拳王簡介
白茅嶺農場遠在安徽，卻曾經在上海赫赫有名。當年上海“犯了事”的人，如若還夠不上送監獄，白茅嶺是個主要去處。去了，也就失掉了那個年代被看作性命的上海戶口，多半再不能回來。
余吉利是白茅嶺農場中萬千過客中比較特殊的一位，他曾是中國的拳擊冠軍。
拳王經歷
初入拳壇余吉利出生在1930年的上海，霞飛路（今淮海路）927弄。這一帶是法租界，大都是仿法式住宅。余吉利的父親余宏基是比利時房屋公司的一個普通職員，母親在家帶著幾個孩子，家境還算不錯。
少年余吉利在銘本國小讀著書，卻坐不住，是個特別頑皮好動的孩子，後來進了雁盪路業餘中學。在余家附近的汾金坊，住著大同大學外語系的一個大學生，叫黃曉陽，他比余吉利大個五六歲。黃曉陽是個業餘拳擊愛好者，就是他把余吉利引入了拳擊這一行。提起已經去世的黃曉陽，余吉利仍然充滿敬意和感激，把他稱作是自己的啟蒙老師。那是1946年、1947年之際，余吉利才十六七歲，就在他即將成年、卻不知下面的路怎么走的時候，拳擊運動讓他忽然有了人生的方向。
早在1915年，上海虹口娛樂場一帶就主辦過第二屆遠東運動會，也就是今天的虹口公園（魯迅公園）和虹口體育場一帶。上世紀前半葉，上海舉辦了一系列國際運動會。拳擊運動在19世紀末傳入上海，在租界地區流行。那時，上海基督教青年會也是體育活動中心。1908年，北美基督教青年會專派了體育幹事艾克斯納前往上海，協助成立青年會體育部。1940年，青年會開始舉辦拳擊訓練班，還每隔兩周舉行一次邀請賽，邀請精武體育會、西僑青年會、俄羅斯總會、法國總會、猶太總會等拳擊手比拳。黃曉陽把少年余吉利帶到青年會，直接向外國拳擊手學拳。余吉利身體條件好、刻苦，對拳擊非常投入，長進飛快。
1949年4月，解放軍渡江。5月27日，上海解放。19歲的余吉利依舊沉浸在自己的拳擊愛好中，基督教青年會仍然是拳擊運動的中心，其中的四川路會所由當時著名的中國拳王周士彬擔任教練。在余吉利剛剛開始學拳的1946年，24歲的周士彬已經成了青年會舉辦的七國拳擊賽的冠軍。余吉利至今珍藏著當年他們的合影照片。
1950年5月4日，青年會還在八仙橋會所舉辦了拳擊比賽，有十幾家學校和團體的40多人參加。1950年6月，上海民主青年聯合會軍體部和基督教青年會體育部，聯合舉辦中西拳擊對抗賽，以門票收入救濟失業青年。余吉利記憶中的那兩年，就是不斷練拳和比賽。他不善描繪自己的成績，只簡單地一句帶過，說當時自己“打一打就贏，打一打就贏，就變成了上海隊代表。”就在這段時期，漸漸地，猶太教練消失了，那些參加青年會拳擊比賽的私立學校也消失在院系合併的潮流中。基督教青年會越來越邊緣化，民間體育組織逐漸退出，政府的體育組織開始成為體育運動的中心。拳擊也基本歸了官辦。余吉利不是很在意這樣的變化，只要能繼續打拳，他就滿足了。
1951年，上海市政府收回了跑馬廳，成立了足球隊，還舉辦了一系列體育義賽，以門票收入支援“抗美援朝”。就在這樣一次市級比賽上，余吉利一出手，就打了個上海市冠軍。這次榮耀給今天的余吉利留下的惟一痕跡，是一張冠軍杯的照片。就是這隻冠軍杯，給余吉利引出了一段新生活。
1952年，余吉利的父親去世。不久，幾個軍人找到他，問他是否願意參軍。原來，當時的解放軍軍事學院體工隊打算成立拳擊隊，看中了這個年輕的上海冠軍。余吉利高高興興地穿上了軍裝。
五十多年後的余吉利，還保存著已經變得脆弱的“革命軍人證書”，文字是正體直排，由右及左:“革命軍人證書:余吉利同志系1952年12月參加我軍，現在本院工作，其家屬得按革命軍人家屬享受優待。此證”。下面是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院長兼政治委員劉伯承，以及政治部主任鍾期光的署名。
參軍不到一年，余吉利打遍軍中無敵手。1953年11月，在天津舉辦全國民族形式體育運動大會，相當是全國運動會的前身。運動大會上，代表華東的上海選手陳新華獲輕量級冠軍，周士彬獲中量級亞軍。余吉利以全軍第一名的成績代表解放軍隊參賽，擊敗所有同級對手，成為次中量級的全國冠軍。那一年，余吉利23歲。
