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介紹
仇維禎（1577—1652年），字庸足，淄川區羅村鎮東官莊人。仇維禎萬曆四十七年（1619年）成進士，尚未授官職，便於“聖上面前，哭訴金殿，因母受盡饑寒，養育之恩，應以孝道以報”。皇上感其至孝，乃準其歸鄉侍奉母親。崇禎年間，先後授禮、刑、戶、兵四科諫官給事中。
人物經歷
崇禎七年（1634年），升任兵部郎中，再升南京戶部尚書。當時仇維禎的母親年逾八旬，仇維禎想要回家侍奉母親，為其養老送終。再三上疏辭官，朝廷不允許。崇禎十三年（1640年），仇維禎轉任南京兵部尚書。這時在家省親的仇維禎想再次辭官不做，仇母堅決制止了他的打算。仇母說：“襄陽不守，襄藩過禍，國步維艱，正臣子陳力之日，安得顧其私乎？”仇維禎只好灑淚而別，去往南京。
南京在明朝初年是首都，永樂年間遷都北京以後，南京作為留都一直保留了六部、都察院等一整套與北京相對應的中央機構。這種兩京制度的特點是：皇帝和內閣大學士等決策人物都在北京，北京的六部等衙門是名副其實的中央權力機構；南京各衙門多為虛銜，公務清閒，任職官員被稱為“吏隱”，但地位一般不低於北京相對應的衙門官員。在留都握有實權的是南京參贊機務兵部尚書、南京守備太監和提督南京軍務勛臣。（顧城的《南明史》）據此說法，仇維禎的權力應該是很大的，但這時明朝已病入膏肓，無可救藥，國家傾覆，危在旦夕。仇維禎不願與明廷一起滅亡，為崇禎帝殉葬，他只在南京兵部尚書的任上待了很短的時間，就在這年的夏季，辭官回家。
明朝滅亡時，天下大亂。仇維禎為保護家鄉父老，招募鄉兵千餘人，訓練他們保家護鄉。周圍四鄉依附仇家而居者達幾千家，寇盜不敢擾掠，平安無事。鄉人稱他大德大孝，於今傳頌。當時，曾有人向清廷誣告仇維禎在家招兵買馬，圖謀不軌。訊息傳至北京，經查為訛傳，朝廷不予追究。順治帝曾下詔以原官起用仇維禎，而仇維禎以年老力辭不就。順治帝欽賜貂裘一襲，令以原官（兵部尚書）致仕。關於仇維禎辭官不就，民間有許多傳說，大多荒誕不經。但都表明仇維禎了“忠臣不事二主，好女不嫁二夫”的人生信念。
明朝末年，淄博地區接連發生旱災，赤地千里，餓殍遍野。據《淄川縣誌》記載：崇禎“十年牛疫，秋虸蚄（粘蟲）生，害稼。”“十一年夏旱。”“十三年大飢，人相食。”“十六年夏，雨雹淤雙溝之東，大者一，入地尺余，以席覆之不盡，如碌碡者甚多。”在這種情況下，仇維禎捨棄家財，救濟百姓，真所謂毀家紓難。崇禎十三年，仇維禎晉京，沿路見屍橫遍野，便拿出金錢，找人掩埋了若干遺骸。回至家鄉，又拿出家中積粟二千石，賑濟貧飢者，救活了數千人。他還令人收養棄嬰，待莊稼收成後，其父母尚在者，將嬰兒放還之。崇禎十六年，仇維禎在其別業辛店，正當東西六郡九道處，拿出家中資粟掩骸（埋餓死者）、煮粥、舍粟、育棄嬰，與前次相比，多出了雙倍錢糧，救活了數千人。這兩次賑災，將仇維禎為官積蓄的錢財捐用一盡，宦囊空空如也。當地官紳百姓稱之為賢良。
生平事跡
原淄川通往臨淄的古道旁邊，東臨漫泗河有一破落古寺，因為寺的原名已無人知曉，當地人便稱之為“南官莊寺”。在寺西北丈許，有一孤墳，墳前有一座六棱石碑，碑頂上有一石雕和尚頭。正面書有“和尚墳”三個大字。
