舉例
種茶和喝茶本來是中國人的“專利”，由於對外貿易的緣故，茶這個東西傳遍了全世界，同時，漢語的名詞“茶”也跟著走向世界。“茶”對於外國語來說是“借詞”，而在漢語則是“輸出的借詞”。
“茶”在英語中念ｔｅａ，在俄語中念чай。英語ｔｅａ是漢語閩方音“茶”的音譯，俄語чай是漢語北方話“茶葉”的音譯。兩種音譯詞反映了中國出口茶的兩條道路；從陸路向中亞、東亞出口的念чай，從海路向南亞、歐洲出口的念tｅａ 。出口的“茶”已經完全進入了外國語的辭彙中，外國人甚至還可以用它來另造新詞，比如“茶壺”在英語中是ｔｅａ-ｐｏｔ，在俄語是чайник。
中國出口的詞可不算少，在英語裡大家熟知的就有ｋｏｗｔｏｗ（叩頭）、ｓａｍｐａｎ(舢板)等等。英國人管中國的達官貴人叫ｍａｎｄａ-ｒｉｎ，其實就是“滿大人”的音譯 。這個詞到了英國以後，意義還增多了，“北京方言”、“中國廣柑”都可以叫ｍａｎｄａｒｉｎ。尤其奇怪的是，把“中國馬褂”也叫作mandarin，竟然引得英國婦女管她們的晚禮服外套也叫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ｃｏａｔ了。
漢語辭彙的引進與輸出
無論哪一種語言，為了彌補自身表達功能的欠缺和不足，都會或多或少地引入一些外來的辭彙，以使自身更加完美。漢語作為世界上最美最古老的語言，也不能例外。我們的母語正如我們的文化，有著極大的包容性和同化能力。有些辭彙已經作為近乎地道的漢語，融入了我們的日常生活，只是使用得時間過於久長，我們已經感覺不到它的異民族性，看不出它與漢語有什麼區別了。在我們的心中已經得到認可：它就是漢語。
漢語外來語的引入經歷了很多次高潮，每一次高潮的到來，都是由於與外界有了接觸，要么我們走出去，要么人家走進來。開通絲綢之路、張騫出使西域、佛教及其他宗教的傳入、玄奘西行、鄭和下西洋、外民族侵入、政府外派留學生、侵略者打進來、經濟侵略、文化侵略等等，都會在文字上留下深深的印記。
漢語言中，這樣的外來詞都帶有濃重的歷史色彩。
浮屠、菩薩、佛陀等外來語的流入不早於西漢初年，那時，佛教剛剛傳入。胡同、褡褳等不早於元代。經濟、摩登、時髦、火車、組織、設計、臨床等外來語則都是近代的事了。
在引進外來語方面，日本人似乎比我們進步得多。早在唐代，日本便派出了多批次的遣唐使，學習唐朝的文化，這裡面包括了醫學、文化、建築、思想等等，當然也包括漢字。日文中的假名，很多都是參照了漢字的楷書或草書的寫法的，或者直接照搬。明治維新以後，特別是二戰以後，日本加快了引進文化的步伐，大量引入外來語。後來又販到了中國。由於日文中大量使用漢字，因此，我們今天日常生活當中使用的許多的辭彙，從外形和讀音上，根本看不出一點點外來語的味道，例如：設計、手術、施工等。
似乎文人的東西就雅，市儈的東西便俗。外來語的翻譯也是如此。經過方家的手翻譯過來，便為大眾所接受，久而久之便融入了漢語言，變得不見了一點痕跡。我們漢文化的同化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恐怕要歸功於我們的漢字呢！
第一次去深圳已經是十幾年前的事了。我有徒步觀光的習慣，喜歡一個人穿行於一座城市的大街小巷，飽覽城市或鄉村的風光，即便是一串比肩接踵的大排檔，只要有當地的特色，我也是要去光顧的。路旁看到了一個叫做“馬殺雞”的招牌，覺得費解，馬怎么會殺雞？！跟路人詢問才知道是按摩院。我突然想起了massage，原來如此！將外來語的翻譯實詞化，恐怕要算是港台翻譯外來語的一大創舉。內地的翻譯，極少使用實詞的。以“雷射”為例：“萊塞”是內地的翻譯，“鐳射”則是港台的譯法。對於一些人名的翻譯，表現得更加突出。前蘇聯的領導人史達林，台灣叫“史達林”，大陸叫好萊塢，台灣稱好萊塢，等等，不一而足。現在的美國英語與英國英語已經有了很大的差別。有人說，一百年以後，美國人與英國人之間的對話有可能也需要翻譯了。希望我們的台灣不會走到這個地步，應該不會吧。
可口可樂公司準備敲開中國市場的大門之前，便已經考慮該為這種飲料起箇中國名字，最初是叫“口渴口辣”的。說起來那感覺也的確是在口渴的時候喝一口，嘴裡有殺口的感覺，辣！或許是國人對這個名字不感興趣，或許是不習慣那種感覺，總之，銷量不佳。後來，可口可樂公司張榜徵集，才有了“可口可樂”這個名字，這一下銷量大增。這個功勞不能不歸功於漢字的那種傳神的功能。後來的廣告詞中還出現了類似“中國人自己的可樂”的說法。顯然，“可樂”，也是因此被賦予了某種特殊的含義的了。
某地的新聞出版業幾個單位聯合成立了個新聞出版集團，應當算是一件可喜可賀的好事。新聞節目裡插播了某負責人的幾句話。他在總結以往的企業經驗得出的一點體會時說：“集團公司不能集而不團。”這倒讓我想對此提幾個問題了：什麼叫集、團、集團？集，一定要團么？既是團，還要不要有形狀之分呢？聯想到幾年前，在解釋什麼叫監理時，就有人討論過什麼是監，什麼是理。似乎這些東西本來就是地地道道的國產貨。
