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格爾茨在這部“不是理論探求而是經驗研究”，因而也比較且易於普通讀者理解的著作中，以頗具氣勢、激情、學識和智性的筆觸，對將文化作為“文本”閱讀的觀念進行了通俗化，由此使人類學與文學理論、與現實生活的聯繫更為密切。
作者簡介
克利福德·格爾茨是美國文化人類學家、修辭家、符號人類學家和釋義人類學倡導者，普林斯頓大學高等研究院教授。他被譽為20世紀一位“具有原創力和刺激力的文化人類學家，也是致力於復興文化象徵體系研究的知識運動前沿人物”。
專業推薦
媒體推薦
格爾茨這本開拓性的著作，獲得了美國社會學協會1974年索羅金獎，該書有助於為一整代人類學家界定其領域的終極目的。
——《出版家周刊》
名人推薦
克利福德·格爾茨是他這輩人類學家中最具原創性、最發人深省的。格爾茨寫作的主題觸及我們每一個人：生命和死亡的意義，應對社會秩序的問題，從社會秩序中得出意義。他的文筆優美、文風激昂、學識淵博。
——伊莉莎白·科爾森，《當代社會學》
圖書目錄
前言
第一編
第一章深描說：邁向文化的解釋理論
第二編
第二章文化概念對人的概念的影響
第三章文化的成長與心智的進化
第三編
第四章作為文化體系的宗教
第五章精神氣質，世界觀及對宗教象徵的
分析
第六章儀式的變化與社會的變遷：一個爪哇的
實例
第七章現代巴厘人中的“內部轉換”
第四編
第八章作為文化體系的意識形態
第九章革命之後：新興國家中民族主義的命
運
第十章整合式革命：新興國家中的原生情感與
公民政治
第十一章意義的政治
第十二章政治的過去，政治的現在：關於運用
人類學研究新興國家的札記
第五編
第十三章智慧的野蠻人：評克勞德·萊維—斯
特勞斯的著作
第十四章巴厘的人、時間和行為
第十五章深層遊戲：關於巴厘島鬥雞的記述
索引
序言
當一位人類學家在殷切的出版商的催促下，著手收集他的某些論文，以便對他自離開研究生院後十五年中的工作作一個回顧性的展示時，面臨著兩個困難的抉擇：收集哪些論文以及如何以誠實的態度來對待收集進來的論文。我們所有這些為社會科學雜誌寫文章的人都有一本自己想像中的非書之書(nonbook)，而越來越多的人也正在把它們出版出來。我們所有的人都構想過去自己寫的東西現在會寫得更好，而且準備好了要自己修改而決不讓編輯改動。想要從自己的行文中發現精巧的構思可能會同想在自己的生活中有所發現一樣讓人失望；事後(post facto)編一個進去——“這就是我過去想要說的意思”——是一種強烈的誘惑。
面對第一個抉擇，我決定只收入那些與文化概念有直接而明顯關係的論文。事實上，這些論文的大多數不是理論探求而是經驗研究，因為當我離社會生活的直接體驗太遠時，我就會感到不舒服。但是所有的論文基本上都是通過一個又一個的實例，來提出一個獨特的——別人也許會認為是奇怪的觀點來闡明什麼是文化，它在社會生活中扮演了什麼角色，以及應該如何恰當地研究它。雖然重新定義文化是我作為人類學家最持久的興趣，但是我也在經濟發展、社會組織、比較史學和文化生態學領域裡做了一些拓展——為了避免離題太遠，本書就沒有反映這些關注。因而，我希望，這一組論文看起來就像是一篇通過一系列具體分析而得來的論文，不要僅僅是一種“爾後我寫道……”這樣的對有些漂泊的職業生涯的回顧。這本書要進行論證。
第二個抉擇不大容易處理。一般來說，我對發表過的文章採取一種stare decisis(維持原樣)的態度，即使僅僅是因為如果這些論文需要很大的修改，那就完全不應該重印它們，而應代之以能糾正錯誤的全新論文，也應這么做。況且，把改變了的觀點寫進早先的著作中來糾正自己的錯誤判斷，在我看來不太光明磊落。這樣做會模糊了選編自己的論文時首先想揭示的思想發展進程。
viii不過，即便如此，雖然爭論的實質不受嚴重影響，但要是對原文一字不改，傳達的就是過時的信息或因與現在已淡化的一系列事件聯繫過於緊密而削弱了現在還有效的討論，在這種情況下，似乎還是有正當理由，回過頭去做一些校訂。
前言在後面選收的論文中，有兩處與我上面的考慮有關，因而我就對原來寫的東西做了些修改。第一處是第二編中的兩篇關於文化與生物進化的論文，原文給出的化石年代已被確切地替代了。這些年代，一般說是向前推了，這一變化基本上未觸動我的核心論證，我認為引入比較新的測算沒有壞處。在考古學已經發現四百萬或五百萬年前的化石後，再說南方古猿可以追溯至一百萬年前就沒有多少意思了。第二處與第四編第十章《整合式革命》有關，自這篇論文在本世紀六十年代寫作以來，新國家歷史的潮流——如果它應該這么稱呼的話——已使其中的一些內容讀起來很古怪。既然納賽爾已經去世，巴基斯坦已經分裂，奈及利亞已經非封建化，共產黨已從印度尼西亞的政治舞台上消失，如果寫得仿佛這些事件沒有發生過似的，會給討論帶來不真實的感覺，而且即使現在不是尼赫魯而是尼赫魯的女兒在領導印度，馬來亞共和國已經擴大為馬來西亞聯邦，這個討論我認為還有意義的。因此我在這篇論文中做了兩類修改。第一，我變換了時態，引入了從句，添加了一兩處腳註等等，從而在使論文的正文讀起來不太像過去的十年沒有出現過一樣。但是我沒有為了增強論證而改變任何實質性的東西。第二，我給每一個歷史實例都增加了一段內容，概括自這篇論文寫作以來與之有關的發展——而且清楚地與實例正文分開，以此來明確指出，假如有任何事件發生，它的發展顯示出在這篇論文中以早先的事件為根據的討論仍然與剔除過時事件的影響有關。除了一些印刷和語法上的小更正（以及為索引風格一致所做的修改），本書的其他內容基本上沒變。
不過，我增加了新的一章，即第一章，儘可能概括地表明我現在採取的立場。因為各章討論的觀點跨越十五個年頭，在引論性的第一章中討論某些事情的方式的確與出現在重印的某些其他章中的方式有些不同。我早先的一些關注——比如功能主義——現在在我的思想里已不太突出；而一些後來的關注——比如符號學——現在更突出了。但在我看來，這些論文中的思想走向是相對連貫的——它們的排列是按邏輯順序而非年月順序，而第一章代表的是一種努力，要更清楚、更系統地說明這一思想走向是什麼：總之，努力說出我一直在說的東西。
我刪掉了論文中原有的所有致謝，那些幫助過我的人知道他們幫助過我，並且也知道給我的幫助有多么大。我只能希望他們至今還知道我也知道這些幫助。而我不再忙亂地提及他們，代之以對三個出色的學術機構的真誠的感謝：哈佛大學社會關係系，我在那裡受過訓練；芝加哥大學人類學系，我在那裡教了十年書；普林斯頓高等學術研究所，我現在在那裡工作。在美國大學系統被抨擊為不合潮流或日益惡化的時刻，我只能說，它一直是一份拯救我的禮物。
克利福德·格爾茨一九七三年於普林斯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