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中佛學
陝西有著悠久的佛教文化和濃厚的佛學氛圍，歷史上長期是中國佛教研究和傳播中心。鳩摩羅什、玄奘等諸多高僧在此翻譯經典、弘揚教義，影響遍及亞洲諸多國家和地區，素有“佛教第二故鄉”之稱。
長安在歷史上很長的時間裡，是全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因此成為佛教弘傳的鎖鑰之地，佛教的宗教文化創造，往往首先在長安產生，也在長安聚集，長安佛教自然而然地成為主導中國佛教的中樞，關中地區也自然而然地成為中國佛教的核心地區，是中國佛教僧才凝聚、經典翻譯、宗派創立、佛教弘傳和文化交流的五大中心，在東亞佛教以至世界佛教發展史上具有不可取代的歷史地位。在中國佛教歷史上形成的八大宗派中，三論宗、唯識宗、淨土宗、律宗、華嚴宗、密宗等六大宗派的祖庭都位於長安。不管是皇家寺院還是宗派祖庭、不論是高僧大德還是護法名流，陝西佛教都有其獨特的氣象和魅力，特別是“曾使唐皇淚盈目”的佛教聖物——法門寺佛指舍利的重光，更加奠定了陝西佛教在中國乃至世界佛教界的重要地位。
以唐末五代為分界，中國佛教歷史分為前期和後期。前期一千餘年，是從佛教傳入到興盛的時期；後期一千餘年，是在前期已經基本定型的基礎上發展和衰落的時期。在前期，特別在二秦、隋唐時代，長安是佛教在中國的譯傳中心。長安佛教之最大貢獻就是各個宗派的建立，印度佛教完成了中國化的進程，完全融入中國社會，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份。發達的佛學研究與教育的興盛對長安佛教發揮了指導性作用，而由於長安佛教的地位與影響，進而指導與促進了全國佛教乃至北傳系統佛教的興盛。
如太虛法師所云：”顧震旦之佛法，又隋、唐為全盛，六朝以往，發端而微；五代以降，殘廢而偏。欲復震旦佛法大全而擴充之，則又當取隋、唐諸宗師學為依止也。”
長安佛學與文化
長安佛學與長安文化是魚水共生。
第一，長安地區有利的文化傳統與氛圍。
在自然條件和地理位置的基礎上形成的關中先民的生產方式、文化風格，與其它地區以本地域傳統為核心而凝聚、升華的齊魯、巴蜀、荊楚等不同，包容性非常強，不特意排斥外來文化。數千年以來，長安地區處於多元文化結構的狀態，各民族文化雜處，諸種成份並存，培養形成了寬容與活躍的文化性格。
第二，社會環境方面的因素。
長安是十三個王朝的京師所在，周秦漢隋唐，人文薈萃，交通發達，有集中的政治影響、文化影響及寬鬆的文化氛圍，有利於印度佛教思想與中國最深層的傳統文化精神相契合。佛教和中國都崇尚和平精神，大乘思想與以農立國的中國社會理想一致，因而儘管佛教是外來的宗教，卻得到了大多數王朝的認同與支持。
第三，隋唐的國家統一和對佛教的支持。
隋代國家統一，給南北分張的中國佛教思想之交流帶來了恰逢其時的機遇。特別是隋代，隋文帝代周自立不合儒家傳統，更由於承北周苛政之後人心思安，以及隋文帝個人信仰的原因，支持佛教有歷史的必然性。唐初雖有先道後釋的國策，但在”竹分叢而合響，草異色而同芳 ”的政治理念指導下實施，佛教獲得了充分發展的機遇和空間。如經典翻譯，隋唐兩代都給予極高的重視，作為國家事業對待。延及社會風尚，佛教的信仰與佛學的研究得到社會各界，尤其是門閥階層的尊崇，義學僧被譽為”清流”。
長安佛教特點
第一，長安佛教的學術性特點首先反映在領袖身上。
綜觀長安佛教歷史，西來傳法譯經僧不必說，中土領風氣之先之僧人莫不為義學大德，從法護、道安到鳩摩羅什，從隋代”六大德”諸”眾主”到唐代諸宗師，無不一學術造詣精深，集研究於教育於一身，虛懷若谷，甘為人梯，著作累累，門下桃李成蹊，有極高的成就。這些領袖秉繼承與融會之精神，信仰堅定，學術專一，立身嚴正，御下有方，得到了當時社會各界的尊敬，以楷模視之。
第二，研究與教育，互為表里，圍繞義學大德形成若干學術研究性僧團發揮了巨大作用。
在領袖的帶領下，發揚了集體的智慧型。如道安僧團，鳩摩羅什僧團，信行僧團，玄奘僧團，不空僧團等等，各有導師率領，各自開闢新的研究領域。所謂六家七宗及三論、唯識、律、華嚴、淨土、密，甚至三階教，皆發軔於學術研究，然後廣布於師資傳授。這些派別的性質，本質上都屬於學術領域。”宗派”二字，雖有中國特點，並非完全意義上的世俗派別，主要指學術領域之分野。
第三，以出世精神行入世之事，務真求實，學術性及普及性相結合。
包含兩個方面，在理論上的求實何實踐上有的放矢，應機而施教，普度眾生，在學習印度上，目的明確，法顯、義淨赴印，為了求律，玄奘西行，意在瑜伽。長安譯傳印度佛學，儘可能忠實於原義。但畢竟中土與天竺不同，自然條件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如道宣創立南山一派，作”南山五大部”之外，認為：”前代諸師所流遺記，止論文疏廢立問答要鈔，至於顯行世事方軌來蒙者，百無一本 ”因而又編寫《比丘戒本》、《比丘尼戒本》、《章服儀》、《歸敬儀》、《護法儀》、《正行懺悔儀》、《量處輕重儀》等知識性讀本，對下層僧眾廣泛教化。又敢於開天下風氣之先，作《關中創立戒壇圖經》，築戒壇，實踐新法。
第四，批判與創新精神。這一點最能反映長安佛教的學術性特點。
