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身顯貴
傅筱庵，出生於1872年，浙江省鎮海縣人，15歲時進入上海英商造船廠做工，因粗通英語，又處處取媚於外國資本家，很受賞識，短短3年就被提升為領班，專管工人工資等事。
他是一個心貪手辣的傢伙，依靠剋扣工人的血汗收入，攢集了一筆錢，在浦東購置房產，出租得利。後又結識了上海在浦東占有大量房地產的嚴筱舫之子嚴子均，代嚴家兼管房地產的經租業務。
此後，傅筱庵就憑著他與外國人和上海富商的關係，到處鑽營，輾轉夤緣，投入清末顯貴一時的盛宣懷的門下。
傅筱庵盛宣懷，字杏蓀，江蘇省武進縣人，依附李鴻章辦洋務起家，成為李鴻章的親信黨羽。
他先後出任天津道台、電報總局總辦、郵傳部尚書、招商局督辦等要職。
1897年盛奉特旨創辦了中國第一家商業銀行——中國通商銀行。盛杏蓀從政又經商，在上海進行房地產投機，漲價則視為己業，價落則撥歸公產，所搜刮的房地產多於猶太商哈同。
後來，李鴻章失勢，但盛已掌握了招商局輪船公司，京漢、粵漢、滬寧、滬杭甬等鐵路；工礦企業有漢冶萍煤鐵礦公司；銀行有中國通商銀行等。
為清末近代工業中最大的壟斷者，也是大官僚中最大的工商業資本家。
當年，傅筱庵年少乖巧，頗得盛家帳房的賞識和歡心，就把他推薦到盛杏蓀府中充當專管浦東房地產的經租。
他天資聰明，又肯鑽研，隨文牘教授學習中英文，增長了不少知識。
他平日小心翼翼，侍候主子。
當時馬車在上海風靡一時，當他得知主子第三如夫人愛坐馬車，而她坐的馬車還顯不出她的榮華富貴時，就大動腦筋，用平日積蓄的錢，設計採辦了一輛小巧玲瓏、富麗堂皇、藤椅式的車輿，奉獻給第三如夫人。
藤輿配以白馬，獨樹一幟，路人為之側目。盛氏寵妾在傅筱庵阿諛奉迎之下，多次美言傅於盛杏蓀，傅終拜盛杏蓀為“乾爹”。
由於盛杏蓀的提攜和扶植，傅筱庵晉升為盛氏總帳房的幫辦。
傅筱庵勤於職守，管理盛氏財產，並井有條。他能幹而有魄力，受到盛杏蓀的賞識，成為盛杏蓀對內掌管私人財產、對外負責交涉和聯絡的頭等親信。傅筱庵周鏇在盛杏蓀幕府，開始廁身於紳商之列，在盛杏蓀控制的企業中擔任招商局船舶科科長、產業科科長，成為盛氏的得力助手和代理人。
傅筱庵還先後擔任過長利洋行和美興洋行的總買辦，推銷外國的電器五金，經常奔走於朱葆三門下。朱葆三也是當時一躍為上海工商界顯赫一時的人物。有“道台一顆印，不及朱葆三一封信”之說。朱葆三除自營慎餘五金號外，還與嚴子均、傅筱庵合夥開設一片“祥大源五金號”於虹口百老匯路。這爿五金號包攬了招商局輪船上所用的全部五金。傅筱庵以官僚、買辦和商號老闆的三重身份，積累了千萬元以上的財產，並在浙江省鎮海原籍和上海都有大量地產。
政治投機
1905年，上海公共租界“會審公堂”審判中國官僚家屬蓄婢案。西人陪審官有侮辱中國人的言行，引起旁聽的中國人與租界當局和捕房的衝突，造成上海當時的“大鬧公堂案”。公共租界的中國商人全體罷市，以示抗議。後來朱葆三、虞洽卿和傅筱庵，與上海道台袁海觀挨戶勸告租界上的中國商人開市。
1906年，傅筱庵又出了一計，與朱葆三、虞洽卿組織萬國商團中華隊，配合帝國主義鞏固租界治安，藉此掌握了一部分武裝力量。
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滿清政府指使盛杏蓀宣布鐵路國有。
實際上是把湖廣、粵漢、川漢鐵路路權拱手讓給了帝國主義，並強行接收湖北、湖南、廣東、四川的鐵路公司。
四川保路運動更激起人民的愛國之情。武昌起義後，清政府為了挽救其垂死命運，旨令將盛“即行革職，永不敘用”。有人建議把他“明正典刑”，以緩和人民的反清情緒，盛杏蓀（盛宣懷）就秘密向帝國主義使館求援。
先從北京逃往大連，鏇即溜到日本。
傅筱庵1911年11月上旬，上海光復，各界代表推選陳其美擔任滬軍都督。傅筱庵向陳其美吹拍奉承。
盛杏蓀逃往日本的訊息傳出後，上海各界人士認為盛杏蓀（盛宣懷）畏罪潛逃，應將其官僚資本充公。
而陳其美竟庇護之，反對追查其罪狀，沒收其財產，甚至說：“現在就沒收私人財產，仍未足以折服該家屬之心。”傅筱庵更是惶惶然，在商界人士集會時，他恬不知恥地當眾叩頭哀求免予沒收盛的財產，自稱是盛杏蓀的代理人，暫為管理盛氏產業和盛氏各企業的股權。
