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少年時代
亨利·保爾森亨利·保爾森出生於美國佛羅里達州，在中西部地區伊利諾州巴靈頓一個農業小鎮的農場長大，至今還在那裡保留了一間居所。他身高6英尺，儀表整潔，言辭樸實，在中學時代學習勤奮，在1964年考入美國東部常青藤名校之一達特茅斯大學，獲得英語語言學位，身高約1米86的他，還是美國常青藤名校最佳橄欖球球手之一。
1968年，保爾森進入哈佛大學商學院，後獲得哈佛大學MBA學位。
一路高升
1970年從哈佛大學商學院畢業後，保爾森一腳邁進五角大樓，擔任國防部長幕僚助理。尼克森總統在任期間，出任總統幕僚助理和白宮內務委員會成員。“保爾森是一隻牛頭犬，很像年輕時的切尼。” 保爾森的好友說起他的早期華盛頓歲月，不無讚嘆，“他是 推銷員中的推銷員，他兼具堅韌和熱情，這使得他非常高效。”
亨利·保爾森1974水門事件後，他加入高盛芝加哥分部，在芝加哥分部擔任銀行業務助理。
1982 年升為合伙人。
1988年他獲委任成為高盛芝加哥分部的主管合伙人。
1993年升任為公司在美國中西部投資銀行地區主管合伙人。
1996年被任命為總裁兼營運長。
1999年5月，他正式出任高盛集團董事長兼執行長。
笑傲華爾街
亨利·保爾森在保爾森的領導下，高盛集團成為華爾街最賺錢的投行。高盛的員工數目雖然僅及業界老大美林證券和第3位的摩根史坦利的一半，但去年高盛盈利都名列榜首。此外，從2000年起，高盛就一直保持著全球併購業務第一的地位。
保爾森統率高盛期間，不僅連奪證券承銷大單，並引領高盛進入商品市場。成為商品期貨的最大炒家之一，投資銀行業務。
保爾森也是華爾街最賺錢的銀行家，他去年的薪酬收入為3830萬美元，比美林證券的奧尼爾、雷曼兄弟的富爾德、貝爾斯登的凱恩及摩根史坦利的麥克這些大投行掌門人都高出一截。不僅如此，保爾森也是華爾街最慷慨的老闆，根據高盛向美國證監會呈交的檔案，該公司22425位職員在2005年度共獲發117億美元薪酬，平均每人獲得52.1萬美元，在華爾街無出其右。在他的執掌之下，高盛成了美國最賺錢的證券公司。2005年，有著100多年歷史的高盛的盈利達到了創記錄的56億美元。
亨利·保爾森保爾森屬於美國證券界中的“鷹派”。蟄伏高盛30餘載，他“治軍”嚴明，手腕強硬。“（在高盛）15%到20%的人創造了公司80%的價值，所以很多人可以被裁掉，而不會影響公司的業績，”保爾森的這句經典名言至今還讓絕大多數高盛的雇員們心驚膽戰，雖然此後保爾森對此番言論表示道歉，但高盛的“痛苦的裁員”卻沒有因此停滯，據《財富》測算其裁員比例僅次於美林公司。在獨特理念的支撐下，高盛與美林及摩根史坦利多年來穩居全球投資銀行業內三雄，保爾森本人也成為華爾街最能賺錢的老闆，在高盛任職32年期間，保爾森積蓄了超過5億美元的資產。光是2005年，保爾森的年薪就高達3830萬美元。就在保爾森即將履新、離開高盛之際，高盛董事會又特意準備了一份1870萬美元現金的“大紅包”送給保爾森。
但作為高盛的掌門人，保爾森發揮的影響力遠遠超越高盛公司本身。除掌管高盛，保爾森還承擔起公共職責，在華爾街發起公司治理運動。例如在2002年，保爾森公開嚴厲批評美國上市公司的瀆職行為；在格拉索案爆發時，他挑頭反對格拉索高達1.4億美元的薪資結構，鼓吹對紐約證交所董事會進行改組，他還支持高盛前執行長約翰·塞恩出任紐約證交所執行長。作為高盛第一把手的保爾森也躍升為美國最有影響力的金融高手之一。2004年在美國媒體評選的“華爾街權力排行榜”上，他曾高居榜首，而被冠以“ 華爾街權力之王”的頭銜。
入閣布希
亨利·保爾森布希總統延攬保爾森入閣，著實下了不少功夫。面對布希的邀請時，保爾森當初的反應是婉言謝絕，因為他不想做一個“花瓶”和“傳聲筒”。在布希任內的前兩任財長保羅·奧尼爾和約翰·斯諾，都不是總統決策圈內的一員，而是淪為推銷白宮減稅政策的“推銷員”。奧尼爾在離職後就曾感慨自己被排斥在白宮決策圈外，處於一個無關痛癢的職位。
到布希再次邀請保爾森出任財長時，兩人在白宮長談了一個下午，布希答應給保爾森會比斯諾及奧尼爾前兩任財長有更大的國內和國際經濟政策的決策權，他的實質權力會和國防部長及國務卿平起平坐，終於讓保爾森心動。布希於2006年5月30日正式提名保爾森出任財政部長，接替當天早些時候宣布辭職的約翰·斯諾。
斯諾的離職並不意外。幾個月內，白宮官員們就在私下裡傳聞他即將“走人”的訊息；但對保爾森的任命，卻是出乎意料的。據說，白宮一直在試圖“引誘”保爾森出任財長，但他拒絕了好幾次，原因是布希內閣看起來已將財政部長的角色降格為一個“推銷員”。
亨利·保爾森保爾森曾向友人提及，此番出任財長是因為“應該有一番作為”，所以他不惜放棄3830萬美元的華爾街職位，去華盛頓上任，後者的收入只有20萬美元，兩者相差近200倍。如此巨大的差距也說明，保爾森同意出任財長絕非為了金錢，畢竟，僅其在高盛持有的股份就價值數億美元。很快，印製在被稱為“綠背”的美元紙幣上“約翰·W·斯諾”的親筆簽名，就被“亨利·M·保爾森”的字眼所取代，這也是宣誓就任美國新一任財長的保爾森所被賦予的第一項特權。相比以往的財長上任，保爾森的就職儀式似乎得到了布希的格外重視，總統先生甚至“罕見地”（美聯社語）從白宮步行到財政部大樓出席儀式，而以往碰到類似情況，布希通常都會以車代步。布希宣布保爾森的任命時，稱讚保爾森“有極豐富的商業經驗和對證券市場的深刻理解，有能力看清楚經濟局勢”、“保爾森會成為我在本土及國際經濟政策方面的首席顧問，我們將保持相同態度，為國民制定合適的政策，繼續保持美國經濟繁榮。”
“ 財政部－華爾街共同體的又一例證，”對於保爾森的獲任，中國商務部研究院的梅新育博士如此表示，“這個‘共同體’的勢力太強大了，製造業、運輸業背景的斯諾根本擺不平。”“ 應該說布希是不得不找這個人來。” 對於斯諾的離開，彭博通訊社的評價是，“儘管深受讚譽，但他從未成為布希政府真正的‘圈內人’。”
保爾森在就職儀式上說：“美國經濟發展與全球經濟緊密相連，我們必須努力推動貿易和投資，促進改革和國際金融市場現代化。”他同時表示，自己將盡全力使美國經濟繼續成為“一個富有活力、彈性以及開放度的典範”。
