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事件
七七事變中的“和平”締造者
1935年12月2日，時為陸軍少佐的今井武夫赴中國北平，任日本駐華大使館駐北平的陸軍助理武官。
1937年7月7日，由於日軍的挑釁，盧溝橋事變爆發。今井武夫獲悉後於次日凌晨1點左右趕至日本中國駐屯軍駐北平聯隊聯隊部，參與對一線部隊的指揮。凌晨4點多，今井武夫舉行了駐北平日本報界記者發布會，將七七事變的訊息以日方口徑公布於世，企圖掩飾日軍挑起侵略戰爭的事實真相。
8日下午，今井武夫赴中國軍隊第二十九軍副軍長、北平市長秦德純家，對事變一事提出交涉。9日凌晨3時，中日軍隊雙方達成各自撤回原駐地的協定。
10日，今井武夫接到東京的訓令，方針是不擴大事變，就地解決。今井武夫立即找特務機關長松井太郎大佐商量，決定向中國軍方提出下列條件：要求第二十九軍代表向日軍道歉，處分肇事者，並保證今後不再挑起類似事件；盧溝橋附近永定河東岸不得駐中國軍隊；鑒於此事多半是由藍衣社、共產黨以及其他抗日系統各團體所引起，今後對上述各團體應徹底取締等等。顯然，今井武夫等人在顛倒黑白的同時，還提出了非分的要求。以日方提出的無理要求為基礎，中日雙方就事變進行談判，今井武夫以中國保全隊可在盧溝橋維護治安作為讓步，於11日與中方達成初步協定。
11日下午，今井武夫接到日本在中國駐屯軍司令部的命令：“今天東京內閣會議下定重大決心，決定調動國內的三個師團和關東軍及朝鮮軍的有力部隊。為了解決中國問題多年來的懸案，現在正是大好機會。所以，當地交涉已經沒有進行的必要，如果已達成協定，也予以撕毀。”
7月17日，日本內閣要求中國駐屯軍以更高更苛刻的條件來改訂11日的協定：要求把中方道歉人由原定的師長改為軍長宋哲元，把處分的負責人也由團長升格為師長馮治安，藉此故意刺激中國方面。同時指令日軍準備以武力征伐第二十九軍。
25日夜，由日本國內增援而來的日軍第二十師團五井中隊在 廊坊與中國軍隊交火。
28日，日軍發表混淆是非的聲明，並全線發起進攻。當日晚9時開始，中國軍隊陸續向門頭溝方面撤退，只將第一三二師改編為保全隊，負責維持治安。
29日天亮，今井武夫在北平市內巡視一周后，立即與特務機關長松井太久郎商議，決定成立地方維持會。於是，他立即匯集原北洋政府國務總理江朝宗等人，提出組織治安維持會，以便維持北平治安。
為了應付第三國的新聞要求，今井武夫於當年9月和10月分別組織了各國武官現地參觀。第一次是到張家口，第二次是到保定。1937年11月，今井武夫被調回東京參謀本部，結束了在華北的使命。
誘降汪精衛
1937年12月，今井武夫就任參謀本部中國班班長，專門從事對蔣介石誘降和炮製偽政權的工作，其目的就是讓日本兵不血刃地占領中國。
還在南京陷落之前，國民政府的投降派即密謀與日本進行“和平談判”。南京陷落以後，國民黨中央黨部宣傳部長周佛海與國民政府外交部亞洲司司長高宗武密議，以蒐集對日情報為藉口，經蔣介石批准，開始暗中進行“和談”活動。