盛杏蓀當年認為專放利息，最為穩實，便搞起投資典當來。
他投資的典當遍布於蘇州、江陰、無錫、常熟等城市，僅蘇州一地在辛亥革命時，被查封的就達八九處之多。這些在外埠的，因鞭長莫及，傅筱庵就無法代為管理了。
傅筱庵又與虞洽卿等勾結。都督府任命傅筱庵為滬關清理處主任。這是一個肥缺。他又施慣伎斂錢，為都督採購軍需器械，發了一筆橫財。
盛杏蓀於1916年病死於上海。他一生中所攫取到的財富竟達白銀6000萬兩。盛杏蓀一死，子孫爭奪遺產竟訴之於法庭。得了遺產的就花天酒地，一擲千金。盛家底子雖厚，到底有多少，卻無人知曉。傅筱庵就使用蠶食方法，把盛氏部分財產攫為已有。有時候他本人退居幕後，讓別人出場，低價收進，高價拋出，翻雲覆雨，無所不為。盛家後來一敗塗地。傅筱庵就是這樣一個得魚忘筌的人。
傅筱庵從1916年起任中國通商銀行董事，兼任招商局董事。他用籠絡、打擊、排擠等等手法，在股東中動腦筋，收進股票，高價拋出，擁資自重。在清政府時期，通商銀行系官商合辦；辛亥革命以後，招商局、電報局把通商銀行的認股悉數分派給各股東，作為股息金，分散到為數眾多的商股股東手裡。由於股權的轉移，商股股東達1600多戶，商股比重已占主要地位。傅筱庵乘機低價搜購商股，以充實他的股數。因此，從1919年開始，通商銀行的主要權力就落到該行董事傅筱庵的手中了。通商銀行第一任洋大班是英國人美德倫，第二任洋大班是馬歇爾；第一任華大班是陳笙郊，第二任華大班是謝綸輝。後來傅筱庵取得了第三任華大班的地位（後改為總經理）。該行原有9個總董，盛杏蓀一死，葉澄衷、嚴信厚、嚴芝楣、劉學洵等亦相繼去世，張振勛辭去總董，差不多2/3的總董都不在了。傅筱庵當權以後，首先在上海虹口、南市設立分行。分別由王心貫和方椒伯擔任分行經理，業務有所上升。1919年年終競盈利達17萬兩，為律行以來的帚高峰。傅筱庵為了討好股東，博取信任，決定將股息從8釐改為1分，後來再增加2厘。股東有利可圖，自然表示讚揚。在董事會上作出決議；嗣後關於存款、借貸、抵押各款及進出利息均須經博筱庵許可，方可照行。從此，通商銀行的實權就完全被傅筱庵掌握了。
效忠軍閥
傅筱庵在北洋軍閥期間，傅筱庵出任北洋軍閥政府的國務院高等顧問、財政部駐滬特派員、中國銀行監理官、上海造幣廠和全國菸酒公賣局監督等職，開始了他的宦海生涯。1919年五四運動在北京爆發，全國回響。上海總商會在5月9日發表通電，主張撇開和會，就青島問題單獨與日本交涉，為全國輿論所反對，正副會長因而辭職。虞洽卿和傅筱庵遂操縱會務。6月5日，在工人、學生帶動下，滬商會共同參加“三罷”（罷市、罷工、罷課）。不久，虞、傅兩人隨附地方當局的意圖，曾勸導商店開市，因被抵制而未能得逞。 6月10日，曹汝霖等人被撤職。訊息傳來，12日清晨，虞與傅等陪同地方官員上街勸告開業，而應者寥寥。直至下午學生會出面勸導，全市才正式復業。但經此一場“表演”，傅筱庵深受北洋政府的青睞。
傅筱庵的經濟地位，決定了他和當時人民革命運動的水火不相容。他開始利用金錢勾結北洋軍閥。當時北洋軍閥政府財政枯竭，依賴銀行貸款來維持殘局。傅筱庵總是搶先一步，在別家銀行不敢貸款時，他卻有求必應。等到北洋軍閥垮台時，借款已達230萬元了。
1921年4月，海軍軍費發不出，傅筱庵又幫了北洋軍閥政府海軍司令藍建樞與海軍第二艦隊司令杜慎臣一次忙。他倆到傅家去“哭訴”，傅筱庵就冠冕堂皇地說：“一則迫於公誼，拯救海軍於將潰。二則敦重交情，救二公於垂危，不揣綿力。”遂允借銀元25萬元。真是十足的假公濟私。
北洋軍閥政府的信用早已動搖，上海各商業銀行生怕借款多了收不回來，有時便不直接出面，而是採取化名的方式轉借。傅筱庵效忠於北洋軍閥，多次利用金錢支持軍閥內戰。傅這樣做是為了渾水摸魚。
1923年，上海總商會改選，傅筱庵與宋漢章爭選會長，相持不下，形成僵局，經總商會董協商改選虞洽卿為會長。
1924年2月，北洋軍閥國務總理兼陸軍總長段祺瑞任命孫寶琦為淞滬商埠市政會督辦，孫寶琦系清政府戶部侍郎、太師太傅孫治經之子，與盛杏蓀是兒女姻親。傅筱庵乃向他吹拍奉承，陰謀斂錢，在孫幕下獻計獻策，從事軍火交易，奔走周鏇於北洋軍閥的門下，後因皖系勢力退出淞滬地區，只落得個竹籃打水一場空。