在發表完簡短就職宣言的當天，保爾森馬上召集美國財政部的全體人員開會，向他們闡述了自己對於財政部未來工作的規劃。在當天餘下時間裡，保爾森還一一與美國國會議員、政府同僚以及其他國家的財政高官進行了電話交談。
決策者
保爾森出任財長，不僅意味著財富的大量縮小，也面臨著非常棘手的問題——不斷刷新紀錄的政府預算赤字和對外貿易逆差。由於伊拉克戰爭推動軍費和有關各類政府支出激增，再加上布希政府幾度大規模減稅，使得美國政府的年度預算赤字已經超過4000億美元。與此同時，美國對外貿易赤字去年一年也增長到7420億美元，達到美國GDP的約7%。今年5月中旬的蓋洛普民意調查顯示，只有29%的美國人對經濟滿意。
據華爾街人士透露，保爾森出任財長，意圖效仿其高盛前輩羅伯特·魯賓，在華盛頓大展一番手腳，推行強勢美元，給美國經濟注入持久的活力。
亨利·保爾森（右）儘管面臨諸如時間緊迫和任務艱巨等種種挑戰，但作為布希任期內首位有著華爾街從業背景的財長，保爾森的上任還是令外界充滿了期待。“是布希在求著他，”滙豐銀行中國區首席經濟學家屈宏斌表示，“因此，保爾森有資本去討價還價。”屈宏斌表示，保爾森應該更多扮演經濟決策的角色，而不僅僅是像其前任那樣成為白宮的政策“宣傳員”和“推銷員”。具體而言，保爾森尤其要在財政政策以及“雙高”赤字等方面採取實質性的舉措，真正通過內部結構調整來解決美國經濟當前面臨的問題，屈宏斌說。“像以往那樣一味地把美國的經濟問題‘出口’到別的國家，並不能從根本上改善全球經濟失衡。”
不管怎么樣，對保爾森的提名，標誌著白宮的一個重要轉變。小布希一直對來自華爾街的人持懷疑態度，更喜歡任命商界人士作為紐約的財政要人。比如，他的前兩任財長一個來自美鋁公司（鋁業巨頭），一個來自鐵路公司。儘管保爾森沒有英國新教徒貴族血統，但他代表了華爾街精英的精神。
布希政府一直在尋找一位更有效的經濟政策代言人，保爾森是最合適的人選之一。《經濟學家》稱，他的政策本性多半都很符合“布希學”（Bushonomics）：他忠於自由貿易，是減稅政策的堅定支持者。他曾經說，21世紀面臨一個主要問題是，我們該如何在不失去政治支持的情況下促進自由貿易。他認同全球化的進步作用，認為“無論我們在哪兒阻止或阻礙全球化，都會給更多的人製造麻煩”。
不過，只有在一個領域，保爾森跟他的新老闆不合拍。他非常關注環境，而且還是美國自然保護協會的負責人，該協會支持京都議定書，將其作為一個阻止全球變暖的有效方式。此外，他還使高盛成為華爾街“最綠”的公司。他提倡的“擁抱樹木”的主張，也讓一些保守派大傷腦筋。
不過，對於小布希將這么一位華爾街重量級人物引入內閣，大部分人還是感覺很欣慰。這至少意味著，在對美國經濟力量盲目自信的背景下，白宮官員已認識到什麼地方可能出問題了。
美國的財政赤字越來越大，美元一直在下跌，金融市場也變得越來越容易“激動”。直到最近，小布希還指望萬一有危機發生格林斯潘可以發發話，但如今格林斯潘已經離職，他的繼任者伯南克，現在仍掙扎著試圖修補他對市場的信用度。
相反，保爾森卻在莊嚴的華爾街熠熠生輝。他掌控高盛公司8年時間，讓它賺取了超高額利潤；他還擁有巨大的全球人際關係庫，尤其跟中國有著親密接觸。從1990年起，他訪問中國的次數不下70次。無論共和黨人還是民主黨人都認為，一旦市場碰上麻煩，保爾森無疑將是最合適的掌舵人。這次任命，就像一個內部人士所說的，事實上就是在“雇用信用度”。
那么，現在的問題是，這種信用度會持久嗎？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保爾森本人。他在高盛的成功有可能也預示著在華盛頓的成功，但是對此誰也不敢保證。保爾森在高盛的前任史蒂芬·弗里德曼曾在布希的內閣運作經濟政策，但取得的效果不大。而且，保爾森還要一開始就成為“熟練工”。魯賓在成為財長之前，就多花了2年半的時間，在柯林頓政府照管經濟。
無論他的個人能力有多大，保爾森成功與否最終還要由白宮決定。這是因為只有他在被視作經濟政策制定的中心時，他才能贏得市場的尊重。小布希的第一任財長保羅·奧尼爾就是因為在美元問題上犯了一系列愚蠢錯誤後，浪費了他的可信度。約翰·斯諾沒犯這些錯誤，但他是一個小心翼翼、心思很重的人，在很多方面不事張揚。
不過，自從人人都知道他被排除出政策制定圈子之後，他也就失去了華爾街的信任。他有意推進稅改，但被白宮斷然“喝止”。而在今年衛生保健稅改突破的背景上，也基本上看不到斯諾的印記。在白宮看來，斯諾的工作，不過就是扮演一個啦啦隊隊長或者布希減稅政策的推銷員。
如果保爾森要成為一個強勢財長，他必須要避免類似命運才行。當然這並不容易。魯賓之所以博得了政府之外的尊敬，無非是因為所有人都知道，他在政府里能說了算。對保爾森來說，現在真正的麻煩是，布希的第二屆任期所剩時間不多了，他也不會有太多政治資本，來制定明智的政策。保爾森可能會成為魯賓第二，但他前面的任務會更艱巨。
與中國
美國財政部長亨利·保爾森2006年9月又現身北京，但與以往70多次訪華不同的是，這次是他2006年7月就任美國財長以來首次訪問中國。與他以前的73任美國財長最大的不同是，他最了解中國。
在過去10多年裡，保爾森訪問中國不下70次；他一手帶領高盛在中國開創數個“第一”。
“我從來沒夢想過工作是如此充滿樂趣，我從來沒夢想過會在1994年到人民大會堂宣布高盛北京代表處的開業，我從來沒有夢想過涉足中國的國有企業重組和股票上市，我從來沒有夢想過與中國的許多國家領導人相見。”2001年12月保爾森的這段“夢想”表白，明白清晰地傳遞出保爾森的中國情結。
2004年是保爾森開拓中國市場的巔峰年。當年12月，高盛高華證券有限責任公司獲準組建，此舉被輿論稱為中國證券界的大突破，保爾森成功地“曲線”進入中國證券業。
傾聽中國
在出席新加坡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會議時，保爾森就明確表態，此行將認真“傾聽”中國的觀點，不會尋求人民幣匯率進行“快速調整”，也不希望美國各界對他中國之行的收穫期望過高。
