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第一次拜相
余深登元豐五年(1082年)進士。崇寧元年(1102年)為著作佐郎、太常博士。歷司封員外郎、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御史中丞兼侍讀。御史中丞是御史台的長官,而御史台掌糾察官邪、肅正綱紀,類似現在的紀委。有案件牽涉到-的,則御史台亦應派員參與辦案。崇寧末年妖道張懷素謀反事發,案下開封府與御史台共審,余深在與開封府尹林攄共治此案時,兩人都同意除主犯外,其餘有同張懷素來往的-信札都焚毀。大觀元年(1107年)五月,案結。二年九月,余深自試吏部尚書升尚書左丞。三年四月,加中書侍郎。四年二月,加門下侍郎(左副丞相)。同年五月,以資政殿學士出知青州。史書稱他在三年六月蔡京第一次致仕以後,便“深不自安,累疏請罷”。第二次拜相
政和二年(1112年)五月,蔡京復太師位。六月,余深也復門下侍郎。七年,進少宰兼中書侍郎(蔡京當了太上宰相,改左相為太宰、右相為少宰)。宣和元年(1119年)拜太宰。加少保,封豐國公,再封衛國公。宣和二年,以《哲宗寶訓》成進少傅。時蔡京等六賊大興花石綱,苛剝百姓。福建原有的貢花果的責任也日愈加重。僅舉荔枝為例,《三山志》載:荔枝幹,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歲課六萬顆,宣和於祥符數外進八萬三千多顆;園荔枝(即鮮荔枝),崇寧四年(1105年)定十萬顆,宣和中增十萬零六百顆;均翻了一番。問題還不僅數量增加了,還在於當地官吏乘機搜括百姓。有鑒於此,余深向徽宗進言“福建以取花果擾民”。這也許是余深一生中做的惟一一件好事,但因此開罪徽宗,同年十一月,余深以少傅、鎮江軍節度使回知福州。後來,鑒於朝中-蔡京父子的越來越多,余深遂乞致仕,落戶於福州西門內。
致仕
宣和五年(1123年),福建提刑、權福州事俞向為拍已致仕的宰相余深的馬屁,把九仙樓下之東初名“爽心”後名“賞心”的閣以余深衣錦還鄉典鄉郡,故更名“衣錦閣”。余深在西門的宅第寬閎深遠,大概也不免“侵漁百姓至寺其屋廬以廣第宅”(《(正德)福州府志》稱鄭性之丞相府清風堂語)的嫌疑,該處也因而被稱為余府巷。有意思的是,“富不過三代”,到了明朝,余深府第已闢作懷安縣學矣。
史籍記載
宋史·余深
余深,福州人。元豐五年,進士及第。崇寧元年,為太常博士、著作佐郎,改司封員外郎,拜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試辟雍司業。
累官御史中丞兼侍讀。治張懷素獄,事連蔡京,與開封尹林攄曲為掩覆,獄辭有及京者輒焚之。京遂力引深與攄驟至執政。大觀二年,以吏部尚書拜尚書左丞。三年,轉中書侍郎;四年,轉門下侍郎。京既致仕,深不自安,累疏請罷,乃以資政殿學士知青州。
政和二年,京復赴都堂治事,於是深復入為門下侍郎。七年,拜少宰。宣和元年,為太宰,進拜少保,封豐國公。再封衛國,加少傅。時福建以取花果擾民,深為言之,徽宗不悅。遂請罷,出為鎮江軍節度使、知福州。靖康初,加恩特進、觀文殿大學士。故事,凡僕射、使相、宣徽使皆判州府,深以少傅、節度知福州,有司失之也。
深諂附蔡京,結為死黨。京奸謀詭計得助多者,深為首,攄次之。言者累章劾深,深益懼,丐致仕。建炎二年,降中大夫,臨江軍居住。尋以渡江赦恩,還鄉里,卒。子日章,亦以言者罷徽猷閣待制。
人物軼事
修建余家塘
