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本書精選學術新銳周濂公開發表的隨筆文章，包括時評、書評及其部分學術文章等。作者以其深厚的專業學養作為根基，把他對幸福、公正、德性生活、民主、自由、道德、幸福等等這些問題的哲學思考融進一個個現實故事和活潑潑的生命體驗中，用最真切的道德直覺和清醒的問題意識和柳葉刀式的概念分析能力，一猛子扎進問題的深處，把深邃的哲學拉回到“粗糙的地面”。
圖書目錄
第一部分 我們都是一小撮
金斯堡得不到，阿曼達甩不掉
讓我們擔憂我們的童真吧
射象者布萊爾
“不就是”與“又怎樣”
笑而不語與中國表情
烈士與傻子
跳來跳去的羅素
笑眯眯的印度乞丐
活著，還是死去？
大學校園中的“無名氏”
大學生的“德性”
古格斯的戒指與費爾德曼的甜餅
節慶、傳統與革命
磕頭的理由
裝裝文明人
榜樣的力量
求求你感謝我
“我的”和“好的”
沒本事移民的，請做個公民吧
橋都堅固，隧道都光明
人道主義是張一撕就破的薄紗
你永遠都無法叫醒一個裝睡的人
我們都是一小撮
第二部分 重見天日的生活
你想要打聽的那個人在哪裡？
阿飛後傳
沉默並詩意地活著
抒情是一種病
“實話實說”還是“是話就說”
掐死一切意識形態大臭蟲
有這么一種困惑來自生活
存在的焦慮與勇氣
喪鐘為遊記而鳴
重見天日的生活
第三部分 我們何時喪失理解
色情文學招誰惹誰了
請“真實”的康德起立
“帝國”失去“主義”，天下將會怎樣
圓地球還是平地球？
歷史尚未終結，國家仍需強化
誰是美國的孩子？
行走在高速公路上的石器時代人
與正確無關的政治正確性
全民開講2.0時代
大眾文化的“群架二原則”
娛樂不精神
我們何時喪失理解
過期
好人電影與好公民電影
通過對話能夠走向真理共識嗎？
智者的審慎
理解之難
第四部分 站在思想的高牆上
站在思想的高牆上
哲學是一個動詞
民主在此可能嗎？
幸福政治學
告訴他們我度過了極好的一生
最可欲的與最相關的
尺度、分寸與超越
政治哲學家與政治現實
革命的窄門
作者語錄
你永遠都無法叫醒一個裝睡的人作者周濂，男，1974年12月生於浙江。先後獲得北京大學哲學學士、碩士學位，香港中文大學哲學博士學位。現為人民大學哲學院任教，是一位年輕的哲學學者。著有《現代政治的正當性基礎》專著一部，以及中英文論文20多篇。研究領域為政治哲學、道德哲學和語言哲學。長期擔任“西方哲學智慧”，“外國哲學原著選讀”，“政治哲學原著選讀”等課程的教學工作。下面是讀他的書覺得有意義的章節，故摘之。
在一個普遍性倫理崩潰的時代里，在一個絕對之善匱乏的社會中，你是選擇犬儒地活著，還算追求一種合乎德行的生活？
在龐大森嚴的社會控制力量面前，憤怒、仇視這些應激性的情感終難持久，繼之而來的第二反應就是充滿無力感的沮喪、無奈和泄氣。
在這個時代，似乎總有一種向下的力量要把所有人拉低，總有一種執拗的懷疑要撕破人道主義的溫情面紗。
安妮特?貝爾說：“一個人如果相信他人的良好願望，他就必然容易受到他人良好意願有限性的傷害。”換句話說，選擇相信別人的同時，也就給別人留下一個傷害自己的機會。
每個人的自我改善是改善這個世界的必由之路。某種意義上，人生就是一場徹底的清算，一場與自己的本性進行的戰鬥，一個也許永遠都沒有標準答案的“認識你自己”的追問。
荀子早就說過，“人性本惡，其善者偽”。裝是文明的第一步，裝啊裝啊就信以為真了，就深入人心了，就大道通行了。所以裝不是問題，裝什麼和怎么裝才是大問題。