在訪華前夕的一次講話中，他讚揚了中國的經濟改革成就，並將中美關係提高到戰略高度。他表示，美中關係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經濟關係，“不應被那些有害的政治語言或那些散布煽動言論的人所左右”。美中兩國有必要“以世世代代的眼光”來看待雙方的關係。“對我們來說，最大的風險不是中國將取代美國，而是中國不進行必要的經濟改革，就不能夠保持它的增長率。” “一個繁榮穩定的中國，一個能夠而且願意發揮全球經濟領袖作用的中國，與美國的利益息息相關。” 他對中國說：“我們希望你們成功。”這次講話第二天占據了國際媒體的重要版面。
這番話給溫家寶總理留下深刻印象，他在會見保爾森時說，他那次講話是對中美關係的“畫龍點睛”。
保爾森還表示，中國的改革之路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繼續改革是中國保持貿易開放的關鍵，自己作為美國財長，將以中國未來兩年內的改革成效作為判斷依據。
市場分析人士認為，保爾森想把自己定位為北京與美國國會的中間人角色。保爾森很清楚，如果他希望在中國得到些什麼，首先不能採取強迫的態度。馬克·法貝爾投資公司總裁馬克·法貝爾表示，保爾森是一個很智慧的人，他知道如果想從中國之行取得成果，就不能盛氣凌人。
巧合的是，當保爾森 19日抵達中國的當天，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升至7.9450：1，是去年7月人民幣匯率機制改革以來最高水平。有市場人士猜測，想必是中國金融界送給老朋友的“見面禮”。
保爾森就任財長後第一次中國行的一大成果是啟動雙邊高層對話機制：每年兩次進行中美戰略性經濟對話，磋商經濟全球化和中美雙邊經濟關係。美國前任副國務卿鮑勃·佐利克建立了與中國同行的“高級對話”機制並一直持續至今，但那是副部長級的一對一接觸。而新的對話機制將涉及整個經濟與外交政策制定領域的內閣級官員，協調為一個單一過程，美方由保爾森領導，中方則由副總理吳儀牽頭，規格上可謂更上一層樓。此外，新對話機制的密集程度將比過去任何行動都要大得多，雙方每6個月將舉行峰會，並保持持續的官方接觸。
分析人士認為，這標誌著保爾森主導的美國對華政策開始實施。保爾森訪華的身份並不只是財政部長，而且是“美國總統特別代表”。
據《華盛頓郵報》報導，關於建立美中高層對話的構想是保爾森7月上任之後向布希總統提出的。保爾森提出，在處理美中雙邊問題的時候只有現在的雙邊商貿聯席會議是不夠的，還需要建立更高一層的對話機制，以保證雙邊關係的長期穩定，為此，保爾森說服了布希和其他內閣成員。布希總統在8月21日打電話給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最後敲定了建立雙邊高層對話的機制。一些分析人士認為，保爾森正在成為美國對華政策的主導者之一。
美國媒體認為，保爾森更注重長期問題，一方面接受了斯諾強調中國的匯率改革要與金融體制改革配套進行的觀點；另一方面又放棄斯諾高調敦促北京調整匯率的做法，降低了對中國政府的表面壓力。保爾森這種“水到渠成”的對華策略是明智且符合實際的。
中國通
保爾森能坐到財政部長的位子，據說也和他的“中國通”背景有關。保爾森對中國有著異乎尋常的熟悉，1992年起，他曾經到訪中國不下七十次，在美國高級官員中當屬罕見。“9·11”時，保爾森正在北京訪問。2002年北京非典期間，在一些人避之唯恐不及之時，他如約飛往北京訪問，《人民日報》海外版在頭版頭條稱讚他“患難之中見英雄”。
保爾森對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和巨大潛力印象深刻，8年前出任高盛掌門時，他把中國市場列為高盛全球戰略的重點地區。在他領導下，高盛取得了中國金融市場的龍頭地位。高盛協助多家中國大企業海外上市，包括中國石油、中國平安保險和中國銀行。聯想併購IBM公司PC業務的財務顧問，也是高盛集團。高盛也是第一家獲得上海證交所B股交易許可權的外資投資銀行，以及首批獲得QFII資格的外資機構之一。2004年12月2日，高盛高華證券公司成立，使高盛成為第一家通過“買門票”方式直接在中國開辦證券公司的外國投行。在高盛內部，這個方案的代號是“漢克計畫”，漢克即是大家對保爾森的暱稱。
《華盛頓觀察》指出，布希政府的第一任財長奧尼爾雖然是個成功的商人，但並不知道和中國打交道的細節問題；之後的斯諾在當上財長之前是做鐵路生意的，對中國也知之不多。而保爾森此前所在的高盛公司在中國市場十分活躍，和中國決策層有頻繁的接觸；保爾森本人也知道中國的金融官員們是怎么想的。
美國賓厄姆頓大學社會學教授詹姆斯·彼得拉斯認為：保爾森對中國所知的確多於兩位前任，但更重要的是，他所來自的社會領域決定了他的對華經濟政策。“保爾森來自華爾街，而他的前任斯諾和奧尼爾都是來自美國的製造業。華爾街一向有經濟自由主義、崇尚自由市場的傳統。”
在中國人眼中，保爾森並非只是一個單純的財政部長或高盛前掌門。鮑爾森在最近十幾年中頻繁往來於中美，頻繁接觸中國政界、金融界和學術界的高層人物。他是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顧問委員會的創始人之一，也是首任主席，他還支持好朋友約翰·桑頓辭掉高盛營運長，到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執掌教鞭。據說，他與朱鎔基曾一起在北京觀看了2004年美國總統選舉的電視轉播。
2001年，江澤民主席和鮑爾森圍繞全球金融以及環境保護問題，進行了一個多小時的交談。作為美國大自然保護協會主席，保爾森還曾應中國前國家主席江澤民之邀，與雲南省合作開展了大河流域項目（又稱滇西北保護與發展項目），其目標為在滇西北地區建立一個集自然保護與經濟發展於一身的自然保護體系。在保爾森推動下，美國大自然保護協會在昆明、麗江、中甸和德欽都開設了辦事處。為求獲得第一手材料，他和妻子、女兒一起徒步十幾公里，進入不通公路的山村，住過每晚20塊錢的鄉村客棧。