亞洲司第一科長董道寧奉高宗武之命於1938年1月14日在上海秘密會見日本特務、“滿鐵”南京事務所所長西義顯。在西義顯的策劃下，董赴東京與日軍參謀本部第八課（謀略課）課長影佐禎昭及今井武夫先後建立聯繫。3月底，蔣介石得知“日本軍部也希望早日對華和平”後指示：日本若要提出和平建議，不予以拒絕。並派人轉告日方：“我們決不是絕對反對和平，但不能做到反共以後再謀求和平。只要能夠停戰，必然進行反共。”“關於對滿洲和內蒙的處理問題留待日後協商解決，河北和察哈爾兩省應儘速歸還中國，以期確立長城以南的中國領土主權和內政的完整。假如日本同意這個意見，日華兩軍可先行停戰，然後再以上述條款為基礎進行有關和平細節的談判。”
此時的日本上下正傾注全力於徐州會戰，蔣介石的意圖雖傳至東京但也無音無果。
1938年7月初，高宗武在周佛海受意和今井武夫的勸促下，親自赴日本，直接與日本政府聯繫。回國的今井武夫與高進行了會談。會談中，今井武夫向高轉達了日方的意向：蔣介石必須下野，日本將以汪精衛為交涉和平的對象。高返回香港後，向周佛海報告了赴日情況。此後，高在香港“養病”，“和平談判”工作由國民黨中央法制專門委員會委員梅思平承擔。
日本方面於8月底決定了調整日華新關係方針，作為對汪精衛和平工作的基礎。
1938年10月27日至29日，日軍相繼攻陷武漢、廣州。11月3日，日本政府發表了對華政策聲明——即“近衛第二次聲明”，鼓吹“建設東亞新秩序”，並改變了日本不以國民政府為談判對手的方針。聲明稱：“如果國民黨政府拋棄以前的一貫政策，更換人事組織，取得新生的成果，參加新秩序的建設，我方並不予以拒絕。”
11月12日，今井武夫開始與梅思平、高宗武在上海會談。經過三天的反覆會談，雙方達成了初步協定。11月15日，今井武夫帶著草案急返東京，向板垣陸相和多田參謀次長匯報了情況。 陸軍省和參謀本部經研究決定，以這個協定內容為基礎，大力推進對汪精衛的誘降運動。
為了簽署在上海達成的《日華協定記錄》，日本 陸軍省派軍務課長影佐禎昭，參謀本部派今井武夫作為日方代表返回上海。11月20日，影佐禎昭、今井武夫與中方代表高宗武、梅思平進行協商。當晚雙方在《日華協定記錄》和《日華協定記錄諒解事項》上籤字蓋章，同時也決定了《日華秘密協定記錄》的處理辦法。
為嚴守秘密，此次會談的地點選在上海東體育會路7號。該處事後成為土肥原賢二的宅邸，命名為“重光堂”。因此，這次會談也稱“重光堂會談”。重光堂會談的結果成為日後汪偽政權與日本政府的密約和《日華基本關係條約》的基礎。
日本五相會議後來決定以日華協定記錄的內容作為“近衛首相第三次聲明”予以發表。12月22日，近衛第三次對華政策聲明發表，以示對汪招降。29日，逃居在越南河內的汪精衛發表艷電，回響近衛聲明，公開賣國降日。
1939年3月9日，今井武夫晉升大佐軍銜，升任中國課課長。
1939年5月6日，今井武夫與汪精衛在停在上海附近海面的“北光丸”船上舉行了第一次會談。汪托今井武夫與日本政府聯繫，就成立“和平政府”提出幾點意見，並打算去日本交換意見。會談後，今井武夫急返東京，向陸相及參謀次長報告，並安排汪赴日一事。
5月31日，汪精衛飛抵東京，開始與當年1月份上台的平沼騏一郎內閣，商討組建“和平政府”。今井武夫積極從中協調聯絡。
8月中旬，今井武夫赴上海，協助影佐禎昭推動汪偽工作。9月8日，今井武夫被任命為中國派遣軍第二課課長，兼第四課課長，主管政務和情報工作。
11月起，今井武夫一方面與汪精衛的代表高宗武、梅思平等就密約進行會談；另一方面積極推進汪精衛與其他偽政權領導人間的政治談判。1940年1月22日，高宗武、陶希聖二人因與汪精衛就職權問題不合，宣布與汪脫離關係，並公開了日華協定和正在進行的秘密協定草案。在此情況下，今井武夫加緊了對汪精衛建立政權的推動工作。
