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總理親筆批示照片
余先生近照余季方先生，1948年2月21日生於上海，是個有20多年黨齡的中國致公黨黨員，曾任致公黨上海市委委員和致公黨上海市委經濟工作委員會主任；上海市特約檢察員；1996年上海首批認定的《註冊諮詢專家》；現任《上海國匯金融信息有限公司》和《上海金榮中匯文化傳播有限公司》董事長。
在2008年揚州舉辦的“第六屆國際儒商大會”上，被評選為“十大國際儒商”，是大陸地區唯一的代表，其他九名是澳門馬萬祺、菲律賓陳永栽、美國陳香梅、香港湯恩佳、新加坡李成義、台灣王乃昌、印尼唐裕、馬來西亞戴小華、泰國顏開臣。
家庭背景
余季方先生的外公就是《三友實業社》的老闆陳萬運，因《三友實業社》生產的“三角牌”毛巾將日商的“鐵錨牌”毛巾擊敗，更因為《九一八事變》後，三友實業社成立了《抗日義勇軍》，陳萬運親任大隊長，聘請軍事教官，帶領三個連隊，每天工余進行操練，還高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還我東北”等口號，被日本駐上海的特務機關長田中隆吉和特務川島芳子選定，作為在上海製造發動侵略戰爭藉口的目標，1932年1月18日，他們派打手冒充工人，在《三友實業社》製造了“日僧事件”，20日凌晨2時左右，田中隆吉指使日本憲兵以及浪人團體“日本青年同志會”到《三友實業社》，縱火焚燒了毛巾廠的廠房6間，在場的3名中國巡警發現火警打電話求救，遭到暴徒襲擊並被打傷，其中一人被刺死。1月28日晚11時30分，日軍發動了戰爭，第二天即占領了三友實業社。“日僧事件”和“三友實業社被焚事件”就這樣成為“一•二八”事件爆發的直接導火線。
在1926年美國費城世博會上，《三角牌》毛巾榮獲《丙等金獎章（紡織品類）》，《三友實業社》因此登上了《世博會榮譽榜》》
余先生的父親余家滋15歲到《三友實業社》當練習生，由於聰慧、勤勉、好學，被老闆陳萬運
余先生的母親陳吟遠在50年代即回響政府號召，串聯訪問僑眷組織學習小組，是虹口區僑聯創始人之一。1962年任上海市僑聯虹口區工作委員會主任，1986年任虹口區歸國華僑聯合會名譽主席。還是市僑聯委員。1984年任致公黨虹口區支部委員會主任委員。虹口區政協第一屆委員、第二、三、四、五、六屆委員、常委。1988年陳吟遠已82歲高齡，在一次訪問僑眷時，跌倒在他家門前，血流滿面，從此一病不起，不久與世長辭。余先生遵照母親遺囑，將母親遺體捐獻給醫學界，不開追悼會，不參加任何追悼活動，不請一天喪假。
國際儒商學會把余先生評為國際十大儒商，是為了表彰他對儒商研究和儒商活動的貢獻，更為了表彰他對中國誠信社會建設的貢獻。
1993年，余先生受國家外匯管理局下屬《中匯外匯諮詢公司》的委託，在上海組建了《上海中匯金融外匯諮詢公司》，他出任董事長兼總經理。公司成立後，連續承接了人民銀行總行和國家外匯管理局的重大金融監管項目。
1994年以前中國一直有兩個外匯匯率——國家外匯牌價和調劑外匯牌價，中國加入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國際遊戲規則不允許中國的雙重匯率長期存在。國務院決定從1994年4月1日開始，將兩個匯率並軌。朱總理（當時是副總理兼人民銀行行長）對外宣布，匯率並軌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將穩定在8.70元，但是這個承諾能否做到呢？那時還沒有全國性的外匯交易中心，上海的外匯交易中心的交易量占全國的60%左右，只要上海的匯率能穩住，全國的匯率就能穩住，為此，國家外匯管理局要求中匯公司用最短的時間完成一個外匯交易監管系統。中匯公司與上海電信局合作，只用20多天，就完成了上海的外匯結售匯監管系統。這個系統等於讓中央銀行的市場操作多了一雙電子眼睛，上海外匯交易中心利用對買入賣出審單的控制，控制市場供求，間接控制了匯率，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將匯率穩定的控制在8.70元，確保了中國的匯率並軌非常穩健的完成。這個項目得到了外匯管理局領導的高度讚揚。
