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
俾約-瓦倫出生在法國的拉羅謝爾，是巴黎教區律師的兒子。由於他的祖父和父親都是律師，而且他是他的直系家庭的第一個兒子，所以瓦倫受到了紮實的教育並選擇了同樣的職業。俾約-瓦倫就讀於紐奧良的奧拉托利會學院，並選修了拉羅謝爾的哲學。他在尼特的教育在塑造他的性格方面尤為重要，因為他的教學方法在革命中並不常見。在尼特強調現代性和寬容。俾約瓦倫又被送到了位於瑞伊的一所學校，在那裡他後來成為了一名教授，當他對從事法律工作感到不滿的時候，他在這裡呆了一段時間。他的諷刺喜劇作品激怒了校方，他不得不在1785年離開。然後他去了巴黎，結婚併購買了一份律師的職位。1789年初，他在阿姆斯特丹出版了一份三卷的著作《法蘭西的獨裁者》，同時還收到了一份名為“反對偏見和迷信的最後一擊”的反教權主義的文章。隨著法國大革命的到來，他熱情地採納了革命的原則。他關於教會的信條的一個例子可以在本文中找到:
“無論截肢是多么痛苦，如果我們想要拯救身體，就必須犧牲一個成員。”
早期活動
從1790年起，他加入了雅各賓俱樂部，成為了最激進的反保皇派演說家之一，與科洛·德-布瓦關係密切。在國王出逃事件之後，他出版了一本小冊子《我的書》，主張建立一個聯邦共和國。
俾約瓦倫畫像7月1日，在雅各賓俱樂部(Jacobin Club)的另一場演講中，他談到了共和國，這激起了君主立憲制擁護者的嘲笑。但是兩周后，當他再次提出實行共和制的要求，他的演講被印刷出來，送到了法國各地的雅各賓分支機構。
1792年8月10日晚上（攻占杜勒伊宮），他在推翻君主制前的關鍵時刻會見了丹東、德穆蘭和其他起義公社的成員。當天晚些時候，他被選為巴黎公社委員會的副委員之一。他後來被指控在九月大屠殺中為同謀。
在國民公會
後來他像羅伯斯庇爾、丹東、科洛-德布瓦一樣當選為國民公會代表，在會議上，他倡議立即廢除波旁王朝的君主制，第二天他建議所有的法令都必須使用共和元年曆法。在對路易十六的審判中，他對原有的指控提出了新的補充，並拒絕向國王提供辯護，“在24小時內”投票處決國王。
1793年6月2日，在讓·保爾·馬拉反吉倫特派的鼓吹氛圍中，他提出的一項反吉倫特派的法令，一個星期後，在雅各賓俱樂部，他概述了一個議會即將實施的規劃方案：驅逐外國人，對富人徵稅，剝奪反革命者的公民權，創立法國革命軍隊，監督所有軍官和貴族，對在法國大革命戰爭中失利的所有將軍處以死刑。
在恐怖統治中
7月15日，在國民公會上他作了一個指控吉倫特派的激進的演講，在8月份，他作為被派往北大西洋和加萊海峽的代表進行訪問時，表示自己對任何嫌疑人都是殘酷無情的。
在他回來時，1793年夏天的災難，導致了巴黎起義公社開始組織起義——此次起義將會致使俾約瓦倫躋身於整個法國最有權力的機構。9月5日，民眾起義，巴黎起義公社進入國民公會，俾約瓦倫是眾多煽動者中上升至領導地位的人。他呼籲戰爭部制定新的戰爭計畫，並建立一個新的委員會來監督整個政府，從而取代現有的公共安全委員會。為了平息暴動，當晚他被任命為國民公會主席，展開為期兩周的特別會議。
隨後在第二天他被提名到公共安全委員會。他和科洛德布瓦一起在同一天被提名，他的加入被視為是承認了巴黎起義公社的合法性。在加入公共安全委員會後，他在捍衛委員會的過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他呼籲團結而非分裂。10月25日，當國民公會對委員會不滿時，然後委員會選擇正式制裁他們。後來他被列入救國委員會中，該委員會已經下令大規模逮捕所有嫌疑人，並組建一支革命軍隊，並導致特別刑事法庭正式被命名為革命法庭（1793年10月29日），後來革命法庭要求處決瑪麗·安托瓦內特王后，並對雅克·雷內·赫伯特和丹東進行指控。與此同時他出版了《共和主義的要素》（Éléments du républicanisme）一書，在書中他要求對公民財產進行分類。
一俟被提名為委員會成員，俾約瓦倫就成為了該機構的捍衛者，他和貝爾特朗·巴熱爾在這一年的大部分時間都在巴黎工作。他們致力於改善行政機構，鞏固委員會的權力。最後他在12月初提出了一個激進的權力集中機制，這一機制的法令被稱為《霜月十四日法》。這項法令帶來了監視、經濟要求、新聞立法，並規定地方行政官員和代表都受委員會控制。