此後兩年，沒有舉行全國性的拳擊比賽。當了三年多體育兵的余吉利退伍了。1956年9月2日，他來到上海市曹陽第二中學任體育教師。1961年8月30日，由區教育局調動，他去了甘泉中學教體育。他的家搬到襄陽南路，余吉利已經成了家，妻子曾是籃球運動員，也在中學教體育，他們有兩個年幼的女兒。
誰也沒有料到，1963年，余吉利出事了。
“到底怎么了？”我很想聽聽他自己的說法――怎么就去了白茅嶺。余吉利的回答很簡單。他說，“那時候買糧要糧票，買糕點要糕點票，魚票肉票，什麼都要票。我娘那時是靠著我，我就想，假如能去香港，家裡和老娘都能日子好過些。”不用細說，經歷過的人都知道，那幾年，不是票的問題，是持續三年的饑荒。余吉利看著飢餓中的老人孩子特別心焦，也是正常。
余吉利是個天性喜歡自由自在的人，數年體育兵的經歷，並沒有使他發生太大改變。回到上海，他回到原來的朋友圈子，黃曉陽還是他的好朋友。在這個圈子裡，自然常常有香港的五色訊息。對他們來說，香港永遠是個令人嚮往的迷人都市。在他們眼中，那就是亞熱帶的上海，有他們習慣了的邏輯和生活。
三年饑荒的日子裡，香港又凸現為郵寄食品的豐富源頭，誰家有個親戚在香港，都不再愁飢。這時，余吉利的朋友圈子裡，流傳起廣東人向香港大遷徙的訊息。
此傳言不虛。當時，大量鄉村斷糧，村民有性命之虞，廣東也不例外。對廣東人來說，香港近在咫尺，是個無法抵擋的誘惑。1958年港英當局實行出入口平衡，廣東每天出入香港人數不過五十來人。1961年7月，在饑荒壓力下，廣東當局開始實行放寬出港政策。1962年4月下旬，廣東出現大批人員越界向香港遷徙，5月上旬突然形成大潮。正因為勢頭過猛，很快政策收緊。1962年6月14日，廣東開始制止和堅決收容非法遷徙。當時各路訊息傳播緩慢，待廣東寬容遷港的傳聞傳到上海，1963年，余吉利和朋友鼓起勇氣去廣東探個究竟，已經整整慢了好幾拍。不僅遷港大潮早已阻斷，在新政策下，這樣的企圖已被列入要打擊的罪行之列。
在廣州探了個究竟，出不去，余吉利就回家了，但很快一行人等就全被捕了。事後公安人員告訴他，考慮到他是全國拳擊冠軍，抓他的時候，布置了超常警力，要是抵抗就對他不客氣。
說到這裡，余吉利苦笑一下:我怎么會抵抗。他承認是想去香港，擺脫食物票證不足的困境，他懷著最後一線希望，希望獲得同情，從輕發落。
這希望還是落了空。議論偷渡被歸作企圖策劃“叛國投敵”，余吉利被處以三年勞教，被大卡車送往安徽郎溪、廣德兩縣交界處，那是上海監獄管理局下轄的上海市白茅嶺勞教農場。
上海市白茅嶺勞教農場建於1956年3月，最初為上海遊民殘老、流浪兒孤兒的教養外移基地，距上海270多公里，占地40．6平方公里，俗稱白茅嶺農場。
一切發生得太快，在一片混亂思維中，余吉利以最後一點理智和勇氣，斷然作出一個決定:離婚。他知道，去了白茅嶺，是終生的罪犯烙印，妻子孩子都會受株連。他的相冊里，我發現一張全家福。那是他一生最幸福時光的紀念。泛黃照片上，憨厚的年輕拳王和妻子靠在一起，妻子是那種健康而陽光般燦爛的美好，他們各抱一個女兒，兩個孩子相差兩歲，只一點點大，正在最可愛的年齡。
余吉利告訴我，他還是本能地懷一絲僥倖，企盼成為他活下去的支撐:也許，拚命勞動改造可以回上海，也許，大環境改善後，可以和妻子破鏡重圓，也許，能重新回家擁抱女兒……可是，訊息傳來，妻子帶女兒改嫁了。三年勞教期滿，他必須留場，沒有刑滿回家的限期。在余吉利當年的“難友”李梧齡的回憶錄中，無意中記下了余吉利內心的一點隱秘:余吉利當年想去香港，原來並不僅僅是為了充裕的食物。
退伍離開專業隊，余吉利還是迷在拳擊里。1958年全國20城市拳擊錦標賽，余吉利和上海市業餘隊隊友一起獲團體第一名。單項比賽中，余吉利獲輕中量級第三名。可以想像，他如何憋著勁想著下一次，想著一定要奪回冠軍來。可是，他做夢也不會想到，沒有下一次了！