長安佛教歷來學術氣氛濃，突出表現是講論與著述。長安寺院都有講論的風氣與制度，有教授式，有辯論式，有群體討論式，形式多樣，互相批判，互相學習。羅什譯經，從羅什到大眾，逐次講論，曾與佛陀跋馱羅門下辯論不已，甚至分道揚鑣。又如隋代日嚴寺集中了眾多江南義學僧，“並海內杞梓遞互相師，每日講乘五輪方駕” 。即如玄奘，門下也敢批評不宜”以凡語增加聖言量” ，而玄奘虛心接受。《大藏經》中真正的佛所說只占少部份，大部份可看作學術性的著作。這些著作都是在對前人學術思想批判的基礎上不斷的完善、創新。如《四分律》相部、南山、東塔各派，各述己見，互相批評，由講論而至著述，非常尖銳。長安佛學的發展就是在不斷地批評與創新中。
發展歷程
伊存授經
《三國志·魏書東夷傳》注引《魏略》記載：“天竺有神人，名沙拉。昔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盧受大月氏王使者伊存口授《浮屠經》曰復立者其人也。”
佛教第二故鄉西漢孝哀帝元壽元年（前2年），西域大月氏使臣伊存來朝，在長安向中國博士弟子景盧口授《浮屠經》，從此佛教開始傳入中國，史稱這一佛教初傳歷史標誌為“伊存授經”。
“伊存授經”是佛教界、學術界乃至社會其他領域公認的、有確切史料明證的史實，標誌著佛教正式傳入中國。
據方廣錩等學者考證，這部沒有留存下載的佛經在當時曾產生很重要的影響，儘管其中的內容只是一些佛教的常識，也並非嚴格意義上的佛經，但它在社會上層的流傳卻標誌著中國佛教的歷史從此正式邁開了第一步。也正因為如此，經過中央有關部門的批准，中國佛教協會和中國宗教學會才在1998年舉行了各種形式的“中國佛教兩千年紀念活動”。這是對發生在長安的這一標誌性歷史事件的一致認可和高度重視。
中央人民政府 ，國家宗教事務局 ，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 ，中國佛教協會 ，中國佛學院 ，中國社會科學院 ，國學大師、佛學大家湯用彤 ，呂思勉 ，趙朴初 ，任繼愈 ，白壽彝 等論證並肯定了伊存授經為佛法東傳中土的初始。
這一無可辯駁的史實在人民教育出版社普通高中歷史教科書《中國古代史》中明確 ，並在中央電視台以正式新聞形式通告世界。
2014年，在第27屆世界佛教徒聯誼會大會、第18屆世界佛教青年聯誼會大會、暨第9屆世界佛教大學議會大會開幕典禮上，世界佛教徒聯誼會會長潘·瓦納密提致辭：
“寶雞市和法門寺都是具歷史性的佛教地點。大約2,000年前， 中國佛教在陝西起源，然後傳播到其他省份以及鄰近的國家，終於成為中國文化一部分和中國人的指路明燈。”
“伊存授經”，為佛教初傳中土之標誌，故佛法傳入始於長安。
六宗一教祖庭
中國佛教真正獨立，不再依附於印度佛教的標誌是分宗別派，從此這一外來宗教完成了中國化進程，完全融入中國社會，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份。
五代之前，中國漢傳佛教共形成了八大宗派和一大教派，即三論宗、禪宗、天台宗、華嚴宗、法相宗、律宗、淨土宗和密宗和三階教。除天台和禪宗兩宗在陝西沒有明確的祖庭之外，其餘六宗的首傳祖庭都位於以長安為中心的關中地區。即就是天台宗和禪宗，在其宗派成長發育的過程中，也與陝西地區有不解之緣。
印度佛教傳播主要有南傳和北傳兩條線路，其中北傳指傳播到中國文化圈，再由中國向朝鮮、日本等國傳播。佛教傳入中國文化圈並發揚光大，是佛教成為世界宗教的標誌。佛教傳入中國後，因為關中特別是長安，長期是中國的文化、經濟、政治中心，作為絲綢之路的起點，溝通中西文明有天時、地利、人和之利，成為漢傳系佛教孕育發展的搖籃，並影響了周邊的國家和地區，佛教理所當然地在關中地區繁榮起來，古長安也成為佛教經典的翻譯傳播中心，因此，關中素有“佛教第二故鄉”之稱。
關中作為佛教的第二故鄉，重要的標誌是在長安形成了中國漢傳佛教“大乘”化的特點。中國漢傳佛教與印度佛教相比，有宗派和學派，但在印度佛教，則是只有學派，沒有宗派。佛教傳入中國後，長安作為當時的文化政治經濟中心，得風氣之先，很多外地或外國的僧人或信眾都到長安學習。求法僧從長安出發向西去印度，而傳法僧則從古長安出發向東去朝鮮、日本傳教。
三論宗祖庭草堂寺
草堂寺位於西安市戶縣圭峰山北麓，距西安約五十公里，是國務院確立的漢傳佛教全國重點寺院。
草堂寺約創建於東晉末年，距今一千五百多年，是三論宗祖庭。
現存草堂寺，是東晉十六國時期後秦國逍遙院內一部分。後秦國王姚興崇尚佛教，於弘始三年（401年）迎請龜茲高僧鳩摩羅什來長安，住逍遙園西明閣翻譯經典，後在園內建草堂寺，供羅什居住。由於鳩摩羅什譯經場以草苫蓋頂，故得名為“草堂寺”。鳩摩羅什既通梵語，又嫻漢文，佛學造詣極深，翻譯經律論傳94部、425卷，被稱為中國佛教史上四大譯師之一。
唐初高僧吉藏以鳩摩羅什譯出的《中論》、《百論》、《十二門論》三部論典為依據，創立三論宗，尊鳩摩羅什為始祖。草堂寺作為鳩摩羅什的譯經道場，成為三論宗祖庭。三論宗在唐初盛極一時，並流傳日本等國。
鳩摩羅什還在草堂寺譯出《成實論》，此論在當時也普遍宏揚，以後逐漸形成為成實宗，故草堂寺同時又是成實宗祖庭。