這些高層交往為他的企業贏得了機會。高盛成為獲準在中國設立合資投資銀行的第一家華爾街公司，而且，它在過去十幾年中，還贏得數箇中國大型首次公開募股（IPO）的承銷業務。
它曾於2000年幫助承銷了中石油的IPO，還是中國銀行IPO的聯席承銷商。1998年，美國自然保護協會還獲邀參與雲南省的自然保護項目，這也是鮑爾森最上心的項目。
這些經歷將有助於保爾森更好地成為雙邊問題的協調人。有分析認為，保爾森成為新任財長後，必將關注中國匯率體制問題以及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問題。但也有專家認為，與中國有密切往來的保爾森加入布希內閣，並不意味著白宮對中國這個經濟高速增長的亞洲大國在戰略上發生什麼變化。
不過，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主席傅強恩說，保爾森就任新財長對中國金融體系改革非常有益。他說，保爾森了解中國的金融領域，也了解中國需要怎樣的改革，“我相信他有能力處理好相關問題”。
2005年10月斯諾訪華期間，在有關中國匯率改革的話題之外，還主動與中國領導人就金融領域改革問題進行了討論。傅強恩說，保爾森應該會在這方面繼續下去，而且鑒於他的背景，他還將探討得更深入。
2005年保爾森在接受德國《明鏡》周刊專訪時表示，面對中國和印度的崛起，“首先，我們應對於那么多中國人和印度人在過去20年裡脫離貧困感到高興，而且，我們也歡迎它們帶給全世界的增長引擎。如果中印不能實現增長，我們大家就會遇到更大的麻煩”。
對於中國未來是否會“成為世界經濟領導者”的疑問，保爾森認為“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他說，如今在很大程度上，中國以低成本製造商品取勝，但它同樣面臨很多挑戰，例如人民幣幣值問題和智慧財產權保護等問題。
2005年，他所在高盛公司的經濟學家曾預測，中國會在2040年時趕上美國。對此，保爾森未下結論，只是委婉地指出，“中國現階段正處在市場經濟和計畫經濟之間的半路上”，國有企業改革任重而道遠，農業改革也仍然是個問題，資本市場仍然很稚嫩，等等。
在美國努力為微妙的中美關係確定方向的時候，熟諳中國的保爾森，將變得非常關鍵。
溫家寶總理會見保爾森時說：“到訪過中國70多次的人是不多的，而且你還深入到雲南偏僻的地方，住了20塊錢的旅館，你可稱得上是中國的老朋友”。
中國與國會
如果認為保爾森會對人民幣匯率問題手下留情，也許言之過早。“屁股決定腦袋”並不只限中國，在其位，謀其政，保爾森作為美國財長，必以美國的利益為第一出發點。但以他的中國背景，會對布希總統及美國國會多做一些解釋性工作，減少不必要的貿易摩擦，是意料之中的事。
“我認為對保爾森來說，最大的工作不是說服中國人民幣升值，而是讓美國政府認識到他們試圖通過逼中國人民幣升值而減少逆差的立場是錯的。”美國拉特利奇公司董事長約翰·拉特利奇說。他認為美國政府在人民幣匯率上的強硬立場90%是出於國內政治因素，經濟因素可能只有10%。
隨著美國國會中期選舉的到來，保爾森備受國會三方面的壓力。美國國會希望他的中國行取得具體成果。一些政客已經對保爾森的靈活性提出批評。美國民主黨參議員查爾斯·舒默和共和黨參議員林賽·格雷厄姆9月底將推動一項對所有中國進口產品加征27.5%的報復性關稅的議案交由國會表決。議案稱，人民幣匯率是造成美國對中國存在大量貿易逆差的重要原因。
保爾森本周將與舒默和格雷厄姆會面，舒默說他很想聽聽保爾森的北京之行。“我可能會讓舒默和格雷厄姆感到失望，他們一直希望我此次訪問中國會帶回來一些重大成果，但我認為，許多事情都需要從長計議，”保爾森說，“我本人或者政府絕不會支持任何保護主義立法，因此，我會竭力勸說他們不要再推動相關立法程式。” 保爾森稱，說服中國政府與說服美國國會均非易事，但他不會顧此失彼。
保爾森一直反對孤立地看待人民幣匯率問題，他認為應當將其放到整箇中國市場化改革大環境之中去對待。“一個繁榮穩定的中國———一個能夠而且願意在全球經濟中發揮帶頭作用的中國，與美國的利益息息相關。”“我們面臨的最大風險不是中國超過美國，而是中國停止推進維持經濟成長所必需的改革。” “如果中國不迅速採取行動，繼續進行經濟改革，就會面臨來自其他國際經濟利益相關者的反彈。這種反彈對我們任何人都沒有好處。”
在參議員們齜牙咧嘴扮白臉的時候，紅臉也登場了。經過4天首次訪華後，美國財長保爾森心滿意足地回國了，並且一改之前的含糊態度，明確表示同國會的人溝通是他的工作，他的意思很明顯，就是要向參議員格拉厄姆和舒默做工作，勸說他們收回因人民幣匯率政策而對中國商品徵收懲罰性關稅的議案。
我們並不擔心這個對中國商品加征27.5%懲罰性關稅的愚蠢議案真正能實施，因為即使議案在眾議院獲得通過，總統布希也有權力阻止議案成為法律。我們關注的是，在這次遊戲中，狡猾的美國人又得到了什麼。
在磕磕絆絆的中美關係中，美國政府和參議員已無數次使用過這種一個扮白臉、一個扮紅臉的遊戲了。光是這個懲罰性關稅議案，之前就已表演過3次，每次都是參議員們將議案推到表決邊緣，最後又從中美關係的大局考慮，應布希政府的呼籲取消表決。雖然，每次他們都不能通過這種遊戲獲取全部想要的，但每次總會有所獲。這次估計也不例外。
在保爾森訪華期間，人民幣匯率連續4天創新高，為保爾森訪華創造了很好的合作氛圍。保爾森能夠如此高高興興地回家，顯然得到了他所想要的東西。而這些東西，也遠非人民幣在4天裡連創新高升值200多個基點那么簡單。
第一次訪華
19日
抵達中國浙江省杭州市。
與中共浙江省委書記習近平會見，地點為1972年中美談判所在地西湖國賓館。
出席了由美國紐約證券交易所和納斯達克共同舉辦的晚宴，包括宗慶後、南存輝等企業家在內的13位中國企業家被邀請到會。
20日
由杭州市前往北京。
同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吳儀在人民大會堂舉行會談，雙方決定啟動中美戰略經濟對話機制。
在美國大使館舉行新聞發布會。
21日
與財政部長金人慶、商務部長薄熙來、衛生部長高強等中國政府官員進行了會晤。