這裡有一個翻譯的達意問題。
集團一詞，來自英文的group，有“組團”、“軍團”、“組織”、“小組”、“集團”等含義。但這個詞，在翻譯的過程中，含義上多少發生了一些變化。“集”的古字寫作“雧”。會意有很多“隹”（短尾鳥，如麻雀等的象形）聚在樹枝上，表示“聚集”的意思，如：雲集，集會，召集，趕集等。而“團”則是表示“集”的狀態、程度，“集團”應當是一個詞組。但事實上，我們是把它作為一個意譯的辭彙來使用的，不好完全用純正的漢語語法來分析它，也就不好把它拆開來加以解釋。同樣地，監理一詞，來自英文的survey，有“管理”、“監督”、“監視”等含義。我們通過意譯用“監理”一詞來表示這樣一種含義，便不好把“監”和“理”拆開來解釋。
我們引進國外的思想文化、先進科學技術、管理方式等，不能只單單引進這些內容本身，還要考慮他們在原來國度的生存環境。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上，都同樣地存在這種問題。
漢語不光引進，還有輸出的。
我國是茶葉的原產國。在很久以前，我們的先人已經知道了茶葉有提神的作用，並用作藥物和飲料。後大量出口，銷往國外。洋人才知道了有茶葉這種東西。
茶，由於出口的路徑不同，在國外的名稱也不一樣。茶葉生長在南方，生長條件要求濕潤、有一定的海拔高度、日照不能過於強烈等等。各地的茶的品種和名稱不盡相同。長江中下游一帶以綠茶為主，福建沿海一帶則以烏龍盛。閩方言中，茶的讀音為“tei”（去聲）。福建的泉州，在歷史上可是頗負盛名的，其地位在當時可以說是世界第一大港口是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內地出產的茶葉經泉州港發往世界各地。商船經東南沿海到東南亞，走印度洋，再輾轉到達歐洲。
當地人問：“What’s this? ”
隨行的翻譯大約也是福建人，答說：“We call it ‘tei ’.”
“Oh，tea! Magnificent! ”
於是，在英語中，茶叫做“tea”。
而位於我國北面的俄羅斯，就不這樣稱呼。俄語中茶葉的發音，與漢語十分接近。這是因為，我們的北方人就讀“cha”（陽平）。
我國的歷史上曾有過四大名鎮：江西的景德鎮，湖北漢陽鎮，廣東的佛山鎮和河南的朱仙鎮。這四鎮中，我一直認為，其他三鎮的知名度，均不可與景德鎮同日而語。
景德鎮的歷史十分悠久，因在昌江之南，故又稱昌南鎮。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因鎮產青白瓷質地優良，遂以皇帝年號為名置景德鎮，並沿用至今。
明代的航海業已經十分發達。鄭和下西洋的時候，船上可是沒少帶了瓷器。
到了西方，當地人問：“Where are you from? ”
翻譯回答：“Changnan (昌南) 。”
“Oh，good ! China! ”
於是，當地人便知道了，世界的東方有一個地方盛產瓷器，這個地方叫做“China”。
瓷器一詞，在英語中寫作“china”，與用來表示中國的“China ”一詞的區別，只在開頭字母的大小寫上。昌南，也成了英語的一個外來語。誰又能知道，後來這個詞竟然成了東方一個崛起的國家的名稱呢。
記住昌南，記住景德鎮吧！是它讓我們的國家譽滿全球。
在最權威的《牛津英語詞典》（1989年第2版）中，以漢語為來源的英語詞語就有1300多個。不久前，美國“全球語言監督”(GLM)機構宣稱，自1994年以來，新增的英語詞語中，漢語貢獻了5%到20%，超過了任何其他來源。
事實上，來自漢語的英語詞語已有一千多個，除"tuhao"之外，還有"typhoon(颱風)""kungfu(功夫)""jiaozi(餃子)""guanxi(關係)""hukou(戶口)""fenqing"(憤青)""dama(大媽)""buzheteng(不折騰)""taikonaut(太空人)"等。這些漢語借詞已經在英語辭彙系統中占據了一席之地，成為其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從漢語借來的英語詞語通常採用音譯、意譯、音意合譯和音譯加詞綴這四種方式產生。這些詞語進入英語後，或多或少都經過了一定程度上的“英化”改造，基本上都融入了英語語言的辭彙體系和語用表述系統。
我國知名學者周海中教授曾指出：以漢語為來源的英語詞語是漢英兩種語言接觸的必然產物，也是中西文化融合的必然結果；隨著中華民族與英語民族的交流交往日益頻繁，來自漢語的英語詞語及表達方式將會越來越多，從而進一步推動英語的國際化、多樣化進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