傅筱庵1925年5月30日，上海發生五卅慘案，在中共領導下，6月1日起，全市工人、學生和絕大多數商店參加“三罷”鬥爭。當時銀行和錢莊業公會不執行罷市通告，照常開門營業。後因受到民眾的嚴厲指責，於6月3日銀行錢莊的職工也加入了罷市行列。銀行錢莊在大門口都掛上寫有“一體罷市”四個字的大紙牌。6月2日，上海成立工商學聯合會。上海總商會會長虞洽卿的住所被放置炸彈，以示警告。通商銀行傅筱庵和方椒伯當時分別擔任上海總商會的會董和副會長。他倆被工人運動的巨大威力嚇破了膽，不惜賣國投降，與總商會會長虞洽卿等人相勾結，在6月10日召開的上海總商會會員大會上，炮製了一個所謂“五卅事件委員會”。傅筱庵還在會上叫嚷什麼：“罷市系自殺政策，應想完善政策。”6月13日，傅筱庵以通商銀行總經理身份，設宴招待北洋軍閥政府派來的代表。並由虞洽卿、方椒伯、聞蘭亭，以及“五卅事件委員會”委員馮少山等作陪，企圖結束罷市。擅自將工商學聯合會提出的17項交涉條件改為13項。17日，上海10萬工人集會發表宣言：“總商會修改提出條件，是犧牲民眾利益，破壞國民團結，以與帝國主義妥協。本大會萬難承認。”19日，總商會又召開各業代表會議，認為繼續罷市損失太大，決議開市。26日商界單獨退出了全市的“三罷”鬥爭，宣告復業。
上海總工會副委員長劉華為反動派所忌恨，11月竟在滬被捕。1925年12月17日孫傳芳來滬，總商會設宴接風，傅筱庵也在座作陪。席間，日本商團代表對孫傳芳說：“劉華是中國勞工領袖，屢次煽動工運，如不重辦，上海秩序十分危險。”席上許多作陪者連稱：“上海商界甚望司令懲一儆百。”孫傳芳即席著副官以電話傳令淞滬警備司令嚴春陽，“秘密槍決，滅屍不宣。”當晚，劉華慘遭殺害。這充分暴露了傅筱庵等依附北洋軍閥頑固反對人民革命的醜惡嘴臉。
竊據上海總商會會長的“寶座”：1926年，上海總商會改選，傅筱庵在北洋軍閥孫傳芳卵翼下，當選為上海總商會第六屆會長，實現了他多年來的願望。傅筱庵的政治資本，就是所謂“三商一體”：商會、商報、通商銀行。他派該行秘書陳布雷立即辦《商報》，並任總編輯之職。傅筱庵一再表揚陳布雷是全國報界中不可多得的主持社論的高手。在這次改選中，虞洽卿落選了，不久他就與王曉籟等人另組織“上海商界聯合會”，與傅相抗衡。
傅筱庵與孫傳芳部下的武將王金鈺，氣味相投，稱兄道弟，狼狽為奸。除了運用通商銀行的資金力量支持孫傳芳的軍用開支外，還利用他當招商局董事的權力，為孫傳芳運送軍火和軍隊，阻撓北伐軍的東下。1926年，被孫傳芳徵用的招商局輪船達9艘之多，軍人搭輪可以免費。以致招商局在1926和1927兩年中虧損達404萬兩之巨。
北伐軍打敗了孫傳芳的主力，1927年3月26日，總司令蔣介石到達上海。當夜，虞洽卿先往龍華見蔣介石密談，共同商量決策。蔣在上海交易所投機失敗後，曾受虞的接濟，因此不忘舊情。次日，商界聯合會就派代表吳蘊齋、穆藕初等9人往見蔣介石。接見時，蔣明確表示：“此次革命成功，商界暗中助力，大非淺鮮，此後仍以協助為期……”商界聯合會比上海總商會先走了一著棋子，傅筱庵落後了，顯得非常被動。
蔣介石南京政府成立後，一手製造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上海商界聯合會與蔣介石一個鼻孔出氣，竟帶頭通電擁護，表示“願與三民主義同始終，對於當局清黨的主張願為後盾”。與此同時，傅筱庵更以上海總商會會長名義幫腔，說什麼：“闔市市民歡聲雷動，謹抒悃忱，竭誠擁護。”他在1927年4月19日商界人士午宴上更明目張胆地斥罵布爾什維克在中國之活動，譴責職工對僱主的態度，而對蔣介石一手製造的屠殺工人和共產黨員的慘案，竟盛讚其功績。
上海總商會與金融界，為蔣介石籌措軍費，連開幾次會議，大家面面相覷，皆不表態，惹惱了蔣介石。後來，傅筱庵心懷鬼胎，與上海滙豐銀行大班磋商，以捲菸印花稅票向滙豐銀行作抵押。洋商頤中煙公司以捲菸出廠稅來償還，並由上海各大銀行具保，總算解決了蔣介石的軍餉問題。
