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海[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樂團音樂總監]

于海[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樂團音樂總監]

于海,全國政協委員, 全國文聯委員,中國音協管樂學會主席,中國音樂家協會理事,國家一級指揮。 出生於山東日照,1970年考入解放軍軍樂團,1978年初隨著名指揮家、教育家黃飛立教授學習指揮,後考入中央音樂學院指揮系,師從李華德教授。1990年至2011年7月曆任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樂團演奏員、指揮、樂隊隊長、副團長、團長。現任解放軍軍樂團音樂總監。

個人簡介

全國政協委員, 全國文聯委員,中國音協管樂學會主席,中國音樂家協會理事,國家一級指揮。

出生於山東日照,1970年考入解放軍軍樂團,1978年初隨著名指揮家、教育家黃飛立教授學習指揮,後考入中央音樂學院指揮系,師從李華德教授。1990年至2011年7月曆任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樂團演奏員、指揮、樂隊隊長、副團長、團長。現任解放軍軍樂團音樂總監。指揮解放軍軍樂團及中國交響樂團、中央樂團交響樂隊、中央廣播交響樂團、中央歌劇院交響樂團、中央民族樂團、山東省交響樂團、湖南省交響樂團、浙江省交響樂團、澳大利亞國家軍樂團、美國陸軍軍樂團等著名樂團舉辦音樂會千餘場。其指揮藝術深受觀眾喜愛,也得到了媒體的廣泛讚譽。媒體評價他的指揮“樸實大方,適度嚴謹,剛柔相濟,他的指揮棒運行的點和線之間閃爍著生命的活力與光彩”。

于海的藝術生涯常與國家重大慶典活動連在一起,多次受到黨和國家領導人及外國元首的接見和讚揚。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和全國人大、政協開閉幕式及各種國家慶典活動中經常有他指揮解放軍軍樂團的身影。1999年擔任國慶50周年慶祝活動千人聯合軍樂團的總指揮。2008年在北京第29屆奧運會開幕式上,指揮解放軍軍樂團圓滿完成禮儀音樂的演奏任務。2009年在天安門廣場上舉行的建國60周年的盛大慶祝活動中擔任1500人聯合軍樂團團長,並擔任由聯合軍樂團、聯合合唱團及民族打擊樂團組成的4000多人演出團隊的總指揮和藝術總監。被《音樂周報》評選為2009中國音樂年度人物。2011年被解放軍總政治部授予“德藝雙馨的名師名家”。

2004年作為主要發起人,組織成立了中國音協管樂學會並被推選為首任主席。多年來,一直擔任解放軍藝術系列(音樂專業)資格評審執委、副主任,擔任許多全國性音樂比賽的評審,多次赴國外擔任國際管樂大賽評審,2010年被教育部聘為全國藝術教育委員會常委。還應聘為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中央音樂學院等十餘所大學的兼職教授。發起並成功策劃了南昌國際軍樂節、上海管樂節、中國青島青少年管樂夏令營等大型活動並擔任藝術總監,他還經常帶隊在全國各地的部隊、學校、機關、廠礦演出,舉辦音樂普及講座,受到熱烈歡迎。

于海曾出訪許多國家進行文化交流和演出活動。多次與國內外著名音樂家合作演出。指揮錄製了數十種不同題材、不同形式的音樂專輯。是唯一指揮國家級交響樂團、國家級民樂團和國家級軍樂團錄製出版了唱片的音樂家。

于海 于海

現任職務/職稱: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樂團音樂總監(副軍職)、國家一級指揮、中國文聯委員、中國音樂家協會理事、中國指揮家協會理事、全國政協委員,中國音協管樂學會會長。在2013年2月1日全國政協第十一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次會議上通過為第十二屆全國委員會委員。

獲得的主要榮譽: 1999年 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 、1997年 當選第四屆北京十大傑出青年

記憶最深刻的一件事:文革中的1967年,父親工資凍結,母親在家庭生活十分拮据的情況下,用當時足以讓全家生活十多天的兩元錢為我買了一支“高檔”竹笛。那一天我記憶猶新!沒有那一天,恐怕也沒有我的音樂人生。