話說余深老家在羅源縣治西里許的地方,並建有聚書所,周環皆水,人稱玉環館,余深中進士,留在京城當官以後,很少回家,老房就住著他的父親余孟堅及家人余忠,不久余老太爺過世,他丁憂在家。第二年清明時節,余深帶著家人余忠並請了一位風水先生到他父親的墳上祭奠去了。他父親的墳就座落地縣南郊的蓮花山上,遠望對面席帽山、仙茅山,成三山對峙之勢,確是風水寶地,而且墳墓就修建在蓮花山的五虎下山之一的虎穴里。按風水地理說法葬在這個寶穴,後人必出貴人,而此時余深雖在京城官居著作佐郎,只是一個正八品的小小京官,因此這次趁著掃墓之機,特請了這位風水先生。風水先生用羅盤測過後說,這穴位沒錯,方位坐勢也對,虎本可以過山,過山後就可發達。但目前問題在虎過山的路被五里渡的潮水給隔堵了,虎一躍就落海,不能到岸過山,虎過不了海,就上不了另一座山,老爺你就升不了官了,除非在海邊築一條大壩,讓虎過度堤壩然後上另一座山,那樣老爺你就可能會大發達,不過這樣會破壞本縣的風水,如此以後羅源就出不了狀元郎了,除非老爺升官後再將大壩給毀了。余深聽了點點頭,回家後不久,用京城裡的積蓄,招募一批強壯勞工和族人,花了一年多時間在縣城的東隅海灘將大壩修成,但由於是海水灘涂,種不了蔬菜水果又養不了魚,只好引附近的幾條山水蓄成一個水塘,種一些荷花,這個荷花塘由於是余深造的,所以人們稱為余家塘,也就是現在“九大中心”所在的地方,這個名字沿用至今。三年後,余深丁憂結束,上京就職去了,這一去真是猛虎過山,一路呼嘯而去。余深由著作佐郎歷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累官御史中丞兼侍讀,後結交蔡京,官封太宰(副宰相),進拜少保,封豐國公,再封衛國公加太傅。真是一帆風順,升官封爵,好不風光。
某一日,家人余忠忽然進京來了,送給余深一封家書,意思是說這幾年圍堤越圍越長,荷塘越來越大,山水越來越少,周邊許多地方積淤了沙土,已經生草長樹種不下荷花了,是不是引水改造為田,用於耕種作物,但目前水源缺少,可否請老爺修一封書予知縣老爺,請他網開一面允許引小西外河的水到余家塘來灌溉,隻字不提毀堤的事。余深接到信後,想了又想,覺得若引小西外河的水要經小西門過後張街折學宮旁再出北門,定引起民眾不滿,俗語說“寧可犯天條,不可犯眾怒”,還是想想辦法。於是經過幾天的深思熟慮後,來個文字遊戲。給家人修兩封信,一封給知縣老爺的,信中只要求借水一尺,另一封交代家人等知縣老爺答應再行事。余忠回家後,即送達縣老爺一封信,知縣老爺信看後覺得太宰大人也太客氣了,借水一尺有何不可,就答應下。家人知道後,打開第二封信,依計行事,連夜組織大量勞力,一夜之間開鑿了一條由小西至余家塘的只有一尺寬的河浿,將河水源源不斷地引到了余家塘的田地里,等到天亮,知縣老爺知道後傻眼了,也就無可奈何了,老百姓覺得生米煮成熟飯,也樂得用水方便,從此羅源城關有了一條穿城的瀉洪河溝,(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由於不斷城市改建才由明溝變成暗溝。)以後羅源城內不管發多大的洪水,都不會積澇成災的。余家塘不再種荷花開始種水稻了,萬頃荷塘變成了萬畝良田。後人為了保住水田不斷地加固堤壩,只有大颱風連著十五的潮水時,才偶爾淹沒稻田,只是羅源從此以後沒有出過狀元,也沒有一位的官職高過余深。為這事,老百姓沒有忘記風水先生的那句話,就編了一句讖語:“水破余家塘,當立狀元坊”。想提醒余家的人,終究只成為俚語。至今余家塘未破,羅源也就出不了狀元,立不了狀元坊了。