1940年3月30日，汪精衛在南京正式建立了偽國民政府。今井武夫的促汪降日工作告一段落。
誘降蔣介石的“桐工作”
侵華日軍於1938年10月底相繼攻占廣州和武漢後，因戰線延伸，兵力日顯不足。為儘快結束對中國的戰爭，日本決定重新將“和平工作”的目標鎖定在重慶政府身上，此即所謂“桐工作”計畫。因此，自1939年秋季以來，在等建汪偽政府的同時，今井武夫還受命努力開闢與重慶政府間的聯絡路線。
1939年11底，日本駐香港武官鈴木卓爾中佐通過香港大學教授張治平斡鏇，與一個自稱是宋子文胞弟宋子良的人會見，以求打通與重慶間的聯繫通道。
由於事關重大，今井武夫於1940年2月10日從南京動身奔赴香港，並於14日初次會見了“宋子良”。“宋子良”建議：“在中日兩國政府正式和平會談前，希望2月底先由雙方代表各三名以私人名義在香港舉行圓桌預備會議，對和平條件進行商討。……重慶政府對此次秘密商討寄予莫大期望，所以代表都要攜帶委任狀。另外，宋美齡也準備來香港，從側面給以援助。”
今井武夫向上級作了匯報後，於29日秘密回東京匯報情況。日本軍參謀本部和 陸軍省協商後，決定同意中國方面所提召開圓桌預備會議的方案，並派第八課課長臼井茂樹大佐、今井武夫和鈴木卓爾三人為此次會談的日方代表。
3月4日，今井武夫等輾轉趕到香港。中方的談判代表除“宋子良”外，還有重慶行營參謀處副處長陸軍中將陳超霖，前駐德大使館參事、時任最高國防會議主任秘書的章友三，陸軍少將張漢年為預備代表，張治平為聯絡員。3月7日，中日雙方進行秘密談判。會談中，中國方面主要由章友三發言。遇有主要問題，徵求陳超霖的同意。“宋子良”則從中斡鏇。
談判中，今井武夫首先提出：中國必須停止抗日，承認滿洲國，締結兩國防共協定，日本在華特定地駐軍，將內蒙作為特殊地區等無理要求。
9日，日本方面預先把日華協定的結果寫成備忘錄，交給中國方面代表，談判從晚上九時開始。
今井武夫問道：“承認滿洲國的問題怎樣了？”
章友三回答：“滿洲國的獨立作為既成事實，現在無意再加干涉，希望暫不觸及這個問題。”
“宋子良”說：“所謂緘默態度。如果解決和平，四、五年後可以解決吧。”
章友三又說：“重慶也有各種系統的軍隊，如果現在承認，形勢將會惡化。我們還要聽候最高當局的指示，在正式代表會議上再行決定如何？”
今井武夫說：“在日本方面這是最緊要的問題。如果這個問題談不出解決的辦法，召開正式代表會議也是困難的。”
章友三答道：“我們明晚飛重慶，四天以後可以給予回答。”
今井武夫說：“我們也是後天回東京，要看貴方回答的結果再行決定派遣正式代表。”
就這樣，歷時四天的會議宣告結束。雙方代表分別向各自的上司匯報請示。今井武夫於13日返回南京，臼井於14日返回東京，分別向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及陸軍中央匯報，然後等待重慶方面的回音。
今井武夫久等無音，於是奉命推動汪精衛“和平政府”成立。
4月11日，“宋子良”從重慶回到香港。他對日方說，重慶政府已有成熟方案，要求再舉行預備會議。
5月13日晚9時，今井武夫和鈴木、坂田特派員三人在九龍半島旅館的243號房間與章友三和“宋子良”二人會見，開始又一輪的談判。