唐貞元二十年（804年），日本高僧最澄（767—822年）來大唐遊學，在天台山從道遂、行滿二法師習天台教觀，歸國後在比睿山創立日本天台宗。13世紀，日蓮（1222—1282年）在比睿山學習天台宗，1253年專依鳩摩羅什譯的《法華經》建立日蓮宗。這樣，日本日蓮宗信徒就把草堂寺作為其在中國的祖庭，並尊鳩摩羅什為初祖。1982年日蓮上人圓寂七百周年紀念，日本日蓮宗信徒為了表達對鳩摩羅什的敬仰和對草堂寺的嚮往，捐資雕塑了鳩摩羅什三藏法師坐像和修建了紀念堂。
法相宗祖庭大慈恩寺
大慈恩寺是法相宗祖庭，位於唐代長安城內晉昌坊，在今西安城東南八里處。
大慈恩寺始建於唐太宗貞觀二十二年（648年），是唐高宗作太子時為追念其母文德皇后在原隋代無漏寺廢址上所建，更名為“慈恩”。652年，玄奘為珍藏從印度帶回的大量梵本佛典，仿西域建築形式修建五層方塔安放梵本，此即大雁塔。因寺內中外馳名的大雁塔，故寺名於今隱而不彰。1983年大慈恩寺被定為漢傳佛教全國重點寺院。
大慈恩寺為唐代玄奘法師主持的佛教經典譯場所在地，玄奘曾在這裡主持寺務，領管譯場，創立佛教宗派，寺內大雁塔又是他親自督造，所以大慈恩寺在中國佛教史上地位十分突出。大雁塔底層南門內的磚龕里，嵌有兩通石碑：《大唐三藏聖教序》和《大唐三藏聖教序記》，分別由唐太宗李世民和唐高宗李治撰文，由唐代著名的書法家褚遂良書寫，字型清秀瀟灑，是唐代的兩通名碑。
玄奘宗奉印度大乘教中瑜伽一系之說創立了法相宗，慈思寺遂成此宗祖庭。玄奘在中國五大翻譯家中，譯作最為豐富，質量高，量也最大。
玄奘在譯傳瑜伽系學說同時，又重譯了小乘教派一切有部的《俱舍論》。此論在陳朝曾由真諦譯出，並為作疏，但到唐代已經佚失。玄奘重新譯出後，其門徒如普光、法寶等專事講求，相承不絕，自成一宗，因而俱舍宗也尊慈恩寺為祖庭。
大慈恩寺在唐代是著名的皇家寺院，也是唐代規模最大的寺院，占當時晉昌坊半坊之地，共有十餘座院落，現存寺院面積僅為當時的一個西塔院。
密宗祖庭大興善寺
大興善寺位於唐長安城內靖善坊，在今西安城大南門外五里處。是中國佛教密宗祖庭，被國務院確立為漢傳佛教全國重點寺院。
大興善寺始建於晉武帝泰始二年（226年），原名“遵善寺”。隋開皇二年（582年），隋文帝楊堅在興建京師大興城時，同時敕令建造大興善寺作為國寺。因隋文帝在北周時原為大興郡公，故取“大興”二字和“靖善坊”的“善”字命名。重建後的大興善寺規模之大為當時長安佛寺之冠。
大興善寺是隋朝第一所國立譯經館。著名的“開皇三大士”耶連提黎耶舍、闍那崛多、達摩笈多都相繼為譯主，開創了隋朝一代佛經翻譯。這三位從古印度遠道而來的高僧，對中國佛典翻譯做出了很大貢獻。
唐玄宗開元初期（716年—720年），印度佛教密宗傅播者“開元三大士”善無畏、金剛智和不空後來到長安。在大興善寺譯出密宗經典五百多部，大興善寺成為當時長安翻譯佛經的三大譯場之一。當時印度正在流行用咒語作佛教修習方便的瑜伽密教，善無畏、金剛智開始在中國傳播密法。後玄宗李隆基在興善寺重設國立譯場，在不空的主持下，廣譯密宗要典和念誦儀軌，正式建立了中國密宗，不空從而成為中國密宗開山祖，大興善寺也因此成為密宗祖庭。
大興善寺是隋代國寺，也是唐代國立譯場所在地。不空是中國五大翻譯家之一，主持大興善寺譯館，杖跡朝野，深受唐朝玄、肅、代幾朝的倚重。密宗是中國漢傳佛教最後一個形成的宗派。不空的弟子惠果主持青龍寺，日本僧空海入唐求法，隨惠果學得密宗法要，回國後開創了日本真言宗。1985年10月，曰本空海大師同志會為紀念空海示寂一千一百五十周年，向真言宗的發祥地——大興善寺敬獻了這尊青銅地藏菩薩立像，高約1.70米，底座用的漢白玉徹成。1985年10月25日，大興善寺隆重舉行了地藏菩薩像奉安開光儀式，由167人組成的日本空海大師同志會友好訪華團參加了法會。這尊佛像，成為新時期中日佛教界友好交往的新見證。
律宗祖庭淨業寺
淨業寺位於西安市長安區終南山北麓鳳凰山，距西安市約35公里，是國務院確定的漢傳佛教全國重點寺院。
淨業寺始建於隋末。唐初，道宣律師由豐德寺來此潛心著述。道宣從隋末高僧智首受具足戒，鑽研律部。後來又襄助玄奘翻譯佛典，得以吸收玄奘譯傳的新義，用大乘教義解釋《四分律》，創立了中國佛教中以研習與傳持戒律為主的一個宗派——律宗，因而淨業寺成為佛教律宗祖庭。因為道宣長住終南山，所以尊稱他所弘的《四分律》為“南山宗”，尊稱道宣為“南山律祖”。在中國古代的高僧中，道宣的個人著作最多，且大部分都流傳後世。
在中國漢傳佛教的各個宗派中，一般在傳承關係上門派都比較多，但律宗卻一直以南山道宣為正宗，法系比較單一。所以直到今天，海內外漢傳系統佛教的戒律制度和行事儀規，都以南山淨業寺所傳為圭臬。
唐太宗時代，道宣曾經被推選參加玄奘譯場，榮膺第一綴文大德。即在玄奘將梵文經典口譯出來後，首先由道宣等連綴整理成漢文文稿，並負主要的責任。唐高宗時，曾詔令道宣集合京城僧眾在淨業寺築壇傳戒。
武德七年（624年），道宣結廬終南，始居白泉寺、豐德寺，後得護法菩薩“彼清官村，故淨業寺，地當寶勢，道可習成。”之示，遂移居淨業寺。此後四十餘年，道宣律師除兩次出山，被禮請參加玄奘法師在長安弘福寺、西明寺組織的譯場外，其餘時間均在淨業寺潛心禪定，研究律學。他曾因嚴持戒律、精修般舟三昧而感人天送供，天神護法。道宣律師以大乘教釋《四分律》，廣弘律學一脈，他的著述中有關《四分律》疏、鈔極多，其中《四分律刪繁補闕行事鈔》、《四分律刪繁隨機羯磨疏》、《四分律含注式戒本疏》被稱為“南山三大部”，再加上《四分律拾毗尼義鈔》、《四分比丘尼鈔》等著作，在中國佛教史上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