參觀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設施建設。
在清華大學發表演講。
22日
在人民大會堂接受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的會見。
在中南海紫光閣接受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的會見。
結束訪華之行
在同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會面後，保爾森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他與中國領導人的成功會談高於其原先預期。他強調，會談是實質性的、自然的。保爾森並對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推動中美關係上的高度熱忱表示讚賞。
中美戰略經濟對話機制的啟動，是保爾森中國之行的重要內容。在20日的中美聯合聲明中，中美兩國表示將在對話機制下謀求雙邊經濟關係的高效發展，為兩國人民謀福利。據悉，這樣的對話機制是中美之間首個高規格的官方對話機制。
保爾森顯然很重視中美戰略經濟對話機制啟動的意義，在20日晚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保爾森表示，建立這個戰略經濟對話機制就是為了“長期地、戰略地解決中美經濟關係，找到雙方合作的優先領域，通過解決短期問題建立信心”。他強調，建立這個機制，就是為了兩國能“平等分享經濟成長帶來的好處。”
“兩國在原則問題上幾乎沒有分歧”，9月22日下午，在留給媒體最後一個新聞點後，保爾森離開北京，結束了他作為美國財政部長的首次訪華行程，“ 留下溫和的背影”。
商務部研究院美洲與大洋洲研究部副主任王紅梅認為，雖然中美目前存在很多問題，但不可否認的是，中美之間的經濟關係越來越緊密。面對不斷加大的中美貿易逆差，對抗絕非理智的解決之道，特別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兩國的國內政策都不可避免的會影響到其他國家。對於一些重大問題，保持雙方的溝通和聯動，往往是解決問題的關鍵。在這樣的條件下，建立更頻繁、多層次的對話協調機制就顯得尤為重要。
“無論是人民幣匯率問題，還是中美貿易逆差問題。單靠中國一方是不能解決的。從這方面看，雙方還需要更多的對話。”王紅梅說。
政策調整
保爾森作為財長身份的首次訪華，受到了中國國內輿論的空前關注。據了解，從保爾森宣布訪華至今的10天裡，網上有關他的中文新聞增加了4000條。特別是保爾森訪華表示出來的善意，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英國《經濟學家》雜誌評價，較之他的前任斯諾，保爾森顯然在中國有著一個好得多的公眾形象。由於斯諾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表現出的強硬，使得人民幣匯率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成為中美經貿關係中的死結。
對於保爾森此次訪華中表現出的善意，黃衛平認為，在中美經貿關係中，匯率從來就不是本質性的問題，這一點，美國政府應該是充分認識到的。之所以兩任財長的表現不同，並不是由於兩人的性格差異，根本原因還是在於美國政府態度的變化。
黃衛平表示，美國政府之前之所以拿匯率來做文章，更多的是迫於美國國會和美國企業的壓力，使之成為中美關係中的一張牌。但從現在的形勢看，這張牌的作用正在減小，美國國內的關注點正在轉向其他，所以保爾森表現出善意也就不足為奇了。
保爾森訪華期間，多次強調中國開放金融市場的重要性。黃衛平認為，美國更關注中國的金融業開放，今後將成為值得注意的問題。因為在開放的同時，中國還需要關注金融系統的穩定性。可以預見，在未來的日子中，美國政府會將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中國金融市場的開放上。
領導人表態
胡錦濤：
中美雙方已共同宣布啟動中美戰略經濟對話機制。雙方應充分利用這一機制的職能，平等對話，坦誠交流，深入探討兩國共同感興趣和關切的雙邊及全球戰略性經濟問題，為兩國高層決策建言獻策；應充分發揮這一機制和中美商貿聯委會、中美經濟聯委會等機制的特點，使有關機制相互補充、相得益彰，為深化中美經貿合作、促進共同發展服務。中方願與美方共同努力，不斷拓展雙方共同利益，尊重和照顧彼此關切，全面推動中美建設性合作關係，共同致力於建設持久和平、普遍繁榮的和諧世界。
溫家寶：
經貿關係是中美關係的重要組成部分。隨著兩國貿易和投資的發展，中美經貿聯繫愈加緊密，並對世界經濟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因此，中美建立戰略經濟對話機制好，有利於消除誤解，增進合作。對話要遵循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循序漸進、合作共贏的原則，站在全局的高度和長遠的角度，著重討論雙邊和全球的重大經濟問題。
當前，中美經貿關係發展勢頭很好，但也存在一些問題。中美經貿關係應該具有穩定性和持久性，要照顧彼此關切。2003年我向布希總統提出處理雙邊經貿關係的五項原則，就是著眼戰略的，也是兼顧雙方長遠利益的。只要雙方按照這些原則去做，就一定能夠克服在合作中出現的問題，推動中美經貿關係持續健康穩定地向前發展。
中國將堅定不移地走改革開放道路，繼續推進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文化體制和社會體制改革。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我們將始終堅持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改革開放的政策不會改變。