中日雙方的焦點即在承認偽滿洲國和處理蔣介石、汪精衛關係以及日本在華駐軍等問題上。對於第一個問題，日方沒有一點鬆動的表示。
5月17日晚，“宋子良”邀請今井武夫到香港島南岸的仔蘆山酒家共進晚餐。飯後，在離岸稍遠的海面上，二人劃著名小艇進行了會談。談話中，“宋子良”神秘地透露：“蔣介石委員長表面上姑且不談，內心在希望和平卻是事實，因此，在香港第一次秘密會談的備忘錄中，日本方面如能認可第一條和第三條中中國方面的意見，估計必然可以簽訂協定。目前，在重慶政府內部，反對達成和平的是共產黨和馮玉樣。”通過談判接觸，今井武夫感到“宋子良”既熱情又有誠意，但仍懷疑他是否真是宋子良。今井武夫和日本方面對他的身份秘密進行了調查。在半島旅館會談時，今井武夫派人暗中通過門鎖洞孔拍攝了會談中的“宋子良”的照片。
今井武夫21日返回南京後立即把從香港帶回的“宋子良”的照片給、周佛海等人傳看。周說像宋子良，但更像宋子文的弟弟宋子安。陳卻說不像。很多人對這人是不是宋子良，意見分歧，無法確定。今井武夫也只能姑且信其為是。
返回重慶的“宋子良”和章友三主動再與日方聯繫，希望在澳門召開第二次預備會談。日方回復表示同意。
在6月4日的會談中，今井武夫表態說，日方與香港會談時的條件並無變化，希望中方做出讓步。隨後，以香港會談的備忘錄為基礎，雙方再行交換意見。
在6月5日的會談中，就如何處理蔣介石與汪精衛的關係問題及所謂防共駐兵問題，雙方仍未達成共識。
在第三天的會談中，經商討雙方最後一致同意由板垣、蔣介石、汪精衛進行三人會談。6月24日，板垣征四郎偕今井武夫特地訪問了汪精衛，說明了香港和澳門會談的經過情形。
在與汪精衛溝通的同時，今井武夫不斷與重慶方面聯繫，要求重慶方面出具保證“三人安全”安全問題的書面檔案。但重慶方面雖提出保證安全，但拒絕出具書面材料，並進一步提出要求日方取消“第一次近衛聲明”和不再介入蔣汪和談。雙方就此產生爭議。
這期間，日本內閣接連發生更迭，第二次近衛內閣登場，東條英機中將出任陸軍大臣。今井武夫7月31日去東京向東條英機詳細匯報了有關對重慶政府和平會談的經過和現狀。東條英機聽後很不高興，認為直接談判和平這類政策性行動是中國派遣軍的越權行為，今後絕對禁止。與此同時，日本正在加緊與德、意間的結盟談判，國內擁護汪精衛政權的論調也更加得勢。
在這種情況下，今井武夫不得不暫時停止推行“桐工作”，觀望形勢變化，等待新時機。
在進行“桐工作”的過程中，今井武夫為了促進“和平工作”，還曾試圖通過其他途徑來推進工作。
如，1938年的宇垣一成外相——今井武夫——孔祥熙秘書喬輔三及孔祥熙心腹樊光——孔祥熙一線，該線最終因宇垣一成於當年9月的去職而虎頭蛇尾地結束了；
1939年至1940年的中國派遣軍——今井武夫——國民黨上海黨部委員姜豪——陳立夫、陳果夫和朱家驊CC系一線，該線以汪偽政權的成立而告終；
1940年至1941年中國派遣軍——今井武夫——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長王揖唐——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中國重慶方面，該線因今井武夫等的去職無果而終。