據傳說，和尚墳內葬埋著數十個和尚，他們是被集體處死後合葬在這兒的，地表堆土為墳，為勸戒後人行善積德而立有此碑。這本是明末仇維禎仇尚書在朝為官時，巧用皇帝上喻的諧音，為民除害的一大善舉。
傳說南官莊寺始建於隋朝。元朝時寺院宏大，香火興盛，同時又是周圍各村士民子弟讀書求學之處。至元朝末年，朱元璋起義北上，親帥義軍路經此處。在行軍作戰時，有一名原與朱元璋一起出家為僧，後又追隨其起義的偏將，因負傷後不能隨軍，請求駐足此寺，重入空門修行。朱元璋當即允諾。朱元璋公元1368年推翻元朝，在南京建立明朝，當上了皇帝後，該僧進京討封，明太祖便詔封為“欽寺御方丈”，食百頃廟產，將周圍土地全部化為廟產，附近百姓不論貧富，均為此寺廟的佃戶。廟內方丈世襲封號，地方官吏對廟內的事務也無權過問。此寺變成了當地的一個獨立王國。
最初幾任方丈，尚能誦經念佛，積德行善。然而百年以後，廟內的僧眾自恃先皇封號，逐漸為非作歹。成為為害一方的群霸，特別是到了明朝天啟年間，寺僧又與當朝權奸魏忠賢勾結，賣官鬻爵，欺男霸女，當時雖有幾任地方官意欲懲辦這群惡僧，但礙於有先皇封賜，且又有朝中權奸為其撐腰，不但沒有扳倒凶僧，反而落得個被革職查問。因此，寺僧更加喪心病狂，肆無忌憚。寺僧故意將附近各村的碾磨全部砸碎。只留寺內的碾磨。迫使各村村民碾米磨麵，都必須先到廟內捐貢納資，而且還要晝夜排隊。而寺內惡僧，見到稍有姿色的良家女子，便肆意調笑，百般凌辱……。為此，各村又紛紛用起了原始的石臼，用來搗碎米糧。仇尚書在京為官時，曾經多次上書皇帝要求下旨嚴懲。但每次都因為該寺有先皇封號未予理睬。
明崇禎三年，邱尚書之母許氏太夫人病逝，尚書回鄉奔喪。他在給皇帝的先啟奏摺中，再次提到故鄉的凶僧，要求辦完母親喪事順便處理他們。崇禎皇帝批閱道：“凶僧雖狂，乃已出家向佛，跳出五行之中，卿家不必過問，罷了、罷了。”
仇尚書回鄉處理完母親的後事。便召集淄川、益都的地方官員，傳達了崇禎皇帝對寺僧處理的上喻：“故里凶僧惡行，乃已出家向佛，跳出五刑之中，卿家不必過問，耙了耙了！”。他進一步向地方官們解釋說：“皇帝聖喻，該寺因有先皇封號，不宜動用常刑，亦不必依常規開審，可直接用耙地的耙，耕耙處死。”隨即，仇尚書讓兩縣官員派兵遣差，包圍寺院，寺內大小數百僧人全被捉拿。依照過錯和罪行，或流放其他寺院，或遣散還俗為民。對數十名罪大惡極的凶僧則就地處死。於是，在寺外的一片平地上，挖坑數十個，將凶僧埋入土中，只露個腦袋在外，然後用特製的鐵耙，套上大牛，橫拖豎耙……。直至將全部和尚的腦袋耙爛……。然後在寺旁掘一深坑，將其屍體合葬於坑內。為懲惡揚善，誠戒世人積德行善，地方官們特意在和尚墳前立一座六棱石和尚碑。寺廟的土地資財也全部散發給附近百姓。
仇尚書守孝期未滿，始逢李自成義軍進逼北京，清朝侵犯邊關，仇尚書只得匆匆進京復職。因為當時兵荒馬亂，處置凶僧一事，崇禎皇帝已也無心過問，最終不了了之。
(臧護德蒐集整理，流傳於南定、羅村一帶)
打馬回頭