吳 儀：
你最近發表講話談到，中美兩國已在全球經濟中密不可分，息息相關。我對此表示贊同。中美經貿合作優勢互補，互利共贏，發展迅速，給兩國人民帶來實實在在的好處，也成為亞太地區和世界經濟成長的重要促進因素。兩國經貿合作快速增長中出現一些分歧和摩擦在所難免。雙方應按照平等互利、共同發展的原則，通過對話和協商妥善處理，避免將經貿問題政治化，以推動中美經貿關係穩定健康發展。
美國財長保爾森於19日起開始其上任後的首次訪華行程。20日，中國國家副總理吳儀在北京與他會談，雙方一致同意開展中美戰略經濟對話。
經常擺出“傾聽”姿態
在他與中方已經進行的活動中，一身深色西裝的保爾森神態輕鬆，雖然講話並不多，但在會談時卻保持著高度的關注，經常擺出一幅“傾聽”的姿態。
據外交部相關官員介紹，保爾森訪華期間中美雙方將就雙邊關係，特別是如何加強兩國貿易、財經、金融領域的合作與交流，就如何推動中美兩國建設性合作關係交換意見。
保爾森此次訪華行程的另一場重要活動是與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主任馬凱見面。21日、22日他還將分別與商務部、財政部、信息產業部、衛生部等相關負責人見面，國家主席胡錦濤、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將在他行程最後一天與他見面。
和吳儀愉快交談
吳儀在與保爾森的會談中表示，保爾森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曾多次來華，對中國各方面情況都有切身體會，中國有句老話叫“眼見為實，耳聽為虛”，在各國政府高官中像保爾森這樣了解中國的恐怕屈指可數。
吳儀說：“我還記得7月14日曾打電話向您就任財政部長表示祝賀，我們對您的來訪表示熱烈歡迎。”
保爾森笑稱：“我對那次電話記憶猶新，那是我上任後與國外同行最先通的電話之一，這說明中美關係的重要性。”
保爾森表示，他70次訪問中國的經驗告訴他中美之間有多少共同利益。“我也了解，中美之間有一些緊張，這也是很重要的一面，但是更重要的是我們要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
保爾森表示，中美有義務以負責的、建設性的、創造性的方式來討論和對待經濟上面臨的挑戰。
看重中美戰略經濟對話機制
“今天啟動的經濟戰略對話機制是在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中美經濟關係日益密切的情況下，世界上最大的開發中國家和最大的已開發國家之間在經濟領域建立的戰略性對話。”吳儀20日在與保爾森會談後共同會見記者時說。
保爾森說：“這個對話機制由布希總統提倡，胡錦濤主席同意的。對話提供了一個獨特的機會來審視21世紀全球的經濟，並重新定義美中之間的經濟關係。”
“這個對話的內容關係到兩國的共同利益，主要涉及具有全局性、戰略性、長期性、巨觀性的經濟議題。”吳儀強調。
保爾森認為：“這個機制的啟動不僅向美中兩國，而且也向全世界各國傳遞了一個重要信息，即美中正在為了建立一個互利的關係而努力，這個關係包括減少經濟風險和減少政治和安全的風險。”
據介紹，中美戰略經濟對話將一年兩次，輪流在兩國首都舉行。
中美經濟戰略關係連升三級
用保爾森的語言是：“北京面臨的任務不是中國將超過美國，而是中國不能繼續改革以維持經濟成長。”這是美國首次肯定中美經濟是“雙子星座”
9月19日，杭州夜宴令人意外——美國新任財長宴請中國浙江民營企業家的領袖們。
保爾森想了解的是，中國的老闆們到底怎么看待人民幣的升值，或者說，中國企業能夠承受多大幅度的升值，能夠採取怎樣的措施減少升值損失。他在傾聽中國最活躍的民營經濟的“心跳”。
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中國老闆與美國高官間的交流。就像從來沒有一個美國高官曾經說，應該承認中國已經是一個“以全球經濟主要領導者姿態”出現的國家。
6天前，保爾森發表了就任美國財長之後的第二次講話，他強調，美國需要用“世世代代”的戰略眼光看待美中關係。中美經濟相互高度依存，中國的成功對美國十分重要。
在過去六年執政中，布希政府對於中美戰略關係的定位一再躍升。柯林頓時代的中美“戰略合作夥伴關係”曾在布希第一次競選總統時，冷降為“戰略競爭對手關係”；當選之後修訂為“建設性合作關係”；進而到佐利克時期的“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到如今的與美國經濟高度依存的“全球經濟領袖”。
這反映了美方不斷根據國際政治經濟大勢，及時把握調整中美關係的能力。其背後是中美之間的共同戰略利益不斷增加，價值衝突不斷減少。
“9·11”恐怖攻擊，使得美國終於明白：恐怖主義才是美國現實政治中的最大對手。如今，美國人更不得不承認，這是一場沒有邊界的最漫長的戰爭。在經濟上，歐元的誕生對美國經濟形成了最直接的挑戰，尤其是2003~2004年度,歐元對美元連續大幅升值,已經嚴重地衝擊了美元的霸主地位。換言之，美國在全球出現了新的真實的最大對手——在政治軍事上是恐怖主義，在經濟金融上是歐元。
對於美元的危機，美國的政治家們一度並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來自軍火寡頭集團的判斷可能認為，只要速勝，能夠牢牢控制下一個新的硬通貨——石油，歐元的挑戰不足為懼。但問題在於，他們沒預估到由此產生的成本之巨——深陷伊拉克泥潭，防範恐怖主義導致財政赤字只升難降；石油價格暴漲使得貿易赤字不斷攀升。與此同時，石油價格越高，則美國在中東的反抗者的財力越強。
美國一度使用連續加息的方法來反擊歐元，使美元在最近一年多一度反彈。但在歐元美元爭霸之下，美元只能加息而不能貶值，加息變成飲鴆止渴，財政赤字必然雪上加霜，而昔日的貨幣君王黃金也捲土重來，試圖漁翁得利。今年5月14日，金價達到了每盎司730美元的26年新高，美國的金融泡沫破滅一度急如燃眉；連續17次加息至5.25%，嚴重打擊了美國的房地產，其泡沫幻滅也是一觸即發。