乾封二年（667年）十月三日，道宣圓寂，葬於壇谷石室。唐高宗詔令天下寺院奉供道宣律師畫像，以為典範。並令名匠韓伯通為其塑像，在淨業寺外北峰頂上建立道宣律師舍利塔。唐穆宗曾下贊曰：“代有完人，為如來使。龍鬼歸降，天神奉侍。聲飛五天，辭驚萬里。金烏西沉，佛日東舉。稽首皈依，肇律宗主。”
律宗在唐代傳入日本，道宣弟子弘景門下有鑒真律師，於玄宗開元年間在揚州大明寺傳戒說法。天寶元年（742年），日本遣唐僧榮睿、普照來求法，請鑒真東渡入日本傳戒。鑒真六次東渡，於天寶十二年（753年）終於抵達奈良。鑒真在日本築壇傳戒，從而開創了日本律宗一脈，由此道宣也成為日本律宗祖師。
華嚴宗祖庭華嚴寺
華嚴寺位於今西安城東南二十五里的樊川少陵原，為華嚴宗祖庭，漢傳佛教全國重點寺院，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華嚴寺建於唐貞觀年間，此宗以宗奉《華嚴經》而得名。創宗祖師為“華嚴五祖”杜順、智儼、法藏、澄觀和宗密。原寺舊址有華嚴五位祖師塔（今僅存初祖杜順和尚塔和四祖清涼國師塔），故華嚴宗即以華嚴寺為祖庭。
初祖杜順和尚隋末住終南山，宣揚《華嚴》，教化道俗。貞觀六年（632年），唐太宗親自把他迎入宮內，隆禮崇敬，賜號“帝心”。相傳杜順八十四歲時在太宗的床上坐化，隨後恭送長安南郊，建塔於華嚴寺內。
三傳至賢首法藏，吸收了玄奘新譯中的一些理論完成判教，充實了觀法，正式建成宗派，深得武周朝野賞識，被武則天尊為“賢首大師”，因而華嚴宗也被稱為“賢首宗”。賢首的理論一度為弟子慧苑曲解，以致未能很好傳播。其後四祖澄觀駐錫華嚴寺凡十年，糾正了慧苑異說，恢復了華嚴正統。澄觀生歷九朝，為七帝師，示寂之日，文宗李昂為之輟朝三日，朝廷重臣縞素臨葬。德宗、文宗都曾經封澄觀以清涼國師之號，故也有稱此宗為清涼宗。由於華嚴寺當時道場莊嚴、高僧雲集、環境優美，曾經一度成為世界佛教中心。
唐代華嚴宗思想經由華嚴寺傳播到世界各地，華嚴寺成為弘揚《華嚴經》經典教義的重地，成就了佛教界“不讀《華嚴》，不知佛家富貴”的無量功德；華嚴寺同時也成為弘揚華嚴宗思想的搖籃，在這裡將佛教最圓滿的思想中揉和中國傳統文化，形成獨具特色的理論體系；正因為如此，華嚴寺成為華嚴宗發祥地和世界佛教界公認的華嚴宗祖庭道場。華嚴寺在完備佛教思想、促進佛教中國化進程、連線海內外佛教信徒、國際友好往來等方面具有深遠的社會價值和歷史貢獻，為世界佛教徒朝聖禮拜的聖地 。
淨土宗祖庭香積寺
香積寺位於今西安城南三十五里的神禾原，是國務院確定的漢傳佛教全國重點寺院，是中國淨土宗祖庭。
此寺建於唐中宗神龍二年（706年），寺內有淨土宗二祖善導大師舍利塔。淨土宗在民間十分普及，此宗勸人念阿彌陀佛名，借彌陀願力往生極樂國土。淨土宗由東晉時慧遠大師創於廬山，至善導才完備了一宗的宗義和行軌，使之蔚然成宗。
善導（613年—681年）是唐朝弘揚淨土宗祖師，號“蓮花第二祖”。淨土宗又稱“蓮宗”，以《無量壽經》、《觀無量壽經》、《阿彌陀經》和《往生論》為主要經典，主要宣揚西方極樂世界。
善導對中國佛教的貢獻則在於對佛法的普及。貞觀十五年（641年），善導來到長安，在光明、慈恩等寺先後宣揚淨土思想三十餘年。淨土宗提倡專心念佛即可往生淨土，無論貴賤賢愚皆可受其教化。善導在佛寺內，寫《彌陀經》十萬餘卷，畫《淨土變相》三百餘壁，用種種通俗易懂的辦法激發四眾。且能艱苦自勵，以身作則，每日長跪念佛，非至力竭不止。於是滿城並受其化，擁有徒眾成千上萬，雖屠沽之輩亦得到啟發而歸心。信徒中有人日稱佛號十萬聲，一生誦《彌陀經》多至五十萬卷。至今漢地佛教徒仍以《彌陀經》為日課，以念佛為普遍修持的法門。佛教徒相見每以“阿彌陀佛”為口頭致意語，可見淨土宗風影響的深遠。在淨土宗的歷史上善導大師提倡持名念佛的功績罕有其匹。
唐高宗永隆二年（681年），善導圓寂，弟子懷憚為紀念善導功德，修建了香積寺和善導大師供養塔，使香積寺成為中國佛教淨士宗正式創立後的第一個道場。高宗聽說善導大師念佛時曾經“口出佛光”，故賜善導常住之寺為光明寺，門人在神禾原建塔安其遺骨，並於塔畔構築伽蘭。因此，香積寺被淨土宗人視為祖庭。
公元8世紀中葉，善導闡述淨土宗理論的著述《觀無量壽經疏》傳入日本。隨後，善導及淨土宗在日本影響遂步擴大。12世紀時，日本僧人法然上人依據善導的《觀無量壽經疏》創立了日本淨土宗。善導的《觀無量壽經疏》遂成為日本淨土宗的根本聖典，香積寺亦成為日本淨土宗的祖庭。
民國四大高僧，淨土宗十三祖印光法師，法名聖量，別號常慚愧僧。俗姓趙，陝西省合陽縣人，遺著《印光法師文鈔》近百萬言，皈依弟子數十萬人，世推淨土宗十三祖。對於印光法師的操行，弘一法師（李叔同）極為傾倒。在1924年時，弘一法師在答覆居士王心湛的信里，就曾刨白心跡說：“朽人於當代善知識中，最服膺者，唯印光法師。”弘一後拜印光為師。
1980年5月l4曰，是善導大師逝世一千三百周年紀念日。為了紀念這位中日佛教淨土宗的祖師，日本日中友好淨土宗協會副總裁稻岡覺順和日中友好淨土宗協會會長武田奝彥率139人的“日本淨土宗祖跡參拜訪華團“，與中國佛教協會長趙朴初居士、副會長正果法師，以及香積寺僧侶，隆重舉行了紀念法會，並在善導供養塔前舉行了上供儀式。稻岡覺順在致詞中說：“中國是日本淨土宗的靈魂故鄉是日本人的父母之國。願日中兩國人民的友好往來，就象香積寺旁的滈河與潏河兩條河流匯合一樣源遠流長。”