1995年中國加入WTO的談判失敗，其中有個原因是中國對“三資企業”的“待遇不公”，其實所謂“待遇不公”就是指三資企業不能像國內企業一樣自由結售匯。因為三資企業都有現匯賬戶，國家外匯管理局擔心它們聯手母公司炒賣外匯，擾亂外匯市場。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外匯管理局要求中匯公司為外管局建立一個外匯賬戶監管系統。經多方調查研究，中匯公司決定用當時最先進的IC卡技術和網路技術，花了半年時間，完成了這個項目，將上海當時可以開外匯賬戶的143個銀行網點聯在網上，把上海近一萬戶三資企業的外匯賬戶全部管住。1996年2月，國家外匯管理局上海分局局長在廣州會議上向朱副總理匯報了這個監管系統，朱副總理當場拍板，上海的三資企業試行國民待遇，半年後發現沒有問題，全國的三資企業都開始享受國民待遇。
1996年東南亞金融風險發生，中國的金融監管當局高度警惕，當時國內經濟處於高速發展階段，金融秩序也比較混亂，金融監管缺乏有效手段。中匯公司在這種情況下，在與人民銀行相關部門仔細研討後，主動向人民銀行上海分行提出，在外匯賬戶管理系統的基礎上，由公司投資並組織實施人民幣賬戶監管系統，經人民銀行上海分行批准，公司融資6000萬，在半年時間裡設計並建成了人民幣帳戶監管系統，將上海1700個銀行網點全部連在網上，同時完成了全部軟體的開發、銀行相關業務培訓、資料庫的設計和建立、與人民銀行上海分行票據交換場動態數據的對接……在1996年上半年，將上海40萬個企事業單位的帳戶全部納入監管系統；當年下半年，中匯公司又完成了貸款證管理系統，將當時4.7萬貸款企業全部納入監管系統；在這同時，中匯公司還完成了進出口核銷電子化系統，這些項目不僅為金融監管當局提供了先進的管理技術，也極大的提高了公司開展金融業務的能力。中匯公司建立了當時上海唯一的囊括所有銀行全部網點的金融監管網；建立了包括上海全部40萬個企業的基本情況資料庫；有上海全部4萬多個貸款企業的資料庫；有上海全部進出口業務的進出口核銷資料庫（利用進出口逃套匯和騙稅的企業“黑名單”就是由中匯公司這個系統提供的）……這些業務的實施成功，為中匯公司在人民銀行總行、國家外匯管理總局、人民銀行上海分行、上海地方政府的領導心目中，贏得了信用，他們完全認同中匯公司實施金融項目的資質、認同對中匯公司實施金融監管和金融信息服務項目的能力。
中國在改革開放後，經濟發展速度很快，90年代已經是世界經濟大國，按國際習慣的判斷，一個國家的人均GDP達到2000美金時，這個國家的經濟將進入“信用經濟”階段。但是中國卻不是“徵信國家”，因為中國當時沒有任何社會信用徵信系統。1997年中匯公司在上海完成了總行關於信貸登記系統（貸款證）的試點任務後，馬上開始籌建“個人信用調查系統”，並於1999年初，與上海信投公司、上海市信息中心等聯合發起成立“上海資信有限公司”，當年9月，朱總理親筆批示同意成立（下圖，朱總理同意公司成立的親筆批示複印件），這是中國第一個建立“個人社會信用體系”試點的公司。中匯公司是發起人之一。余先生擔任了上海資信公司的副董事長。2000年，上海市政府把建立“個人信用系統”作為當年市政府“十大實事工程之一”，並於當年完成。2001年全球徵信會議把“中國成立第一個徵信公司——上海資信有限公司”列為當年世界徵信行業最重要的事，因為這意味著中國作為“世界上很少的不是徵信國家的經濟大國”，終於踏進世界徵信國家的行列！
1996年余先生通過致公黨的關係認識了國際儒商學會的潘亞暾會長，立刻意識到儒商研究是個利國利民的好事，所以在1996年4月，頂住了來自各方面的壓力，在上海這個重要的城市，由他獨家出資舉辦了《上海首屆儒商研討會》，對儒商活動的普及和提高，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同年10月，他出資與黃山市委宣傳部合作，在黃山舉辦了《首屆徽商研討會》。1997年4月在馬來西亞召開第二屆世界儒商研討會時，他不但派團去參加，還帶去了幾百個由他出資設計、製作、並得到國際儒商協會認可的儒商學會的會徽，受到與會代表的熱烈歡迎，一直沿用至今。
後來的十年中，余先生沒有再參加儒商的活動，主要原因是他長期喜愛哲學和經濟學研究，想從哲學和經濟學的角度對儒商精神的內涵作些研究後，再帶著自己的觀點參與儒商研究。
經過近10年的哲學研究，他基本形成自己的非線性哲學體系，帶著這樣的哲學觀點，余先生重新審視了自己對儒商的觀點，有了更深刻的認識，在2008年的揚州會議上，他做了書面發言——《儒商誠信特徵的經濟學分析》，突破了以往大家對這個特徵的研究和論述都只停留在道德和文化層面上，從經濟學和哲學的角度，把儒商研究提到了一個新的水平。