越來越多的美國精英們看到了這一點，保爾森就是其中之一。提名美財政部長候選人時，他在美國國會作證時說：“關於美元、房屋市場與油價，目前我最擔心的是美元的大幅下挫。我不認為房屋市場有泡沫。某些地區可能有些異常，但我不認為房地產泡沫瀰漫全美。我真正擔心的是原油價格。”他的思維很清楚——伊朗核危機引發石油危機，再引發美元危機，接踵而至的是全球經濟和金融危機。
尋找分擔壓力不礙發展的中線
5月30日，布希提名保爾森為美國財長後，筆者曾指出：隨著美聯儲主席伯南克以強硬姿態在國際貨幣大會上表達對通賬的憂慮，其上任後第三次加息，亦即其擺脫格林斯潘陰影后自主的第一次加息勢在必然，同時，美國在對伊朗劍拔弩張之際突然轉向溫和。美國由石油危機誘發的金融危機的可能降級。
6月15日，當黃金價格在過去一個月中大跌180美元的時候，我們開始猜想這一切與保爾森之間的關係。只有保爾森會有如此的影響力讓黃金狂跌，而相信只有當保爾森確認布希政府接受了最有利於華爾街，也最有利於美國的策略，華爾街才敢如此豪賭。
保爾森的所有策略只有一個核心，那就是動用美國所有力量去保衛美國經濟的基石——美元，反擊黃金、歐元和石油。
給美國伊朗核問題降溫是熄滅導火索；通過貨幣手段穩定房地產價格，先穩定內部經濟，這都是應急之策；對外，美國的交易所收購倫敦證券交易所，圖謀併購泛歐交易所是為了削弱歐洲金融市場吸納資本的能力。由於降低財政赤字的內部改革難以短期見效。因此，他將先尋求貿易赤字的改善。
人們可能誤認為，保爾森此行是逼人民幣升值。是的，保爾森會希望人民幣加快升值，但不是以一場金融動盪為代價，原因他自己已說，中國的成功已經對美國十分重要。
相信這不是一句客套話。隨著中國“製造業中心”地位確定，中美兩國之間已經實質形成了一種這樣的關係：中國提供廉價商品，美國提供消費；中國換回美元再購買美國國債等金融資產。在這種關係中，美國對中國的依賴甚至要大於中國對美國的依賴：如果中國大幅減持美國國債，則美元危機加速到來；如果中國廉價的商品突然消失，則美國將遭受大幅度的通貨膨脹。
對於保爾森來說，一個最有利於美國的中國是，人民幣能夠不斷小幅升值，以降低美國貿易逆差，但不至於使中國經濟陷入另一場危機，用保爾森的語言是：“北京面臨的任務是如此艱巨，以至於我們面臨的最大危險不是中國將超過美國，而是中國不能繼續進行必要的改革以維持其經濟成長。”這是美國首次肯定中美經濟是“雙子星座”，而非以前某些美國政治家一相情願——中國成為美國的“超級胎盤”而已。
由此，我們相信保爾森幫助中國開出的“藥方”是真誠的：中國經濟要避免失控，就迫切需要採用一些廣為接受的、以市場為基礎的政策手段。他表示：“一套更加靈活的、市場化的匯率機制以及一個更加敏捷的、不受外界干預的貨幣政策對於實現經濟的穩定、持續、無通脹增長是必不可少的。”
選擇浙江的民營企業家們作為保爾森在中國會見的第一批主人，其邏輯由此變得十分清晰：一個什麼樣的升值幅度？它既讓中國最大程度為美國分擔壓力，又不至於危及中國企業生存和發展，對此，這群人有最後發言權。這會使他接下來在北京與中國決策者會談時更加清楚雙方的中線，使得他這第71次的中國旅行仍然是個受歡迎的客人，而且今後會得到更多的尊重。
歐盟經濟二季度以來的強勁表現，讓美國更加注重與歐盟的競爭，所以保爾森迫不及待地打開中國最具潛力的市場
鑒於無數英雄豪傑麻痹大意、剛愎自用的慘澹結局，宋代張商英曾有言：“與覆車同軌者傾”。
而眼見保爾森在訪華前後對中國恭維有加，或許真有些國人會以為，這位美國新財長是自己的一路（軌）人。
親華言辭
70餘次走馬入華的非常經歷，給保爾森贏得了“中國通”的美譽；在非典時段“隻身上京”的英雄壯舉，在高盛期間“進軍中國”的旗幟高舉，更是為他積累了甚多的人望。
更重要的是，在兩個多月里，無論是在大學報告廳，還是在國會演講台，甚至是在IMF會議桌上，保爾森都通過闡述自身政策取向和評價中國經濟現狀的多元化方式，直言不諱地表白了自己的“中國情結”。
這種“情結”具體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對中國經濟改革“態度溫和”。
保爾森強調“對於我們來講，最大的風險不是中國將取代美國，而是中國不進行必要的經濟改革，不能夠保持它的增長率”。
這種設身處地為中國著想的姿態，使得保爾森看上去更像是個“壓力承載器”，而不是斯諾式的“壓力轉載器”。
當中美貿易逆差持續擴大之時，保爾森並沒有將以“鷹派”議員舒默和格雷厄姆為代表的國內保守勢力的政策壓力，轉嫁到中國匯率制度改革上，而是在2006年9月16日向中國貨幣當局提出了一個循序漸進、有張有弛“三步走”的長期戰略。
二是對中國經濟地位“褒獎有加”。
在過去許多年裡一切能提及中國經濟的場合中，保爾森總是喜歡坦言自己對東方增長神話的欽佩。而在9 月13日的慷慨陳詞中，他更是令人吃驚地將中國稱為“世界經濟的領袖之一”。
如此堂而皇之地“戴高帽”，不僅讓美國國內的“中國威脅論者”瞠目結舌，也多少讓某些中國人有些不知所措。
中國情結
正當市場主體還在“保爾森挑逗”之中意亂情迷之時，打鐵乘熱的美國財長不失時機地開始了官袍加身後的首次中國之旅。
9 月19日，保爾森直抵“人間天堂”杭州，在隨後幾天裡他與浙江省委書記習近平促膝而談，並於20日至22日轉上北京，與國務院副總理吳儀等中國領導人，以及國家發改革委、財政部、商務部、信息產業部、衛生部等相關負責人進行高端對話。
保爾森一波接一波的親華言行，讓市場對中美經貿關係更趨和諧充滿了希望，甚至有飄飄欲仙者真心認為，鮑爾森個人性格和政策表象中的“中國情結”，意味著美國財政當局對“中國利益”的政策偏好轉移。
這實際上只是不明就裡的痴人妄想，無論如何保爾森都是美國財長，而不是中國財長。而美國財長公開表現出的任何“感情偏好”，都只是美國利益最大化的一種現實需要。
這當然也包括他（們）的“中國情結”。
遇硬則軟
一方面，保爾森的“中國情結”是美國減輕外部失衡的博弈均衡。
眾所周知，布希之所以對保爾森青睞有加，是因為保爾森本身就是“布希學”（Bushonomics）的信奉者。自由貿易、強勢美元、減稅政策共同構成了保爾森的政策核心；而美國“雙赤字”風險結構下外部失衡的問題核心，則在於美中貿易逆差。
