集》中輯入樂府的《連昌宮詞》、《望雲騅馬歌》以及可能為近代曲詞的《有鳥二十章》、《有酒十章》等均計入新樂府，則有70首左右。據卞孝萱《元稹年譜》、楊軍《元稹集編年箋注》，知元稹新樂府基本作於元和四年以後，例如代表作《和李校書新題樂府十二首》、《望雲騅馬歌》作於元和四年，《八駿圖》作於元和九年，和劉猛、李余之作11首作於元和十二年，《連昌宮詞》作於元和十三年。
白居易新樂府據其自輯的《白氏長慶集》所錄，主要為《新樂府》五十首。《新樂府》的創作時間今人說法不一，但基本認定成於元和四年後七年前。今天不少學者認為白居易新樂府還當包括《秦中吟》十首及其它少數古詩，如胡適《白話文學史》指出“《秦中吟》諸篇，都可說是新樂府”，葛曉音《新樂府的緣起和界定》亦認為“白居易的《秦中吟》和個別古詩如《采地黃者》也可列為新樂府”。《秦中吟》創作的大致年限白居易已有說明。《秦中吟十首並序》雲“貞元、元和之際，予在長安，聞見之間，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命為《秦中吟》”；又《傷唐衢二首》其二雲“憶昨元和初，忝備諫官位。……遂作《秦中吟》，一吟悲一事”，白居易“忝備諫官”即為左拾遺在元和三年四月至五年五月間，則《秦中吟》當作於是間或稍後。
元白詩箋證稿由上考述可知，張王創作新樂府主要在貞元時期，而元白主要在元和三年至七年間。認為張王受元白影響是不符合事實的。
唐代詩人元稹、白居易、張籍、王建的並稱。語出何世璂《然記燈聞》：“元白張王諸作，不習前人樂府之貌而能得其神者，乃真樂府也。”參見“元白”、“張王樂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