所謂“微革命”，就是一要人人行動、敢於擔當，二要不以善小而不為、不以惡小而為之。如果因為你的所作所為、一言一行使得此時此地的世界是一個更好的所在，哪怕就好那么一丁點兒，那么你的言行作為就是善的，你就是一個合格的公民。
尼采曾這樣比較大笑和微笑：精神上變得越是快活、越是靠得住，人們就越是忘記放聲大笑；與此相反，他們臉上不斷湧現出精神的微笑，這是他們對美好生活所藏匿的無數舒適感到驚訝的一種標誌。
謊言一旦變成赤裸裸，信任的支柱便被抽離，此時支撐謊言繼續運轉的動力要么是利益要么是暴力。赤裸裸的謊言不再承擔造夢的功能，但它依舊可以讓每一個人繼續生存在一個虛假的空間裡，在這個空間裡，大伙兒集體在裝睡。
不管是一個人，或者一個民族，如果缺少深厚的哲學傳統去沉思命運的無常，沒有堅定的宗教信仰去抵禦時間的清洗，也沒有強健的法治精神和權利意識去抗拒國家的暴力，那么唯一可做的事情就是歇斯底里地狂歡和饕餮，起鬨或圍觀。
當面對逝者如斯夫的時間，不測的命運，時有時無稍縱即逝的才情時，只要我們意識到自己在面對他們時一如嬰兒般渺小和無助，我們就只能像嬰兒那樣滿足於當下的器官享樂。
法律是底線性的、維護性的，如果它是一種好的法律，那么它將有效地保證社會機體的正常運轉，但是它並不必然保證社會將是一個美好的存在，因為幸福就其實質而言不是普遍的，而是因人而異，所以法律對社會中的人有普遍的約束力，它規範的是公共生活領域當中的事。在一個普遍懷疑和反諷的年代，有時候堅持立場要比懷疑本身更加有力和值得尊敬。
生活的大多數狀態好比在光滑如鏡的冰面上滑行，足下無塵、倏忽萬里。如果你對這樣的似水流年有所不甘，就會試圖套上釘靴或者別的什麼，用力且用心地步步為營，將時間釘
在腳下，就像石匠在劈山鑿石，錘子落在鑿子上的每一下都是那么的鏗鏘有力堅固結實。這樣的丁靴，可是是病痛，可以是冥思或者感傷，總而言之這種釘靴讓你更加地貼近靈魂——至少它讓你如此這般的信以為真。
生活貼得太近會傷害靈魂，靈魂貼得太近會疏遠生活。但是時間不會戛然而止，時間在靈魂低眉舉目之間輕輕躍過。
羅素說，在我一生中，有三種不可遏止的追求，一是對真理不可遏止地追求，一是對自由不可遏止地追求，還有一個就是對愛情的不可遏止地追求。幾何學講三角形是最為堅固的
一種建構方式，在羅素這裡，真理、自由與愛情就構成了這么一個堅固的三角形。
當個人的羞恥感與所謂國家民族乃至人類的正義發生齟齬的時候，問題突然變得尖銳起來，是竭力維護所剩無幾的自我認同感呢還是心甘情願放棄它？
也許作為群體的存在勇氣的確來自於某些宏大敘事的煽情，但是對於個體而言，存在的勇氣只能源於某些隱秘的焦慮，那么你和我的焦慮在哪裡呢？
藝術並不是使我們疏遠於生活，而是使我們有可能理解我們自身，達到與我們自身的協調一致。
存在的質感並不取決於事件的堆積，生命的豐盈其實更在於內在化的體認與理解。
如果說生活總是被一些“執念”纏繞，陷入幽暗莫名曖昧狀態，那么現象學的眼光則教會你如何讓現象顯露，如何讓生活重新在陽光下熠熠生輝。
尼采說，一個哲學家對自己的起碼要求和最高要求是什麼？在自己身上克服他的時代，成為‘無時代的人’。
理論從不承諾它的實踐後果，但是一旦理論在實踐中出了差池，我們仍舊只能找“理論”來理論。
借用任志強的名言：“如果我的收入合法，你憑什麼仇富？”
如果說右派人士反對全球化是出於對國家、民族和傳統的念念不忘，那么左派人士反對全球化則是基於對弱勢群體和經濟平等的孜孜以求。
歷史總是以弔詭的方式嘲弄人類的渺小智慧。