從淄川城往東北三十里許，有一個依山傍水的小山村，名曰“東官莊”，此莊原名東莊，因為明朝期間出了一名仇姓進士，官經“四部”尚書，為此，村名為東官莊。在東官莊南面，有一石雕林，石雕中的兩匹駿馬不是昂首向前，而是被一武士扯韁回首，面向右前方。這就是傳說中的仇尚書“打馬回頭”。
據說，仇尚書名叫仇維禎，字庸足，出生於窮苦人家，他立志讀書，文武兼備。萬曆十七年考為秀才，天啟二年得中第八名進士，官封南京戶部尚書。在明朝天啟、崇禎年間，先後任戶部、禮部、刑部、兵部四部尚書，為官二十餘載，因不屈服於權奸魏忠賢一黨，被派往薊北駐守邊疆，領北京兵部大司馬銜。在帶兵期間，天災無收，民不聊生，軍不足餉，仇尚書散盡財資施捨糧米。崇禎十七年，李自成農民起義軍攻占北京，崇禎皇帝在煤山自縊身亡，仇尚書聞訊後，棄官攜印回鄉務農。
清朝入關以後，順治皇帝為維護政權，大量起用明朝的舊臣為官，數次派遣欽差召仇尚書進京入朝。仇尚書以“忠臣不事二主，好女不嫁二夫”為信條，拒絕扶持清朝，順治皇帝敬佩其氣節忠烈。下旨準許他在家賦閒養老，享受朝臣俸祿，百年之後，可按當時一品賜國喪御葬。同時讓其交出戶部尚書、兵部大司馬印及戶籍帳冊等機密檔案。欽差大臣到達東官莊後，仇尚書閉門不出，拒絕接受清朝聖旨。經欽差大臣一再請求，仇尚書才答應欽差大臣在副門宣旨，自己也並不接旨和謝恩。當差大臣宣讀完聖旨以後，仇尚書命人將兩顆印信及文書帳冊，用木杴從牆頭上撂出去，讓欽差大臣帶回京城去。
順治九年十二月，仇尚書年老病危，自知將不久於人世。召集子孫立下遺囑：“吾為官二十餘年，資財散盡，囊空如洗，唯存聖書滿箱。望爾等熟讀聖書，忠義莫忘，此乃維禎一生之念。”他隨即喘息片刻後又曰：“一生愚忠，不時二朝。清人入關，我朝亡故，我仇氏子孫，忠義為先，打馬回頭，定不做滿官。為告子孫後代，石馬回頭為鑑。”是年十二月十二日，仇尚書壽終正寢。享年七十六歲。
仇尚書死後，經山東巡撫張玉衡表奏順治皇帝。順治皇帝下旨賜御葬，並親筆御書塋林正面碑文：“贈資政大夫、南京戶部尚書、北京兵部大司馬仇公維禎之墓。”並讓山東巡撫張玉衡親自督建仇家石林。
仇家石林正門建碑亭兩座，左面碑亭內為順治親筆御書石碑，右面碑亭內石碑碑文為讚揚仇氏一生功德等，自此向南有石碑坊兩座，其中一座碑坊上刻有山東巡撫張玉衡的親筆楹聯一副，上聯是“職任諫垣，項強面冷劾權奸，此鐵漢一身詎屑交通魏宦”；下聯是“鎮撫邊帥，衣披帶曳定變亂，儼金城千里詢堪保障燕京”。另一座碑坊直通墓地。兩座碑坊之間，立有石人文武百官、石羊、石獸、石馬等石雕。仇家林的兩匹石馬並非昂首向前，而是遵照尚書遺囑，有兩名武士手拉韁繩轉首朝向右後方。這就是遺囑說的“石馬回頭”以告誡子孫。尚書去世以後，追封其後代長支為世襲五品守備。然而仇氏子孫謹遵先人遺囑，從清初到清末並無一人出任其職或領取俸祿。
仇家林石雕、石碑，一直存留至解放後仍完好無損，最終在十年動亂中被破壞貽盡，儘管遺址蕩然無存，但仇尚書一生不事二主的氣節則仍被當地人們傳頌。
（臧護德收集整理，流傳於羅村、南定一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