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簡介
佐佐木英夫，全球最負盛名的景觀建築、城市設計和規劃事務所SWA集團創始人，美國著名景觀設計事務所Sasaki事務所（Sasaki Associates Inc.）創始人， 1948年畢業於當時格羅皮烏斯執掌的哈佛大學設計研究生院（GSD）景觀建築系。1953年，在艾薩克斯的邀請下，佐佐木回到母校執教，1958年任哈佛大學景觀建築系系主任，歷時10年，直至1968年因不滿出自商學院的新任設計研究生院院長對景觀建築系的忽視而憤然辭職。還是在1953年，佐佐木選擇了距哈佛大學不遠的沃特鎮（Watertown）建立了自己的景觀建築設計事務所。
佐佐木在修讀商科和藝術大學課程的同時，對規劃這個新領域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這驅使他由加州南部來到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在那裡他接觸到了建築學、景觀建築學和規劃。對以理念和自然元素進行創作的興趣，使他更傾向於景觀建築學領域。
在伊利諾大學，佐佐木遇到了許多建築教育家和開業建築師，正是他們大刀闊斧地改革學院式的規劃和設計方法，不拘泥於現代主義理論和“正統”的表現，而是去嘗試解決當時環境下更為緊迫的問題，他們強調大範圍內的、適應場地的設計，而不主張受先入為主的意見和理論的束縛。與此同時，在建築學領域，學生們自30年代後期以來就在探索城市更新、住宅、新的社區等問題。在這種氛圍下，佐佐木被建築學和城市規劃學的師生們所吸引，並從他們那裡獲益良多。從1948年在哈佛獲得景觀建築學碩士，直至1953年開設自己的事務所，他花了五年時間來獲取執業和教學經驗。在此期間，曾與規劃師艾薩克斯一起做芝加哥及周邊地區的城市更新項目和研究課題。這些教學與設計實踐為佐佐木日後在城市設計領域的發展打下了根基。
1956年4月，哈佛大學設計研究生院召開城市設計會議，希望能為建築師、景觀建築師、規劃師的工作銜接尋求一個共同基礎。在這次會議上，會議主持人、系主任塞特強調，解決城市設計問題需要大量專業人才，建築師、景觀建築師、規劃師之間的合作與交流，能為城市活力的重新煥髮帶來機遇，並促進城市設計的發展。佐佐木利用這次機會強調指出了現代社會發展中的一些混亂狀況，使他感到遺憾的是建築形式無意義的相似與拼湊以及尺度感的缺乏。佐佐木認為為展示工業技術而採用巨大尺度的建築也許表達了一種前所未見的空間，然而要使用並理解這些建築的還是人類；另一種混亂現象是缺乏與環境的聯繫，而一旦理解了環境，人們可以更謙遜、或者說更勇敢無畏地進行創作。這些觀點顯示了佐佐木作為事務所創建者所具有的過人的洞察力和理性分析的思維能力，他對於城市和城市設計的看法，已經達到了新的高度。
雖然佐佐木進行了許多景觀設計的實踐，但他的同事評論道：“他從來沒有認為自己是個景觀設計師。”我們進行規劃和設計的土地不是作為商品，而是作為自然資源、人類活動的場所以及人類的財富和文明記憶，這就是這位創始人對自己的職業和公司的根本觀點。1959年佐佐木提起過規劃師理察·多珀的言論：“所有建築物、城市、機構、住房等等，必須從土地上建起，如果我們能提供競爭和必須的服務，那就沒有什麼能限制我們的發展。”多珀已經注意到：“我們應涉及到的第二個領域就是城市設計——一個發展豐富的物質環境、將個人與公眾聯繫起來的連續過程。”可以說，從景觀設計到城市設計，佐佐木經歷了對這一領域認識的不斷深化，而他的設計創作也隨之蓬勃發展。
在1958～1968年擔任景觀建築學系主任期間，一方面公司為系裡提供兼職講師和資金支持，另一方面，他又說服工作繁忙的開業建築師和新興領域如航空照片判讀和計算機套用等方面的專家來作短期講學。對那些最有前途的學生，則在他的事務所為他們提供兼職工作和畢業後的工作。這個過程中，執業與執教的傳統界線漸漸模糊，教學與實踐通過合作獲得了共同發展。
佐佐木謙遜而開放的心態令他贏得了參與工程的其他設計師的尊敬，合作工程得以順利發展與不斷完善，從而促成了一個又一個大師級作品的產生。