1941年7月，今井武夫也被調離中國派遣軍總部。“桐工作”徹底成為了歷史！而其中的一個謎，即“宋子良”的身份問題，還是在幾年後偶然被揭穿的——
1945年6月上旬，在上海日本憲兵隊逮捕的中國人當中，有個自稱是藍衣社的人，名叫曾廣。一天，該犯人正在室外活動，被幾年前為曾在香港中日首次會談時擔任過翻譯的坂田誠盛認出，此人正是當年的“宋子良”。這個冒名頂替的“宋子良”原是藍衣社頭子戴笠直系的得力幹將，在浙江省領導秘密活動時，被日軍憲兵隊逮捕。恰巧今井武夫當時出差在上海，聽到報告後，便邀曾廣到旅社來。兩人相見如故，會晤了好幾次。日本戰敗後，曾廣恢復了自由，他還專程去看過被拘留在南京的今井武夫。幾年後，還給今井武夫寫過信。兩個曾經的談判對手卻成了朋友。
最後的“和平”努力
1941年8月1日，回國的今井武夫被任命為新編步兵第一四一聯隊長，隸屬第十四軍第六十五旅團。12月，日本挑起太平洋戰爭，今井武夫奉命率部參加侵略菲律賓的戰爭。
1942年8月31日，今井武夫在 馬尼拉接到調任中國派遣軍第四課課長的命令。9月中旬，今井武夫經台灣到南京總司令部赴任。
日軍占領上海後，日本各行政與軍界幾乎均在上海有分支機構。為此，中國派遣軍為了統一陸軍在上海各分支機構，打算特設陸軍部。在這個關鍵的時候，派遣軍總部想到了曾長期混跡於上海的今井武夫，任命今井武夫為派遣軍總司令部總參謀長永律佐比重中將指揮下的新編上海陸軍部高級部員，負責在上海建立陸軍部。但今井武夫並沒有真正發揮效力，卻於當年11月奉調回國，出任新成立的日本 大東亞省調查官。1943年3月1日，今井武夫晉升少將軍銜，改任 大東亞省參事官。
時至1944年，戰爭對於日本來說越來越不利。日本高層重新認識到了對重慶的“和平工作”的重要性。當年8月30日，今井武夫出任中國派遣軍總參謀副長，第三次來到南京，再次負責情報和“和平工作”。但此時的今井武夫充分認識到：“東亞戰爭的爆發，使日本的國際地位發生了急劇的變化。特別是太平洋方面日軍的戰況陷於不利以後，中日兩國的謀求和平的主導權就完全顛倒過來，由日本擁有的發言權轉移到中國方面，和平條件的提案者，也變換了主客的地位。”同年9月30日，今井武夫兼任駐南京國民政府大使館副武官。
今井武夫最後一次謀和工作是越過戰線去河南會談。1945年2月，他通過汪偽的軍事參議院院長楊希一認識了國民政府第十戰區副司令長官兼第十五集團軍司令官何柱國上將派來的特使吳樹滋。今井武夫雖然明知陸軍省曾下令禁止中國派遣軍對重慶進行“和平工作”，但現在是同重慶現任集團軍司令官何柱國進行聯繫，只要能直接會談，肯定可以得到某些重大收穫。於是，他決心以個人名義進行聯絡。
1945年4月上旬，小磯內閣辭職，鈴木貫太郎內閣成立，決定由陸相負責，通過當地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負責對重慶工作，以求實現停戰。今井武夫的“和平工作”重新得到重視。
今井武夫與吳樹滋數次聯繫後，雙方定於7月在何柱國的防區——黃泛 東部地區警備司令部所在地、河南 周口鎮南邊的新站集進行面談。
7月9日，輾轉趕赴新站集的今井武夫與何柱國開始會談。
會談中，今井武夫首先迴避了以往雙方在承認偽滿洲國及在華駐兵等焦點問題，說“日本希望日華兩國的直接和平談判，但中國方面是否有接受的打算”？“又，日本以維護國體、保全國土為絕對條件，這點若不被採納時，則決心繼續交戰到底。同時，對於滿洲國和南京政府的處理，想努力做到不違背對他們的道義關係，但想知道中國方面如何構想。”