于海概況

2002年7月20日晚,能夠容納一萬八千名觀眾的首都體育館座無虛席,這座記錄了體壇無數傳奇的現代化體育館,這一夜又見證了中國軍樂史上輝煌的一幕——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樂團慶祝建團50周年大型音樂晚會《我為祖國奏凱歌》在這裡隆重上演。由解放軍軍樂團200多名演奏家組成的龐大的樂隊陣容,在駐京八支軍樂團隊、北京戰友歌舞團、北京愛華合唱團等1000多名演員的協助下,上演了50年來由軍樂團創作、演出的《風暴》、《萬歲!偉大祖國》、《北京喜訊到邊寨》等膾炙人口的名曲佳作,《運動員進行曲》、《歡迎進行曲》等家喻戶曉的禮賓用曲,《牧場上的家》、《水燈喃旺》等記錄了一段段外交傳奇的國宴音樂,充滿陽剛之氣的佇列行進吹奏表演以及與陸海空三軍儀仗隊合作演出的《請祖國人民檢閱》----國賓歡迎儀式情景再現等節目,把現場氣氛和觀眾的情緒一步步推向高潮。在歡樂的掌聲、歡呼聲中,作為這台晚會的主要策劃人、總導演、樂隊指揮之一的于海終於鬆了一口氣。在過去近一年的時間裡,為籌備這場晚會,他得了嚴重的胃潰瘍,體重驟減了近10公斤……

經過30多年的不懈努力,于海完成了人生旅程中三次重要的角色轉換,從一名普通的樂隊隊員成長為著名指揮家,進而成為中國軍樂界的領軍人物。

1955年3月,于海出生在山東日照,一座瀕臨大海的小城。于海從小喜歡文藝,國小三、四年級時他參加了學校宣傳隊,整天擺弄竹笛、口琴、二胡等民族樂器。1970年,解放軍軍樂團到山東招生,不滿15歲的于海幸運地考入了這支國字號的“紅色”樂團。剛進軍樂團時,組織上分配他學習單簧管,由於之前從未接觸過西洋樂器,因此學起來非常吃力。當時正趕上突出政治的年代,每天只有不到一個小時的專業學習時間。于海年齡小,有時也貪玩,但他對練習業務從不馬虎,他常常利用別人休息的時間偷偷練習。憑著他的勤奮和悟性,他很快就進入了狀態。軍樂為他打開了一個色彩斑斕的音樂世界,他幾乎把全部的時間和精力都給了單簧管。時光飛逝,8年過去了,他從一個國小員成長為一名出色的樂隊隊員。這期間,他參加了200多次重大慶典、重要集會、迎送外賓等活動,還經常參加多種形式的音樂會演出。

1978年春,改革的春風沐浴著整箇中國大地,此時機遇再次垂青風華正茂的于海,經專家、前輩層層選拔推薦,團領導決定讓于海改學樂隊指揮,這可是他夢寐以求、心馳神往的專業呀,一連數日他一直處於亢奮狀態,他也深感自己肩上的擔子更重了。在之後的幾年裡,他一邊工作一邊師從著名指揮家呂蜀中和黃飛立教授學習。1985年,于海考入中央音樂學院指揮系,隨李華德教授進一步系統學習。經過三年的刻苦學習,1988年他以優異成績畢業,並在北京音樂廳成功舉辦了《于海指揮專場音樂會》。至此,于海完成了作為一名指揮家應具備的各種素質的積累與儲備,他的脈搏已經和音樂緊緊地連在了一起,軍樂已經成為他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那幾年,于海總感覺全身有使不完的勁,他那瀟灑的身影頻繁地出現在各種演出舞台上---時而他手持指揮旗精神抖擻地出現在國賓歡迎儀式上,時而他又輕捻指揮棒,在舞台上指揮各種形式的音樂會,在軍營、在廠礦、在學校、在國際音樂交流活動中,他不知疲倦地工作,一步步走向成熟,在文藝界和音樂愛好者中的知名度也迅速提高。 1984年,于海擔任國慶35周年聯合軍樂團分指揮。 1989年,他擔任國慶40周年大型樂團指揮。在天安門廣場指揮20萬人高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