2008年11月，受國際儒商學會創始人和會長潘亞暾的委託，余先生擔任國際儒商學會的執行會長，負責2009年8月與北京大學合作的《第七屆國際儒商大會》。會上，余先生將介紹他的最新研究成果——資源集成型公司和相關理論。
哲學
余先生是復興中學1966年高中畢業生，因當年文化革命開始，高考被取消，他作為“黑八類”子弟，唯一的權力就是學習毛選。就是在讀了《實踐論》和《矛盾論》後，他開始對哲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從此一發不可收，連續40多年，始終沒有放棄對哲學的研究。由於他確信“哲學是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結晶”，所以一直保持對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重點是經濟學）的跟蹤。上世紀90年代非線性科學逐漸興起，他發現對非線性科學的混沌理論、分形理論、孤立子理論、自組織（耗散結構）理論等，現存的哲學都已經無法解釋和包容。反過來，這些非線性理論所蘊含的哲學原理，卻可以解釋很多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經濟學中不斷湧現的新現象，於是萌發了創建非線性哲學的想法。經過10多年的研究，他開始基本形成自己全新的哲學系統——非線性哲學。他的基本哲學觀點：
一、 人是個高度和諧的機體，人體所有的“信息接收感測器”，都是模擬量的，所以人腦的思維特徵是模擬和辨證的。
二、 思維是需要工具的，語言、數學、哲學……實際上都是人類創造的思維工具。
三、 5000年來，人類的代步工具已經能讓人類上天入海，但是現代人不依靠代步工具的行走能力，與5000年前的原始人相比，並沒有提高；與此類似，人類的思維能力不依靠思維工具，5000年來也沒有多大提高。一個現代的嬰兒如果離開文明社會，與原始社會嬰兒的智力沒有什麼區別。所以人類的進步，靠的是人類創造的思維工具不斷被繼承和發展。
四、 人類本原的模擬和辨證思維能力是靠遺傳得來的（爬行、走路都是非常複雜的模擬和辯證思維過程，人人都能學會）；人類用思維工具思維的能力無法遺傳，一定要靠學習和繼承才能得到（數學家的兒子不經過學習，也不會數數）；所以人類本原的思維和人類創造的思維工具的思維是性質完全不同的兩種思維，現存的哲學混淆了這兩種不同的思維，因而常常陷入困境。
五、 現存的科學基本上還屬於“線性科學”，因而大部分是離散結構科學；而自然界和人腦的思維特徵是模擬和辨證的，是連續結構。提升人類思維工具的水平，創建和發展非線性科學和非線性哲學，就是要發展更符合自然和人腦特徵的連續結構科學。
六、 人的欲望和人的群居性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和根本保證。
七、 線性思維和線性科學建立了人類統一的平台——全球統一的坐標系、標準、協定、算法……等。由於線性思維的精確性、唯一性、可逆性、可疊加性、可複製等特徵，極大的提高了人類交流、溝通、共享思維成果的能力，為人類社會的發展起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反過來，在人類社會高度發展後，這種線性思維卻開始阻滯人類的思維向非線性階段發展。
八、 個體人和共性人（人類社會）是分形的關係，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人的欲望不斷由物質向精神發展；人類的社會活動（尤其是經濟活動），也不斷由物質向精神發展。
九、 人類對物質產品的消費（或占有）是獨占，由於物質資源是稀缺的，所以人類物質產品的平等（公平）只能是一樣窮。人類對精神產品的消費（或占有）是共享，產生精神產品的資源是無窮無盡的，所以人類精神產品的平等（公平）只能是一樣富！由於人類在社會高度發展後，物質需求很容易滿足，人類的需求會日益向精神發展，所以共產主義是可以實現的——由此他提出了為共產主義信仰正名的理論。
余先生用《商與儒》的網名在很多網站宣傳了自己的思想，得到了越來越多的人的讚賞和認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