顯然，現實的境遇讓原本傲慢的今井武夫不得不先低下頭。
何柱國強調說：”日華單獨和平在《開羅宣言》以後的今天，無論如何也沒有實現的可能性。從而日本如果希望同中國和平，那么必須同時要把世界和平作為不可缺少的重要事項。””日本因戰敗結果而滅亡之事，決不是中國所希望的。毋寧是希望即使在戰後仍作為東洋的一個強國留下來，與中國攜手協力維持東洋的和平。從而熱切希望在必要的國力尚未完全耗盡的時候，以日本政府的聰明和妥善處理來早日結束戰爭。”
何柱國接著又說：“日本萬一如果有什麼請求，中國決不吝把日本的提議轉達給盟國。特別是蔣介石主席對日本天皇制的繼續存在寄予好意，並對各國首腦也表明了這一意向。”
何柱國最後強調：“戰後，日本首先從滿洲以及海外撤走全部兵力自不待言，朝鮮、台灣、 庫頁島等地也必須交還。”“本條件已經盟國協定完畢，所以沒有再更改的餘地。”
何柱國坦率而懇切的談話，以及盟國之間協商好的既定條件，使今井武夫猶如受了雷擊般地震驚。他意識到雙方的距離已經很遠，這一次是重慶把日方遠遠地拋在了後邊。
今井武夫回到南京，立即向總司令官岡村寧次報告，另外，除了向大本營打電報外，還詳細地作了書面報告。但這時日本國內連日遭到美機空襲而陷入混亂，戰敗局勢已很明顯，所以沒有任何回音，於是，今井武夫的最後一次“和平努力”無果而終。
1945年5月，面對已是日近黃昏的日軍，今井武夫想再一次試圖與重慶打通關係。當月，他與原國民政府法務部次長何世楨取得聯繫。但何告訴他，“到今天，為時已晚，無從著手。”
芷江洽降
1945年8月15日，日本無條件投降。日本在中國派遣軍奉命等待向中國軍隊的投降。
1945年8月18日，今井武夫被告知赴湖南省芷江機場，聯繫洽降事宜。
今井武夫一行依照國民政府的無線電報指示，於8月21日重慶夏季時間上午10時，乘非武裝的、機尾拖著兩條三米長紅色布條的運輸機飛往湖南省。
下午3時過後，今井武夫等人被領到會談場所。中國方面的會談代表是中國陸軍總司令部參謀長蕭毅肅中將、副參謀長冷欣中將、中國戰區美軍參謀長巴特勒準將和譯員王武上校等。今井武夫在他們對面靠門口的另一張桌子的中央就坐，參謀橋島芳雄中佐和參謀前川國雄少佐以及木村辰男翻譯官坐在今井武夫兩旁。
從重慶以及其他地方趕來的將軍、地方政要以及中美兩國記者100多人把會場外的走廊甚至屋外都坐得滿滿的。
會談從下午4時持續到5時。雙方就日軍投降交接的有關事宜，如航空交通、無線電聯繫等進行了規制。中方還在會議中把給岡村寧次的中國戰區中國陸軍總部中字第1號備忘錄交給日方轉遞。
22日上午，雙方進行第二次會談。會談確定，冷欣中將先行到南京設立前進指揮所，由日方提供安全保證。美方同時提出要確保美軍俘虜的安全。
8月23日下午，今井武夫突然得到何應欽總司令的召見。何應欽對今井武夫等人不辭辛苦遠道來到芷江表示慰勞，再次要求轉交備忘錄，並告訴今井武夫決定於8月26日至30日空降一部分中國軍隊到南京，要求日軍加以協助。
下午4時，今井武夫和日方全體人員由芷江起飛，返回南京。