1990年,他擔任第11屆北京亞運會開幕式大型軍樂表演指揮。1994年,他擔任國慶45周年大型焰火晚會聯合軍樂團總指揮。

1995年11月20日,《解放軍報》以《軍中第一青年指揮》為題,稱讚他的“指揮動作樸實大方,適度嚴謹,柔中有剛,剛中有柔,他的指揮棒運行的點和線之間閃爍著生命的活力與光彩”。文章稱,“站在指揮台上的于海象一名氣宇軒昂,成竹在胸的將軍,指揮著千軍萬馬氣勢磅礴地向著音樂的聖地開進,那短短的指揮棒仿佛閃爍著情感的火焰,引領著樂手和聽眾在龐大的生命之舟上跌盪起伏。他指揮解放軍軍樂團演奏的充滿豪氣的音樂,凝聚著全國人民的心聲,映襯著共和國前進的腳步,浸透著全軍將士一往無前的氣概”。

1995年9月18日晚,在歡迎奧地利總統托馬斯·克萊斯蒂爾的宴會上,江主席對於海說:“你們今天的曲目安排的非常好,我已經把你們的節目單保存起來了。” 為國家和軍隊外事司禮活動服務是軍樂團第一位的工作,在完成任務過程中,于海以精湛的指揮技藝和良好的藝術修養贏得了黨和國家領導人及外賓的高度讚譽。1983年12月15日晚,國家主席李先念在人民大會堂舉行宴會歡迎西哈努克親王。當于海指揮樂隊演奏親王作詞譜曲的《懷念中國》後,精通音律的親王激動地向于海敬酒,連續稱讚:“演奏得太出色了!”李主席見狀指示于海把這首樂曲再演奏一遍。當《懷念中國》旋律再次響起時,賓主雙方的情緒達到了高潮。從此以後,于海每次為來訪的親王指揮演奏,親王都要熱情地與他擁抱,向他敬酒。有時親王在京過生日,也要邀請于海帶小樂隊到寓所助興。在演奏中,親王每每激情難抑而慨然高歌。

1995年9月18日晚,人民大會堂宴會廳內正在舉行歡迎奧地利總統托馬斯·克萊斯蒂爾的宴會。席間,于海指揮軍樂團演奏了《輕騎兵序曲》、《埃及進行曲》、《拔根蘆柴花》等中外名曲。樂隊每演奏一首樂曲,賓主雙方都報以熱烈的掌聲。來自音樂王國的托馬斯·克萊斯蒂爾總統聽了軍樂團演奏的《藍色多瑙河圓舞曲》後,激動地對江主席說:“太好了,太好了,比我國的樂隊演奏得還要出色”。江主席聽了也很高興,特意請樂隊再演奏一遍這首樂曲。總統興奮地站了起來指揮大家隨著音樂的節拍擊掌。江主席則帶頭離席邁出了舞步,總統也隨之起舞。兩位國家元首翩翩的舞步使宴會的友好氣氛達到了使人亢奮的狀態。舞畢,在樂隊的伴奏下,江主席和中方的隨同人員一起高唱《可愛的一朵玫瑰花》。富有東方色彩的旋律由領袖親自演唱,充分表達了中國人民對來賓的友好情誼,奧地利客人望著眼前這令人難忘的一幕,激動不已。那天分別時,江主席對於海說:“你們今天的曲目安排的非常好,我已經把你們的節目單保存起來了。”說著江主席還拍了拍上衣口袋,那裡面裝的是當天的節目單。

1993年12月2日下午,江澤民主席在人民大會堂東大廳舉行儀式,歡迎來訪的烏拉圭總統。儀式開始後,于海手中的指揮旗一揮,清亮帥氣的烏拉圭國歌立刻在大廳內迴蕩,當國歌演奏完後,猛的從烏拉圭來賓隊伍中爆發出熱烈的掌聲和歡呼聲。這突如其來的違反常規外交禮儀的舉動,使于海一驚,連忙示意隊員暫緩演奏,待烏拉圭客人掌聲歡呼停止,中國國歌隨即從容響起……。在當晚的歡迎宴會上,烏拉圭客人告訴于海,烏拉圭國歌是世界上最長的國歌之一,在外交場合,很多國家,有時包括本國的樂隊常常只演奏其中的一部分。今天,中國軍樂團完整、準確地演奏了全曲,這使代表團的高級官員們激動不已,他們認為這是中國人民對烏拉圭人民最大的尊重與理解…… 這些經歷使于海深切感到,自己擔負的工作任務不僅能展示中國人民的熱情好客和文化修養,同時音樂已經成為國家外交活動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作為一名軍旅音樂家,于海每年都要到邊防哨卡為戍邊的戰士演出。有一年秋天,軍樂團演出分隊赴新疆軍區慰問,他們先後去了喀什、伊犁、阿拉山口、博爾塔拉等邊防哨所,高原充足的紫外線幾乎在一天之間就曬黑了于海白皙的臉龐。站在邊界線上,他聽官兵們講述部隊戰士戍邊的故事。和戰士們在一起,他感到自己的靈魂得到了淨化與升華。在海拔2000多米的兵站,他參加了部隊的升旗儀式,在指揮近千名官兵高唱國歌時,他的一招一式之中不自覺地溶入了軍人所特有的神聖與崇高。 至今,于海還經常與遠在祖國邊陲的官兵們保持著聯繫,為戰士釋疑解惑,為戰士樂隊提供輔導資料…… 于海認為,“嚴肅音樂能夠代表一個國家的文化修養和文明程度,一個有良知的音樂家不能因其艱難而放棄或逃避自己應盡的責任和義務”。為實現自己的承諾,他不懈地努力著……