上海總商會與商界聯合會矛盾重重。蔣介石早與傅筱庵有宿怨，所以當他接到傅筱庵支持孫傳芳的罪行控告書後，當即借題發揮，認為上海總商會會長傅筱庵效忠於北洋軍閥，應予通緝，並沒收其財產。傅筱庵得知後，就秘密向日本大使館求援，由大使館派武裝衛隊護送他上外國輪船，逃往大連。在避居大連時，直接受日本侵略者的保護和豢養，成為著名的親日派人物。
傅筱庵被通緝逃往大連後，中國通商銀行總經理名義上由董事謝光甫代理，實權則掌握在傅的心腹王心貫手中。行中一切業務仍按傅的意圖進行，並經常向傅筱庵信電請示。這一段時間中的業務，只能勉強維持，傅筱庵人在大連，心在上海，時與知友通信，請求幫助早日撤銷通緝令。
傅筱庵有兩個“狗肉朋友”，一個是杜月笙，一個是張嘯林。杜月笙是青幫頭子。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時，曾由杜月笙出面，以10塊銀洋換取一個人頭的代價，雇用一批流氓、地痞，對中國共產黨和上海工人學生進行血腥大屠殺，至於張嘯林，先在杭州拱宸橋一帶聚賭欺騙，後到上海南市設賭場，是一個賭棍，曾在上海警備司令胡楓林部下當一個密探頭子。張與杜相勾結：杜販煙土，張設煙館。傅筱庵為了解除對他的通緝令，屢向知友求援，四處奔走。虞洽卿雖與傅筱庵有矛盾，但虞與傅原是沆瀣一氣，經杜、張拉攏，虞洽卿也就順水推舟，改變了態度，不再從中作梗。又由傅的心腹王心貫，通過厲樹雄，拉攏曾任國民政府北伐軍總司令部經理處處長的徐聖禪和軍政部軍需署署長的朱守梅（耐寒）加入中國通商銀行股東會。經過不少人替傅筱庵一再疏通，國民政府終於撤銷了對傅筱庵的通緝令。
重掌銀行
魔掌又伸進了中國通商銀行1931年傅筱庵從大連回到上海後，召開了中國通商銀行股東大會，決定資本改以元為單位。原來實收資本額為250萬兩銀兩，按照每兩1.4元折算，改為350萬元。不久，董事會改組，選出傅筱庵、朱子奎、王心貫、厲樹雄、孫衡甫、徐冠南、謝光甫、徐聖禪、朱耐寒、張嘯林、杜月笙等為董事。傅筱庵仍任董事長兼總經理，朱子奎兼經理，副經理為朱美田，襄理為胡宸圭，並重用有業務才能的擔任各分支行經理，如虹口分行經理朱煥文，南市分行經理於壽椿，愛多亞路支行經理陸少蓮等，又調整了總行各部門的負責人選。過去總行的帳冊簿據等全部用英文記賬的制度，此次決定改掉。這比海關用中文記賬要遲兩年。精簡機構，老弱冗員逐步淘汰，營業大有進展。該行為了擴大業務和鈔票流通範圍，除原有的寧波、定海兩個分支行外，於1932年起先後在漢口、南京、蘇州、廈門設立分行。在無錫、杭州設辦事處；南通、岱山設兌換處。中國通商銀行歷年發行鈔票的最高額是2999萬元。基本上接近同期存款3100萬元的水平。傅筱庵一再主張做“多單”，不做“缺單”，保持收支平衡，並有盈餘。
傅筱庵1933年，國民政府強令推行“廢兩改元”。廢兩改元以後，銀價大漲。這主要是受美國購銀政策的影響，國外市場購買白銀作為貨幣的金銀準備，美國需收購白銀 13億盎司。由於銀價高漲，就造成了白銀外流。美國在紐約、倫敦大量收購白銀，人為地提高銀價； 目的之一在提高用銀國的購買力，以利於美國產品向國外，特別是向中國傾銷，用以轉嫁經濟危機。當時，中國是銀本位國家，國內銀價遠比國外市場低。因此，在美國白銀政策影響下，為了追求暴利，大量白銀流向國外。公開武裝走私，猖獗一時。
筆者是在1934年春節經岳父朱美田介紹進中國通商銀行總行的。筆者的岳祖父是該行的元老，創辦時就任匯劃台主管。岳父朱美田是頂替，後升為總行副經理之職。筆者直到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才算離開。因此，這期間傅筱庵在中國通商銀行的所作所為，筆者是親眼所見，親耳所聞。
中國通商銀行雖稱為中國第一家商業銀行，但銀行形同衙門，傅筱庵哪裡是在辦銀行，分明是在做官，把銀行當作他任用私人的場所，更以此為進身之階，巴結權要。因此銀行中有李鴻章的長孫李幼良，軍閥王金鈺的兒子王麟公，傅筱庵的長孫，皆安插在會計科。傅筱庵對外揚言不收徒弟，而對蔣介石的表弟周靜波卻破了例，在所謂拜師禮節上醜態百出。按理周靜波應向“業師”傅筱庵磕頭，而傅筱庵卻也跪下還禮，險些來個師徒碰頭。傅筱庵跪下後連聲說：“蔣委員長的表弟何必如此多禮!”