密宗祖庭青龍寺
青龍寺，又名石佛寺，佛教八大宗派之一密宗祖庭，日本佛教真言宗祖庭。1996年，青龍寺遺址被國務院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青龍寺位於西安市城東南的樂遊原上。唐時為長安延興門內新昌坊。該寺建於隋文帝開皇二年（582年），原名“靈感寺”。據史書記載，隋文帝是在佛寺里降生的，並且由尼姑撫到十三歲。由於隋文帝在尼寺里生活了十三年，受佛教的薰陶和影響很深。在修建大興城時，將城中的陵園（土冢）墓遷葬到郊野，為超度這些亡靈，特意在樂遊原上修了寺院，取名為靈感寺。
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寺廢。唐高宗龍朔二年（662年）城陽公主患病，蘇州和尚法朗誦《觀音經》祈佛保佑得愈，公主奏請復立為觀音寺，唐睿宗景雲二年（711年）改名青龍寺。
青龍寺是唐代密宗大師惠果長期駐錫之地。日本著名留學僧空海法師事惠果大師於此，後成為創立日本真言宗之初祖。著名的入唐八家，其中六家（空海、圓行、圓仁、惠運、圓珍、宗睿）皆先後在青龍寺受法。
惠果（743年—805年）俗姓馬，京兆萬年縣（今陝西長安）人。九歲時，隨不空弟子曇貞受學，後於青龍寺大佛殿前剃染，慈恩寺受戒。唐大曆元年（766年）從不空受兩部大法及傳法阿闍梨位。又從善無畏弟子玄超受胎藏法及諸尊瑜伽。故惠果之學，實兼善無畏、不空所傳之長。惠果在青龍寺東塔院設灌頂道場，時稱密宗大師。
唐順宗永貞元年（805年），惠果在青龍寺圓寂，門下弟子道俗千餘人送葬。
日本真言宗僧眾，飲水思源，緬懷先賢，為增進中日友誼，與西安市有關方面商談，於1982年建成“空海紀念碑”，又於1984年建“惠果空海紀念堂”。
三階教
三階教又稱三階宗、第三階宗、三階佛法等，隋代僧人信行創立。因受佛教其他各宗的攻訐和朝廷禁止，在隋唐數度盛行傳播300餘年後，日趨衰微，終於湮滅不傳。
雖然法脈沒有持續流傳下來，但三階教當時的影響非常大。今西安市長安區百塔寺就是該派的祖庭，寺內還有棵隋代的銀杏樹，彌足珍貴。
續論
除了以上首傳祖庭之外，陝西現存的還有一些與宗派相關的重要寺院。華嚴宗的至相寺，法相宗的興教寺、玉華寺，律宗的豐德寺等，都與創宗祖師和該宗派的形成有密切的關係，祖師或長期在該寺講經授徒，著述立說；或圓寂後葬於該寺，這些寺院也都屬於該派的祖庭。
總而言之，在佛法東漸的過程中，關中長期為佛教學術的一大重鎮，其在中國佛教史上地位之顯要，固不待煩言而能自明。天台和禪宗兩宗在關中雖然沒有明確的祖庭，但亦有不解之緣。比如天台宗形成的中心雖在浙江天台山，但其教理仍與關中甚有干係。天台宗尊龍樹為始祖，而龍樹之學，初由鳩摩羅什弘傳於關中。此宗一個重要理論是“一心三觀”，它主要來源於由羅什翻譯的《大智度論》和《中論》；北齊慧文將其傳與南嶽慧思，慧思結合《法華經》義旨，提出“十如是相”之說。而《法華經》“十如是”說，僅為羅什譯本所獨有；至天台宗實際創立者智靑大師，在承繼“一心三觀”理論的基礎上，吸收羅什、僧肇的關河舊說，提出了“圓融三諦”的重要理論。準此，天台宗的重要學說，實肇源於關中舊義。
歷史影響
四大譯場
伊存授經以來，長安佛教伴隨著歷史的變遷而日趨興盛，迄至隋唐時代，臻於鼎盛，成為中國佛教發展史上的一座高峰，也演為世界佛教發展史上的一大奇觀。
隋唐時期佛教完全中國化，走上獨立發展的道路，進入“宗派時代”，多數宗派創立於長安皇家寺院。這時的長安，不僅是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而且是中國佛教傳播、教理研究的中心。全國高僧雲集長安，或譯經，或布道，或授徒，譯經事業尤為興盛，形成了佛經“三大譯場”，即：
玄奘主持的慈恩寺；
義淨主持的薦福寺；
不空主持的大興善寺。
這三寺與昔日鳩摩羅什的草堂寺，並稱為長安佛經“四大譯場”，對中國佛教法寶之貢獻善莫大焉 。
關中佛寶
佛指舍利
法門寺佛指舍利1987年4月21日，在陝西法門寺地宮後室北壁秘龕內，發現一隻銹跡斑斑的鐵函，打開鐵函，裡面是一枚45尊造像盝頂銀函。上面放著兩枚碩大的水晶隨球，還有二枚雕花白玉指環，二枚雕花金戒指，一串寶珠，數條繡花綢絹。45尊造像盝頂銀函為正方體，長、寬、高各17厘米，函蓋、函身雕工極為精緻。函身下沿鏨刻“奉為皇帝敬造釋迦牟尼真身寶函”。45尊造像盝頂銀函內放置銀包角檀香木函，函頂、函身均包裹銀雕花包角，以平雕加彩繪手法雕滿各種花卉。上系銀鎖、鑰匙一副。
銀包角檀香木函內為嵌寶石水晶槨子。槨蓋上鑲嵌黃、藍寶石各一枚，體積碩大，眩耀奪目。槨蓋雕觀世音菩薩及寶瓶插花，槨身四面皆雕文殊菩薩坐像及蓮座、花鳥。
水晶槨子內是壼門座玉棺，存置一枚佛指舍利。根據出土的先後順序，專家們將其命名為“特級三號”，經鑑定系佛祖釋迦牟尼真身指骨舍利。這枚舍利是當今世界上獨一無二、佛教界至高無上的聖物。
十二歲等身像
西安廣仁寺為全國唯一綠度母主道場，坐落在西安城內西北角，是康熙四十四年（1705）康熙巡視陝西時撥專款敕建，為陝西惟一藏密黃教寺院。
廣仁寺藏經閣供奉著世界上唯二的釋迦牟尼十二歲等身像，見到此像的功德如同親見釋迦牟尼佛，具有見佛本人之加持力 。