1958年，中國迎來大躍進的年代，不僅是工農業刮著浮誇風，教育體育無不拖入其中，各省市摩拳擦掌，要在1959年第一屆全運會上“放衛星”，拳擊界亦不例外，突發高燒盲目發展。上海各校，不管是否有專業教練指導，紛紛成立拳擊隊，出現不少不該發生的傷害。上海工具機廠一名青年工人，比賽中被擊傷頭部又缺乏恰當護理，不治死亡。一時傷亡頻報，國家體委倉促宣布，第一屆全運會拳擊項目取消。上海隨即停止所有拳擊訓練。自此整整20年，拳擊運動整個從中國消失。
余吉利和朋友們苦苦等候著恢復拳擊運動的訊息。可五年過去，1963年，他已經33歲，拳王生活在一個沒有拳擊運動的國度，他度日如年。恰在此時，朋友們議論起遷徙香港的可能，對1963年的余吉利來說，不僅是改善家庭生活的一種可能，更是拳王運動生命的最後一線生機。
在絕望的白茅嶺，已經失去一切的余吉利，曾向“難友”李梧齡道出了自己的痛心故事和有過的世界拳王之夢。
今天，眼前77歲的余吉利不肯再提起這一層，一顆拳王的心已被他埋到深處。
惟母親還在等待兒子歸來。1976年“文革”結束，母親仍然沒有等到兒子可以堂堂正正把戶口遷回家的訊息。又過了三年，1979年，母親終於等不及，走了。余吉利回家奔喪，心灰意冷。據當時規定，母親在，他還有幾天探親假，理論上說，也還存著政策改變返回上海的可能。母親一走，和上海的最後一點聯繫被切斷，從今往後，一年365天，他一天也不能離開白茅嶺了。
1979年，整個局勢在鬆動，49歲的余吉利感覺自己還強壯，年輕時獨立闖蕩的心又在復活。他作了個決定，闖出一條活路來，他跑到青島開始教拳。作這個決定並不容易，那個時候，擅離一個隸屬上海監獄管理局的勞教農場，要有觸犯天條的勇氣。這也是別人都不敢離開的原因。
上海的民間是韌性的，“文革”結束，始建於1910年的上海精武體育會（在同盟會陳其美、農竹、陳鐵生倡導下，由霍元甲創辦了其前身精武體操會）借著“撥亂反正”的東風，最早恢復了拳擊訓練班。
就在中國拳王余吉利惶惶為自己是否要回白茅嶺而內心掙扎的1979年，美國籍的世界拳王阿里給中斷20年的中國拳擊運動帶來了復甦希望。鄧小平在接見阿里時說了這樣一句，“拳擊運動也可以成為增進中美兩國人民的了解和友誼的渠道”。
國家恢復拳擊運動是在阿里初次到訪的七年之後。精武會卻率自先行。精武會仍記得余吉利是它的會員，他們不管白茅嶺而只認自己敬重的拳王。1980年精武會舉行拳擊表演賽，特請了“擅自離農場不歸”的余吉利。
50歲了，他重新走上拳擊台。這已經不是爭強鬥勝的年齡，他卻永遠感激這場比賽，是精武會，使余吉利重拾人的自尊，一個拳王的尊嚴。
1985年5月，拳王阿里再度訪華，訪問了上海精武會，在上海體育學院和余吉利的老友周士彬舉行了表演賽。1986年，阿里三度訪華，同年6月，國家體委終於在秦皇島會議上宣布:恢復拳擊項目。一個月後，余吉利拿到他多年奔走的結果，一紙“上海市公安局南市分局複查決定”:“……經複查，余曾與他人議論具體偷渡去香港的辦法，是事實。但在留審期間已作了交代，原對其收容教養不當，應予糾正。據此撤銷1963年4月29日對余吉利收容勞動教養的處分決定。”
中國拳擊運動恢復了。余吉利的處分撤銷了。這時，他孑然一身，一無所有，55歲。
1987年6月，中國拳擊協會被國際業餘拳擊聯合會正式接納為第159個會員。1996年亞特蘭大奧運會，中國運動員江濤獲91公斤級第五名。1997年，67歲的余吉利結束最後一份體育代課老師的臨時工工作。這時候，余吉利才剛剛發現，自己沒有退休金。
2007年，一名台灣拳擊手在上海開了一家飯店，請拳擊界人士參加開張典禮。77歲的余吉利也在被邀請之列。在台灣拳擊手眼中，拳王永遠是拳王。他不會知道，拳王坐在那裡正心力交瘁。那一陣，在朋友們鼓勵下，余吉利又開始新一輪奔走，這次，是試著爭取一份退休金。他兩次給市教育局去信，都被轉回區教育局，隨後就沒了音訊。他去當年任教的學校，學校告訴他，檔案已在“文革”中遺失，沒了依據。他一個個地找到幾十年前的同事，請他們出具自己曾經工作的履歷證明。他被迫試著用紙片拼湊起他破碎的人生，不是證明自己曾是名揚全國的拳擊冠軍，只是證明自己曾經有過一份正當工作，這工作的中斷是源自一個歷史的玩笑。
奔走還在繼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