那時，中國通商銀行每天晚上軋帳。如果總龍門缺頭寸，就要通知庫房把儲藏的準備金解給外商銀行和中央銀行國庫，這就忙煞了出店和保鏢，庫房裡一箱箱的銀元，百兩重的白銀大條和大元寶就扛上鐵甲車解送出去。白銀進入外國銀行，只進不出，統統運走。帝國主義在華銀行也趁火打劫，僅1934年下半年度，各銀行庫存現金就減少了2.5億銀元。白銀大量外流，引起了通貨緊縮，利率上升，物價慘跌，終於在1935年初，爆發了前所未有的工商業倒閉風潮。
呆滯放款比重大，這是中國通商銀行的一個致命傷。該行放款總額為2228萬元，其中26個大戶的呆滯放款達1276萬元，占放款總數的57%。其中最大的呆賬戶是北洋軍閥政府財政部，呆欠230多萬元。長期放了收不回的，有長興煤礦、招商局、漢冶萍煤鐵公司，僅這三個大戶就拖欠了500多萬元。加以工商業倒閉風潮，黃楚九的九移公司、日夜銀行，宣告破產，又吃進了一筆倒賬。中國通商銀行蘇州支行經理盧少棠、盧炳生父子共同侵占行款23萬元，還有“謝伯記”以大量房地產作抵押，拖欠本息達100餘萬元。在個人放款中，上海的虞洽卿、黃金榮、杜月笙、張嘯林等人，都向該行借用，從幾萬元到十幾萬元不等，長期拖欠不還。其它商業及個人方面的放款有15個重點戶，呆欠達400多萬元。呆賬把中國通商銀行架空了。
放款呆賬龐大是中國通商銀行經營腐敗的大暴露。為了彌補呆賬對資金周轉的影響，傅筱庵煞費心機，到處結交顯貴。他為了依靠盛家的姻親眷屬，以及北洋軍閥的後裔，不惜採用高利率的手段，登門拜訪，許願介紹他們的親屬來行工作。還有一個定期存款大戶－－華成煙廠給美麗牌香菸的商標費，只存不支，存款利率年息7—9%之間；個別的達到11%，遠比一般銀行利率高，藉此多爭取存款來彌補呆賬。
傅筱庵為了裝潢門面，欺騙社會，竟不顧本行“負債大於資產”的嚴重情況。從1934年起，在福州路、江西路轉角自建一座“中國通商銀行大廈”，交陶桂記營造廠承包。在1935年春末，大廈已建築就緒，俟驗收後結付尾款。傅筱庵以某些地方不合格為藉口，託詞拒付。陶桂記營造廠就帶領一批包工在總行大門口坐討，聲勢浩大，引起外界輿論譁然，市場傳說紛紜，傳言中國通商銀行將有大變化。 通商銀行落入官僚資本手中，爾虞我詐，岌岌可危。白銀風潮給上海工商業和人民生活帶來了空前的災難，卻給四大家族獨占金融和搜刮民脂民膏創造了條件。他們以“救濟金融恐慌”為藉口，除先後從江浙財閥手中搶走了中國、交通兩大銀行外，又唆使中央、中國、交通三家銀行積聚大批中國通商銀行、中國實業銀行、四明銀行等三家銀行的鈔票，一次向該三行兌現，造成擠兌風潮。中國通商銀行系三行中發生擠兌的最後一家。傅筱庵事前已估計到四大家族要來這一手，就乞求杜月笙與張嘯林向四大家族疏通不要併吞。杜、張一口答應：“有我們撐腰，不要害怕。”事實上，傅筱庵恰恰落進了杜月笙、張嘯林兩人的圈套。杜對傅講：“缺多少頭寸，儘管向中匯銀行來拆，這點小忙，做小弟的是應該幫的，但是還得做好充分準備。至於上面，盡力見機行事。”傅筱庵就決定把將落成的“通商銀行大廈”按已付部分的造價180萬元出讓。請杜、張轉達“上面”予以收購。兩人一口答應，將此事匯報給孔祥熙，孔就讓上海郵政儲金匯業局宋子良出面收購了這所大廈。宋子良將大廈的名稱立即更換為“建設大樓”。連夜動工把大廈的金字掉換名稱，引起外界紛傳：中國通商銀行連大廈也得出讓了。孔祥熙又出一計，通知中央銀行處處對通商銀行刁難。外商銀行也很勢利，藉口不予拆放。孔祥熙隨即通知宋子良，將購置大廈的款項首先償還中央銀行。