釋迦摩尼十二歲等身像世間只有三尊佛祖等身佛像。
釋迦牟尼在世時反對偶像崇拜，不立寺供像。在他臨終時釋迦牟尼只同意以自己三個不同年齡時的模樣塑像，並親自為塑像繪圖。這三尊佛像中，以十二歲時釋迦牟尼身為皇子的鎏金銅像最為精美與尊貴。
釋迦摩尼十二歲等身像在南北朝時期從天竺進入中國，又經唐代文成公主帶入西藏，原供於小昭寺。唐景龍四年（710年）春，金城公主進藏，把原本供奉在小昭寺的文成公主帶進藏的釋迦牟尼12歲等身像迎請到大昭寺安放。小昭寺主供的釋迦牟尼八歲鎏金銅像原供於大昭寺，也是三尊等身像之一，在文革中被鋸為兩截。二十五歲等身佛像原本在印度菩提迦耶，在運往英國展出途中沉入海底，因而如今只剩下西藏大昭寺和西安廣仁寺唯二完好的釋迦牟尼十二歲等身像，廣仁寺十二歲等身像和拉薩大昭寺十二歲等身佛像同法相同比例，見到等身像的功德如同親見釋迦牟尼佛，欲顯彌足珍貴。
關中法寶
大雁塔地宮《貝葉經》
貝葉經大慈恩寺大雁塔北面的玄奘三藏院，殿上供奉有玄奘法師的頂骨舍利和銅質坐像，殿內壁面布滿唐代高僧玄奘法師生平事跡巨幅壁畫，為銅刻、木雕和石雕。是當前規模最大的玄奘紀念館，供遊人瞻仰參觀。
玄奘為供奉從印度取回的佛像、舍利和梵文經典，親自設計監造，耗時大約兩年建造了聞名的佛家建築―――大雁塔。被佛家視為聖物的《貝葉經》和舍利子就珍藏在玄奘三藏院下的地宮中。
貝葉是印度貝多羅樹的葉子，用水漚後可以代紙，印度人多用以寫佛經，所以佛經也稱為“貝葉經”。貝葉耐磨輕便，千百年後字跡仍可清晰辨認，其內容主要有古印度文學、法典、語法、佛法經典，以及醫學、戲劇、數學和天文學等。但在《貝葉經》的發源地印度，由於宗教之爭、戰亂和氣候炎熱、潮濕等種種原因，早期的《貝葉經》寫本幾乎已失傳。玄奘從印度帶回來了657卷《貝葉經》，被佛家視為寶物珍藏在大雁塔中。
地宮中還秘密典藏著佛家的另一聖物―――玄奘大師頭頂骨舍利子。大雁塔地宮中有一條狹窄的入地甬道，穿過甬道有一座八尊貼牆、慈眉善目的紫銅佛像。玄奘頭頂骨舍利子就典藏在甬道盡頭的一個銅質微型佛塔中，舍利子其色如褐色泥土，形如小山，價值連城 。
廣仁寺《大般若波羅蜜多經》
《大藏經》廣仁寺藏經閣是佛教寺院收藏經文、案卷的地方，乃廣仁寺一寶。藏經閣系用重金選取上等木料建成，所集經卷種目繁多，其中最為珍貴的是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修訂的明版《大般若波羅蜜多經》6600卷，此經卷是中國佛教文化稀有古籍保存最完整的一套，系清宮印製，上有相關印章，紙張上乘。據說康熙帝在宮裡讀過此經後，視其貴重，才將此經特贈予其御批修建的廣仁寺，讓寺廟好好珍存。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是佛教經典，簡稱《般若經》，為宣說諸法皆空之義的大乘般若類經典的彙編。廣仁寺藏該套經書是中國佛教文化稀有之古籍，為佛教界所仰慕。這套佛經命運多舛，在“文革”中險些被回爐造紙，恰好被文管所幹部發現，聯合眾人救下，後歸還了廣仁寺，方才得以保全至今。
廣仁寺藏經閣還收藏有明正統五年（1440年）刊刻、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續刻刊印的《大藏經》一部，這部藏經為梵笑本，紙質光潔、書體嚴整，卷首刻有精美的線刻佛畫。每十卷為一函，共677函，6770卷。每函又按千字文標明序列，用黃色包袱包裹，十分整齊。
寺內還珍藏一部北京版的《藏文大藏經》，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所賜。共107包，為甘珠爾類（佛部），收入律、經、密咒三部分。有目錄（漢、藏、滿、蒙四種文字並列）、密部、大般若、二萬五千頌、萬八千頌、諸般若、寶釋部、華嚴部、諸品經、律部和八千頌等內容。該版藏經是清王室宮本，刻造、裝幀頗為精良，版型較一般藏文經大，每筴扉畫均為手工繪製，筆觸細膩，大多出自藏、蒙族名僧中畫家手筆，極為珍貴。
關中僧寶
竺法護
竺法護，又稱曇摩羅剎，月氏國人，世居敦煌郡，八歲出家，拜印度高僧為師，隨師姓"竺"。
竺法護是在鳩摩羅什尚未來到中國以前，中國佛教初期最偉大的譯經家。大乘佛教的中心，最重要的經典《法華經》，即為竺法護以《正法華經》為題譯出，流布於世。羅什以前，到中國的譯經僧雖然很多，但以譯經部數來看，竺法護的成績最為可觀。
晉武帝泰始年間（265—274），寺院、圖像、佛像等，普遍受到崇敬，然《般若經》等部的經典還在西域，未能完全傳布於中國。竺法護髮憤立志弘法，隨師遊歷西域諸國。據載，他能通達西域三十六國語言，熟諳印度、西域各國的字型、發音等，具備這樣的能力，確立了他翻譯經典的基礎。
竺法護為求《般若經》，隨師從敦煌經西域南道，先往于闐國，再到疏勒，轉往西域北道，經龜茲而回敦煌，完成西域一周之旅。依傳記所載，他攜帶大批胡本回中原的途中，從敦煌到長安之間，隨時隨地都在從事譯經工作。總計一生游化二十餘年，在武帝太康五年（284）譯出《修行道地經》、《阿惟越致遮經》，其後，直到懷帝永嘉二年（308）為止，共有二十多年，就是他在長安積極從事翻譯事業的顛峰時期。
道安