1989年，佐佐木本人退出事務所的運作，並完全脫離公司，Sasaki則成為公司的象徵，紀念著佐佐木對公司的開創性功績。佐佐木離開之後的Sasaki公司已成為擁有200多名員工，由20多名合伙人共同負責的公司，繼續保持著原有的理念、活力和質量。
2000年9月6日80歲的佐佐木離去了。這一年是龍年，來到中國大陸剛剛一年的Sasaki公司已完成了12項城市設計任務，業務分布於廣州、上海、北京等地。
從景觀設計領域拓展到城市設計，佐佐木不遺餘力地推動景觀設計與城市設計的結合，並在這方面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他鼓勵景觀建築師發揮自己的專業特長，與規劃師、建築師在城市設計領域緊密合作，為城市設計帶來新氣象。同時，他身體力行，將自己從景觀設計中發展出來的一些觀念帶入到城市設計中去，並以城市設計引領建築設計。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所一直推崇的“和諧”觀，這種從對自然的崇尚和理解發展而來的觀念，滲透於佐佐木及其事務所的大部分城市設計理念之中：從各種生態張力的作用中找到適合的設計手段並將生態系統納入城市基本結構，追求生態與城市的共生——這是人與自然、城市與自然的和諧；建立開敞空間系統，並追求宜人的空間和適當的尺度，支持連續的步行空間——這是人與城市的和諧；主張在對環境正確理解的基礎上，聯繫整體環境考慮地段的設計——這是城市與周圍環境的和諧；提供土地的混合使用，激發城市的活力——這是使用功能之間的和諧與平衡…
佐佐木理解的和諧不是一成不變的和諧，而是動態的和諧。他力主城市各方面彈性發展，從城市整體結構到具體使用功能的配置無不如此。佐佐木帶領其事務所以動態的和諧觀對城市設計作出了自己的思考。
而在近10年多以來，在亞洲城市設計項目的研究中，Sasaki事務所根據亞洲城市的具體情況進行設計，設計思想又有了新的發展。正是這種自我不斷更新完善，持續充實著他們的設計理念，並保持著事務所的活力。 Sasaki的實踐遍布全球，這裡選登的是我們認為最有啟示作用的三個項目。
相關項目
1、美國俄亥俄州克利夫蘭門戶區城市設計
這是一個大型體育設施的規劃設計。Sasaki自始至終以城市設計師的領導角色，帶領著建築師們出色地完成了任務。
作為一個位於通往城市中心區域重要入口處的城區新體育中心， 克利夫蘭門戶區（Cleveland Gateway）是這個城市經濟復興戰略的一個重要內容。該地段占地1.87 hm2，緊鄰卡亞荷加河谷邊的大片開敞綠地，而兩個街區之外就是公共廣場。同時，該地段與區域性高速公路、城市公共運輸系統都有著直接的聯繫。
Sasaki事務所的主要任務是完成一個具有城市特質的總體規劃，同時希望通過這個規劃，能夠啟動毗鄰區域的經濟復興之路。此次規劃涉及城市設計和景觀設計的各個方面，雖然面臨挑戰，但Sasaki充分地利用了基地條件，使克利夫蘭真正成為通往市區的大門。
最值得一提的是，建築師精心地利用體育場和體育館形成城市的邊界，建立與市區原有街道和公共空間的有機聯繫。這些體育設施沿著街道邊緣布置，建築立面巧妙地界定了一條條城市人行步道，與原來的街道和街區模式配合得天衣無縫。通過降低各體育設施與運動場平面的標高，各個人流集散場所可以與人行道直接相接。這種建築形式的處理方式，是建築與城市設計完美結合的典範。
其次，設計者積極回應周邊城市景觀條件和自然生態條件，使體育中心區成為城市開放空間系統中的重要節點，從而發揮了吸納人流與向市區有效發散和疏導人流的功用。只有分析了視線、周圍景觀和建築的相互空間關係和交通聯繫、視覺聯繫、功能聯繫等種種問題，建築的體形和開放空間的位置和形式才能被確定下來。體育館的入口廣場設定了兩個高高的燈塔，既限定和標誌了入口空間，又聯繫著卡亞荷加河谷對面的景觀以及市中心高層建築的天際線。體育館的主入口是一個序列的一部分，這個序列從附近克利夫蘭商業拱廊延伸過來，通過規劃中的新的開敞空間，沿一條新街道與體育館聯結成片。眾多的出入口被安排在靠近城市中心方向，擁擠的人流自然湧向毗鄰市中心的餐館、酒吧、商店。
