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介紹
1969
五號屠場畢利出生於一理髮師之家。中學畢業後就上了一所驗光專科學校,不久應徵入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服役。
還沒來得及參加一場真正的衝殺就為德軍所俘,被運往德國德勒斯登城的一個名叫“五號屠場”的集中營。
畢利在途中歷盡千辛萬苦,目睹德國法西斯的暴行。
1945年2月,畢利目擊了“歐洲有史以來最大的屠殺”。具有千年歷史文化的古城德勒斯登遭盟軍轟炸,全城頓時化為灰燼,死傷無數,畢利死裡逃生。
戰後畢利通過俘虜交換被運回美國,重新進入驗光學校。
畢業後以配鏡為業,逐漸發跡,生活美滿。
後來在一次空難中畢利雖又一次倖免於死,卻因此得了精神分裂症。1967年,畢利自稱被來自541大眾星的飛碟綁架。回來後變得更加精神恍惚,神經錯亂,常常在報紙,電台等場合發表奇談怪論,大談他在大眾星上的生活經歷和感受。
作品通過對畢利在二次大戰前後慘痛經歷的描寫,反映了戰爭給人類造成的創傷和人們強烈的反戰情緒。主人公畢利是個荒唐可笑而又玩世不恭的人物。戰前是個不諳世事的毛孩子,被比喻為中世紀“兒童十字軍”的一員;戰後卻成了精神分裂症患者——生活在現實和夢幻之中,賓士於過去、現在和將來之間。
劇情介紹
美國當代小說家庫爾特·馮內古特（1922—）的小說《五號屠場》 的歷史敘事，是一個任意、循環的話語結構，既有歷史的事實又有虛構的故事，用語言構築了歷史的現實動機，真實地揭露了歷史的本來面目。《五號屠場》寫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野蠻大屠殺——德勒斯登轟炸，這是一個十分棘手的歷史題材。馮內古特親身經歷的德勒斯登毀滅，那場難以想像的“歐洲歷史上最大的屠殺”，是一個難以形容的，但作為一個曾在現場的有良心的作家“必須說點什麼”(P230) 的重大事件。對一個美國人來說，德勒斯登故事之所以難講，一個簡單的原因就是：因為是同盟國策劃要儘可能多地炸死德國平民，而且這次空襲令人驚愕地成功實現了那一目標。“對德勒斯登勝利的程度在戰後保密多年，這是對美國人保密。當然不是對德國人保密”。這使馮內古特花了很多年才弄清楚了1945年2月13日夜晚德勒斯登生命毀滅的真正規模：根據最保守的估計，十三萬五千人死於那次空襲——死亡人數遠遠超過美國同年晚些時候在日本廣島和長崎投下核子彈所造成的死亡人數。馮內古特在一次接受採訪中說：“當初我們參加這場戰爭時，本以為我們的政府是尊重生命的，注意不去傷害平民和類似事物。德勒斯登沒有戰略價值；它是個平民城市。然而，同盟國轟炸了它，直到它被燒盡，化為廢墟。然後他們又撒謊掩蓋事實。所有這一切都令我們十分吃驚。”(P95)
馮內古特的德勒斯登經歷對他的一生和小說寫作生涯來說都是非常殘酷的，但在小說創作中，馮內古特並沒有將這一經歷過分戲劇化。他寫這部小說的任務似乎是要在“20世紀對生命的恐怖和我們的理解恐怖現實的想像力之間日益加大的鴻溝上架設一道橋樑(P69)。的確，對於當代到目前為止人類冷酷地、科學地、有方法地、以令人難以置信的數量屠殺自己同類的瘋狂，人們能說些什麼呢？馮內古特不得不找到一個新的方法去表現恐怖，用一種新的形式去反思一種新的意識。誠然，他運用了反諷，但他走得更遠，改變了敘述本身的基本過程。《五號屠場》不是一部傳統的戰爭回憶錄，而是一個描寫新的概念模式的嘗試，這一新的概念模式徹底改變了關於時間和道德的傳統觀念。
像馮內古特的其他作品一樣，《五號屠場》是事實與虛構的混合體。它由兩個世界構成：一個是虛構或幻想的世界（541號大眾星），另一個是殘酷的事實世界（德勒斯登）。馮內古特的小說強調人們在面對歷史上臭名昭著的大屠殺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勒斯登轟炸時想像的重要作用。為了與表現再生的主題一致，小說的形式迴避了典型的線性敘述的高潮和結局，作者首先在第一章的網狀提綱中做出了摒棄線性敘述的計畫。如果按照傳統的敘述，在小說末尾埃德加·德比因為在德勒斯登毀滅後從廢墟中拿了一把茶壺而被以搶劫罪名義處死一事應是全書的高潮。小說避開了這一高潮，以形式的創新表現了人類再生這一主題。小說《五號屠場》中的主人公——作者的另一個我——畢利·皮爾格里姆在不受時間的羈絆時學會了一種看待人生的新觀點：不去理會糟糕透頂的日子，專注於美好的時光。對他來說，鏡片的矯正既是隱喻的又是真實的。讀者在小說開頭了解畢利時就得知“鏡架能賺錢”的道理，這句帶有隱喻意義的論斷也幫助解釋了為什麼馮內古特為自己的小說選擇了非線性結構的原因。