攆出通商，黯然下台，在1935年端午節前夕，傅筱庵又向中央銀行要求做抵押款300萬元，拼湊了一些有價證券送去作抵。過了端午節，傅筱庵認為難關已過，但突然接到中央銀行電話通知：“帳上沒有頭寸。”傅筱庵就急忙跑到財政部次長徐堪家裡下跪叩拜，哀求幫助，仍告無效。再加上杜月笙、張嘯林兩人在外邊大肆宣傳中國通商銀行即將倒閉的訊息，存戶紛紛提款。在內外交攻下，傅筱庵又去乞求杜、張兩人幫助維持殘局。杜、張兩人只是假客氣一番。此時，孔祥熙又火上加油，策劃了兼併整理的策略。在此山窮水盡、無可奈何之時，傅筱庵只好雙手捧了通商銀行資產負債清冊交給杜、張兩人維持殘局，便黯然下台，脫離了中國通商銀行。傅筱庵雖然下台，但給了他一個面子，改選為中國通商銀行常務董事、四明商業儲蓄銀行及江南鐵路公司董事、上海建設銀行及中國國貨銀行監察人、漢冶萍煤鐵廠礦公司董事長、外商耶松船廠的董事等職務。
在四大家族授意下，由中國通商銀行董事杜月笙、張嘯林“出面維持”，決定中央、中國、交通三家銀行各撥款100萬元解決中國通商銀行問題。在中央銀行撥款100萬元後，一場風潮才告平息。1935年6月7日上午，中國通商銀行召開董事會。四大家族為了勾結青紅幫，就讓杜月笙、張嘯林兩人接辦通商銀行，實際上是國民黨給兩人的一點酬勞。
中國通商銀行改組為“官商合辦銀行”，以杜月笙為董事長，張嘯林為副董事長，傅筱庵改任常務董事，並聘請顧詒轂為總經理，胡梅庵（以庸）為副總經理（系孔祥熙公館派），經理李祖基（李平書之子，系胡梅庵的內弟），副經理朱美田，襄理胡遠聲（胡梅庵之侄）。對於舊股拆價，經過一番討價還價，財政部只同意舊股按一成折價，後又改按一成半，即每百元按15元折成新股計算。中國通商銀行僅存舊股款52．5萬元，另由財政部加入官股347．5萬元。官商總股額為400萬元，所有官股均由財政部以同額“復興公債”撥充之。除造成中國通商銀行擠兌危機外，中國實業銀行、四明銀行亦相繼發生擠兌，被強行納入四大家族官僚資本的控制，又利用白銀風潮實行了“法幣制度”。1935年11月3日，財政部宣布施行“法幣”的辦法，規定把中央、中國、交通三銀行所發行的鈔票定為法幣，實行白銀國有。原有發行權的銀行即日停止發行。市面上流通的鈔票，由財政部限期以法幣換回。
中國通商銀行過去官氣十足，行里的職員一大半都是與傅筱庵有關的至親好友，可是有的是開行元勛，年雖古稀，卻來上班。傅筱庵下台、杜月笙上台後，上面人事改組，下面各部人事亦相應有所變動。調進來的都系杜、張的徒子徒孫，甚至目不識丁的也插進來了。從此，來存款的客戶不是土行，便是鴉片煙鋪，或是青紅幫所辦的廠店。原有人事管理制度都改變了，與傅筱庵有關的人員紛紛自動退職。
附逆投敵
支那派遣軍導演下的“跳加官” 八一三淞滬會戰後，上海淪陷。12月初，日本支那派遣軍總司令松井石根，找到了一個名不見經傳的蘇錫文，在浦東成立了“上海市大道政府”。第一號布告就是公開徵收鴉片煙稅。
1938年1月1日，日本侵略者支那派遣軍總司令松井，任命邵式軍（盛宣懷的外孫）為“蘇浙皖稅務總局”局長，在租界接收了國民黨財政部稅務署和江蘇省稅務局，接印視事。松井原想把鴉片煙稅也劃歸給邵式軍徵收，但又考慮到鴉片煙稅屬地方稅，與統稅有所區別。松井不信任蘇錫文，就讓邵式軍推薦人選。邵式軍的父親邵月如從中拉攏了盛宣懷的侄子盛幼盒，以宏濟善堂出面來負責徵收鴉片煙稅。又找了盛宣懷的孫婿周文瑞，與周文瑞的親家尤菊蓀，及工商界的姚慕蓮、尚慕姜等人，在上海外灘正金銀行樓上重行組織“上海市民協會”。