而此規劃通過混合功能的設定，激發了地區的城市活力，這裡成為能夠吸引大量人群活動的重要地區，以及具有良好形象的真正的城市門戶。地段內的空間和廣場提供許多城市功能。綜合體的重要服務部門被放置在入口廣場之下的一個看不見的地下服務區內，主要通過降低比賽場地標高和服務區位置的仔細協調來實現。
事務所的各種設計理念都在這個城市設計中得到了實踐。構建豐富的物質空間，引導個人與公眾的緊密聯繫；為土地提供混合的使用功能，滿足競爭和使用的要求；將生態的運作結合到城市中來等等。設計理念的貫徹不顯山露水，卻落到了實處。Sasaki事務所以獨到而考慮周全的城市設計，引領著地段內的建築設計，為它們的建築邊界、體形、功能甚至內部空間形式的確定建立了嚴格而又能容納相當靈活性的控制導則。
本項目1990年開工，1994年建成。儘管體育場的建築設計由在美國頗具聲譽的HOK體育部完成，體育館也是由完成亞特蘭大奧運會體育場、廣州九運會奧林匹克體育場的著名的E B公司設計，但這一次的掌聲卻大都給了Sasaki。其原因在於設計中城市公共空間的成功。正如項目設計主管伍德（Alan L. Ward）所說：“我們不僅負責總體設計，更是看守公共空間的警犬。”由於Sasaki 在該地段出色的城市設計，1992年本項目獲得了PA城市設計獎。1996年建成後的克利夫蘭門戶區項目獲得AIA城市設計金獎，在獲獎名單上，Sasaki事務所的名字排在HOK和EB的前面。Sasaki公司從過去以配合為主的景觀設計師成功轉換為主導局面的城市設計師，這一過程反映了其卓越的專業能力。從此，城市設計越來越成為公司核心的工作內容了。
2、中國台北車站專區城市設計及開發規劃
亞洲經濟的崛起在滿足了部分物質生活的同時，也帶來了各種城市問題。擁擠、交通堵塞、環境惡化等無不困擾著一些亞洲城市。台北在城市建設的過程中，遇到了類似的問題。為適應交通網路的改善，同時延續城市的歷史風貌與城市空間涵構，1989年9月台北市選擇了以Sasaki為首的規劃顧問組，對台北車站特定專區進行城市設計與開發規劃。
怎樣將台北城市的歷史文化傳統和城市氣候因素融入到設計中去，是Sasaki事務所面臨的挑戰。街道根據風水原理布置成南北朝向，街道和戶外開放空間以騎樓建築作為骨架，一種“高級騎樓”被用來聯繫一系列的戶外開放空間北邊的建築物。北大門作為這座歷史城市最古老的遺蹟，因為林陰大道的設定，其歷史價值得以加強。林陰大道沿著原城牆設定，中間設綠化帶。對於原有城市涵構的理解與延續，也體現在開敞空間的平面形式上，在那裡，建築界面與面對的城市舊街道垂直，而不是與現有大路平行，從這些舊街遠望新設定的大型開敞空間，將會有較完整的空間體驗。 Sasaki在此規劃中設定了一個連續的大型開放空間，以緩解台北市內高品質開放空間的極度缺乏。它幾乎橫穿整個地段，直抵東面的淡水河，與濱水空間相接，大型商業購物遊廊通過南北向的開放空間或街道與之相連，生態系統和步行空間的連續性，在這裡得到了體現。對於建築的位置與形式，規劃根據城市景觀和功能使用的要求也作了充分的考慮，各種地標性和景觀性的建築都被重點提及，並做出了詳細的控制方案。一個標誌性的塔，被置放於新的戶外開放空間和林陰大道的交會點這一關鍵位置上，並被設計成台北新興國際化商業城市的象徵。建築物的高度從15 m到75 m不等，同台北市區發展的三個時期的建築物高度建立起聯繫。
人行動線的組織是Sasaki主要考慮的方面之一，規劃中利用了基地良好的公交條件，車行交通以大眾運輸系統為主，這使得人行動線的組織成為計畫成功與否的關鍵。具有不同功用的人行步道，被設定於不同標高的層面上。連線地面各公共空間的地面層人行動線、連線公共運輸車站與台北車站的地下層人行動線與分離人車的地上二、三層人行動線，共同構成了一個有效而明晰的完整系統。
一種台北典型的垂直使用各個地面層的做法被沿用至這個地塊上，即在低層布置連續的較典型的零售業，偶爾也安排文化用途。而在上部則安排多功能使用。除居住外，這個街區現在的設計方案在公共策略上是極富彈性的，足以滿足未來居民的使用。
這個規劃是Sasaki的設計理念在亞洲城市的體現，也包含著事務所根據亞洲城市的具體特點對其設計思想和手段的調整，特別是在如何對待與西方有巨大差異的東方歷史文化方面，他們做出了自己的嘗試。
3、中國廣州科學城中心區城市設計