在《五號屠場》的創作中，馮內古特打破傳統的處理歷史事件的結構，將他的具有歷史意義的德勒斯登經歷置入一個非常複雜的循環結構中。這種循環結構與小說的時間、死亡和再生的較大主題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具有自傳性質的第一章為讀者就小說自身這些較大主題的充分探討作了準備。
時間使他煩擾。奧斯特洛夫斯基小姐使我想起“按分期付款的辦法購買死亡”中的奇異情景，賽林納想要止住街上人群的喧鬧，他在街上大聲疾呼：讓他們停下來……不要讓他們再動一動了……喂，讓他們站住不動……永遠地！……這樣他們就再也不會消失了！
在這一段里，馮內古特提到賽林納想要提供一種固定之物來阻止歷史消逝，這種東西會防止時間流逝和死亡的不斷侵犯。當然，這是一個令人痛苦的悖論：這種固定之物也與死亡有關。阻止時間流逝既是解決問題的辦法而同時又不是。
馮內古特花了二十多年時間探索如何阻止時間消逝、死亡侵犯和德勒斯登毀滅的辦法，然後從《五號屠場》的第一頁就開始暗示541 號大眾星人對這一問題的回答。他在與德國計程車司機格哈特·繆勒爾（他的母親在德勒斯登大火中化為灰燼）談過話之後，就開始在全書中頻繁重複這個短語：“就這么回事。”但是讀者直到第三章才知道，原來這是541號大眾星人（生活在畢利·皮爾格里姆想像中的一個遙遠行星上的神秘的生物）對死亡的說法。根據畢利的解釋，541號大眾星人關於時間和死亡的哲學是對線性敘述的逃避。他們通過不把死亡當作最後結局的辦法來避免去跳“與死亡的盡職舞蹈”。在全書每當提到任何一種死亡（不論那死亡有多么微不足道）時，作者就說一句541號大眾星人的小小慣用語“就這么回事”。從人類的角度看，這是極端宿命論的觀點。但是短語“就這么回事”的最重要功能是它使小說在形式和內容上具有了一種循環的特點。這一短語自相矛盾地充當了再生的源泉，這是馮內古特小說的典型情景，因為儘管（甚至因為）死亡在激增，它卻能使小說繼續向前發展。我們又一次遇上一個悖論：死亡使生命運動，它甚至是小說的生命，但是在馮內古特的寂靜的世界裡，這種運動是獨立進行的。在一個生命必須任意地實現自我再生的世界裡，精神構成物變得極為重要。短語“就這么回事”標誌著人類希望生存下去的意願，它作為繼續前進的動力，在整部小說中重複出現。
馮內古特在《五號屠場》中藉助於541 號大眾星人的時間觀念建立了這樣一個循環結構：“過去，現在，將來——所有的時間——一直存在，而且永遠存在。”這意味著一種循環的“輪迴”，畢利·皮爾格里姆的時間旅行體現了這種輪迴。在小說中，畢利從生到死、從死到生，然後再回到出生前的時刻，基本上經歷了幾個循環的過程。畢利憑著對未來的記憶，一邊宣講他的541號大眾星人的信條，一邊談論他自己的死亡：“‘如果你們抗議，如果你們認為死亡是可怕的，那么你們對我的話一句也沒聽懂。’他最後說（每次演講結束時都這樣）：‘再見啦，諸位，再見啦，諸位。’”這樣，畢利就肯定了這種循環。他的這一小小儀式表明，通過想像實現再生的可能性是永遠存在的。541號大眾星人的時間觀念和畢利的時間旅行用無時間性和想像體現了循環輪迴。
小說的循環結構是“任意的”，其任意性表現在它的自我再生基本上未受到任何一般的外部形式的幫助。《五號屠場》中，人的想像使自我再生成為可能。作為一個實幹家，畢利對現實無可奈何——所以，他驅車徑直穿過一片燒毀的少數民族集中居住區。儘管他對生存缺乏熱情，但他通過他的541號大眾星的虛構的幫助，繼續活下去。雖然他和馮內古特都不能改變德勒斯登轟炸這一事實，但是他們都能運用想像生存下去。
小說的任意循環最終通過再次循環到德勒斯登的經歷這一歷史事實，作了恰當的“結尾”，從而克服了德勒斯登死亡的固定性。小說描寫了畢利（更準確地說，馮內古特）如何被從德軍手中解放出來。馮內古特的著名的關於德勒斯登轟炸一書以再生的象徵結束。在小說結尾處，那輛綠色的棺材形狀的運貨車是對自然循環的微弱的回應。通過這一意象，讀者會意識到循環本身反映出人自身的本質：他在精神上經歷了不朽的再生。小說所揭示的再生思想將主題與形式、歷史與虛構結合起來。馮內古特的小說創作表明，歷史敘事不僅是過去事件和程式的模式，而且是與故事、語言結構或象徵物的複雜性相似的隱喻性陳述，作者用這些隱喻性陳述來說明我們生活中的文化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