福山的問答邏輯很簡單：是誰造成了全球範圍的貧窮、愛滋病、毒品乃至恐怖主義？孱弱國家和失敗國家！治療國家孱弱和失敗的良方是什麼？市場經濟和自由主義民主制度。
約翰格雷就指出，國家的合法性根據最終並不落在它是否實行了民主制，而在於國家是否自己在多大程度上提供了人民所需要的東西，比如提供安全保障，確保體面的生活，保護
對公民來說意義重大的文化價值等。
什麼是美國的核心價值和文化？亨廷頓的回答是對自由、民主和個人權利等信條的篤信。
很多時候，我們的確可以替每一個“為什麼”配備一些似是而非的答案，倘若沒有客觀的標準，尋求一個說法總是最容易的。
我們之所以生病，可能是因為身體的防禦機制不如傳染病的病原體進化得更快。打個形象的比方，人類就像是行走在高速公路上的石器時代的人，外在世界的文明已經來到21世紀
，而身體機能卻還停留在一萬年前。
有意義的假說，是那些重要的及合理的，但不是很明顯很容易地可以看出是對還是錯的假說。
在一個科技發達、文化成為一場滑稽戲的時代里，造成精神枯萎的敵人更可能是一個滿面笑容的人，而不是那種一眼看上去就讓人心生懷疑和仇恨的人。
陳嘉映這樣寫道：“我我最希望讀到的，是通俗的語言表達高深的思想，最不喜歡的，是用高深的語言表達淺俗的想法。”
如何在實證科學無往不利、大行其道的今天，為哲學和自然理解奠定一個恰切的邏輯地位，替人類存留住“意義的世界”和“存在的家”，這是擺在每一個當代哲學家面前的緊迫課題。
我們的時代迷上了速度魔鬼，由於這個原因，這個時代也就很容易被忘懷。當然，這個論斷可以顛倒過來說：我們的時代被遺忘的欲望糾纏著，為了滿足這個欲望，它迷上了速度魔鬼。
對現代人來說，變化是高貴的，而不變則是保守乃至無能的表現。
“體制本應是保護我們的，而它有時候卻自行其是地殺害我們和讓我們殺人，冷酷地、高效率地、而且系統性地。”
“體制的夢想不等於每個人的夢想，體制的路徑更不等於每個人的路徑。……社會進步不可能是某一單方面夢想或理想的結果，而是各種夢想、訴求、利益互相之間平行四邊形的
合力。其中每一方力量都只是一個組成部分，而不是全部。”
“政治的真正體現是公民們在公共領域內協商共議群體公共事務。”
看中國的悲劇，可能要帶手絹去，看希臘悲劇你不一定哭，但看了以後，會感覺到一種強大的震撼力。
自我閹割的處理方式導致中國式的“好人電影”傳達的無非是些逆來順受、小富即安、沒事偷著樂的小農理想和劫後餘生的倖存者心理。
在政治生活中，真正重要的美德是勇敢、智慧、節制、大度這樣一些充滿男性氣概的品格，而在倫理生活中則是善良、友愛、忍讓這樣一些粉紅色的情感。
在一個政治理想崩潰的世界裡，受苦受難的人民不會關心“如何才能創造一個好國家”，而是孜孜以求“怎樣才能獲得幸福”。
生活中我們總會遇到這種討厭的人，你跟他講人道的時候他跟你講法律，你跟他講法律的時候他跟你講政策，你跟他講政策的時候他跟你講黨紀，你跟他講黨紀的時候他跟你講人性，你跟他講人性的時候他跟你講奇蹟。總之每次你說什麼話，他都能把要點轉到另一處，這樣的人我們稱之為“詭辯家”。
改變看特定事物時的面相，是達成理解的關鍵所在。
理解不僅需要雙方梳著偏分、打著領帶、彬彬有禮地互相打招呼，更需要把各自的表述嵌置到同一條生活之流之中，而這或許也正是理解之難的根本所在吧。
政治的全部目的在於：“使人們能夠發展各自獨特的人類能力和德性——能夠慎議共同善，能夠過得實際的判斷，能夠共享自治，能夠關心作為整體的共同體的命運。”
就像沒人能夠不去健身房舉啞鈴就成為有胸肌的健美先生，也沒有可以僅僅通過背誦“八榮八恥”就成為有德之人，各種德性和優良的品格都必須要外化成具體的行為，並且通過習慣予以固定。