在多次博弈之後，現階段以政策核心緩解問題核心，讓“中國情結”成為一種暫時均衡。
首先，在斯諾回合，美方在軟硬兼施之中已經充分領略了中方博弈對手在匯率改革上的穩健有序，因此在明知威逼無效的情況下選擇溫和態度，實際上增強了自己在雙邊貿易談判中的主動性。
其次，在保爾森近來不斷重申“強勢美元”之際，市場對美元幣值的走高預期不斷增強，如果此時中國匯率制度改革過快，反而可能在“市場化”過程中減小與美元的“同步變化”傾向，這反而會給美中貿易帶來更大的失衡壓力。
因此，在態度溫和之中繼續保有美元在中國人民幣貨幣籃子中的較高比例，是強勢美元政策成本降低的現期選擇。
最後，保爾森在稱讚中國經濟之餘，總是強調“貨幣價值應由開放的競爭性市場決定，並反映經濟的基本面”，這實際上給人民幣長期相對美元走強帶來了一種潛在壓力。
更可怕的是，這種壓力來自於市場口徑的“糖衣炮彈”，這顯然比強加干預更為令人防不勝防。
揚華抑歐
另一方面，保爾森的“中國情結”是特殊時點的有的放矢。不易察覺的是，他訪華的時機選擇其實暗藏玄機。
在這之前，亞歐會議剛剛結束，多哈回合崩潰後世界經濟多邊談判的復甦，正從亞歐聯姻悄然開始，這顯然給美國的全球戰略帶來了潛在危機。
在經濟方面，歐盟二季度以來相對於美國的強勁表現，讓美國更加注重與歐盟的“機會爭奪”，所以保爾森迫不及待地用笑臉進一步打開中國這個最具潛力的市場。
與此同時，通過對中國“領袖地位”的強調，美國試圖在多極制衡中限制歐盟對世界經濟影響力的不斷擴大。
而在保爾森訪華之後，中國迎來12月11日金融全面開放的時點。
近期熱議的《外資銀行管理條例》修訂稿規定，外資銀行獲得經營人民幣零售業務的所有許可權，必須得放棄“外資銀行”的有利身份。
而對國內法人資格的要求、對三年營業二年盈利的需要、對100 萬元單筆存款業務的規定，不僅意味著更大的資本投入、更強的監管約束，還意味著從零開始的“機會成本”增加。
通過對中國“領袖地位”的稱讚，美國人無疑是在向中國推銷“蝙蝠俠”精神：“更強的力量應該對應著更大的責任”，強大的中國理應在經濟改革中表現得更像個強者，不打折扣地徹底履行世貿金融承諾。
保爾森不愧是“中國通”，其政策選擇的“中國情結”表象背後，果然處處滲透著“以迂為直”、“以退為進”、“欲取之，必先予之”的中國智慧。
所謂“辭卑而益備者，進也”，如果中國人盲目陶醉於甜言蜜語而不深究其因，只能錯失“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的戰略時機。也惟有讀懂保爾森的“笑臉”，方可胸有成竹地坦然面對隨時可能發生的“變臉”。
出席活動
2015年2月，美國智庫“外交關係理事會”（CFR）舉行研討會，探討習近平時代中國面臨的機遇與挑戰。美國前財長保爾森、奧爾布賴特、洪博培等美國政界“大咖”出席，吸引了許多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前來旁聽。他們都關注這些與中國領導人打過很多交道的政治家如何看待習近平的領導風格。
環保人士
在美國中部農場長大的保爾森是一位 不折不扣的環保人士。今年春天，他向一個致力環境保護及教育的基金捐出總值1億美元的高盛股份。作出這項捐贈後，保爾森的個人財富仍超過5億美元，並私下表示有意捐出所有財產。
在環保問題上，保爾森與布希總統不大合拍，因為他 是《京都議定書》的支持者。為支持環保事業，他不惜得罪部分股東，把高盛在智利擁有的68萬英畝土地捐獻給環保組織的“野生動物保護協會”。
保爾森自幼喜歡動物，他少年時代的夢想是當一名護林員，在他家鄉伊利諾州巴靈頓的農場裡，除了有普通動物，還養著蛇、鱷魚、毒蜘蛛，並允許四隻浣熊自由走動。
在華爾街時，偷得浮生半日閒，作為美國保護野生捕食鳥基金會名譽主席的他，常常擁著當教師的妻子，到紐約中央公園去觀鳥。在全球各地旅行時，他也不忘看動物觀鳥，一次訪問途中遇見一條蛇，他興奮地飛身跳下車去觀看。
保爾森說過，自己的任期或與美國總統布希一樣是2年半，目前還沒有卸任後的打算，最有可能的是去從事資源節約的保護工作及到大學任教。
相關爭議
2011年，格林伯格起訴美國聯邦政府對AIG的援助計畫。該訴訟將於2014年10月左右開庭，證人名單上一長串耀眼的金融巨擘的名字吸引了眾多人的目光。2014年中旬，前財政部長保爾森和蓋特納、以及前美聯儲主席伯南克都將在華盛頓的美國聯邦法院出庭作證。為自己在金融危機中救助AIG的決定進行辯護。
2008年以巨額資金救助AIG,。美國政府占有AIG 80%的股份，此舉稀釋了原來眾多股東手中的股份。而格林伯格曾是AIG最大的股東之一。
此外，成為AIG的大股東也讓美國政府從中賺取了227億美元的利潤。格林伯格的代表律師表示，政府在救助其他大型機構時都要求收取利息，而對AIG的救助資金則被施加了14%的利率。美國財政部的律師表示，事實證明政府的救助是有效的。
人物簡歷
1946年3月28日 生於美國佛羅里達州棕櫚海灘（Palm Beach，Fla.），在伊利諾州巴靈頓的一家農場長大，信仰基督教科學派。
1968年 畢業於達特茅斯學院（Dartmouth College），獲得英語學士學位。
1970年 從哈佛大學（Harvard Univ.）獲得工商管理碩士（M.B.A）學位。
1970-1972年 供職於五角大樓，擔任美國國防部助理國防部長的助手。
1972-1973年 尼克森在位期間，任白宮總統辦公室助理。
1974年 開始進入高盛公司的芝加哥分部工作。
1982年 成為高盛公司的合伙人。
1990年 出任高盛公司投資銀行部的聯合主管。
1994年 晉升為高盛公司總裁兼營運總監，並首次被提名為執行長。
1998年 成為高盛公司高級合伙人之一。
1999年 高盛上市，鮑爾森成為美國高盛集團（Goldman Sachs）主席兼執行長。
2006年7月 就任美國第74任財政部長
2018年4月9日，博鰲論壇新一屆理事會決議亨利·保爾森離任理事將進入論壇諮詢委員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