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嚴肅音樂”、“高雅音樂”受到各種流行音樂的強烈衝擊,進音樂廳的人越來越少,高雅藝術的命運令人擔憂。然而就在這一時期,于海卻以極大的勇氣和魄力,先後與當時的中央樂團交響樂隊、中央廣播交響樂團、中央民族樂團、山東省交響樂團、湖南省交響樂團和解放軍軍樂團等團體合作,多次在京內外各大音樂廳舉辦個人專場音樂會,上演了貝多芬、舒伯特、勃拉姆斯、柴可夫斯基、李斯特等大師的經典作品,推出了斯特拉文斯基《管樂八重奏》、威爾第的歌劇《命運之力序曲》、格什文《藍色狂想曲》等作品,演出獲得了極大的成功。有媒體認為,在嚴肅音樂不景氣的情況下,于海以自己的勤奮和執著為高雅藝術注入了一股清新劑,因而受到觀眾、專家和同行的高度讚譽。 但有人不理解,甚至有些好朋友也說,現在大家都在忙於“鑽棚”、“走穴”,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名氣拉關係掙錢,你于海已經是國家一級指揮了,要地位有地位、要名聲有名聲,何必還要自己掏腰包開音樂會呢?面對這些議論,于海始終堅持自己的信條,他認為,嚴肅音樂能夠代表一個國家的文化修養和文明程度,一個有良知的音樂家不能因其艱難而放棄或逃避自己應盡的責任和義務。為了實現自己的承諾,他不懈地努力著,為此他付出了很多。

1996年7月10日,軍樂團在北京音樂廳演出,上午彩排時,大家注意到他的左臂上帶了一塊黑紗----他的母親兩天前在山東老家過世了。于海的臉色很難看,滿身疲憊,但在排練時,他依然像往常一樣,有條不紊,一絲不苟。 當天的音樂會是為剛參加完高考的學生們舉辦的,是進行曲和舞曲專場,演出現場的氣氛十分輕鬆活躍,威風堂堂的進行曲,輕盈歡快的圓舞曲,一首接一首,觀眾與樂隊的情感不斷地拉近,每奏完一首樂曲,觀眾都報以熱烈的掌聲,每當一曲終了,于海總是在觀眾熱烈的掌聲中微笑謝幕,但他內心的悲楚卻是觀眾察覺不到的。

演出結束時,幾十名手持鮮花的觀眾一下子擁到台上,他們都是于海的親朋好友,此情此景,不禁令于海哽咽無語,他深知這是朋友們在幫他分擔內心的悲痛。他想起了摯愛的媽媽,想到在那么艱苦的情況下是媽媽支持自己走上音樂之路。多年來,每當工作、事業上遇到困難的時候,母親親切的叮嚀,溫馨的眼神,一直在激勵著自己。遺憾的是這些年自己因工作繁忙,很少有機會在母親身邊盡孝道,她老人家最終也沒有機會到現場看兒子的音樂會,想到這兒,他禁不住淚流滿面…… 離開北京音樂廳,于海直奔火車站----他要連夜趕回山東為母親奔喪。樂團的領導、同事以及知情的音樂廳的工作人員深深地被他的敬業精神所感動。一位中央電視台的記者趕上了這精彩的一幕,他用手中的攝像機完整的記錄了全過程。 至今在於海家中的書櫃裡,還擺放著一個淡青色的鴨蛋。于海說,這是母親活著的時候給他帶來的鹹鴨蛋,母親去世後,他把這隻蛋風乾後,專門做了一個小玻璃罩子,放在裡面,擺在書櫃裡最顯眼的位置,作為永遠的紀念。