科學城位於廣州的東北部，占地約3 700 hm2，它的建立是廣州在中國、亞洲乃至全世界範圍內確立自己的競爭優勢地位的重要舉措之一。科學城中心區是科學城的核心，如何本著為科學城創造高品質的城市形象的原則，在考慮場所基本物質特徵的同時，合理安排各項發展計畫，是擺在Sasaki事務所面前的一道難題。
科學城基地擁有獨特的地理條件，它位於低矮連綿的山丘地區，正處於從南部的珠江平原過渡到北部山區的連綿丘陵地帶，在周邊的山脈範圍內，低矮的小山逐漸被更陡峭、更高的山所代替。在這種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的互相撞擊下，事務所將歷史、文化和環境的平衡作為設計的第一要義，用現代理念表達出自然與人工環境的互相適應。
自然因素與城市設計的充分結合無疑是這個城市設計的重點。自然生態在這裡不是設計的制約，而是靈感的來源。方案保留城中占主導地位的山體，將其組織到視覺景觀設計之中，例如交通路線的刻意安排，穿行於其間的人們能明顯感受到地形的無窮變化，並因此確定自己在城中的方位。在規劃方案中，建築依據山體的地形走勢進行布局，取得了建築與自然的平衡。根據當地的氣候條件，中心區的建築多數南向布置以獲得最佳的通風和採光。
建立廣泛的開敞空間體系，為科學城居民和工作者提供必要而高品質的活動場所，是這次城市設計中堅持的另一理念。設計不但在城中心區建立了完善的開敞空間系統，而且將它與周邊地區開敞空間（如南部的丘陵和北面的山脈）相連。開敞空間的整體構架有機地聯繫著各個區塊，同時也為科學城的中心提供了可見的實體聯繫。甚至城市本身就被構思成南、北山體這兩個公共開放空間的連線體。建築物和開敞空間的融合問題也是基地規劃的有機組成部分，建築物被安排在開敞空間內，形成開敞的天際線，在地表平面上形成比例適合人體尺度的環境。建築群體和開放空間的結合創造了科學城完整的、令人難忘的形象，這種群體空間方式又為個體建築的創作提供了自由度。難得的是，規劃並不把整個開敞空間體系看做是一勞永逸的一次性設計工作，Sasaki事務所對其長遠的發展也作了周密的構想並預留出發展空間，如社區景觀，中部和道路綠化還有水元素都可能成為特殊的發展單元。
設計通過多種使用功能的混合，力圖滿足不同居民和遊客的不同需求。可彈性發展的、能容納需求與功能變化的土地使用與建築功能配置，為人們展開了一個充滿活力和生命力的城市中心、城市空間的圖景。各功能區，如居住區和教育科研區的互相擴展、滲透，允許人們有更多的機會徒步去工作，從而減少了對交通的壓力。
與台北車站專區城市設計及開發規劃不同的是，這個設計由於基地地理位置的特殊性，更側重於平衡自然與人工環境的關係，而且兩個方案涉及的城市區域性質也有著很大的區別，這導致了在保持基本設計理念的基礎上，採用不完全相同的解決措施。根據具體情況不同靈活變換設計的方向、重點和手段，這種開放式的設計讓我們看到事務所長盛不衰的某些端倪。
在發表於50年代的幾篇文章中，佐佐木描述了從環境規劃到城市設計的景觀建築學領域的研究範圍。“我們需要對各種影響所規劃地區的自然界力量進行生態學的觀測”，他在1953年寫道：“這種觀測可以決定何種文化形式最適合這些自然條件。使各種正在運作的生態張力，能從這種研究中得到激發，從而創造出一個比如今我們所見到的更為合適的設計形式。”這種理念不但反映在其景觀設計創作中，也在其城市設計創作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注重生態環境與城市的和諧共生，體現在Sasaki事務所的多項城市設計之中。20世紀50年代，當佐佐木和他的事務所從事波士頓、費城和芝加哥的項目時，對城市的一些潛在問題進行了思考。1955年他在文章中寫道：作為功能與文化表達載體的城市正處於危險之中。而在1956年他特別提到城市設計的新領域，他認為景觀建築師可以利用專業知識，為城市設計領域作出巨大的貢獻。他們還能和規劃師一起決定土地利用的有關方面，甚至決定整個項目的設計構架和形式。這些言論，反映了佐佐木對於景觀建築學和城市設計的互動關係以及城市發展的一些根本問題，已經有了嚴肅而深入的思考，他的城市設計思想正在逐漸走向成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