日偽上海特別市長傅筱庵傅筱庵自從被攆出中國通商銀行以後，野心不死。霞飛路傅家堂上客常滿，杯中酒不空。跟他往來的人大多是紳商聞人、北洋政府舊官僚。這批人都鼓動傅筱庵捲土重來，其中最起勁的就是周文瑞。而日本支那派遣軍總司令松井，正在物色有名望的人物來當偽上海市市長。周文瑞就向松井手下的楊馬林竭力推薦傅筱庵，松井一聽傅是盛宣懷的心腹總管，又當過中國通商銀行總經理、上海市商會會長，一拍即合，立即派員到傅家數度聯繫，正中傅筱庵下懷－－這是他多年求之不得的事。傅筱庵提出偽上海市政府設在浦東來往很不方便，日方就同意不設在浦東。於是偽上海市政府就由浦東搬到江灣，恢復了“上海市市政府”的名稱。松井就讓偽中華民國維新政府任命傅筱庵為偽上海市市長。傅筱庵叛國投敵，於1938年10月16日上任接印視事。把蘇錫文貶為偽上海市市政府秘書長。分別委任周文瑞、李鼎士、董光孚、王如松等充當財政、建設、地政、貨物地方稅等局偽局長，又委任他的心腹吳麥汀充任外交秘書。吳麥汀以前曾在中國通商銀行當洋文翻譯，與工部局租界當局頗有往來，又是一名商團（即工部局辦的義務警察組織）負責人。從此，偽市政府的魔影就在租界上逐步顯現出來了。
傅筱庵公然乘汽車在租界上往來，親自出馬與英法租界當局辦交涉，並親訪英國大使寇爾、美國大使詹森、法國大使戈斯默等。並通函向租界當局提出租界上的居民戶、商店一律不得懸掛國民黨的青天白日旗，要改掛偽維新政府的五色旗。1938年11月4日，上海江海關大鐘上的旗桿換上了五色旗。國民政府與有關各國曾訂有“上海租界法院協定”。國民政府在公共租界設有江蘇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在法租界設有第三分院。偽維新政府屢次派員準備接收。租界當局根據“上海租界法院協定”加以拒絕。傅筱庵向租界當局提出租界上中國法院的管轄權，國民政府的協定應撤銷。並要求立即交出越界築路的警權。此時租界上漢奸不斷被人狙擊：偽蘇浙皖稅務總局局長邵式軍在南京路上被人狙擊(未死)，市政府的幾個偽局長也被人狙擊（未死），傅筱庵自己亦險些被人狙擊。傅以此為藉口，嚴令工部局取締“恐怖分子”，並開出黑名單，命令工部局照單辦理。如果工部局奉行不力，他們就直接派憲兵到租界上來捉人。傅又以此為藉口—不斷向租界當局施加壓力，妄圖奪取租界的警權。
1939年3月16日，上海各團體電請國民政府向英、美、法三國大使提出抗議，並舉法租界禁止市民懸掛國旗、公共租界允許日本憲兵到租界捉人為例，指出這些都是對中國極不友好的行為。可是大使館和工部局鑒於國際局勢日趨緊張，只求苟安一時，就一味低頭，採取了步步退讓的政策。傅筱庵因此得寸進尺，不斷向工部局提出抗議。
1939年4月25日，日本政府派往河內迎接汪精衛的專使影佐禎昭和犬養健陪同汪精衛由河內到海防，所乘日本“北光丸”專輪，於5月6日在上海虹口碼頭登入。日本軍部指定江灣重光堂為汪精衛的行館。傅筱庵以偽上海市市長的身份忙於迎接。
1940年，傅筱庵突然圖謀奪回中國通商銀行。上海淪陷後，杜月笙在中國通商銀行劫去了現鈔10萬元，離開上海溜往香港，在香港與其它銀行設立聯合通訊處。又將中國通商銀行的有價證券742萬多元攜往香港，暫存在香港美國大通銀行，同時將大部分庫存現金及一切重要單據、債券移存在上海美國花旗銀行。另外抽出150萬元現金轉移到重慶，存入國民政府中央銀行。杜月笙離滬時，就把中國通商銀行全權交給胡梅庵負責。胡梅庵害怕傅筱庵對他不利，非常恐懼，稱病不出，把權移交給經理李祖基承擔。李系胡梅庵的內弟。因此，中國通商銀行在上海淪陷後，就由李祖基全權處理。傅筱庵任上海市偽市長以後，對杜月笙搶走他的地盤耿耿於懷，除圖謀破壞中國通商銀行外，還陰謀破壞中匯銀行（杜月笙為該行董事長）。杜月笙得知這個陰謀活動後，就親自出面打電報警告傅筱庵。傅接到杜的電報以後，不得不暫時作罷。傅筱庵一貫主張，有政權在手，不能不辦銀行，銀行之利近而厚，欲以政權與銀行並舉。傅與周文瑞商討，官商合辦，通過上海財務官小原，與華興商業銀行洽談，同意投資股款30%。先在蘇州市設立“蘇民銀行”，以周文瑞為總經理，經理馬樂宜。接著，又在杭州市設立“浙民銀行”，董事長就讓給偽蘇浙皖稅務總局局長邵式軍 （化名邵肖烯）。又在上海河南路開設“中亞銀行”，董事長盛幼盒，以鴉片煙稅收入作為存款再貸放出去。這三爿銀行在傅筱庵的策劃下，大權交給周文瑞，分布在蘇、杭兩地，和上海連成一氣，是滲入金融領域的一個重要據點。