進入八十年代中期以後,于海多次隨團赴亞洲和歐洲各國參加國際音樂交流訪問演出活動,他和他的同事們以精湛的技藝,為國家和軍隊贏得了榮譽。1994年6月,軍樂團參加了芬蘭哈米娜市舉行的國際軍樂節。儘管美國、俄羅斯等多個樂團都演奏了表現芬蘭人民為爭取獨立解放而鬥爭的音樂史詩《芬蘭頌》,但于海指揮中國軍樂團演奏的《芬蘭頌》,包含對芬蘭人民的理解與同情,精妙準確地表達了芬蘭人民渴望自由、讚美祖國壯美河山的真摯情感,深深地打動了芬蘭聽眾。一位耄耋老人含著眼淚對於海講,“作品演奏得非常精彩,中國人民是我們真摯的朋友”。哈米娜市議長激動地對於海說:“只有世界上最優秀的指揮,才能將《芬蘭頌》把握得這樣準確、深刻!”軍樂節閉幕時,組委會秘書長把會旗降下後親自送給團長呂蜀中和指揮于海的手中,並一再表示:“只有最好的樂團才能享有如此殊榮。”

2000年春節,于海帶隊赴德國參加不萊梅國際音樂節,有一次在法蘭克福演出中外名曲音樂會,中場休息時,有人告訴于海,觀眾中有一位老人曾在中國工作多年,今天正趕上老人75歲生日。細心的于海在下半場一開始,專門為這位老人演奏了一首中國樂曲《可愛的一朵玫瑰花》,以表達對老人的敬意與祝福。一曲終了,全場掌聲四起,老人家激動得老淚縱橫。音樂會結束後老人特地買了很多我軍樂團錄製的CD唱片,當場分發給自己的朋友。老人興奮地對於海說:“這是我一生中最難忘的生日禮物,我和我的全家人永遠都會記住這份來自中國的美好祝願!” “國家盛典上的軍樂演奏最重要的是尊嚴與豪情,軍樂隊員最需要的是自信與堅定,絲毫的猶豫、緊張就好比戰士在戰場上做了逃兵”。

1999年,對於海來說是個非同尋常的年份。 5月5日,總政治部主任於永波上將簽發命令,任命于海為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樂團副團長。 6月中旬,參加第七屆全軍文藝會演,由他擔綱指揮的解放軍軍樂團榮獲集體演奏一等獎。為表彰他多年來對軍隊文藝工作所做出的突出貢獻,總政治部為其頒發了第七屆全軍文藝會演指揮特別貢獻獎。 7月,于海受命擔任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50周年千人聯合軍樂團總指揮。 于海常說自己的軍樂生涯和天安門廣場,和國慶大典,和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檢閱緊密聯繫在一起。如果說出任副團長意味著責任重大,那么擔任千人軍樂團總指揮對他來講意味著事業上又一次大的跨越。

1970年,于海作為解放軍軍樂團最年輕的演奏員之一,在天安門廣場,接受了毛澤東等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檢閱。1984年,于海作為千人聯合軍樂團的分指揮,光榮地接受了鄧小平等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檢閱。

1999年,于海作為聯合軍樂團的總指揮,光榮地接受了江澤民等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檢閱。

難忘的1999年國慶大典,于海站在天安門廣場10萬學生和千人軍樂團的最中央、最前方,正對著天安門城樓。在登上火紅的總指揮台的一刻,他努力使自己保持鎮靜。上午10時,賈慶林宣布慶典開始。于海沉著果斷地下了指揮拍子,嘹亮的國歌引子隨即騰空而出,1200名軍樂隊員高奏《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在雄壯激昂的國歌聲中,五星紅旗冉冉升起。蔚為壯觀的閱兵場面在黃鐘大呂般的軍樂映襯下,猶如長江、黃河奔騰到海,一瀉千里,猶如日出東山,噴薄而出。這激動人心、攝人魂魄的場面,令全世界的炎黃子孫歡欣鼓舞。作為1200多人的聯合軍樂團總指揮,于海在近一年的籌備、集訓過程中,夜以繼日,不辭辛勞,付出了超人的勞動,經受了人生最嚴峻的考驗。