他還在維護革命恐怖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當一項在1793年11月通過的“法律允許被告獲得辯護權利”的措施時，他說出了那句名言來捍衛革命恐怖：“不，我們不會退後，我們的熱忱只會在墳墓里窒息;革命會勝利，否則我們都會死。”第二天，辯護權的法律被否決。
熱月政變
隨著1794年的到來，羅伯斯庇爾開始反對過於激進的派別，他認為親恐怖主義和放縱的立場對革命的福祉是危險。他在革命，從眼中看到了危險所在，比如俾約-瓦倫、科洛-德布瓦、馬克·紀堯姆 ·亞歷克西斯·瓦迪，他們一直致力於攻擊教會財產，或者在追求革命的正義方面過於激進（比如科洛-德布瓦在里昂），對於去基督教化的方案，國民公會中的一些人認為是分裂和不必要的舉動，牧月22日的法令孤立了國民公會的警察部門。
總體來講，一般安全委員會是一個極度反對教權的機構，牧月22日的法令，將辯護權簡化為只在法庭上出庭，同時極大地擴大了可判處死刑的罪行的範圍，這嚴重的削弱了他們的權利，牧月法令將辯護權取消，嫌疑人只在法庭上出庭，同時極大地擴大了可判處死刑的罪行的範圍，這直接導致了更大的革命恐怖，在這七個星期里，在巴黎經革命法庭判決處死的人比前14個月的還要多。雖然俾約-瓦倫在國民公會中公開為牧月法令辯護，但這項法令是委員會最終遭到報復的驅動因素。激烈的爭論開始破壞委員會的團結，俾約-瓦倫和科洛-德布瓦與羅伯斯庇爾和聖茹斯特針鋒相對。6月26日，對於向革命法庭是否要增加一名新的檢察官的問題，他們發生了爭論，這場爭論可能與凱薩琳·俟歐德事件或者牧月22日法令有關，這最終使俾約-瓦倫怒斥羅伯斯庇爾為獨裁者，後者衝出委員會總部並退出會議。
隨著日益加劇的緊張局勢和日益嚴重的情況，巴黎每天的死刑處死人數從最低的5人/天上升到最高的26人/天，俾約-瓦倫和科洛-德布瓦開始擔心他們的安全。在熱月的前幾天，伯特蘭·拜雅嘗試在分裂的委員會之間達成某種妥協。然而羅伯斯庇爾仍然確信國民公會需要進一步進行清洗，並且在熱月8日（1794年7月26日），他在國民公會發表了直接引發熱月政變的熱月8日演講。
羅伯斯庇爾談到了陰謀威脅共和國的“怪物”，他的演講足以成為一種警告，同時又太模糊以至於使很多人擔心自己的生命。當他被要求說出那些陰謀家的名字的時候，羅伯斯庇爾拒絕提供這些名字，他被指控在沒有聽證的情況下，起訴了全國民公會的成員。那天晚上，羅伯斯庇爾回到雅各賓俱樂部，在那裡他發表了同樣的演講，並引起鼓掌歡呼，科洛-德布瓦和俾約-瓦倫作為演講可能會被針對的人，嘗試自衛，但他們在如雨點般襲來的“拉斷頭台”的呼喊中被驅逐出場外。他們回到公共安全委員會，在那裡，他們找到了羅伯斯庇爾的支持者聖茹斯特，他打算在第二天發表演講。聖茹斯特是革命恐怖政策的領導人之一，科洛和俾約-瓦倫都斷定聖茹斯特在寫他們的告發信。不一會兒委員會徹底分裂，他們組織了促成熱月政變的最後幾個因素。
第二天，熱月9日（1794年7月27日），他們將會在對羅伯斯庇爾及其盟友的最後一擊中發揮重要作用。當聖茹斯特演講時，他剛開始就被另一個陰謀家讓-蘭伯特·單臨安打斷了。俾約-瓦倫在一旁發言，科洛-德布瓦控制住了主席台的辯論，在雄辯中，他直接指控羅伯斯庇爾對共和國策劃陰謀。這一講話受到其他人熱烈的歡迎，經過持續的辯論，國民公會對羅伯斯庇爾、聖茹斯特和他的盟友們發布了逮捕令，經過短暫的武裝對峙後，陰謀者占據上風，羅伯斯庇爾和他的盟友們將會在次日被處決。
流放生涯及去世
然而在熱月9日之後，俾約-瓦倫很快也發現自己也被關進了監獄，他自己也與恐怖統治的過激行為脫不了干係，他在國民公會中的活動冷酷無情，使他不久遭到指控。國民公會任命了一個委員會，來審查他和前公安委員會其他成員的行為。俾約-瓦倫被逮捕，並且由於雅各賓派發動的共和三年葡月暴動（1795年4月），他和科洛-德布瓦讓-蘭伯特·單臨安等人被國民公會下令立即驅逐到法屬蓋亞那。
拿破崙·波拿巴發動霧月政變後，他拒絕了法國領事館提出的赦免，1816年他離開法屬蓋亞那前往紐約市，呆了幾個月，最後去往海地太子港避難，他在那裡死於痢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