1940年3月29日，偽維新政府發表聲明，宣布即日起解散，接著汪精衛的偽政府在南京成立。
南京汪偽國民政府成立以後，對日本軍部所豢養的偽上海市市長傅筱庵，偽蘇浙皖稅務總局局長邵式軍，徵收鴉片煙稅的盛幼盒，一律加委，不敢撤換。
1940年1月6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總辦英國人費利浦乘汽車回寓，被一群“黃包車夫”攔住去路，向他連開8槍，但未命中。這是漢奸特務公然以租界當局為暗殺對象的一個開端。費利浦向上海市偽市政府提出抗議，偽市長傅筱庵不得不前往“慰問”，並聲言已捕獲兇手三人。隔天，日本憲兵隊長長林少佐、野藤少佐兩人均發表談話，否認其事。事實上，這三名兇手在新新賭場中是被賭場保鏢無意捕獲的。在租界，有些恐怖事件乃是日本人自己乾的。有的是汪偽“七十六號”特務乾的。他們藉口取締“恐怖事件”，不斷向租界當局施加壓力，圖謀奪取租界的警權。
1940年7月14日，汪偽行政院訓令偽上海市市長傅筱庵與工部局交涉，限令上海《申報》、《密勒氏評論報》；《大美晚報》的外文編輯阿樂滿、鮑惠爾、高爾等7人出境。7月22日，禁止上海各商號及娛樂場所在《大美晚報》、《中美日報》、《大晚報》、《大英晚報》、《正言報》等報刊登營業廣告。並禁止報販出售上述各報。租界當局迫於形勢接受了上海市偽政府提出的要求。
1940年7月27日，上海不斷發生漢奸被暗殺案。汪偽政府警政部政務次長李士群稱：“租界內之恐怖事件，系重慶方面之叛亂分子所為。”“縱容此種叛亂分子之肆行暴戾，則租界當局應負其咎。此事之後果加何？全在於工部局能有何種補救措施，余正在密切注視。”為上海不斷發生暗殺案件，汪偽政府讓傅筱庵向工部局提出抗議和警告。
善惡有報
1940年10月10日晚上，偽上海市長傅筱庵在虹口官邸熟睡之際，被他最親信的“兩代義僕”朱升源用菜刀把腦袋砍了下來。當初，日本軍部為傅筱庵在虹口圈子一所花園洋房作為官邸。家中僕從如雲，雇有保鏢23名，所有侍從均是他的親信心腹。朱升源是炊事員，跟隨他達數十年之久。傅的臥室戒備森嚴，層層有守衛。朱升源從何而入？頭與體分離，砍死時總該有聲響吧？可直到翌晨始發覺，朱升源又逃之夭夭。這對日本軍部來說無疑是一個謎。日本軍部在官邸附近大肆搜查，這一帶的居民皆遭了殃，卻敢怒而不敢言。
傅筱庵的“兩代義僕”朱升源是被軍統收買而下手的。傅筱庵大殮的一天，往吊者必須經過日本軍部，領取頒發的臨時通行證。沿途放電網，三步一崗。他被割下來的腦袋，由日本醫生用針縫上，纏以白布，再放在楠木棺材裡，葬於上海滬西永安公墓。
冢中枯骨，竟獲日本天皇勳章 最可笑的是，在汪精衛偽政府“開國盛典”三周年的那天，日本天皇下詔授給一批漢奸以日本勳章。偽維新政府外交部部長陳籙授一等瑞寶章（陳籙於1939年2月29日農曆元旦來滬度歲，突有壯漢10餘人，手持武器沖入其宅，將陳籙擊斃）；前中央政治會議秘書長曾仲鳴授二等旭日重光章（曾仲鳴於1939年3月21日死在河內高朗街27號，系軍統所為）；偽上海市市長傅筱庵授二等瑞寶章……以上這些人早已成了冢中枯骨，日本天皇授給他們勳章，對日本法西斯及其走狗必然滅亡的命運也絕不會有任何幫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