道安（312—385）法師是中國佛教史上的一位劃時代的人物，極為苻堅所尊重，“游於東苑，命沙門道安同輦。權翼諫……堅作色曰‘安公道冥至境，德為時尊，朕舉天下之重，未足以易之；非公與輦之榮，此乃朕之顯也！’命翼扶安升輦。 ”並且曾勅內外學士，有疑義都請教於安，所以當時長安流傳有“學不師安，義不中難”的諺語。
由於親參譯事，道安對翻譯的研究有更深入的發展，著名的“五失本”、“三不易”的翻譯理論，就是他在長安時提出的。道安注經時曾言：“方言殊音，文質從異，譯梵為晉，非出一人，或善梵而質晉，或善晉而未備梵。 ”因梵漢文字不同，所以感到“每至滯句，首尾隱沒”的苦惱，注釋雖然能解決一些問題，但並不是根本的辦法，是故“聞西域有鳩摩羅什，襄陽有釋道安，並遣求之。”
建元十八年苻堅遣呂光伐龜茲，得羅什，及歸，苻秦已滅亡，而後羅什乃為姚興所禮接。此事關係中國文化的發展，影響極大，道安在這點上是有遠見和大功，僧伽跋澄等的到長安譯經，與道安延攬有莫大關係。
鳩摩羅什
鳩摩羅什（公元344—413年），西域龜茲國（今新疆庫車縣）人，是中國佛教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高僧。
鳩摩羅什在長安組織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官辦性質的譯經場，與弟子共譯出佛典74部584卷。其翻譯以意譯為主，且注意修辭，譯文流暢，文采斐然，主要有《摩訶般若》、《妙法蓮華經》、《維摩詰經》、《金剛經》、《阿彌陀經》、《中論》、《十二門論》、《大智度論》、《成實論》等，系統介紹了大乘中觀派的思想體系。
羅什為人精神開朗，秉性坦率，平時虛己善誘，專以大乘教人，並善於辨析義理，應機領會，獨具神解，又具有文學天才，譯文作注，出言成章，辭理宛約，韻味深長，例如《金剛經》、《維摩經》等，文筆的空靈，詞藻的美妙，在中國文學史上開闢了一塊新園地。他雖屆高年，譯事未停，一日集眾謂曰，願所譯經論，傳世流通，若其無謬，使焚身後舌不焦爛。弘始十五年四月十三日（宗派圖碑載為八月二十日）示微疾，驟卒於長安逍遙園大寺中（即今戶縣草堂寺），享壽七十歲，遺體依天竺習俗焚化，火化身盡，舌果儼然，葬於塔，葬後塔前生青蓮花一枝，姚興啟視之，花由舌根上生，若非聖哲，何有此驗？此雖屬傳說性語，但可說明羅什對所譯經論的負責精神和自信心。
羅什是一位對中國佛教起過重大影響的傑出的學者，是佛教四大譯師的第一位，亦為中國翻譯史上一大翻譯家。他精通印度五明等學問，辯才無礙。羅什長安譯場，名德薈萃，所出經典數量既多，質量亦高，呂贗先生謂其“開闢了中國譯經史上的一個新紀元”，洵為的論。什所闡弘，於經、律、論、禪數具足，均對後世產生了廣泛深遠的影響，特別於龍樹一系大乘學說在中土的昌明，功勞巨大。因其譯經講習均限於關中地區，故其傳承之學說被稱為關河義學。後來中國佛教的學派和宗派，率多淵源於此。
法顯
法顯，晉平陽郡武陽（今山西省襄垣縣）人。
50歲遊歷長安，慨律藏殘缺，矢志尋求，隆安三年（公元339年），時年62歲，從長安出發，度流沙，赴天竺，遍訪聖跡，尋求律藏。經時14年，輾轉30餘個古國，取得了佛經12部60餘卷，75歲歷經艱難從海路歸國，412年於青州（今青島嶗山）上岸，至建康（今南京）道場寺翻譯佛經百萬餘言，後至荊州辛寺（今湖北省江陵縣）著《佛國記》。
法顯是傑出的佛學家、旅行家和翻譯家，被中國史學界和佛教界尊為“十大高僧之一”。
玄奘
玄奘（公元600—664年），洛州緱氏（今河南偃師）人。玄奘12歲出家，遍讀佛典。因覺得當時佛典多有出入之處，令人迷惑，玄奘於是決定去印度取經。玄奘在貞觀三年時，一人從長安出發，歷經艱辛到達印度佛教中心那爛陀寺。玄奘拜住持戒賢為師，後升至該寺副主講。玄奘在貞觀十九年回到長安，共帶回佛舍利150粒、佛像7尊、經論657部。其後，玄奘在唐太宗的支持下在長安大慈恩寺設譯經場，與弟子等人專心翻譯所帶回的佛典。
玄奘及其弟子共譯出佛典75部，1355卷。玄奘的譯典著作有《大般若經》、《心經》、《解深密經》、《瑜伽師地論》、《成唯實論》等。
不空
不空三藏法師（公元705—774年），獅子國（今斯里蘭卡）人。不空唐朝時來華，是“開元三大士”之一，對中國密宗的形成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不空隨其師金剛智先來到洛陽，後又到長安，然後不空在長安大興寺設立道場，翻譯密宗經典，度僧受戒，使密宗在中國的影響大增。
不空及其弟子共譯出佛典100多部，主要有《金剛頂經》、《般若》、《華嚴》、《大集》。
澄觀
澄觀（737—838年，一說738—839年），姓夏侯，越州山陰（今浙江紹興）人。他一方面廣學律、禪、三論、天台、華嚴各宗的教義；一方面還研究佛教以外的各種學問。發願撰新“華嚴經疏”，歷時四年撰成“華嚴經疏”二十卷，即現行“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又為弟子僧睿等作新疏的演義數十卷，即現行“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後世把疏、鈔合刻，略稱“華嚴經疏鈔”），故澄觀有華嚴疏主之稱。
貞元十二年（796年）澄觀至長安，協助罽賓沙門般若翻譯烏荼國送來的“華嚴經”後分梵本，譯成四十卷，題名“大方廣佛華嚴經”，世稱四十“華嚴”，後在終南山草堂寺撰成“貞元新譯華嚴經疏”（又作“華嚴經行願品疏”或“普賢行願品疏”）十卷。次年，為德宗皇帝講“華嚴”，被授以“清涼國師”的稱號，後世尊為華嚴宗四祖。