但不管如何余家塘畢竟是羅源人民在九百多年前修建的,它是羅源圍海造田歷史的第一次,其功是不可沒的,其作用還福澤於今日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民。
舉士避親嫌
余深自從與蔡京結黨後,深得徽宗皇帝的寵信。宋大觀三年(公元1109年)又是一次三年一考的大比之年,余深被舉薦擔任當年的主考官之一,為國家選拔棟樑之材。當筆試結束後,在禮部唱名時,一個熟悉的名字,跳入余深的耳朵,餘光庭。這是他的叔伯兄弟,他知道餘光庭從小就聰明智睿,剛直不阿,又是一個孝子,是他們余家的又一光榮,因此作了手腳。餘光庭現次入試,禮部唱名又名列前茅,宋徽宗聞其名深為賞識。後官任光祿寺丞、出知南陽鄧州(今河南鄧縣)。宋高宗趙構建炎初,抗擊金兵,餘光庭與城共亡,不屈而死,全家僅幼子隨乳母逃脫,不知所終,余皆殉難。後人為了紀念此事,把這段歷史記在了《八閩通志》人物傳忠烈附死難傳中。緣結荔枝深余深當權之時,因與蔡京等結黨,深得徽宗皇帝寵信之外,也由於他的才華,得到徽宗皇帝的讚賞。徽宗皇帝不是一個治國的皇帝,卻是一個風流成性的皇帝,喜歡吟詩填詞、寫字作畫,經常秦樓彈琴楚館撫瑟過著倚紅醉綠的糜爛生活。宣和年間的一個夏天,徽宗皇帝高興之餘,召集群臣於御花園,品嘗新進貢的閩南荔枝,並當場以十四寒賦詩一首,其中有句“玉液乍凝仙掌露,絳紗初脫水晶丸。”能參加這個盛宴,每個臣子都感到是一件千載難逢榮宗耀祖的事,且不說跟皇帝在一起品嘗他所賜的當時最貴重的水果,而且還能和詩一首,盡展才華,你說余深能不高興。於是,詩意溢於筆端,詩潮湧現絲箋,搦墨揮毫寫下了《奉和御製頒賜荔枝》一詩:結實寧辭火後山,移根今照日華丹。
來從南海航千里,賜比西山藥一丸。
封值自憐依禁御,芬芳無復耀幽蘭。
萬年枝上風光到,嘗奉宣和燕暇看。
然而“萬年枝上風光到”卻只是一廂情願的事,榮華富貴就如曇花乍現一樣。官當大了不能說沒有人忌妒,更何況是與奸臣蔡京在一起,由結黨營私而圖得高位厚祿,得到的寵信,這本身名聲就不好。小人無朋,連自己一黨的人都忌妒,你說這樣的官當得能長久嗎?終於遭人彈劾,罷相了。但據後人考辯,余深也不是一個完全沒有良知的人,雖依附奸臣,但沒有違背良心,在職期間也為福建家鄉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曾奏請免除福建酒禁,得意皇帝恩準,並以己俸代福建繳納200多年丁錢,民蒙其惠。宰相王黼欲議攻遼,余深反對,並上《論開邊》陳述利害,極言不可。最後因徽宗欲取福建花果,余深上書力言不便,觸怒了皇帝,被貶為福州知府,住在福州西門自己的府第中,“余府巷”因而得名。(《宋史》和《中國宰相全傳》都因這將他誤為福州人。)在他的福州住宅里有一棵老荔枝樹,與余深感情很深。余深在家的那幾年,荔枝樹結的果實又大味道又非常的鮮美,余深給他取名“功亮”,“功亮”是余深的御書閣的名字,以書閣命名荔枝,可見余深對這棵荔枝樹有多么的厚愛。到了靖康年間,余深再次遭貶任鎮江節度使。這年,這棵名叫“功亮”的荔枝樹就不再結果了。第二年,余深遇赦回到福州,荔枝又和從前一樣。荔枝樹的傳奇故事,廣為流傳,到南宋紹興年間,著名愛國詩人陸游來閩在福州,可能還見過這棵荔枝樹,於是將這個傳奇寫入了他《老學庵筆記》。
人物評價
名列中國人事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宰相全傳》中。他因由奸臣蔡京引薦,故多遭時人非議,如《宋史》。但後人多給辯解,到了明朝的《大明一統志》就將他列入“人物傳”中,並稱其忠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