大典集訓中的一件事使于海難以忘懷。來自全軍的14個軍樂團隊在京郊某軍營集中後,各樂隊紛紛提出“樂隊決不拖全團的後腿,聲部決不拖樂隊的後腿,個人決不拖聲部的後腿”…… 集訓的第二天,聯合樂團組織聲部練習情況抽查,當抽查到某軍區軍樂隊圓號聲部時,或是因為樂譜背的不熟,或是因為眼前站著這么多大名鼎鼎的解放軍軍樂團的老師和專家,幾個年輕的演奏員不由的心裡緊張,腦子裡剎那間一片空白,結果演奏的很糟糕……。檢查結束後,總指揮于海當眾點名批評了這支樂隊的圓號聲部“演奏的很差”。此言一出,全場肅然,視榮譽為生命的軍人們的內心受到了極大的震動——畢竟這是聯合軍樂團成立以來,第一次受到如此的批評。當晚,于海獨自來到該樂隊駐地,當他進入樂隊會議室時,眼前的一幕使他驚訝——樂隊正在召開全隊會議,樂隊的指揮和四位圓號手非常內疚地表示今天的表現給聯合軍樂團丟了人,給所代表的軍區抹了黑,表示要發奮練習,儘快提高演奏技術。于海給予他們安慰、鼓勵的同時,告誡年輕的軍樂隊員們:“國家盛典上的軍樂演奏最重要的是尊嚴與豪情,軍樂隊員最需要的是自信與堅定,絲毫的猶豫、緊張就好比戰士在戰場上做了逃兵”。

“在我心中,國歌與國旗國徽一樣是一個主權國家的象徵”,“使用統一規範的國歌版本刻不容緩。” 解放軍軍樂團作為國家和軍隊的禮儀樂團,在其演奏過的幾千首樂曲中,演奏次數最多的無疑是國歌《義勇軍進行曲》。擔任專職指揮時,于海經常要在國賓歡迎儀式和各種重要集會及其他莊嚴隆重的場合指揮奏唱國歌。這些經歷使他對國歌產生了特殊的情感,他諳熟國歌歌詞中的每個字和樂曲總譜中的每個音符。面對國歌,一向主張以個性詮釋經典的于海卻提出,指揮演奏國歌時應排斥個性---對於這樣一支具有特殊意義的樂曲,準確和忠實才是最重要的。 有一次,于海看到一則報導,講一個400人的日本中學代表團訪華,在歡迎儀式奏唱兩國國歌時,400個日本孩子演唱的日本國歌,無論是音調和氣勢,完全蓋過了將近3000箇中國孩子演唱的中國國歌,我們的學生別說高聲唱歌了,整個國歌音樂的奏唱過程中,我們的孩子竟然連真正立正的都沒有幾個。聯想到日常生活中一些人對國歌缺乏起碼的尊重和愛護,有的人在奏國歌時心不在焉,東張西望,交頭接耳,更有甚者,把國歌作為一般喜慶、休閒樂曲播放等等。這些現象引起了于海深深的不安與思考。同時作為一名軍人藝術家,于海對如何正確使用國歌,發揮國歌在激發青年一代愛國主義情感,振奮民族精神等方面都有獨到見解和切身的感受。這些年他以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利用各種機會,通過各種渠道宣傳自己的主張。早在1996年他就針對國歌演奏、演唱版本不準確、不統一的狀況,在《人民音樂》等專業刊物和媒體上呼籲“使用正確的統一的國歌版本刻不容緩”,強調“國歌和國旗國徽一樣是一個主權國家的象徵。”他的這些觀點在社會上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2004年3月,在十屆人大第二次會議上,國歌入憲成為本次會議的新聞焦點之一。“兩會”召開前夕,于海頻繁在各種媒體發表自己的見解,廣泛地與全國各地的人大、政協委員接觸,表達自己的心聲。他說“國歌如能寫入國家的根本大法,必將推動國歌法等相關法律的出台,從而進一步規範國歌的奏唱、使用行為”,“法律的力量能更有力地捍衛國歌的尊嚴,也會促使人們更加珍視對於國歌的情感”。他的呼籲和見解,再次得到了“兩會”代表、委員尤其是文化藝術界代表的積極回響和高度重視。3月14日下午兩點,會議即將閉幕時,于海帶領軍樂團160名同事早早來到人民大會堂,準備執行大會的儀式演奏任務。軍樂隊員們小心翼翼地用柔布仔細擦拭自己的樂器,反覆校驗音準。《義勇軍進行曲》隊員們幾十年間演奏過不下萬次,但今天于海還是讓大家認真練習了好幾遍。對於海和他的同事們來說,今天的演奏有著不同尋常的含義:這將是《義勇軍進行曲》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寫入憲法之後的首次演奏。為了完成好這次演奏,于海多次召集樂隊指揮和有關人員開會,他從樂曲整體情緒的把握,演奏速度、音量甚至某一小節的強弱,結尾音的長短都提出了十分明確的規定,他要求全體演奏員全神貫注,向大會和全國人民奉獻一個最規範、最標準的國歌版本。下午16時54分,吳邦國委員長莊嚴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通過!如雷的掌聲又一次在人民大會堂響起。掌聲中,《義勇軍進行曲》這熟悉的旋律在人民大會堂奏響。伴隨這激越的樂曲,一種豪情在於海心中激盪,他盼望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法》早日出台。