澄觀這一諸宗融會、禪教一致的宗趣，對於中唐以後的佛教界影響很大。
道宣
道宣（596—667年），原籍吳興（今浙江湖州市）人（一說丹徒人）。道宣在佛教上的主要成就，即在於他對“四分律”的開宗弘化，以及綜括諸部會通小大的創見。他以“四分”為本，並對“四分”有義無文的地方參取諸部律，而最後以大乘為歸極。同時他所撰的律學著述，“包異部誡文，括眾經隨說，及西土聖賢所遺，此方先德文紀，搜駁同異，並皆窮核；長見必錄，以輔博知，濫述必剪，用成通意”。道宣這一綜攬諸說成一家言的學風，曾受到當時佛教界的廣泛推重，乃至中土律學家幾乎都以他的著述為圭臬；對於“行事鈔”的解記之作，在唐宋兩代就已多至六十多家。其影響之大可以想見。
道宣生平“三衣皆紵，一食唯菽，行則杖策，坐不倚床”，他精持戒律的盛名並遠傳至西域。後人因他長時期居終南山，並在山樹立了他的律學範疇，即稱他所傳弘的“四分律”學為南山宗，並稱他為南山律師。至今中國出家僧徒，還大多以他的“四分律”學為行持的楷模。
法藏
法藏，本康居國人，祖父僑居長安，因而以康為姓。
法藏繼承了智儼的法界緣起思想，用緣起因分、性海果分二門闡明宇宙萬法的實相。性海果分就是諸佛的境界。緣起，就是法界緣起，其相狀為無盡圓融。宇宙萬法，有為無為，色心依正，過去未來，通通互為因果。因此，一法為因，萬法為果；萬法為因，一法為果。自它互為能、所緣起，相資相待，圓融無礙。所謂一即一切，一切即一；舉一盡收，以一塵為主諸法盡伴；相即相入，重重無盡。
智儼所創教相和觀行的新說，得到法藏詳盡的發揮，才使一宗的教觀建立周備，所以法藏是華嚴宗的實際創立者，世稱華嚴宗三祖。
窺基
窺基（632—682年），京兆長安人。玄奘高足弟子，因其著述常題名基，或大乘基，後人稱為窺基。
窺基隨侍玄奘參加譯場，前後九年，其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成唯識論”的翻譯。這是一部解釋世親所造“唯識三十論”而屬於集注性質的論書，是中國傳譯瑜伽學一本十支中的主要一支。世親造“三十頌”時，沒有造釋就去世了，後經親勝、火辨等諸論師相繼作釋。玄奘在印度，將著名的十大家的注釋都蒐集了回來。開始翻譯時，擬將十家注釋各別分譯。但不久，窺基就向玄奘建議：將十家的注釋糅合起來，成為一部，作出定解，以免後人無所適從。玄奘同意他的建議。窺基自己說這一部譯典是“商榷華梵，甄權重輕，陶甄諸義之差，有葉一師之制”。對於十家疏義，採取了護法的注釋為主，加以抉擇組織。
這種糅譯的體裁是窺基獨創的，他在“唯識樞要序”里說：“雖複本出五天，然彼無茲糅釋，直爾十師之別作，鳩集尤難，況更摭此幽文，城為未有。”可見他對於本論的譯成，是有創造性的貢獻的。“唯識二十論”，原有後魏瞿曇般若流支和陳真諦的兩種譯本。窺基“唯識二十論述記自序”說：“今我和上三藏法師玄奘佼諸梵本，睹先再譯，知其不閒奧理，難具陳述……基受旨執筆……刪整增訛，綴補紕闕，既睹新本，方類世親”。這是他對於佛典新、舊譯本優劣的總評，也說明了新譯是從何處校正舊譯。
善導
善導（613—681年），臨淄（今山東臨淄縣）人（一作泗州人）。
善導在長安廣行教化時，曾將所得布施的淨財，書寫“阿彌陀經”數萬卷，又畫“淨土變相”三百餘壁。近代新疆吐峪溝高昌故址發掘出的許多古代寫經中，即有他寫的“阿彌陀經”的斷片，卷末記有“願生比丘善導願寫”一段題記（見（廿+園）田宗惠“善導大師與捨身往生”）。
善導兼擅造像藝術。他在京師長安實際寺時，唐高宗敕造龍門盧舍那佛像，命他監督造像工程。調露元年（679年）奉敕於大像之南建置奉先寺，為佛教東傳以來所開的最大石佛之龕。龕記文中並稱他為“檢校僧西京實際寺善道禪師”（“道”與“導”的寫法雖然不同，但由於西安碑林所保存的“大唐實際寺故寺主懷惲奉敕贈隆闡大法師碑銘”中，有“時有親證三昧大德善導闍黎”之語，且與善導時代相合。其為同一善導無疑）。
善導日常持戒極嚴，常事乞食。澡浴以外，不脫三衣。每合掌胡跪，一心念佛，非力竭不休。後來宋代宗曉取異代同修淨土功高德盛的七人立為蓮社七祖，置善導于慧遠之次，列為蓮宗第二祖（見“佛祖統紀”卷二十六“淨土立教志”）。所著“觀經四帖疏”於八世紀時傳入日本，流傳甚廣，後來日本高僧法然（即源空）即依此創立日本淨土宗，並尊善導為高祖。
義淨
義淨，唐齊州（今山東省濟南地區）山莊人。
義淨西行求法，意在傳宏，在那爛陀寺參學時，即已試譯有“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頌”及“一百五十贊佛頌”等，後在東印耽摩梨底及南海室利佛逝，續有翻譯。義淨在儘量譯出律部各書以外，還譯出瑜伽系方面的書好幾種，現存本雖不完全，但可以見到陳那、護法學說的要點，都是玄奘翻譯所遺漏而有待補缺。此外，他還適應當時崇尚密教的風氣，因而重譯了“金光明經”及一些陀羅尼經。
義淨在譯籍和撰述上介紹了印度當時的綜合學風，並表明他對於佛學的認識。他以為大乘無過中觀、瑜伽，二著同契涅盤，理無乖意，應該和合。並謂般若大宗實即含斯兩意。他對律部一宗則以其在印度專業的關係，獨尊根本說一切有部的傳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