尼布爾：人具有正義的能力，使民主成為可能；人具有不正義的傾向，使民主成為必要。
對於在滾滾紅塵中掙扎的芸芸眾生來說，誰不渴望得到幸福呢？就算這個字眼多數時候顯得遙不可及，但如果真的追問每個人為什麼活著，最後的最後，不管答案是在寒冷的冬夜
喝上一碗熱湯，還是坐在聖托里尼的咖啡館閒看日落，人們都會用“幸福”定義彼時彼刻的感受。
國家和政府的職能不過是保障人民的和平、安全與公眾福利，國家不該越爼代庖去定義幸福，更不會為每個個體的幸福去埋單。
任何理論只有與具體的現實相結合，才能凸顯它的效力與限度。
自由是人類追求眾多美好的價值之一，但並不是唯一的價值。相比之下，幸福不僅是人類追求的眾多美好價值，而且還是人類追求的那唯一一個終極價值。
擁有自由，不一定能夠獲得幸福，但是沒有自由，就一定不能獲得幸福。一種未經反思的人生是不值得過的人生，一個無從選擇的幸福生活不是真正的幸福生活，而只是“被幸福
”。
沒有人否認自己想要幸福，可是如果正義的人最終不會得到幸福，那么人們就沒有理由成為一個正義的人。
只有在制度上保證正義和幸福存在著正相關的關係，才有可能讓正義的人勇於前行，讓不義的人失去動機。
只有在基本公正得到解決的國家裡，才能真正有意義地談論幸福感和國民幸福指數。
“如果說謊對一個人有好處，為什麼他還應該說真話？”
改善自己是為改善世界所能做的一切。
對於維根斯坦而言，人生的確就是一場徹底的自我清算，一場與自己的本性進行的戰鬥。真實於自己是不容違背的責任。
現代人只是一些互相客客氣氣到不是共同生活的人，他們之間充其量只具有“善意”而不是“友愛”。
希臘人對幸福所下的古老定義為：“生命的力量在生活賦予的廣闊空間中的卓異展現”。
一個人應該如何生活？這是一個真正重要的問題！
0如果有人認為今天中國最緊迫的問題是貧富差距以及沒有賦予每一個自由平等的個體以尊嚴，那么他很可能接受羅爾斯的觀點“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美德”；如果有人認為今天中國最嚴重的問題是世風日下、人心不古、道德敗壞，那么他的立場自然會比較接近於保守主義；如果有人認為民主是一個已經實現的現實，那么他可能選擇對人民說話；如果有人認為現在和未來都是一個權貴與寡頭的社會，那么他一定會嘗試在“權勢者的耳邊低聲細語”。
只有提升我們對陌生人所承受的痛苦和侮辱的敏感度，我們才能創造出團結，因為一旦我們提升了這種敏感度，我們就很難把他人“邊陲化”，如此一來，就不存在我們和你們的分別，而是逐漸把他人也視為“我們之一”。
這個時代對於思想者的要求會更多，它要求我們不要做沒有頭腦的憤青，不要做淺薄的自由主義者，不要做沒有心肝的保守主義者，不要做替既得利益說話的國家主義者，不要做不負責任的無政府主義者，不要做一個理想高韜的空想主義者。
革命不是一個周而復始、循環往復的漩渦里沉浮，而是掙脫出來，跳躍出來，講述一個從不為人所知、也從不為人所道的新故事。
作者簡介
周濂，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副教授，香港中文學大學哲學博士，著有《現代政治的正當性基礎》專著一部，《蘇格拉底》、《海德格爾、哲學、納粹主義》（均為合譯）譯作兩部。研究領域為政治哲學、道德哲學和語言哲學。在《南方周末》、《三聯生活周刊》、《財新》等報刊開設專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