近年來,中央電視台的《東方之子》、《旋轉舞台》等欄目都為于海做過多次專題節目。《人民日報》、《中國日報》、《解放軍報》、香港《大公報》、新加坡《聯合早報》等國內外百餘家報刊多次對其進行專題採訪、介紹。其名字作為辭條已收入《中國音樂家名錄》、《中國當代音樂界名人大辭典》、《中國當代藝術界名人錄》、《世界名人錄》等多部辭書。他還應聘於中國人民大學、國防科技大學、中南工業大學、北方交通大學、中國地質大學、首都師範大學任兼職教授,並在北京大學等多所學校任藝術指導。

2003年3月,中央軍委主席江澤民簽署命令,任命于海為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樂團團長。 如今的于海比以前更忙碌了,角色的轉變使他登場指揮演出的機會少了許多。作為一團之長,他要從更巨觀的視角審視、規劃軍樂團整體發展戰略,用更多的精力考慮如何適應國家禮賓改革的新要求,如何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軍樂藝術發展體系,如何引領中國軍樂走向世界,如何建立健全更高質量的作品創作和人才培養機制,還有如何進一步提高全團人員的生活待遇等等問題。 回首自己的軍樂人生,于海一再表示,要用自己畢生的精力,用自己的一技之長,回報黨和人民對自己的培養,回報部隊官兵和社會各界對自己的關愛。

2009年,于海再次擔任聯合軍樂團總指揮,並且兼任團長,參加國慶60周年的閱兵式演奏。他帶領著1300人的軍樂團、2500人的合唱團和200人的民族打擊樂隊,非常完美地完成了這次任務,受到了眾人的高度讚賞。並且成為了我國第一個擔任國慶閱兵聯合軍樂團總指揮的全國政協委員,也是繼1999年擔任國慶50周年大典聯合軍樂團總指揮之後,唯一兩次擔任國慶閱兵聯合軍樂團總指揮的人。

“我已經54歲了,下一個10年大閱兵,聯合軍樂團總指揮肯定不會選我了,這次就是我的一個句號,但是是圓滿的”,閱兵結束後,聯合軍樂團總指揮于海說。帶著傷感而又自豪的語調。閱兵當天下午撤回駐地路上,于海就接到很多簡訊、電話,軍委的領導給他發來簡訊表示祝賀。也有業內的朋友實在忍不住給他打電話,問他是不是“假奏”,實際放錄音。于海回答,“我們表現非常準確、完美,和放錄音效果一樣。但我們要求很嚴格,都是現場演奏的”。晚上慶功宴上,第一次喝酒不再限制,于海和大家一起乾杯,喝了很多酒。第二天上午,聯合軍樂團解散,于海把大家一個個送走,依依不捨。

于海 于海

于海說,他已參加指揮3次大閱兵,接受了4代領導人的檢閱,這次是最完美,最難忘的一次。談及下一個10年大閱兵,于海說,到時他已64歲了,“這次我站3個小時,下來體力就感覺受不了”,下一次他將不再是站在最耀眼位置的總指揮,但會繼續出謀劃策,貢獻智力,“幫助下一代總指揮超越我自己”。

于海帶給我們的不僅是震撼人心的音樂,更讓我們看到了他對祖國的無比熱愛和對人對事所體現出的高尚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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