8月24日，回到南京的今井武夫急忙面會偽南京政府主席陳公博。在向陳公博講明芷江洽降情況後，今井武夫對陳公博說：“日本軍戰敗的結果，想不到竟連累了南京政府的許多人，我對這一不幸的事態衷心感到遺憾。”陳公博藉機提出想到日本“旅行”。
經岡村寧次的同意，今井武夫派人秘密安排陳公博赴日本“旅行”。8月25日，陳公博及其夫人一行7人乘機飛赴日本。
投降與善後
1945年9月9日上午9時，中國戰區日軍投降簽字儀式在南京原國防部舉行。作為日本在中國派遣軍總參謀副長的今井武夫參加了簽字儀式。
終極任務：受降一刻那斑斕的七色彩虹
受降會場是一間長約20米、寬約8米的木房，大廳右邊掛著一張孫中山的半身像，國民黨旗、國旗兩邊貼著孫中山的著名遺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孫中山像前有排成弧形的幾張桌子，上面鋪著潔白的桌布，有如法官的案台。對面擺著另一張桌子和四把漆黑的椅子，作為投降代表的座位。
在現場上千雙眼睛的盯視下，今井等4人脫帽入室。接著，4人走過空位，對著中方受降代表蕭毅肅將軍深深一鞠躬，然後如同面對上級長官般挺直地站著。蕭毅肅神情嚴肅地請他們坐下，開始介紹自己與其他中美代表，然後查詢今井等人的身份。
從當時留存的照片看來，面對中國代表以及大批圍觀的中美人員時，今井等人均面露憂戚之色。事實上，這是甲午戰爭以來，日軍代表首次坐在戰敗者的席位上聽候中方的命令。對於這樣歷史性的一幕，現場的中國人沒有一個願意錯過，不僅室內站滿了人，連外頭走廊也滿是探頭張望者。
今井武夫當時的心情，在回憶錄中也有描述：“降使一行沉痛地陷於傷感之中”，“內心中充滿了絕望孤寂感和不安的心情”，“作為戰敗國使節，我們等於銬著雙手來中國投降”。
接著便是受降的主要內容，蕭將軍取出何應欽將軍要求今井轉交岡村寧次的中字第一號備忘錄，由工作人員以中、日、英三種語言高聲朗讀。今井頭上冒出汗珠，身旁的副官也是雙唇緊閉。主要儀式歷時1小時17分，今井低頭看了備忘錄幾眼，拿起毛筆在收據上寫下“今井武夫”，再蓋上一枚橢圓形的朱紅印章。收據接著由蕭將軍的翻譯收回，今井欲對一些問題提出說明，卻遭蕭將軍婉拒。於是今井率隨員起身鞠躬離座。
16時50分，日本降使起身鞠躬，退出會場。就在人們退出會場時，七里橋的天空中突然出現了一道彩虹，人們指著天空一陣歡呼，“快看，彩虹，七色的彩虹！”
此後，奉中國戰區陸軍總司令何應欽總司令的命令，日本在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改名為中國戰區日本官兵善後聯絡總部，岡村寧次擔任長官，今井武夫被任為涉外部的委員長。
1946年7月，200多萬在華日軍及日僑大部被遣返日本後，善後聯絡總部奉中國國防部命令遷往上海。但岡村寧次、今井武夫等14人則繼續留在南京，組成南京總聯絡組，處理各種遺留問題。
1946年底，中國國防部命令，南京總聯絡組及各地聯絡組撤銷。1947年1月4日，今井武夫終於回到日本，當日被通知從陸軍退役。1月16日，今井武夫回到家鄉安居。20世紀60年代，今井武夫撰寫了自己的戰爭回憶錄，詳細地描述了對華侵略戰爭期間的“和平工作”情況，並附記了自己掌握的第一手文獻，也算是為今人研究歷史做出了些許貢獻。1982年6月12日，84歲的今井武夫病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